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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二环闹鬼往事:要不是被狗刨出来,没人知道死了个孩子 | 北洋夜行记061

金醉 魔宙 2020-02-20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少年时候喜欢看三级片。这爱好一直保持到念大学,开始收集所谓禁片来看。


「世界100大禁片」、「欧洲十大禁片」什么的,都找来看。


后来发现,除了语言肤色和发型,大多雷同。于是看得多,忘得也多。


但我牢牢记住了一部:香港电影《山狗》——人生第一部三级片,录像厅大银幕看的。


当时有影评这样介绍《山狗》的剧情:有一天,四个罪犯饿鬼似地轮奸了一名纯洁少女,并把前来救护的哥哥强推入陷阱,用小刀一刀一刀将他割死……恶徒逍遥法外,受害者的父亲开始以暴力对付暴力,将「山狗」一条一条除去。图为郑则仕扮演的山狗之一。


《山狗》1980年香港上映时,曾批判其为“夸大暴力”的电影,认为导演堆砌血腥暴力,是刻意刺激观众。


这话没错。若再进一步讲,刺激人的不只是暴力,更是「以暴制暴」的兴奋感。


据我推测,《山狗》可能翻拍了一部美国惊悚片《杀人不分左右》。俩片子角色和情节如出一辙。


1972年美国惊悚片《杀人不分左右》The Last House on the Left,又译作《魔屋》,也是一部“世界级禁片”。两个女孩遭人凌辱虐待,父母拿起电锯为她们复仇。


而《杀人不分左右》的情节模式,则可能改编自瑞典大师伯格曼1960年拍的《处女泉》。


《处女泉》基本情节也是个以暴制暴的故事。农场主的女儿在山间遭到三个牧羊人的凌辱和杀害,牧羊人来农场借宿,父亲决定复仇。


与前两部禁片不同,《处女泉》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过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是伟大的艺术品。


左边的乌鸦是艺术片《处女泉》的镜头,右边的乌鸦是三级片《山狗》的镜头。同样的情节人物设置,同样的黑色象征。很有可能,《山狗》是直接翻拍《处女泉》。


惊悚的邪典片和肃穆的文艺片,讲的是共同的女性遭遇——现实就是可能如此残忍。


再查资料,发现《处女泉》故事也有来源,是根据瑞典传统民谣改编的——原来更早就有了这样的故事原型。


面对暴力和罪恶,要不要以牙还牙?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中,他也常作类似的自问,当法律不足以惩治罪恶时,该不该杀个痛快?


今晚的故事,就讲一件1925年的案子,它勾出了金木的一段个人秘史,让他很受挫,也很迷惘。 


下面是助手草头鬼整理的故事,从北京南郊一次闹鬼事件开始。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1911年到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南下洼谜案

案发地点:南二环陶然亭

案发时间:1925年5月

记录时间:1925年6月底

故事整理:草头鬼




水怪


最近一阵子,有人传,南下洼陶然亭出了水怪。

 

每到夜里,陶然亭西面的苇塘深处就会传来怪声,怪声像牛叫,也像驴叫,一叫就是三声,十分可怕。

 

声音巨大,像在一口大缸的缸底击鼓,从下往上隆隆作响,连城墙外头十里地的张家村,都听得一清二楚,心里发毛。

 

不仅人怕,狗也怕。一听见怪声,城里的大狗小狗洋狗土狗就会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吠,胆子越小的狗,吠的越凶。

 

以前听见这种怪事,戴戴和小宝早就眼睛发亮,坐不住了,非缠着我去不可。现在不一样,俩人都是大忙人。

 

戴戴又接了一个新连载。两份报纸的截稿期撞上了,戴戴忙得焦头烂额,好几天合不上眼,恨不得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写。

 

写不出来,就给我打电话,每回接通先来一段咆哮,然后反复说自己脸色发黄,头快秃了。


后来我养成习惯,接到电话先把话筒朝下,等上半分钟,再提起来。

 

民国老式电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话传入中国。到1907年,北京已有2000户人家安装了电话。


事后再问,戴戴却全然不记得,别人是酒醉忘事,戴戴是写稿失忆。

 

小宝搬出去以后,天天满城乱跑,经常上午在钱粮胡同给人当护院,中午去天桥打拳,下午到城南游艺园耍马戏。

 

日程排的满满当当,朋友也越交越多,已经很久不来找我了。偶然在街上遇到,也是点个头说两句就走了。

 

