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在华受难记：我和1000多个中国土匪在山上住了37天 | 北洋奇谭001
大家好，我是金醉。之前说过，会讲一些民国时期的故事和话题。这几周帮徐浪处理点事儿，来不及整理《北洋夜行记》，就暂时不讲金木的故事，讲个当时的案子。
常常听人说一个词：民国风。
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旗袍、唱片、中山装，或者茶楼、码头、法（fà）租界。
这是一种消费主义培养出来的历史眼光，一睁眼就自带柔光滤镜。
柔光之下，很难看到民国社会的真正面貌，尤其是底层的混乱和无序，既危险惊悚，又荒诞离奇。
最近半年，我尝试换个角度看民国历史，翻了不少当时外国人的记述和照片，或当代汉学家对民国史的研究。
这也是一种滤镜，用现代文明的审慎眼光观看。
当时的外国人，恰比现在的我们，以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观察混乱转型期的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穿越。
这种距离和反差，可以提供更有趣的观感和更强烈的体验。
打个比方，我们说民国很乱，穷人多，土匪多，但往具体了说——
看见很多土匪是一种什么体验？或者，跟土匪头子一起生活是什么体验？
电视剧很难解答这些问题，编剧和演员过滤了太多。
今天，讲一个发生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天的案子，史称“民国第一案”。要从涉案人员数量来说，搁现在应该也称得上“第一案”。
上个月讲故事提到过，清末中国刚有火车时，曾使用马拉火车，和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一样。民国后，中国火车发展很快，1920年代后，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时，中国开通了一趟上海和北京的“特快专列”，这辆列车是当时的交通部花大价钱从美国买的，车身全钢，涂蓝漆，被称作“蓝钢皮”。
列车除普通二三等车厢，设置了三节奢华的头等车厢，算当时亚洲最豪的列车。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价是49块大洋，差不多等于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能坐得起蓝钢皮专列的人，非富即贵。
交通总长吴毓麟从美国进口的“蓝钢皮”火车，当时中国唯一一辆全部使用钢皮车厢的列车。
1923年5月5日，几个美国人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上了蓝钢皮专列，他们要去北京做个专访。领头的人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已经在中国待了八年，是个中国通。
鲍威尔随身带着便笺和相机，连等车的时候都要掏出来记录一下。或许正因为这良好的职业习惯，他才能在后来写出自传《我在中国的25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记录了很多历史性时刻。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著名记者 报人，美国“密苏里新闻报”远东采访报道的先驱。
晚上，蓝钢皮进入山东境内。
鲍威尔吃过晚饭，和一名法国乘客聊天，他卖弄自己的学识，向法国人普及中国的地理知识——附近是三省交界地带，这里是土匪的天堂，土匪不少出身军人，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
他总结说，列车正行进在“土匪窝”里，引得满车厢哄笑。
胡侃海吹到5月6日凌晨两点，鲍威尔和同车厢的法国“室友”回去睡觉。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只能睡上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迎来人生中最刺激的事儿。
5月6日凌晨两点五十，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把鲍威尔惊醒，随之而来的是列车骤然降速和剧烈摇晃。他打开车窗往外看，嗖地一声，一颗子弹头顶划过。
鲍威尔叫醒法国室友贝吕比，两人一起悄悄往外看，列车停在不知何处，旷野里一片带枪的男人正奔过来，一边跑一边胡乱放枪。他和贝吕比从包里掏出手枪，准备抵抗。
很多乘客摔出了座位，行李架上的物品掉得到处都是，叫喊声夹杂着枪声，车厢里十分混乱。一阵砸窗声响过，一群土匪挤上了车，人数远远多于乘客的数量。
鲍威尔和贝吕比主动交了枪。
一个罗马尼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抄起一个茶壶砸向土匪，茶壶还没落地，他便被一枪击毙。这是“临城大劫案”第一个死去的乘客。
此后，便再没人敢试图反抗。
土匪在车厢内蜂拥四散，展开一场盲目的洗劫。
他们翻遍乘客的箱包，不但对金银珠宝感兴趣，连衣物和生活用品也都抢去。他们抢走了被单、毯子、炊具和罐头。有个土匪在口袋里塞满了灯泡，甚至还想从车厢的墙上撬下电灯插座。还有一个找到一个外国女人的胸罩，不知何用，就把胸罩围在腰间当做口袋。
鲍威尔的戒指被一名土匪强行拽走，他用来写稿的打字机被土匪扛走——后来，土匪并没在里面发现值钱东西，打字机被砸成了一坨废铁。
因为主动交了枪，土匪准许鲍威尔和贝吕比穿戴整齐，然后将他们赶出车厢，站在轨道边。这时，鲍威尔才发现，蓝钢皮快车的许多节车厢已经脱轨翻车，车上的所有玻璃都被打得粉碎。
脱轨的原因并非完全因为急刹车，而是铁轨早已被土匪早早拆卸，巡道工和路警也被土匪绑走了。
被劫持后翻车的蓝钢皮，第406号机车出轨，第2713号邮车，第4405号三等车及水柜斜倾在铁道上。
除了鲍威尔留下的回忆录，还有一名叫露茜的女孩在后来写给姐姐的信里，也详细记录了被抢的过程——
“…...一个匪徒又拿走了一条玉石串，我设法把它要了回来，可一转眼又被另一个匪徒抢走了。他把我的手指掰开，要从我手中夺去那条玉石串，抢夺中那条玉石串线断了，那些珠子洒满一地。我不禁大怒，严厉地要求他把这些珠子全拾起来。在他回过神来之前，他拣了一些珠子，但马上又站起来，把左轮手枪举到我的头上…...”
