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北京市9所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吴鲁平 简臻锐
吴鲁平,中央团校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青年学、青年价值观、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等;
简臻锐,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
深入了解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是精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前提,但目前还缺乏相关方面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本文依据2020年12月对北京市9所高校大学生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可分为基于对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效能、制度定位的优势和制度的情感归属而分别产生的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现实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处于较高水平状态,与2011年相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公平感和抗疫成功归因是正向预测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中介变量,同辈群体因素和制度比较优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显著,家庭教育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间接效应明显。汇聚多元主体增强制度认同合力、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促进制度认同转化、突出制度公平夯实制度认同之基,是精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路径。【关键词】
大学生 新型政党制度 认同
制度理念 制度结构
一个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的政治制度认同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命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其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2],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 往往从所针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3]。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摒弃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中的西方偏见,正确认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进而增强人们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对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政党制度”自提出以来,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整体上看,研究者们主要聚焦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文化基因与历史脉络、鲜明特质与独特优势、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发展路向与完善举措[4]。在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上,有学者提出了在利益代表上体现的“人民性”、在政党关系上体现的“合作性”和在决策功能上体现的“民主性”[5];有学者提到了其发挥共识政治、强调合作政治、体现人民政治的好处[6];也有学者从制度发展历程彰显的规律性、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性、运行的合理性和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阐明政党制度优势的来源[7]。这些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基本聚焦在政党制度本身的理论分析上,缺乏对政党制度认同的关注。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引导大众更深入了解政党制度的优势、意义和价值,把握大众的政党制度认同状况,是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题中之意。
在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理论研究上,已有研究成果或以政治认同的研究视域出现,或以政党认同的主题呈现,或见于制度认同的相关研究中,缺乏系统性。在实证研究方面,笔者2011年从情感归属和价值性评价两方面对北京市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对政党制度的情感归属又称情感性认同,包括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吸引性情感认同和批判性情感认同;对政党制度的价值性评价操作化为合理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8]。这一对政党制度认同的研究,实际上从“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对其进行价值性评价和从“认同”的逻辑探析对其产生的情感归属,既有一定的学理探究又有一定的现实观照,对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之后,政党制度认同要结合新时代对其优势的总结赋予新的内涵,在价值性评价方面着重阐释其所具有的制度理念优势、制度结构优势、制度效能优势和制度定位优势。
制度理念优势。制度理念反映了制度的内在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9]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理念,它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0]。这是新型政党制度所追求民主的真实性、具体性的表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属性,必然以民主为其所追求的制度理念,否则将失去其合法性基础。因此,基于民主这一制度理念优势的认同可称之为合法性认同。
制度结构优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11]。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托相应的制度与程序,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2]。制度性、程序化、规范化得益于新型政党制度在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结构设计的优势上。这一结构设计保证新型政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按照既定程序操作,凸显制度的规范性、合理性。基于制度结构优势的认同可以称之为合理性认同。
制度效能优势。制度效能即制度产生的实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护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13]。它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式“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14],进而将这些独特作用转化为治理效能,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实效。基于制度效能优势的认同可称之为实效性认同。
制度定位优势。制度定位即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凸显制度的“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5]。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要茁壮成长,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只有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有优势的制度。基于制度定位优势的认同可以称之为现实性认同。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7]。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状况关系着“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重要教育问题。笔者对政党制度认同的研究结果至今已近十年,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以来大学生对其认同状况如何?近十年来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何变动趋势?影响当前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因素有哪些?其作用机制如何?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想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本文数据源于2020年12月对北京市9所高校开展的问卷调查,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共发出调查问卷1068份,回收问卷971份,有效问卷968份。其中,男生占46.3%,女生占53.7%;共青团员占79.6%,党员占14.2%,普通群众占6.2%。本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比例分别为31.6%、23.3%、13.8%、7.1%,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为24.2%。
(一)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测量
