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 ｜ 蒋公阅读书单

蒋

公

阅

读

书

单

其实一直相信人是矛盾的，甚过相信人是如一的。

矛盾厉害的人，更可能成为一个疯×，或者一个伟人；一个“成功者”或者一个“loser”。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人似乎内心更为丰盛，也更有趣味。

蒋公好像就是这样。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学者、研究员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

他是个现在的新儒家，但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径；

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却又一点也不介意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自己所有的孙子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

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也使他颇受爱戴；

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却具备气势凌人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

在大陆，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的大溃败；

无论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做好准备。

不过，无论多么矛盾，如果了解一个人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也许就了然无惑了。看一个人的阅读书目确实更能真正懂得一个人，当然豆瓣那种动辄成百上千的书目是不算数的。

蒋公极重视进德修身，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

看他的阅读书目，非常钦佩，还有感慨：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

——美树嘉文艺志

蒋介石的阅读史

王奇生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张：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张：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

蒋：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张：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 

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书。相隔七十年之后，蒋介石日记向学界开放，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蒋介石读过哪些书，爱读哪些书，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个兴趣点。查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蒋是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有四种：《中庸》、《韩非子》、《墨子》、《孙子》，确如张学良所言。

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蒋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这为我们研究其阅读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以圣贤自待：进德修身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

蒋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圣经》等宗教经典的日常诵读，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蒋所阅读的书籍，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其实蒋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复阅读。蒋好看古书，读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规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读。蒋经国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给他布置的首要任务即是读古文。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先入保定军官学堂，继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据蒋的年谱记载，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主要阅读王阳明（1472－1529）、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多数人其实仍保存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观念、心态和阅读偏好。这批人在童蒙时期完全接受旧式教育，几乎刚迈出私塾之门，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国之际，随身携带着大批的中国古籍，如胡适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时，课余读的是《诗经》、《尔雅》、《老子》、《墨子》等书。

蒋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蒋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1934年9月，蒋在庐山给受训的军官将领专门讲解《大学之道》。他忆述其青少年时期读《大学》的经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孙中山）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

同样，蒋对《中庸》也推崇备至。蒋日记中，多处记录读《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蒋在南京陆军大学专门讲解《中庸要旨》，认为“《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并称“我们如果能细心研究《中庸》一书而得其要旨，则立身处世，便可以受用不尽，也可以说是已得我国古代哲学之精义而无待于外求了。”

除了《大学》《中庸》，蒋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书》，始恍然自觉，久不见圣贤书，难怪性心日下也。

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

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

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学案》，积圣贤之书，仍不能戒惧自勉，可耻可痛。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1904年，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此后，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书牍、杂著以及治兵语录等。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记，急思立志，重新发奋为雄。

1930年8月20日：观曾公日记，乃叹其修养之深，为学之切，后生可不自勉乎。

1930年8月25日：阅曾公日记，为之兴感，此公于修己治人之道，讲求甚精，吾拟学之。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7日、3月6日）。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1日）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25日）。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7日）。

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五四时期看过这些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尤其是《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法两国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与俾斯麦历史一番，使有以法则也。”1932年4月3日日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内忧外患：学以致用

由于蒋介石不能直接阅读西文原著，其阅读范围势必受到限制。比如有关西方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蒋的阅读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时期接触过马克思和杜威的学说外，抗战时期阅读黑格尔，就要算是其阅读史上值得一记的事了。

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开始看《黑格尔辩证法》，随后还将该书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之一。为什么突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感兴趣？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给出了答案：“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原来还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阅读兴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对政治人物蒋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寻常。更令人称奇的，是下面这则日记 ：

1940年12月18日，昨夜因晚餐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太迟，故又失眠不宁，今晨八时后方起床。

蒋介石竟然因“研究黑格尔哲学”太晚而失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研究”。蒋介石并不滥用“研究”一词。而对黑格尔哲学，蒋介石日记中却不止一次地写着“研究”二字。蒋介石甚至直接摘引黑格尔的话作为格言记在日记中（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17日）。

持续三年的阅读兴趣，几乎可以认定蒋介石在相当程度上认同甚至信仰黑格尔的学说。然而，1941年以后，情况又有所变化。1941年7月3日日记称：“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涨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本以为他信仰了黑格尔学说，没想到转了一圈，最终仍回归到中国传统哲学。

比较中审视

1936-1937年间，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蒋介石日记，1938年底“杂录”）

一个人的阅读取向，既与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密不可分，也与其时代环境、教育背景密切相关。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时，蒋介石已18岁。这意味着蒋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举时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后一代旧式读书人中的一员，亦因为此，他的知识结构、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志趣爱好、他的行为规范、更多地与传统读书人相近。他对中国古籍的阅读兴趣明显超过对新书的兴趣。他对修身进德的刻意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与革命先辈孙中山迥然有异。

1925年，《京报副刊》曾就“青年爱读书”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列举的63种“青年爱读书”中，古籍有39种(62%)，新书刊24种(38%)。

在最爱读的前10种书中，古籍8种，新书只有2种。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爱读旧籍居然超过爱读新书。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迈入中年门槛的蒋介石爱读旧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蒋爱读古书，认为“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读来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现代之书，不足论矣”（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12日）。

来源：《美树嘉文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