这个女孩全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在逃出之后，她写给姐姐的这封信发表在当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题名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是外国人质的意思。
在这次劫案中，当了洋票的不只露茜、鲍威尔和贝吕比。这趟蓝刚皮上，一共有39名来自美、英、日、法、意、墨、罗分属不同国籍的男女乘客。
其中的显赫名流，还有法国大使馆参赞、美国陆军少校、美国《大陆报》的记者，以及闻名上海滩的法国律师。
洋票之外，还有200多名中国乘客——称为“本票”，内有富商、学生和外国人的译员。
天亮前，这些洋票和本票，在轨道边排队站好，土匪要求他们把车票留好，因为赎金要按照车厢的等级缴纳——三等车每人值两千块，二等车值一万块，头等车值三万块。
若是丢了车票，就按头等车的价儿，洋人则不分车厢等级，每人值五万块。
在土匪清点人数时，鲍威尔发现，之前在车上的几个日本乘客不见了。后来，他才知道，这几个原本买了从北京到上海全程票的日本人，半夜在徐州跳下了火车——根据当时的列车时刻表显示，徐州并无停靠站。
民国十年津浦列车时刻表及沿途停靠站。
人质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车厢的洗劫告一段落，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出发，上山。
这时，天色破晓，鲍威尔看清了眼前的全景——足足有上千名土匪走在旷野里，一些土匪押着人质，一些拖着抢来的东西。除了他和贝吕比，其他人质都穿着睡衣，一些女人骑在土匪弄来的瘦驴子上摇摇晃晃，一边抓着驴子，一边抓着不足避体的睡衣，头发在风中凌乱。
想象这种情景，有种魔幻色彩。这在另一组土匪小队中的露茜看来，像《圣经》里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穿行在迦南大地上的情景：
“我们走过一个长满水稻和玉米的山谷，四周一片宁静。我可以看到一长溜土匪队伍蜿蜒地行进在田野里，一直伸展得很远很远，足有千人之众。”
土匪的实际数量比鲍威尔和露茜目测的都多，大约是1500个匪兵，配有旧式日造枪械，另有大约三百个随从。那个发号施令的年轻土匪，就是这群土匪的头子，名叫孙美瑶。
孙美瑶（图中左一），山东枣庄人，曾制造临城劫车案。鲁迅、冰心赞扬其是抱犊崮的英雄豪杰。
孙美瑶当时只有25岁，但已经是山东响当当的土匪头子，他的队伍不以土匪自居，有自己的番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这支队伍原是他哥哥孙美珠和叔叔孙桂芝建立的。孙家本是山东峄县白庄一个小康之家，孙美珠是清末秀才，在当地小有名气。
迫于当地军警和土匪的压迫，孙美珠和孙桂芝打出旗号，占山为王，集结七八千人成立建国自治军，亲任总司令。
树大难免招风，北洋军阀把孙美珠视为眼中钉，多次出兵围剿。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被政府军击毙，枭首示众，统领自治军的大权落在孙美瑶手中。
孙美瑶带领土匪和人质，前往他们的根据地，抱犊崮。这座易守难攻的山头，三面被陡峭的岩壁包围，仅有一条极窄的崎岖山路通往山顶，一般人很难爬上去。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腾县四县交界处，高约 800 米，是周围 70 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 400 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如今的抱犊崮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山路难走，许多人质光着脚，不少人伤了腿脚，有些妇女儿童走不动就要休息，队伍行进十分缓慢。
早上八点，队伍走进抱犊崮山口，遭到营救军的伏击。土匪把人质分散在队伍里，让他们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紧赶着队伍上。
