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谈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
2016年11月3日上午9：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八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制度史观下的中国史历程——若干方法与观点”为主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阎步克教授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彭小瑜教授、李隆国副教授、叶炜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张长东博士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阎步克教授作了题为“制度史观下的中国政治史若干方法与视点”的主题报告。他首先回顾了现代以来影响较大的几种史观。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的唯物史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人们将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及资本主义的前后更迭的模式，主要是从西欧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则提出了一种“三段论”，认为中国史经历了一个“古代社会—贵族制社会—东洋的近世”的历史进程。而这个模式，也参照了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变迁。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采用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用以强调东方国家的特殊性，如专制王权、官僚制度、农村公社、土地国有等。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明显差异，刺激了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专制国家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两千年一贯制的专制国家。而对两千年专制政治，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业已提供了一个基本轮廓和若干基本视点。
阎教授认为，各种史观都是“深刻的片面”，都好比投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一束灯光，都能照出其独特的历史景象。揭举“制度史观”，并不是否定经济史观与文化史观的重大意义和学术成就，而是变换视角，由此寻求新知。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变动，推动着人们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政治史进程。
未来的世界，民权政治传统、神权政治传统和集权政治传统，是几支最具特色的政治传统，各自涉及了十几亿人口。而中国作为集权政治传统的代表，其历史展示了举世无双的历史连续性。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无论古今，都是一个巨大的权重。在学者所揭示的当代中国的集权体制、行政化社会、行政级别为主干的社会分层等现象中，都能看到数千年历史的巨大惯性。如果说夏商周国家是中国国家的1.0版，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是中国国家的2.0版，而中国国家的3.0版正在升级换代之中。
这里刻意使用“升级换代”字眼儿，就是为了凸显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连续性。
阎教授阐述了若干作为前提的基本方法与视点。所谓“制度史观”，就是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国史。而所谓政治体制，可以归结为“制”和“人”两个方面。“制”就是政治制度，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人”就是政治势力，即各种集团、派系、阶层、阶级等构成的政治格局。这也符合经典政治学家的认识。孟德斯鸠论专制政体，一个视角是其在制度上是否三权分置，另一视角就是看是否存在着强大的“中间阶层”。历史连续性可以视为一条中轴线，各时代的政治体制变迁中，既包含着发展，也时时出现出围绕中轴线的波动摇摆。
随后，阎教授从魏晋南北朝史和官僚等级管理制度两个方面，阐述了他如何贯彻“制度史观”。
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阎教授谈到，田余庆先生提出了一个论点：把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又回归于皇权政治。由此提出了一个“变态─回归”模式，这个模式对他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启发自己通过转型、断裂、连续、常态、变态、回归这样的思维方式，把握汉唐之间政治变迁的宏观主线。以往通过“分期论”模式所叙述的魏晋南北朝史，重在凸显时代独特点，而基于“变态─回归”模式，任务就可以确定为衡量政治体制的变态幅度，寻找其回归动力。
政治体制包含“制”和“人”两个方面。田先生的工作聚焦于门阀、次等士族和皇权之间，偏重于“人”的方面。阎教授治政治制度，偏重于“制”的方面。就“制度史观”而言，这两方面的结合点，看来就是一个关键点。
阎教授谈到，他的《波峰与波谷》一书，就是努力把魏晋、南朝、十六国北朝的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同结构，与各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结合起来的。在他看来，一部南北朝史，就是一部南朝文化士族与北朝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阎教授谈到，他的另一个致力之点，是中国古代的官阶品位结构。他引入了“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概念，并且以“品位─职位”概念为基点，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建构，包括分析品位的技术方法，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品位结构与社会身份体制的关系。
通过这一整套理论概念，他得以把历代纷繁错杂的品阶勋爵，编织为一条连贯的线索，提出了一个中国品位结构变迁的五大阶段的模式。其最终目的，是探讨传统集权官僚制下的身份秩序。而这个系列研究，也贯彻了前述的“制”与“人”两方面的结合。例如，把品阶勋爵与“文—武”、“士—吏”、“贵—贱”、“胡—汉”等势力的身份与权势关系结合起来，与“君—官—民”身份关系结合起来。
在短暂的茶歇之后，论坛进入自由讨论阶段。
