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80多年的老监狱被拆了，上面盖了个住宅小区，一平12万 | 北洋奇谭005
由老金讲述近代中国的真实故事，或奇趣话题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前几天，助手发我张新闻截图。一个邯郸武安的男子打110报假警，从去年10月开始，坚持打了100多回，终于给拘留了。
坚持这么久，他目的明确：进看守所。理由很简单：看守所吃住还可以。
这种事时有发生，算是个操作性很强的都市传说。
2015年，台湾高雄有个找不到工作的流浪汉，拎把锤子抢银行。事后供认，没钱吃不上饭，就用了这招。去年七月，成都有个同样的案子，手段更直接：跑到公安局门口烧警车。
除了成心吃牢饭，还有种赖在监狱里不肯出来的。有在监狱做过调查的朋友讲了件事：牢里有些当老大的不愿意减刑，说出去没活路，在里头有人（小弟们）养——不但能解决吃喝，还能解决性需求。
截图来自视频节目《人间彩蛋》，这个节目做得很有意思，不过现在已经停播了。
人们常说，剧组是个小社会，学校是个小社会，企业是个小社会。最接近社会形态的是监狱，这是与大社会几乎完全隔离的小社会，有独立的生存法则。
要总有人想待在监狱的小社会里，说明小社会生态有问题，外头大社会也有问题。
整理《北洋夜行记》故事一年多，我看了些民国北京犯罪和监狱的研究，打破了不少原有的误解。
比如说，金木记录的罪案调查里，有不少奇奇怪怪的罪犯，做些极端的事。实际上，当时的监狱里很少见到这类犯人，最多的是小偷，骗子。
民国的北京城，治安很差。除了乞讨，小偷算是当时北京最流行的行业。前门、朝阳门和天桥一带，当时都是小偷的天堂。
严景耀根据调查制作的北京盗窃犯罪地点分布图。
当时的北京，犯罪分季节，夏天打架斗殴强奸的多，冬天偷盗的多。穷人没房没粮没柴火，最怕过冬。
一到冬天，天寒地冻，就到了穷人偷东西的季节。
1929年12月27号，北京《益世报》登了个新闻。三个在西城根捡煤过日子的男人，商量找个什么地方过冬。最后得出结论：蹲监狱。
三人到了彰义门大街（今广安门大街），在路边看见辆洋车，大大咧咧走过去把搭在车上的一件小褂拿走了。车主一嚷嚷，巡警来了，直接掐监入狱。
益世报，民国时期一家隶属于天主教会的报纸，由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于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注册创办，为民国四大报刊之一。另外三个是《大公报》、《申报》和《民国日报》。
法庭判处三人有期徒刑三个月，得知结果，三人连连叩头，感谢法官秉公执法，并说：“住到三月里，开释出去，天也暖了，不怕冻了。”
九十多年前的新闻，跟现在一样可笑。
当时的北京城就是这样，普通人的生活，更多是像《骆驼祥子》里拉洋车的祥子，而不是《大宅门》里的药行会长白景琦。
三人能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新式监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在德胜门外功德林寺建了个第一个新式监狱，叫京师习艺所。习艺所“尊重人权”，让犯人在里面习得技艺，接受改造。这与以往严刑拷打为主的旧式牢房有实质差异。
当然，新式监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一直到民国后几十年也没填上。直到1928年，虐人的刑具才逐渐废除。
当时，京师习艺所，已经改名为京师第二监狱，不但挡风遮雨，管吃管住，还能领肥皂，每周洗一回囚服，每年洗一回床单。
那么，作为“求生场所”的新式监狱，到底什么样？
1928年，燕京大学出版了一本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作者是23岁的社会学系学生。为了做调查，他主动做了志愿犯人，跟犯人做朋友，成天聊天，了解他们的犯罪情况和狱中生活。
严景耀在《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根据调研数据统计的犯罪类型分布。严景耀发现，无论男女，比例最大的犯罪行为都是经济犯罪：为钱。得来的财物，要么为吃饭，要么为吸毒。其中，占比不小的和诱罪（拐骗），也多是求财，而不为性欲。温饱是问题，淫欲抬不了头。
以京师第二监狱为例，犯人们的早餐是籼米饭，午饭稀粥，晚餐玉米面窝头。这是当时底层的主流食品。
尤其是窝窝头，是中国几代年轻人忆苦教育的重要道具。自民国初年到建国后几十年，一直是监狱伙食的品牌。
80年代，歌手迟志强根据自己坐牢经历，写了一首经典歌曲《愁啊愁》。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飞贼白展堂多次演绎这段经典唱段。