在一片枪声里，鲍威尔一队人翻过一座山梁，躲进了一个墙洞。土匪收缴了鲍威尔一群人的相机和其他行李，但他手里还有便笺本。
就在被土匪和子弹驱赶的过程中，他插空记录了事件的过程。当土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选了他作代言人，让他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封信。
鲍威尔答应写信，但提出了条件，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女、儿童全部释放。在一名医学院中国学生的翻译下，土匪答应了鲍威尔的条件。
鲍威尔并不确定土匪是否说话算话，但他只能写了这封信：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信送出后，土匪遵守承诺，陆续释放了女孩和儿童，并派送土匪随从将她们送下山。
根据历史学者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最后押送的人质，剩下三十个本票，二十个洋票。
露茜在写给姐姐那封信里，写了她被释放的经历。送他下山的土匪里，有一个“比较和气”的，他们在途中被营救军追击，和气的土匪把她送点进一个小村子，用流利的英语说：
“我的婆娘就住在那个村庄里，你就去那儿吧。”
这个洋气的土匪不是例外。鲍威尔回忆，他在做洋票时，结识了不少土匪，他们身份极其混杂，从留学生到上海滩流氓都有。
这群土匪里的小头子，不少人参加过一战，很多人能讲点法语。有个被洋票叫做“鲁斯基”的土匪，曾在俄国打过仗，会说俄语，回到山东老家就给土匪捉了，只能落草。
有个姓周的土匪，在日本留国学，曾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里做过军官，更多的小头目则曾是军阀张敬尧的手下。
一个自称军师的小头子，以前混在上海，专给有钱人写勒索信，勒索不成就往人家屋里扔炸弹，后来被法租界巡警追捕，做了土匪。
蓝钢大劫案中，有的土匪还留下了照片，这张照片里是一个被鲍威尔叫做“猴脸”的土匪，看起来年纪不大，却已经当了五年土匪，落草的原因是土匪抢了他家，他为活命只能也做土匪。
除了当过兵的，土匪里更多的是原本做农民的。据史料记载，最后护送露茜下山到官府的，是抱犊崮一位名叫孙如友的年轻农民。
露茜回忆说，这个土匪被交给了警察，警察不知如何处理——大概因为他原本就是个农民。后来，露茜安排他在济南车站谋了份差事。
就是这样一群混杂着匪气和单纯无知的人，押送着剩下的人质上了抱犊崮，似乎并不知道劫完洋票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从5月6日鲍威尔写出第一封信，一直到案件解决，洋票们一直和土匪生活了37天。
第一周里，土匪带着人质每天夜里在山里转悠，有时走入深山老林，有时还会穿过村庄，村民像看马戏团一样，看土匪押送洋人路过。
在奔走途中，鲍威尔将记录事件的便笺写上了济南市的美国领事姓名和领事馆地址，悄悄塞给了村民。
不知是否因为鲍威尔的信起了作用，政府军很快停火了。
土匪和人质在抱犊崮巢云观住了下来。
巢云观是一座废弃了几百年的破道观，位于抱犊崮顶部，周围三面都是峭壁。房间里有床铺、桌子凳子，全是石头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些破旧的锅和茶壶，都是从附近村里捡来的。
一位叫李·所罗门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
“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以及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在中国土匪中的李·所罗门，右二。
虽说有洋票在手，孙美瑶却十分焦虑，巢云观的水和食物，远远不够两千土匪和人质支撑多久。
鲍威尔和露茜的记录中，提到过一种食物，应该是土匪给洋票的主要粮食。
鲍威尔说，他们在上山的途中常常吃一种“薄饼”。露茜则说“他们给了我一张像是包装纸似的薄饼，还给了我些大蒜…...”