和他们一比,我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倒成了一个社会闲人。

 

苦闷了几天,这天,我收拾钓竿渔具,带上一个铁桶,决定去陶然亭钓鱼,顺便会会那只水怪。


 


蛤蟆


陶然亭是个古怪的地方。

 

名气大,一到夏天,总有很多游客,找个会吆喝的车把式,出宣武门,走虎坊桥,经粉房琉璃街,花上老半天工夫,跑到陶然亭远眺,找野趣。


南下洼本来地势就低,过去烧窑不断取土,又挖了许多坑,北面虎坊桥一带的水全汇聚到这儿,形成无数水塘,荻芦丛生。

 

夏秋之间,芦苇长得最疯的时候,沿着荻芦丛中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偶然看见鹭鸶飞起,会让人产生幻觉,好像到了水乡。

 

明明坐在车上,却有种坐着小船过河的味道。

 

白天风景太好,好到让人忘记,陶然亭的芦苇两岸,其实全是荒坟义冢。乱坟挨着乱坟,每一步都走在死人堆上。

 

这种荒凉,遇上阴天,再等夜幕升起,就会更加明显。黑漆漆的水塘里,只有风过荻芦的沙沙声,和不知在哪棵老树上怪叫的乌鸦。

 

这么一想,有水怪的传闻也就不出奇了。


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陶然”二字取自白居易的诗 “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陶然亭一直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是北京的游览胜地。(图片来源:LOFTER)

 

受传言影响,陶然亭果然清净了许多。

 

我在西面的水塘边找了块地方,把铁桶倒扣在地上,坐在桶底上面,一边钓鱼一边等天黑。

 

我喜欢钓鱼,却不喜欢钓到鱼。鱼钓的多,反而麻烦,自己一人也吃不完。

 

于是经常钓了放,放了钓,来回折腾。这儿水草丰茂,鱼太好钓,不到两小时,已经放走了六七条肥大的鲫鱼。

 

这时,突然听见有吵闹声。我放下钓竿,正好活动一下腿脚,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两个巡警摁倒了一个瘦小的男人,骂了几句就上脚踢,地上的男人唉哟唉哟地喊。

 

男人的脚下,扁担扔在一边,竹篓被打翻了,掉出几块黄绿疙瘩,是没熟透的小南瓜,还没有巴掌大。


瓜烂开了,里头瓤是空的。


小南瓜,皮青翠,有淡黄色斑纹,口感较之普通南瓜更鲜甜一些。


我扶起地上的男人,男人弓着背,拍了拍裤管上的泥。一抬头,脸发绿,腮帮子鼓鼓的,满脸褶子,这人我认得,是卖蛤蟆的老庄。

 

我夜里爱到永定河钓鱼,有时赶上老庄钓完蛤蟆回家,碰见过几次。

 

老庄40出头,身材矮小,整天佝偻着背,钓了半辈子蛤蟆,长的也越来越像蛤蟆。

 

老庄是个老实人,平时话很少,只有说起蛤蟆头头是道。

 

钓蛤蟆得用小蚂蚱,用鱼钩钩起,挑到蛤蟆面前使劲晃,蛤蟆直着眼,突然一跃,一旦咬住钩子,就不会松嘴了。

 

蛤蟆只能看见动的东西,这些全是老庄告诉我的。


癞蛤蟆,又叫蟾蜍,以昆虫、蜗牛等为食,习惯夜间行动。蟾蜍耳后有毒腺,能分泌毒液,自然脱落的表皮成膜后可作中药——蟾衣。中国古代传说里,月亮上有蟾蜍,所以蟾蜍也用于指代月亮。

 

我给歪帽子巡警塞了根烟,“老庄犯了啥事儿?”

 

正纳闷,另一个宽肩膀的巡警从竹篓里捞出一个小小的南瓜,放在掌心,揭开盖,“呱”的一声,一只褐色的癞蛤蟆蹦出来,在宽肩膀的大手上一跳,然后窜进草丛,没了影。

 

把蛤蟆藏在瓜里卖,我还是第一回见。

 

歪帽子绷着脸没说话,宽肩膀的巡警接过烟,告诉我,上头有令,不让卖蛤蟆。老庄偷着卖,得罚钱,可他没钱,俩人正准备把他抓回警署。说完瞪了老庄一眼。

 

老庄苦着脸,很委屈,说他老婆有喜了,家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不让卖蛤蟆,就等于断他的活路。

 