本研究对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测量,主要参考笔者2011年设计出的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量表,同时结合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新时代内涵,将大学生对中国政党制度认同操作化为五个维度: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其中,情感性认同又操作化为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包括我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等3个指标),批判性情感认同(包括如果我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出于爱等3个指标)和吸引性情感认同(包括我国的政党制度让我感到愉快等3个指标),共9个指标。合法性认同,即基于制度理念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等3个指标。合理性认同,即基于制度结构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可以有效遏制腐败泛滥等2个指标。实效性认同,即基于制度效能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等3个指标。现实性认同,即基于制度定位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符合现在的中国国情等3个指标。
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用1-5分分别表示非常反对、有点反对、说不清、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根据大学生回答每个指标的状况计算得分。最终通过公式(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100将每个指标的得分从1-5分转化为0-100分的取值范围。比如大学生在其中一个指标选择“比较同意”记为4分,通过公式转化后的分数就是(4-1)/(5-1)×100=75分。
为验证指标设计的合理性与准确性,用SPSS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可知,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22、0.851、0.748、0.830和0.787,具有较高信度。利用AMOS软件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系数CMIN/DF=4.076,TLI=0.962,CFI=0.971,GFI=0.943,RMSEA=0.055,均处于合理的区间。数据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笔者2011年对政党制度认同的维度划分。
(二)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因素的测量
为进一步探析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性别、年级(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政治面貌(分为群众与党团员)等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女生=0,男生=1;本科生=0,研究生=1;群众=0,党团员=1)。同时,设计了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同辈群体因素、大众媒介因素、制度比较优势、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等作为自变量(包括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家庭教育因素。主要通过父母的政治态度测得,分别设计了两个指标:“父亲对政治的态度充满正能量,非常主流”和“母亲对政治的态度充满正能量,非常主流”。其中,回答“完全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将这两个指标相加后求平均数获得“家庭教育因素”。
同辈群体因素。主要通过身边同学和朋友的政治态度测得,分别设计了两个指标:“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充满正能量”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或朋友充满正能量”,具体记分方式与家庭教育因素相同。
学校教育因素。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上课态度测得,共设计四个指标:“我所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或政治课老师充满正能量”“我所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或政治课老师在讲课时充满感染力”“我所在学校的专业课老师充满正能量”“我所在学校的专业课老师在讲课时充满感染力”。其中,回答“完全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该因素得分由上述四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学校教育因子”获得,共解释75.369%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805。
大众媒介因素。主要通过大学生接触媒体状况测得,从大学生对国外媒体的接触情况进行指标设计,让大学生回答“我经常看国外英文网站的新闻信息”的基本情况,回答“完全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
制度比较优势。主要通过大学生对中外国家制度显著优势比较测得,共设计两个指标:“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美国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新加坡相比具有显著优势”,记分方式与家庭教育因素相同。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主要通过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认同测得,这十三个显著优势源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得出。本研究在指标设计上让大学生回答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发挥程度,回答“非常充分”记5分,“比较充分”记4分,“说不清”记3分,“不太充分”记2分,“很不充分”记1分。该项因素由上述十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因子,共解释60.147%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953。
公平感。主要通过大学生对当前社会不公平感测得。共设计七个指标,分别为因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贫富、家庭出身、户籍而造成的不公平,回答“非常不明显”记1分,“比较不明显”记2分,“说不清”记3分,“比较明显”记4分,“非常明显”记5分,通过反向计分测得大学生对每个指标的公平感。通过上述七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公平感”因子,共解释55.719%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846。
抗疫成功归因。主要通过大学生对抗疫成功的原因分析测得。围绕十个原因共设计十个指标,分别为: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举国同心、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崇德向善、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强,广大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挽救生命,青年一代勇于担当、积极奋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坚实国力、产业链完整、基建能力强、物资有保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有效利用了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等技术,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精神支撑。认可一个原因记为1分,不认可记为0分。该因素得分由十个指标的得分相加获得。
(一)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基本状况
整体上看,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总分为85.58分,处于高水平认同状态。其中,现实性认同最高,之后依次为合法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
现实性认同为89.39分,反映了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定位的优势有正确的认识,肯定了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重要性,认可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所具有的生命力。分别有93.5%、94.1%和93%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符合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该政党制度符合现在的中国国情”和“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相比,该制度更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合法性认同得分为88.62分,说明民主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理念的优势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分别有94%、90.6%和90.1%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相比,该制度更能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该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实效性认同得分为88.39分,体现了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所产生的制度效能及其优势给予积极评价。分别有94.1%、91.1%和89.6%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能让中国高效率应对挑战、机遇和突发事件”“该政党制度保证了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该政党制度使得中共成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