以此看来，他们吃的应该是山东特产，大煎饼。
山东大煎饼，据说一般都是卷葱吃，很硬，徐浪吃过，说很带劲。
另一种让鲍威尔感觉奇怪的食物是“三明治”，或者说是玉米面包肉卷，由洋葱、大蒜、胡椒和“肉糜”做成。洋票吃这种食物吃了很多天，终于有人觉得奇怪，问这到底什么馅。
土匪掀起一块石头，找出一只大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玩意儿做的——其实就是蝎子肉馅的包子。
有一次土匪竟然送来了一些小牛肉，然而煮了半天，也撕不下几块肉，吃完才知道，那其实是当地的一种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七年之内都会有股粗暴的狗脾气。
土匪抢来的东西，很多不知道用途，往往希望是能吃的，露茜写到：
“一个土匪拿到一罐润肤膏，想知道是否可以吃下去。当我用手擦擦脸示意他这只是用来润肤的后，他马上把它扔了……我还见过一个男孩子咽下我那银色粉盒内的所有香粉，随后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盒盖。”
洋票在意吃的是什么，土匪却在意什么能吃，这就是差别。
鲍威尔后来知道，劫案发生几小时后，消息就传到了北京。
案发当天早上，就在洋票被驱赶上山的时候，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限定在12日之前将所有人质全部救回。
第二天，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于7日晚也紧急召集各国驻华使节，向北京政府发出抗议照会。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一个奇怪的三角关系：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拍百姓。这种关系发挥最大张力的事件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
临城劫案的发生，吓坏了各国公使，以为“拳乱”卷土重来了。
闹义和团时，被拳民放火烧毁的前门大栅栏。
英国建议出兵中国，就临城劫案进行武力干涉；意大利则表示要对中国铁路、军队、关税和交通全面托管。只有日本人不吭声——这在后来成了一种阴谋论。
5月8日，各国联合对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解散中国军队，监督中国财政，停止退还庚子赔款，规定改革中国的方法。
这些抗议，就是要借机把中国搞废了。
当天的上海《民国日报》直接揭露了北洋政府的窘境：
“又北京消息，此次津浦路巨变，使团方面大不满意。英国驻津陆军已下动员令，若中国军人无能力维持，则将直接开往出事地点。并悉美公使休门氏，已于昨日亲赴临城视察。”
北洋政府不堪重负，命山东督军田中玉带两万人武力清剿孙美瑶。公使团则又提出抗议，担心强硬措施会危机人质。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北洋政府停止派兵，田中玉在枣营设立了营救总部，决定和孙美瑶谈判。
在真正进入谈判前，各国领事和驻华官员都来到枣庄，为出面调停做准备，据说连北方帮会都派出了代表。
其他方面也都各自为营救人质做出努力，孙美瑶老家峄县的美国传教士，设法给抱犊崮的洋票送去了一些食物和《新约全书》。在一张包有野猪肉火腿的《大陆报》上，鲍威尔意外看到了对临城劫案的英文报道。
这两篇报道，竟然就是自己写在便笺上的记录，它们真的被村民送到了领事馆，不仅刊登出来，还以电报的形式传遍了全球，成了各国报纸的主要信息来源。
当时外媒对临城劫车事件的报道。
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
美国红十字会和商要求给人质送去补给粮，孙美瑶提出要求：必须同时给土匪送来大量面粉和大米。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答应了孙美瑶，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食品。
箱子里装的是比山东煎饼和癞皮狗肉好得多的食物：面包，牛肉和青菜罐头，水果和加州产的葡萄干。苦力队穿过土匪辖区，走了一百多里路，箱子里的东西一点没动过。
孙美瑶和他的土匪都很讲信义，只留下自己的米面。
有了补给，洋票的生活舒坦很多，鲍威尔甚至觉得“貌似在山野郊游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场劫难中，克劳竟然发现了商机。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队带下山，做过广商的克劳临时设计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IUKU BANDIT POST (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 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0000美元成交。
田中玉没有亲自出面和土匪谈判，派当时的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想办法解决。
郑士琦到枣庄后，邀请滕县，峄县有名望的乡绅出面和土匪交涉，乡绅却不肯，认为这是“通匪”。