我问宽肩膀,“卖蛤蟆还有禁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嗐,还不是这儿的水怪闹的。”宽肩膀叹了口气,“说来话长。”

 

原来,水怪的谣言越传越荒唐,最后竟然扯上袁项城(袁世凯),成了蛤蟆精复活在作怪。

 

这事惊动了警察厅。



上个月初,警察厅高层新上任了一个长官,姓赵。赵长官人高马大,嗓门也亮,唯独对蛤蟆犯怵。

 

今天早上,外五区巡逻队、消防队和侦缉队各出了一队人,把陶然亭围了三圈,一直搜查到南城墙根,也没有找到水怪。

 

水怪没找着,倒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条人胳膊。

 

赵长官吓得两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想通了,只能是蛤蟆精作祟,把人吃了剩一条胳膊。

 

蛤蟆精发威,肯定是哪儿得罪它了。

 

于是赵长官下令,从今往后,禁止捕食蛤蟆。凡是偷偷贩卖蛤蟆者,一经发现,轻则罚款,重则入监。

 

宽肩膀接着说,赵长官怵蛤蟆,不是因为蛤蟆长得丑,也不是因为蛤蟆叫的难听,而恰恰是因为赵长官爱吃烤蛤蟆。

 

吃着吃着,突然有一天,赵长官发现剥了皮的蛤蟆两腿岔开,怪像个人形,赵长官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就怵蛤蟆了。

 

总而言之,全城的警察都出来抓蛤蟆贩了。

 

“胳膊的主人找着没?”我接着问。

 

宽肩膀摇摇头,说法医还在看,歪帽子打断宽肩膀的话,冲我摊开一只手,“别废话了,你俩既然认识,罚金你替他交吧。他是初犯,两块钱。”

 

宽肩膀从怀里摸了会,掏出一张潮乎乎皱巴巴的纸,果然写着禁蛤令。

 

老庄抽抽鼻子,给我作了两个揖,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交给歪帽子。

 

警察一走,老庄告诉我,“瓜里藏蛙”的主意是他老婆出的。

 

“多好的主意,结果一只还没卖出去就让人逮住了,太不巧了。”老庄想不明白,一生气,脸更绿了。

 

我塞给老庄几块钱,让他先别出来卖蛤蟆了。

 



胳膊


比起水怪,我更关心那条胳膊。

 

我先回了趟家,把钓具和铁桶放下,然后直奔外五区警署,胳膊是在陶然亭附近发现的,现在肯定躺在警署的停尸间里。

 

到警署天已经黑了,守门的警察睡的很沉,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衣领全是口水。

 

警署没人,停尸间在最里头,昏黄的灯一闪一闪,门是虚掩的,里头传来脚步声,还有一股腥臭夹杂着福尔马林的刺鼻味道。

 

要是没猜错,这个时间点,待在停尸间的只有一个人。

 

我捂着鼻子,推门进去,背朝我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戴了塑胶手套,正弯着腰,拿着放大镜对着齐腰高的铁架台,不知道在看什么,嘴里嘀嘀咕咕。

 

头转过来,口罩摘掉,粗粗的眉毛底下一张圆脸,两只眼睛又圆又亮,果然是汪亮。

 

汪亮大笑一声,放下放大镜,抬起塑胶手套的手,要重重拍在我的肩上,被我闪开了。

 

我指指他的手套,汪亮反应过来,别过手,“哈,老金,来的正好,我还想一会儿去找你呢。”

 

铁架台的正中放着一条胳膊,很细小,是右臂。指头泡过水,微微发涨。连接肩膀的地方有点腐烂,血发黑,胳膊倒很完整,但上头有不少划痕。

 

“你就是为它来的吧。”汪亮指了指胳膊,“二十八公分左右,是个孩子,四五岁吧,胳膊是死后被扯掉的,应该死了不超过五天。”

 


汪亮是我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是个怪人,放着家产不继承,为了逃婚,一个人跑到日本仙台读医,回来后进警局当了法医,被分到内左一区。


但哪儿有尸体,他就往哪儿跑。

 

比起活人,汪亮更喜欢跟死人打交道。用他的话说,死人比活人老实。

 

警察都去抓蛤蟆贩子了,胳膊的案子没人管,只有汪亮还闲着,就落在他头上了。

 

“看见没,指甲缝发黑,但指甲还很完整。”汪亮凑近胳膊看,看完又闻了闻,“除了草,还有土腥味,土是松的,还没结块,是新埋的。你说尸体会在哪儿呢?”说完一把抓起胳膊,放到我的眼前。