早午饭根据犯人不同工种分为五等，干得活重就吃的多，比如砖窑，农场；干得少就吃得少，例如织布或者做火柴盒。籼米饭最多十四两，最少六两，馒头最多三个半，最少一个。稀粥不分等次每人一碗。菜类有白菜萝卜南瓜等，还有腌的咸萝卜，每逢国庆日和新年日还可以吃上猪肉。
京师第二监狱的砖窑，做重体力劳动的犯人每天可以比普通犯人多领到二两干面的粮食。
这种伙食水平，当然比流浪街头乞讨好多了。这似乎体现了新式监狱的“文明”。
有人却看法完全不同。
严景耀调查北京犯罪情况的同一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了一本非虚构作品《苦囚杂记》，作者是28岁的江苏作家周毓英。他根据当时监狱调查的情况，写了八个短篇故事。
周毓英（1900—1945），作家，笔名菊华等。江苏省宜兴县人。创造社成员，曾是左翼文学联盟成员。后来，写过一些论文骂鲁迅。1932年8月，左联机关刊物点名批评他，称其“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表示了极端的动摇”，“不久并参加了反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叛徒”，被开除出“左联”。
其中有个故事叫《偷饭》。里头说，一个囚犯每天吃不饱，饿的难受，就问狱友怎么能多吃点。狱友却说：“吃官司要受饿，国家定了的哟。”
这人不懂，狱友就解释：不使犯人吃饱，这是有作用的——是为了让犯人老实做工。
“上工场也不是好容易的。他们因为囚犯要不高兴上工场，所以特别用饿这个法子，并且把上工场这件事弄得极烦难，把你饿得苦透了。才给你上工，好使你死心塌地做下去。”
于是，这人就拿出自己的棉衣贿赂看守，让看守“运动运动”，送自己去做工。
吃饭分等级，好歹穿衣是基本一视同仁的。调查资料记载，犯人入狱时要脱精光，收缴一切金属、钝器、锐器、绳索等。
为了节省开支，犯人可以穿自己的衣裤，没有的，监狱给发放。比如，冬天一律都是灰布大领、大襟的小棉袄，没有金属或纽扣，只用布带子扎着，下身穿一条缅裆裤。
缅裆裤，又称免裆裤、棉裆裤，裤子特点是裤管宽、裤裆大、裤腰高。制作方法简单，先在粗布上画出裤子的轮廓，然后用针线把剪下来的裤片缝在一起，再在腰部接上四五寸宽的白布作为裤腰，一方面是便于系裤腰带，另一方面有利于腰部保暖。穿着时，把腰部多余的部分向中间折过来，用腰带扎紧，再用布条将腿部扎紧，防止风从裤管里灌进来。这种裤子有单裤和棉裤之分，但人们常说的“缅裆裤”一般是指棉裤。甘博拍摄。
迟志强在《愁啊愁》里唱：愁啊愁，愁就白了头 / 自从我与你呀分别后 / 我就住进监狱的楼。
这个“楼”字，写得准确。
民国新式监狱是楼房。京师二监以一栋二层瞭望楼为主要建筑，向四周伸展出几个甬道，甬道两边就是监房。
京师二监平面图，中间的瞭望楼就像乌龟的身子，向四周伸展的甬道就成了乌龟的四肢，所以犯人和管教都管这种建筑称为“王八楼”。
这是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的作品，人们给这种建筑起了个外号，叫做“王八楼”。
从另一个瞭望楼俯瞰监狱和十六角楼。
王八楼里，除了监房，还有工厂。这和现在的监狱结构相同，一边生活区，一边生产区。
犯人在监狱工厂工作，除了多吃点，还能挣工分，攒多了兑换奖励或减刑。制作的商品贩卖到外头，挣的钱就是监狱的收入。
监狱磨面科的犯人在劳动。甘博拍摄。
日常生活，分为衣食住行。在监狱里，最多跑跑步，放放风，一般用不着考虑“行”的问题。
除非你越狱。
上期《北洋夜行记》故事里讲到，民国新式监狱巡视严格，还装有电网，很难越狱。我翻了十几本书，在《民国北京犯罪研究》里找到了一个京师二监越狱的真实案例：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真名李景华，祖籍河北涿州，后在良乡县居住，凭借一身轻功了得，成当时京城名噪一时的飞贼。
李三越狱的传闻很多，最夸张的是他能来去自如。有据可考的越狱有四次，第一次就是京师二监，第二次是从法院看守所逃走、第三回从保定监狱越狱，最后一次从感化所越狱。
燕子李三是中国近代流传于民间的人物，有各种的版本和各种离奇诡异的传说。由于他行踪诡异，每次偷盗后，为显示自己的本领，时常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用以表示“此事由爷做”，与外人无关，“燕子李三”的名头即由此而来。他因时常劫富济贫，为人所称道，而被人称为侠盗，与大刀王五、义士霍元甲并称为“幽燕三侠”之一。图片是民国时期的新闻。
按照文明的讲法，监狱的目的是改造犯人。所谓重新做人。
有些欧美犯罪学家研究罪犯人格，认为犯罪是种心智缺陷。也就是说，犯人不是正常人。
严景耀在监狱待了半年，觉得这是忽略了社会问题。犯人本身，多是和你我心智水平相同的普通人。
这点我同意，大部分犯人是普通人，他们需要的是重新社会化，适应社会机制——如果这社会还算正常。
当时的新式监狱，采用了“文明”改造方法：宗教教诲。
宗教教诲最早出现在西方监狱，按照基督教原罪概念，去感化教导犯人，教诲师就是牧师。
民国政府向西方学习，也玩宗教教诲。无奈中国社会宗教情况复杂，于是组建了教诲师天团：职业教诲师、神父、老道、和尚一股脑地送到监狱里，按课程表给犯人讲课。
