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秦汉官吏为什么用“若干石”为等级？
【编者按：本文原载《文史知识》2002年第10期，后收入《官阶与服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微信版略去注释，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秦汉官吏为什么用“若干石”为等级？
阎步克
秦汉王朝用“若干石”的禄秩来区分官僚的等级高下。例如刺史是六百石，九卿是中二千石，郡守则是二千石，以致“二千石”几乎成了郡守的代称。不知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秦汉官阶直接以俸禄额度“若干石”为标尺呢？
事物的差异总会有内在原因，只等待着人们把它发掘出来。禄秩以“若干石”为等差，就反映了先秦贵族政治到战国秦汉官僚政治的历史转型，反映了秦汉帝国“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特色。
禄秩是从先秦萌芽的，但周王朝典型的官员等级制却不是禄秩。大约在西周晚期，逐渐用公、卿、大夫、士这样的序列形式，作为贵族官员身份高下的尺度。《白虎通义》把这个等级称为“内爵”：“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内”是相对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而言的。
正像贾谊所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大夫与士，又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区分。按《周礼》的记载，“大宰”这种官的资格是“卿”，小宰和司会二职为“中大夫”之位，宰夫、大府、内宰则需要“下大夫”来担任。因此，可以把这个“制为列等”的“内爵”，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官员等级形式。
“爵”本来是一种酒器。“乡饮酒礼”是早期社会强化尊卑贵贱观念的重要活动，也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乡饮酒礼上敬酒行爵，当然要依照尊卑位次了，而就构成了最原始的爵列、爵序。乡饮酒礼又称飨礼，而乡、飨和作为爵称的“卿”本是同一个字，作二人共食之形，象征着氏族聚落中的共同饮食行为；“乡大夫”在史籍也写作“卿大夫”，所以“卿”实际就是“乡老”的称谓，他们是乡饮酒礼即“飨礼”之上，氏族和国君所尊礼的对象。
至于“士”这个爵称，最初的意思是“男子之大号”，即成年男子的美称；“夫”的意思是男子，可想而知“大夫”有“大人”之意，“公”则是元老之称。由此看来，公、卿、大夫、士等等爵称，最初都来自人之尊称。
以人的尊称为等级之称，暗示这种等级是以“人”为本的，也就是以贵族的传统政治社会地位为本。这跟秦汉月俸径直以“若干石”为等级标尺的用意，大不相同。
周代贵族也依据等级而享有不同礼遇，如大夫三庙、士一庙，如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之类。从报酬说，大夫主要享有采邑，士主要是享有禄田。大贵族的采邑结构是很复杂的，包括大量的土地、农民、家臣和私兵。孟子曾提到过“百乘之家”、“千乘之家”。但无论是封给大夫的采邑还是授给士的禄田，其数量都不构成等级的名目。比如说某国的卿一般是拥有“百邑”，低一等大臣的采邑数量则是“六十”，但他们的身份依然以“卿”或“大夫”为标志，而不称作“百邑之官”或“六十邑之官”。
其实，约略类似于秦汉月俸的那种报酬方式，在周代也不是一点影子没有。有一种称为“稍食”的东西构成其萌芽形态，在当时是面对胥吏的。
周代拥有爵位的贵族士大夫之下，还有一大群无爵的胥吏存在。他们为官府承担具体行政，以至各种细小的职事差役。现代社会中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本来只是行政等级之分，但在贵族政治下，有爵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吏”间却有一道身份性鸿沟。与占有采邑、禄田的士大夫不同，根据《周礼》的记载，无爵的府史胥徒领取“稍食”为生。
所谓“稍食”，是对服事者提供的一种报酬形式，其内容主要是口粮以及衣装。《周礼·天官·宫伯》中有段话很好地概括了“稍食”的特点：“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所谓“月终则均秩”，就是在每月月终时按照等级和劳绩发放口粮；所谓“岁终则均叙”，就是年终考课时根据才能确定等级和安排职事；“以时颁其衣裘”，指换季时发放衣装；“掌其诛赏”，每月、每季和每年年底，都有诛过赏功之举。不命无爵的群吏，据其在官府中的等级和业绩，领取稍食。