 

我托了托眼镜,仔细看了会,指着腐烂的地方,“这儿参差不齐,有牙印,像被狗咬过。”

 

汪亮看了看,一拍大腿,“有道理,野狗刨出尸体,咬断了一条胳膊,再拖到草丛里,所以既沾了水,又有土。”

 

“狗能刨出尸体,说明尸体埋的不深,叼着胳膊不会走远,尸体应该离发现胳膊的地方不远。走,回陶然亭看看去。”我说完转身要走。

 

汪亮皱着眉,缩起肩膀,小声说,“要不然,明天再去?你看天儿都黑了。”

 

“你该不会是害怕水怪吧?”我故意气他。

 

“老实说,我确实有点怕,倒不是怕什么水怪,也不是怕蛤蟆精,是陶然亭那地方,三步一个坟,苇塘的水又深,怪阴森的。

 

“上中学的时候,我路过陶然亭拉屎,迷迷糊糊就往水塘里钻。要不是一块的孩子拉着我,早就淹死了,回过神来水都没过腰了。后来听人说,那是水鬼在拉人。”


说完汪亮打了个寒颤。

 


汪亮每天与尸体打交道,竟害怕水鬼,简直就是个迷信罐子。

 

汪亮摘下手套,摸了摸后脑勺,问我“说真的,老金,你就一点儿都不怕吗?”

 

汪亮这么一问,倒让我想起了一件童年的往事。

 

只有一个很模糊的画面:我在黑乎乎的芦苇塘里一路疯跑。

 

正想着,汪亮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打断了我的回忆,“想啥呢,哈哈哈,还说我,老金你也怕了吧?”

 

我没跟汪亮争辩,“警察真的把陶然亭围了三圈,仔仔细细地搜过?”

 

“那可不,赵长官说要抓水怪,谁敢不听。”汪亮说。

 

“有尸体的话应该早被发现了。白天那么多警察都没搜到,这会儿黑灯瞎火,我俩肯定也找不着啥,不如明天再去。”

 

汪亮点点头,过了会儿又眯起眼睛看着我,“你肯定是怕了。”

 



和尚

 

第二天,去陶然亭之前,我跟汪亮去见了外五区的一个老警察,想知道搜查时有没有遗漏。

 

老警察提到,他们确实把陶然亭方圆十几里挨个搜了,但没进过寺庙。

 

“嗐,不用搜,妖怪还敢住在庙里不成?”老警察搓了搓长长的白胡子,说他掐指一算,这回的水怪不简单,说完又上下打量我,还问我要生辰八字,也要给我算算。

 

我摆了摆手,费了不少口舌才推掉。

 

陶然亭附近寺庙不少,大的有龙泉寺,慈悲庵,小的有哪吒庙,龙王庙。

 

汪亮觉得,胳膊是个小孩的,龙泉寺离陶然亭近,又有孤儿院,最可疑,于是先从龙泉寺查起。

 

龙泉寺的院里有一口废井,确实是藏尸的好地方,但尸体要在井里,早就泡烂了,胳膊不可能那么完整,更不可能被野狗刨出。

 

慈悲庵的住持不在,两个年轻的小师父把着门,问了几句经文,我俩都没答上来。

 

又问我俩来的目的,汪亮老实,一股脑就全说了,是来找尸体的,小师父听完,眉毛竖起,哼了一声,砰地把门关上了。

 

哪吒庙已经荒废了。香火也断了,庙里空无一人,香炉上结了厚厚的蜘蛛网,至少几个月没打理了。

 

我和汪亮转了一圈,除了蚊子很多,没有发现异常。

 

龙王庙在陶然亭南面,靠近城墙,一打听,那儿香火很旺,去的人大多是为了求子,说是龙生九子,想来沾点龙王多子的福气。

 

为了避免再吃闭门羹,我和汪亮混进求子的人里,各掏了一块钱,买了两柱胳膊粗的香,领了两块小木牌。

 

木牌上用细毛笔写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两行字,顶上穿了孔,系着红绳。

 


庙里有两棵桃树,枝丫修剪过,树上零零星星结了几个青红色的早桃。

 

求子的人把木牌交给一个方脸和尚,和尚就用长长的扫帚头,挑起红绳,把木牌挂在树上。

 

来求子的多,桃树上木牌挂的满满当当。

 