合理性认同得分为83.74分,说明大学生已能够较为深入地认可新型政党制度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结构设计的合理性,肯定其能够以公正、透明的程序来保证制度有效实施。分别有79.1%和89.2%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可以有效遏制腐败泛滥”和“该政党制度能够保证各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情感性认同得分为82.6分。其中,吸引性情感认同为86.74分, 分别有84.5%、93.7%和89.7%的大学生赞同“我国的政党制度让我感到愉快”“我认为自己是支持我国的政党制度的”和“我很高兴自己是支持中国的政党制度的”。批判性情感认同为82.37分, 79.7%的大学生赞同“如果我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出于爱”;81.7%的大学生认为“如果我反对我国政党制度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该制度能更加进步与完善”;86.1%的大学生认为人们应该支持我国的政党制度,即使该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去个性化情感认同为78.56分,75.5%的人认为“有人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时,我感到像在批评我一样”;68.9%的人提到“我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82.6%的人认为,“当我谈到我国的政党制度时,我会用‘我们的制度’”。
对比笔者2011年的研究结果发现[18],大学生对中国政党制度认同在近十年有了显著的提升,整体认同得分由原来的60.25分提升到85.58分,提高了25.33个百分点。合理性认同得分提升最快,由原来的55.61分增加到83.74分;其次为情感性认同,由原来54.61分增加到82.60分;紧接着为合法性认同,由原来的61.22分增加到88.62分;之后为实效性认同,由原来的62.30分增加到88.29分;最后为现实性认同,由原来的67.52分增加到89.39分。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十年来发挥的效用有目共睹,其在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效能和制度定位的优势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所理解、认识与认可,并逐渐内化为他们对制度的认同。
(二)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因素
为探析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影响作用,分别进行如表1中模型一、模型二与模型三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二与模型三的分析是为了重点探析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在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中的作用。由表1所呈现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模型一中,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在性别、年级和政治面貌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86.37分)的政党制度认同要高于女生(84.91分);研究生(88.74分)的政党制度认同要高于本科生(84.59分);党员、团员的政党制度认同(85.99分)要高于群众(79.83分)。
模型二是在控制性别、年级和政治面貌后,尚未加入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家庭教育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5)、同辈群体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0)、学校教育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4)、制度比较优势(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08)、公平感(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7)和抗疫成功归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5)显著促进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尚未起到显著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中,父母政治态度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81.05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64分);同辈群体因素中,身边同学和朋友的政治态度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9.53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36分);在学校教育因素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充满正能量和感染力的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8.69分)要低于其他学生(88.92分);在制度比较优势中,认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美国、新加坡相比具有显著优势的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8.03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1.01分);在公平感中,那些公平感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82.34分)要低于其他学生(86.56分);在抗疫成功归因中,那些对抗疫成功归因的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80.50分)要低于其他学生(87.34分)。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作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同辈群体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2)、制度比较优势(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2)、公平感(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6)和制度显著优势认同(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89)均显著促进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和抗疫成功归因对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并没有呈现出直接的显著性影响。那些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1.98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08分)。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与作用机制,本研究将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和制度显著优势认同这三个具有更深层次性的社会心理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用AMOS统计软件做路径分析。在路径分析过程中,考虑到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与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之间、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与抗疫成功归因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故分别建构非递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与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非递归模型没有得到有效检验,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与抗疫成功归因之间的非递归模型也没有得到有效检验。最终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具体影响系数见图1和表2。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影响作用最大,是最为关键的中介变量。在众多自变量中,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综合影响系数最大,为0.519。这一结果反映了制度显著优势对制度认同具有基础性作用,也说明了制度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比较优势影响作用次之,综合系数为0.376;之后依次为同辈群体因素、公平感、学校教育因素、抗疫成功归因、家庭教育因素和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综合系数分别为0.148、0.129、0.104、0.071、0.059和-0.016。在三个中介变量中,公平感和抗疫成功归因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它们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强化也需要依赖于制度显著优势认同。
二是同辈群体因素和制度比较优势影响路径较为复杂。作为外生变量,同辈群体因素和制度比较优势既直接(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和0.210)又间接(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015和0.167)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同辈群体因素对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路径依赖,需建立在公平感基础之上。制度比较优势以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和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为中介,进一步增强了新型政党制度认同。