周雪光教授首先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是现代基层社会又是蜂窝状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在严格的正式制度之外，又有非正式制度来弥合正式制度的缝隙。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另一方面，一些非正式制度也在向正式制度蔓延，那么非正式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正式制度？
其次，周教授提出民国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秩序、社会结构走到了一个非常组织化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是社会大生产和列宁式政党造成的。组织化的程度和全面性大大超过了从前，那么这是不是集权政治传统的重大变化？
阎教授回应道：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但是这种组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因技术物质条件，传统的社会控制远达不到现代水平。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大型的集权政权的诞生必须以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而专制政权通常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社会之中。为保障自由流动资源的供应，在政治稳定之时，王朝并不过分压制民间的商团、教团、私学、书院、诗文社等等组织的自由活动。中国王朝的社会控制强度，可能也有一定周期性，王朝初年相对较为严酷，盛期之后就会变得宽松得多。
燕继荣教授首先阐释了政治学视野下制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三点疑问和建议：其一，制度史观能否解释王朝更替的周期性问题。其二，非正式制度在国家变迁中有重要意义，分析制度除了关注社会上层，还要关注社会下层。其三，我们通常假设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运行的体系，似乎外部的介入、强制影响不是很大，那么外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影响究竟如何？阎教授指出，其个人主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身份安排的问题，所以自己的模式不能解释王朝兴衰。
张静教授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变化，但是统治的原则和制度的基础没有很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例如绅权、家庭秩序等等。一些新原则的引入，包括道德的、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都用来对抗过去的原则，因此也可以认为中国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断裂。这种矛盾的认识应该如何理解？
其二，中国社会有完备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又经常被推翻或不执行，法律、制度与实际处置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这时后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规则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制度化的呢？阎教授回应说，确实，古代有很多制度是象征性的。大约是王世杰最早指出，中国的法典并不能反映法律实态。很多制度在实行中，还有一些制度在就是为了象征性而制订的。就此问题，周雪光教授也发表看法，提出所谓制度的扭曲，其实可能是两种制度的并行不悖。
其他参会学者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飞舟教授指出，社会学上谈人与人的关系更侧重于认同，西方社会学有一种假设即相同出身的人应该有相似的认同。但是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集团性的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一种差序格局，这一点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彭小瑜教授认为，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不前，其背后有一点内涵经常被学者忽略，即观念上的停滞。中国社会从先秦到明清，观念、价值观都没有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停滞的一个表现。
侯旭东教授针对张静教授的疑问，称今天更多的仍然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很多看似被引进的新原则，其实都只是过去原则的扩大。
李隆国副教授认为阎教授的制度史观促使他反思对于欧洲历史的认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对英吉利海峡地区的认识中得来的，而如果将目光转向其他地区，就可见在欧洲也有皇权和官僚政治，例如拜占庭的政治传统、神圣罗马帝国象征性的延续和教皇的存在。
叶炜副教授提出，阎教授的制度史观是从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关注制度的延续性和自主性。但是当我们关注制度自身的逻辑的话，那么制度变迁的动力在哪里？
阎教授回应道，变迁的动力例如利益冲突，技术进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层面的因素，价值观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制度的差异，例如王莽改制、察举制度的诞生、礼制的变革都是文化价值观导致的结果。
三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很多具体的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不同学科学者的对话反映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关怀。
邓小南教授最后做出总结：一个从研究实践中凝练而成的理论模式，在其成熟过程中需要学术讨论、交流来进一步激发灵感。跨学科交流带来的思想碰撞，正是“北大文研论坛”的宗旨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继续组织“北大文研论坛”，为相关的讨论提供平台。
注：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查看原出处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