那么，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采邑、禄田和稍食这三种酬报方式。
尽管有“纳邑与政”即退职后交还采邑之说，但事实上贵族的采邑泽及子孙、世世守之，变成一种相当固定的领地。这是一种“长时段”的报酬方式。命士的禄田，则在受职时才获得，致仕离职后就应交还。这样看来，采邑所对应的显然是凝固不变的宗法贵族身份，禄田的领受者则略微多了一些“官员”色彩。相比之下，定期考核、按月授廪的“稍食”周期最短，干一个月的活就给一个月饭吃，显示了浓厚的功绩制意味。
什么样的服事者，更容易直接拿报酬来划分等级呢？
一般来说，主家根据工作量把佣工或家奴分为大工、小工。设若廪食对应着工作量大小的话，那么以廪食多寡名其等差，也在情理之中。通过“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而为胥吏确定的稍食定量，很容易被用来标志府史胥徒的地位高下。越是在历史早期，社会地位就越多地与土地(和人民)的占有直接相关，自己没有一块地的人不被看成正经人。
按照先秦古义，有地者就可以称“君”，因而有爵的卿大夫们面对自己采邑内的土地人民时，就等于是“君”了。(直到汉代，汉高祖刘邦的诏书中还有这样的话：“爵或人君，上所尊礼。”颜师古曰：“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做胥吏等于是自己找不到生计，只能到人家家里去帮忙混口饭吃，和“臣”、“妾”差不多少。
较之以“人之尊称”为等级之名的“以人为本”做法，以廪食多少定等之法，则是以“事”为本的。那意味着你的等级是一种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吃得少的等级，君主没怎么把你当“人”看；你这个大活人在君主眼中，只是“若干石”而已，你只不过与一份劳务或一份报酬划等号。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谷物形式的俸禄报酬开始普及。这个变迁，伴随着一个全新时代──帝国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从贵族政治到专制官僚政治的重大历史转型。在旧日那种直接占有一片土地、管着一群家臣和农民的贵族领主之外，朝廷上仅仅仰食君主提供的谷物俸禄的官吏，越来越多了；史料中也开始出现“禄千钟”、“禄万檐”或者“千盆”、“五百盆”之类的俸禄记录。尤其是燕国还有“三百石吏以上”之类记载。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那样：“燕国且已以‘石’定官任之高卑，官俸制度似已成为国家常制。”这是个很敏锐的观察。领俸官员的出现，跟直接拿俸额作官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关东列国也采用了谷禄之法，但史料所见“万钟”、“千盆”等只是俸额而已，却未必被用作官阶；并且这俸额有时还是随机决定的，而不是先有定准。燕国的“三百石吏以上”之类提法，则明示“若干石”的俸额，在这里已经成为官阶了。不言而喻，这是一个重大的演进。
商鞅变法时秦国已经有五十石之官、白石之官了
以若干石定官阶，并不以燕国为始，商鞅变法时秦国已经有五十石之官、百石之官了。公元前349年秦在县级单位初设“秩史”，这里的“秩”应是以“石”来计算等级的。《商君书·境内》出现了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的等级；《史记》中能看到秦国有六百石以上、五百石以下及斗食等阶次，还有“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之语，《战国策·秦策》则记作“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墨子·号令》中所见“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当属秦制。秦简《法律答问》中亦有“六百石吏以上”之载。
从这些情况看，“禄秩”在秦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简显示秦国有一种“月食”，是按月向吏员发放的廪食。某些迹象暗示，秦国的俸禄跟“月食”一样，是按月发放的。周代的“稍食”本来就是“月终则均秩”、即按月考核发放的；同时汉代的俸禄正是月俸，其周期也是“月”。不难推测，汉代月俸的按月发放之办法，应是上承秦代的；而秦代俸禄之按月发放，则深受“月食”、“稍食”之影响，或说是被“月食”、“稍食”的形式所同化的。
“月终则均秩”的“秩”是等级的意思，若是以俸禄多少定等，则称“禄秩”。秦，以及汉帝国对吏员实行严格功绩考课制度，依照才能功绩而录用迁转，依照职责而提供俸禄，并且依照俸额而为官吏划定等级，这与周代“稍食”的“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显然一脉相承。