本研究依据对北京市9所高校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结果,重点回答了新时代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一方面包括由情感归属产生的情感性认同,另一方面包括对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效能和制度定位四方面优势的价值性评价分别产生的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处于较高水平,他们认可民主作为制度理念的真实性,充分肯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制度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积极评价制度所带来的治理效能,正确认识制度植根于中国本土的重要性。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情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们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爱”既表现为较为感性的吸引性、去个性化情感,又表现为高度理性的批判性情感。在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各种因素中,制度显著优势认同是作用最大的中介变量,公平感和抗疫成功归因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制度比较优势和同辈群体因素是影响力较大的两个外生变量,家庭教育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间接影响显著。接触国外英文网站会消解抗疫成功的正确归因,进而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上述研究发现和结论,笔者认为,精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坚定制度自信,具有以下三条路径:
一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增强制度认同合力。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基于人们对其优势的深入理解,这需要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家庭、学校、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理应是增强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主体,但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四者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对此,需要进一步协同家庭、学校、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等多元主体对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合力作用。其一,倡导家庭在家风构建中关注政治、关心政治,推动家庭政治参与生活化,激活家庭教育因素的代际传递作用。其二,重视政治教育、制度教育在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培训中的分量,提升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同时,以教改项目、教学比赛等方式推动教学改革,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作用。其三,加强大众媒介管理,警惕国外媒体带来的负面作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鼓励大众媒介从业者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在优化政治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方式、净化传播环境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其四,聚焦于大学生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育,学校可以通过日常教学设计与活动安排增强大学生的媒介选择力、信息鉴别力和政治敏感度。
二是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促进制度认同转化。本研究证实了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对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话语是实现认同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构建,包括对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构建,是打破西方政治理论话语霸权、推进政治制度显著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制度认同实现转化的重要思路。其中,要构建好制度优势的政治宣传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其一,政治宣传话语是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核心内容,政治宣传话语源于经典著作、领导人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等,注重权威性与准确性。增强大学生的制度认同,需要在面向大学生的政治宣传话语中坚持话语的准确性与动态性,用事实说话,围绕优势的具体表现,阐明具有可信度的制度优势话语。其二,学术话语为增强政党制度认同提供学理支撑与解释框架。增强大学生的制度认同,需要在学术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坚持真理性与创造性,做好制度优势的理论阐释。围绕有何优势、何以优势,阐明具有说服力的制度优势话语。其三,生活话语为政党制度认同提供多样的话语类型。生活话语具有开放多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等特点。增强大学生的制度认同,需要在生活话语构建中,面向大学生日常生活汲取通俗易懂的表达素材、借用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阐明具有可传播性的制度优势话语。
三是突出制度效能的公平性,夯实制度认同之基。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取向,在利益上体现着人民性,其制度优势最终都要反映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制度效能上。对个体而言,制度效能对人民获得感的增强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产生的公平感基础之上。本次研究表明公平感对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大学生从制度的效能中越感受到公平,就越能看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并增强对其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调查中,分别有53.1%、41.4%、72.2%、66%、75.9%、59.7%和44.8%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因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贫富差距、家庭出身和户籍带来的不公平感。这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19];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较少,对公平正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的、片面的认识阶段。因此,围绕公平感的提升,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认识到政治制度还处于完善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多看到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公平感与获得感,包括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大政方针、惠民工程所反映的制度效能与优势。
[1][9][10][12][14]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2][11]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求是》,2020年第1期。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4] 柳宝军:《近年来国内学界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现状与展望》,载《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5] 臧秀玲 刘华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意蕴》,载《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6] 邓晶艳 代金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载《探索》,2018年第6期。
[7] 蒋英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四重来源及其整合——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视角》,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8][18] 吴鲁平 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8、128-132页。
[1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载《人民日报》,2020年1月15日。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16]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7]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载《求是》,2020年第17期。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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