关于请人谈判的事儿，民国画家陈定山写旧上海传奇的书《春申旧闻》里，提到一个插曲。
抱犊崮的洋票里，有法国大使馆参赞，又有法国大律师，当时上海法租界督察长急得上火。
这个督察长，就是后来的青帮大佬黄金荣。黄金荣无奈之下，求助青帮大字辈吴昆山——吴昆山是徐州人，就住在抱犊崮附近，平时和孙美瑶有来往。
虽说当时青帮尚未崛起，但在道上还算说得上话。吴昆山答应出面调停，其中一个条件是，事后黄金荣必须投靠青帮。
黄金荣答应，自此加入青帮，改变了后半生。
有野史记载，最后在多方的协调下，吴昆山和另一个有威望的青帮大字辈，去见了孙美瑶，建议孙美瑶不如借此接受招安，图个功名。
这是个典故，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并无亲历者证实。
此时，距离劫案发生已经快一个月。根据鲍威尔接到的信息，孙美瑶其实已经和北京政府代表开始谈判，但并不顺利。
在送来的救济物资里，鲍威尔发现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包裹，里头装着葡萄干，葡萄干盒子里有个字条，是一个美国使节写的，字条里说：
孙美瑶提出，要接管政府在当地的统治和山东境内的铁路经营，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双方还没见面，谈判就被迫中断。
这个消息让人质感到悲观和气愤。
这位美国使节之后又通过类似的方法，向鲍威尔提出了一个冒险计划：美国军方可以把一批枪支弹药装进葡萄干盒子送进来。
随后，美军救援先遣队将从山下进攻，攻克一百里的山路抵达山顶。这段时间里，人质拿着武器躲进巢云观后的山洞，抵御土匪的进攻，为救援争取时间。
鲍威尔避开土匪看守，向所有人质说了冒险计划。
然而，除了两个美国军官，只有两个英国人和一对墨西哥夫妇赞同计划，其他人都不敢冒险。
鲍威尔很失望，他在回忆中特别提及：
“在蓝钢皮事件后，我们这些旅客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彼此间建立了一些友谊。然而，由于种族、宗教和国籍的因素，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此前的友谊顷刻间化为乌有。”
他把大家对计划的态度记录下来，托人秘密送到山下，交给了美国使节。
这个计划彻底就此泡汤。
当天晚上，人质里一个姓黄的中国译员建议，不如和土匪当面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
第二天，他和一个土匪走了六里地，去了孙美瑶和其他土匪头子居住的村里。当晚，孙美瑶就派了四个“司令部军师”，代表土匪来提条件。
这些条件，将由洋票送往山下的营救中心，正式提给政府。
中国人谈判，由洋人出面，这在当时不算稀奇。其中一个军师对鲍威尔说：“我们知道美国已在帮助中国，如今我们要求美国人出来帮助我们摆脱眼前的困境。”
鲍威尔在自己的便笺本上记下了孙美瑶的要求：
1. 所有政府军队从抱犊崮撤退；
2. 马上给土匪提供足够的食物；
3. 将本地土匪收编为四个混成旅正规军，由中央提供装备，且独立于省政府；
4. 政府马上发放六个月的预支军饷，并弥补目前的亏空。
土匪带鲍威尔见了孙美瑶和大小头子，给了他一封中文信，附在条件文件上，让他亲自下山送去。
鲍威尔骑上毛驴，在150个土匪的陪护下，去了枣庄。
北京政府和各方面组成的营救中心，设置在中兴煤矿，这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开办的煤矿，此时俨然已是个军事中心。
鲍威尔回忆中这样描述：
“……四角建有塔楼，围墙顶上设有垛口供步枪和机枪射击之用。墙上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断巡逻，一座塔楼上还安置了大功率的探照灯，备作晚上巡视整个院子，防止土匪袭击。”
中兴公司的办公大楼。晚清洋务运动兴起后，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一再上书臣请下，经光绪准奏，1878年春，在山东峄县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山东峄县中兴矿局。
郑士琦见了鲍威尔，却没有对条件做任何书面答复。他答应继续谈判，可以担保所有来枣庄谈判的土匪头子，都绝对安全。
鲍威尔带回了消息，孙美瑶马上派出两个亲信再次下山。
这回，郑士琦和两个土匪进行了秘密会谈，究竟聊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不过，鲍威尔记下了他在谈判前说的一句话：“土匪劫车使省府官员大失颜面，也令中国人民脸上无光，更使土匪自己有损面子。所以我们最好齐心协力设法消除这些影响，认真了结此事。”
这样的说法，在鲍威尔看来是中国官场的典型做派。
来来回回的拉锯谈判，持续了五天。
最后一次谈判，鲍威尔参加了会议。军官和土匪都点上了鸦片，在一片烟雾缭绕中，孙美瑶举起右手发誓，之后签署了谈判文件。
他发表了一番演讲，表示新编的自治军将誓死保卫中国政府。
郑士琦和政府代表签字后，鲍威尔和另一个美国人安德臣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名。