周代“稍食”原本是面向胥吏的酬报方式。针对胥吏的酬报和定等之法的普及，意味着“吏”这个层次开始展露头角。春秋以上的史料中，胥吏的身影还是很暗淡的，而在战国时候，领取禄秩的“吏”，已经呈现为一个鲜明得多的行政层次了。吴起为楚悼王变法时曾建议：“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可见吴起双管齐下，一则收爵禄，一则减禄秩，“封君”与“百吏”两列分说。
荀子曾提到战争胜利后“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爵”和“秩”用作两种不同待遇。又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取田邑”的“士大夫”，跟领取禄秩的“官人百吏”，明明有别。战国士大夫封君的田邑已不同于春秋采邑，国君大大强化了对“邑”的控制管理；同时由于上一时代的影响，给予或占有田邑，依然被用作一种传统色调的荣耀和待遇。但是毕竟，春秋时代隐而不显的“官人百吏”，带着他们的特别标志──“取禄秩”，在战国时代悄悄上升。
秦汉时代，百官皆可称“吏”，二千石郡国守相是为“长吏”，三公亦可称“吏”。这是大有深意的。韩非有言：“吏者，平法者也”；又说：“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所谓“官僚”，是指那种以能力而录用、以功绩年资而升迁的领薪行政雇员，战国秦汉的文法吏已经具备了其基本特征，他们以法律和财务技能得到录用；其出仕君主后，就建立了韩非所说的那种雇佣和交换关系，并可以随时迁黜罢免，从而与昔日的贵族官员大异其趣，
学者在讨论战国官僚的来源时，往往仅仅就“士”立论；战国士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夺目风采，确实遮掩了“吏”群体悄悄兴起的政治现实。不过到了秦汉之际就沙石澄清、尘埃落定了，秦以文法吏治天上，“文吏政治”构成秦王朝政治的最鲜明特色。直到汉初，文吏依然是帝国行政的基本承担者。
“吏”跟“士”和“大夫”是很不同的。“刑不上大夫”，“士可杀而不可辱”。由于传统的影响，战国士大夫依然保留了春秋以上的贵族气质，依然高自标置、呼吁君主以礼相待，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君主“礼贤下士”的传奇故事；其中那些拥有文化的“士”还指斥君主、横议政治，“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而“吏”原先是一个卑微的、近乎臣妾的阶层，比起拥有传统权势、甚至土地人民的贵族官员来，“吏”显然更便于驾驭驱使。
打个比方说，“士”好比破落贵族家的娇小姐，“下嫁”给了专制官僚政治这个新贵；“吏”则是由贴身女仆扶了正，才爬到了妻妾地位上来的。前者知书达礼，教养不错，可难免要撒撒娇、教训教训人，摆摆旧贵族的架子，丈夫有时还得让她三分；后者则不会忘记昔日的卑贱，因对主子感恩戴德而兢兢业业地奉侍晨昏。惯于颐指气使、人莫予毒的专制者，更欣赏的当然是后者了。
汉儒贾谊在回首古制，便为当今的大臣遭际感慨万千：“王侯三公之贵……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同骂)、弃市之法……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这在贾谊看来是“如遇犬马”、“如遇官徒”的，弄得“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官徒者，贱吏也。贾谊大声疾呼，卿大夫士不应与“官师小吏”等量齐观。
周代“稍食”原本是面向胥吏的酬报方式，而昔日春秋以上卑微不显的胥吏，在秦汉间逐渐上升到政坛的顶点，进而带来了“禄秩”这种定等方式的扩张。这种“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的方式，给了专制者支配臣工更便利的手段。朝廷的千官百僚干活就有俸，不干活就没俸；效力多就俸禄多、俸禄多就等级高；效力少就俸禄少、俸禄少就等级低──一切以“事”为准；对其人格、尊严，君主经常漫不经心。
按月授俸的“短周期”酬报方式，恰好适应了“选贤任能”局面下官吏的频繁更新率：干得好就接着干，干不好下个月立刻免官停俸让他走人。正如学者所指出：汉代官吏的罢免相当频繁，例如西汉丞相平均任期为4.55年，东汉之三公平均任期只有2.43年。汉人所谓“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
概而言之，以“若干石”定等级的“禄秩”的普及，与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重大历史转型，与“吏”这种新式官僚的逐渐崛起并取代宗法贵族，是同一个进程。也可以换个说法：百官领取月俸并以“若干石”定等，意味着统治者逐渐改以对待“吏”的方式对待百官；用“吏”的形象，来为百官定性定位了。
阎步克《官阶与服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