京师二监的教育课程表，图片出自开明出版社《严景耀论文集》。
每座新式监狱都配备教诲师和教诲堂，旧监牢改造的监狱没有这个条件，就会让犯人直接在工房或者监房里教诲。
民国新式监狱教诲室，挂着耶稣基督、孔子、老子等等各路神齐聚一堂，共同感化众生。
这种教诲，当然没用。大多中国人是对宗教无感的。至于信佛信道，都是实用主义的“菩萨保佑”，并不涉及精神。最多，在念到“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样的教诲词时，会有人稍有所悟。
京师一监图书馆里，佛经占了馆藏的一半。
相比精神和意识形态问题，监狱里更重要的是肉体问题如何解决。
《苦囚杂记》里有篇故事叫《女人真好》。监房里有种大铺是七个人一张炕，半夜，俩挨着睡的犯人失眠聊天。
“我还是光身（单身）。”贞祥声音很低，不好意思说的样子。
“怎么还不娶呢？今年几岁？”
“二十三岁了。”
“明年出去你要用力去找的——唉，我现在想起来女人真好！女人真好！”
“是的，我也常常想呢，女人真好！不是女人。就是女人的手，女人的脚，女人的头发，都好！都好！女的屁股更加好！想死我的！女人确乎是好哟！”
“你是外行，乳是女人身上顶好的，不过屁股也好——呃！女人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香的啦！”
真祥伸手去摸福西的乳，摸了下便叹着气：“男人终是要不得，乳不会长高大和柔软一点。”
“男人的乳是退化了的。”福西把真祥的手移开去。
“摸摸也是好的，聊胜于无哟！”真祥的手又伸过去摸着。
“乳是退化了的。还是摸你的屁股倒好些，那是和女人差不多。”福西很迅速的去摸真祥，真祥并不避开。
图片来自1928年《苦囚杂记》扫描本。
这场景，不知周毓英是怎么知道的。或许是采访得来，或许是有艺术加工。总之，真是寂寞不堪。
社会贤达，文化知识界，都在关心囚犯的性生活。
1933年，《十日谈》杂志创刊号，刊登一篇关于“囚犯性欲问题”的评论。
当时，政府已经考虑准许有老婆的犯人定期回家。文章却提出问题：单身汉怎么办？
就连上海女性杂志《玲珑》，也对狱中囚犯的性欲问题产生了兴趣，在1935年的第二十五期杂志中，用“犯人要求解决性欲”这个直白的标题，阐明了他们的观点。
《玲珑》，是在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的一份女性杂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总共发行了298期。该杂志的尺寸非常之小，为64开本。
这个问题，清代旧监狱就有解决方案。当时的牢饭里，有一间叫做“家信房”。为了让判死刑的犯人留下后代，准许犯人召其妻子到监住宿，住宿的地点就是这个 “家信房”。
到了新式监狱。大多地方县市的监狱依旧沿袭清代牢房，“家信房”的传统不仅延续下来，还进行了扩展。犯人们贿赂看守狱警，把这里作为了与私娼幽会的场所。
基本上，有钱就能解决。实在不行，就像《女人真好》故事里一样聊以慰藉。
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监狱究竟是什么？不是王八楼，不是工厂，也不是牢饭，更不是唱歌——按照司法部规定，新式监狱会安排老师教犯人唱歌。
这些都是表面的体验，真正需要应付的关系——
......犯人，犯人，犯人，看守，犯人，犯人，典狱长，看守，犯人，管教，教诲师，犯人，犯人，看守长......
严景耀在《中国监狱问题》里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被开除的看守的妻子，领了两个衣服很破的孩子，在监门外啼哭着要求见一见典狱长，希望能领她丈夫六个月的欠薪，当时我注意她的时候，她已经在监门口立了三天了。”
看守和犯人，角色上对立，现实中却相互依存。监狱缺钱，看守拿不到工资，就带一些违禁品卖给犯人。犯人在工厂做东西，有时候也偷出几个卖给看守。
一九二七年，京师第三监狱取消，将所有犯人转送第一第二监狱时候，发现几乎人人口袋都装了烟。
这些烟都是用工厂商品和家人送来的衣物跟看守换来的。据说，一双鞋只能换来一根卷烟。
严景耀见过一件事，一个坐监的强盗跟看守说：“先生，您在监里待我太好了，我实在感恩不浅，以后我出了监到了口外做些生意（再去做强盗），有了钱，然后再报您的恩。”
最极端的情况，穷到无奈的看守，会在监狱里偷东西——跟穷人主动吃牢饭相比，这种事更黑色。
犯人在做衣服，犯人和狱警同时望向镜头。
1986年，京师第二监狱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功德林小区。这两年，这小区的房价飙升，一平米已经涨到了12万。
二监的痕迹，如今只剩一座角楼隐没在闹市之中。
北京功德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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