土匪和政府最终达成了协议：“山东建国自治军”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归山东政府军第五师节制。孙美瑶任旅长，旅部设在枣庄，指定郭里集为其防地；支付八万五千元大洋，作为释放人质的赎金。
关于赎金的金额，鲍威尔回忆里记述了一个段子：政府曾提出支付一百万元赎金换取人质，但孙美瑶拒绝了，他更需要的不是现金，而是被招安收编。
谈判达成的消息传到山上，洋票们一片欢呼，想马上下山，土匪却不准，一再坚持要为每个洋票准备一顶轿子，抬下山去。
等准备好了轿子，有的土匪竟然已经换上了新领的军装，他们把军装套在土匪装束外面，把军帽戴在草帽上。
6月24日，最后一批洋票乘坐交通部提供的特快列车离开“土匪窝”。鲍威尔安全抵达南京，结束了作为中国土匪贵宾的日子。
获释后安全抵达南京的鲍威尔（前排居中）。
六个月后的一天，鲍威尔接到安德臣的电话，安德臣说，孙美瑶死了。
消息说山东省长不守信约，无缘无故缴了孙美瑶的枪械，将他和六百多部下乱枪射死。
在另外一个版本的记录中，孙美瑶的死法不太一样。
成为山东新编旅旅长后，孙美瑶的兵将并没脱掉匪气，在枣庄地区依旧为非作歹，不理军容军纪。
1923年底，因为手下与其他兵部的人斗殴惹事，孙美瑶和驻枣庄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吴可璋结下梁子。
12月19日，此时已升任山东督办的郑士琦，命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摆下鸿门宴，邀请孙美瑶和吴可璋，要为两人说和说和。
第二天早上，孙美瑶前来赴宴，兴冲冲进门，一个便衣上前就摸他的枪。孙美瑶大骂一声，话音未落就被另外一人一把石灰扑在脸上。
那人顺势摁下他的脑袋，一刀砍下去，一代悍匪就此身首异处。
当时，就有人猜测，这场鸿门宴幕后主谋是吴佩孚。这个猜测和鲍威尔记述的一件事可以对应。
他曾认为孙美瑶的土匪军背后有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支持，而张敬尧是吴佩孚的死对头。
鲍威尔被释放前一天，有一架飞机曾飞过山谷，所有的土匪都带枪出去射击，他问为什么，一个小土匪头子说：吴佩孚在那飞机上。
孙美瑶的死，受到不少外国人的赞赏，但鲍威尔却认为这是政府不守信用。这样的做法将会让以后的土匪不再信任政府，一旦出事，很可能撕票。
更要紧的是，孙美瑶一死，临城劫案的真相就永远消失了。
临城劫案发生20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鲍威尔在上海被日本人抓进了虹口的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个英国人，这人是当年一起被劫上抱犊崮的老相识。
两人见面，很是激动，并一致认为：比起日本人，他们还是喜欢中国土匪。
参考文献：
《老照片》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民国大案》 经盛鸿，团结出版社
《民国匪祸录》 苏辽，江苏古籍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 贝思飞，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译林出版社
《春申旧闻》 陈定山，海豚出版社
《晚晴之后是民国》，赵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研究》 邵雍，上海世纪出版社
新浪博客文章 《传说中的蓝钢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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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起，中国就是流民的天下，因饥荒、战乱造成的流民遍布中国大地。
光绪年间的《申报》曾记载陕西旱灾：饥民相率抢粮，甚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当兵吃粮和落草为寇，是流民一大重要的职业选择。当兵和当匪，很多时候并无区别。
据学者研究，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师和第三师有10万以上是从河南陕西招募的土匪。
河南曾流传一个民歌：快抢一拉栓，银元两三千，清早拉杆，到晚是官。
当土匪头子，是当军官的垫脚石。
民国究竟有多少土匪？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曾说，近代中国就是个“土匪王国”。
他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分析过临城大劫案，认为孙美瑶的背后是日本人的阴谋。
在这篇故事里，我就不细说了。最近还在看这本书，贝思飞对近代中国“土匪社会”的分析非常有趣，他并非将土匪视为中国社会的黑暗地带，而是讲出了当时人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有机会再跟大家细聊这个话题。
3月25日周六晚上，将继续更新《北洋夜行记故事》，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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