我和汪亮前面,是一个穿黑底蓝花绸褂的老妇和她的丫鬟,老妇怀里抱着一只小哈巴狗,手里捏着同样的木牌。

 

老妇在丫鬟耳边嘀咕了会,丫鬟偷偷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绒布袋,布袋绣了花,塞给方脸和尚。

 

和尚面不改色,颠了颠袋子,一抬手,袋子顺着袖口滑了进去。

 

和尚深鞠一躬,用另一只手接过木牌,挑起,把木牌挂在了右面桃树最顶端的一根树枝上。


中国是桃树原产地,在公元前十世纪,《诗经·魏风》中就有“园有桃,其实之淆”的句子。《礼记》中把桃列为祭祀神仙的五果(李、梅、杏、枣、桃)之一,桃木则被古人看作是仙木,有镇灾避邪之说,我国最早的春联就是用桃木板做的。 


老妇很高兴,让丫鬟再去多买两柱香,手一动,怀里的小哈巴狗蹦哒两下,跳到地上,在院里乱跑。

 

方脸和尚拿起扫帚,小狗受了惊,跑的更快。和尚弓着身子满院子追,可小狗太机灵,和尚次次扑空,弄得灰头土脸,十分狼狈。

 

小狗窜到两棵桃树中间,左右嗅嗅,挪了挪,刨了几下土,倚着右边的树干抬起一条后腿,尿出了一道细细的黄色弧线。

 

汪亮哈哈大笑,院里的人也被逗乐了,连老妇也忍不住捂着嘴笑,只有和尚阴着脸,狠狠把扫帚扔在地上。

 

最后丫鬟上去把小狗拦腰抱起,大家才安静下来。


巴哥犬,一种小型犬种,中国也称之为哈巴狗,面相看着憨厚,其实活泼好动。

 

人散了,我发现小狗刨过的地方,有一小块反光的白点,走近拾起,竟是颗小小的白牙,不到半个指甲盖大。

 

我把白牙递给汪亮,“这是小孩的牙吧?”

 

汪亮点点头,蹲下来,用手抓起一把土,搓了搓,“土很松,是新盖上去的。”

 

我说明来意,问方脸和尚底下是不是埋了东西,方脸皱着眉,频频摇头,有点慌张。

 

汪亮表明警察身份,让方脸和尚把两棵桃树中间的土地挖开。

 

方脸和尚很犹豫,皱着眉,拿不定主意。

 

汪亮一急,嗓门抬高,“你要是不动手,我就自己挖!”

 

这时候,东屋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个年轻和尚,中等偏瘦,一身白袍,细眉长眼,长的很白净。

 

屋里还有一个妇人,年纪稍大些,三十来岁,头发略有点凌乱,后脑勺梳了发髻,上头歪歪地插着一根玉簪。

 

妇人脸色微红,跟年轻和尚和方脸各打了个招呼,就草草离开了。

 

年轻和尚看了我和汪亮一眼,对方脸和尚说,“不要紧,挖吧。”

 

方脸和尚叫来扫地僧,两人各拿一把铲子,沿着两棵桃树的中线,开始挖。

 

挖了几下,突然,“啊”的一声,方脸和尚铲子一扔,大步往后退,险些一屁股坐倒,撞在小狗刚尿过的树干上。

 

扫地僧不敢往前,我和汪亮走过去,地上被挖开的地方,隐约能看见半张人脸,上颚烂开了,露出两排上牙,下面一排门牙缺了几颗。

 

我和汪亮拾起铲子接着挖,很快就挖出了一具尸体,尸体是个男童,蓝衣黑裤,头发有点卷儿,正好少了右胳膊。

 

从身高体型看,汪亮的判断没错,男孩大概四五岁,死了不超过五天。我俩几乎当场就确定,这就是陶然亭胳膊的主人。

 

方脸和尚嘴唇发紫,用哆嗦的声音悄悄问我,“这娃是啥怪物,咋,咋有两排一样的上牙?”

 

我告诉他,这是换牙期的孩子特有的情况,乳牙还没完全被隐藏在上头的恒牙替换掉。

 

“人是我埋的,跟他俩没关系。”年轻和尚不紧不慢地说。

 

方脸和尚告诉我,说话的是他的师弟,姓袁。庙里大小事情都是袁师弟在管。

 

袁师弟走近,我才发现,他的白色僧袍上有暗纹,布料也比方脸和其他和尚的要高级得多。

 

根据袁师弟的说法,死去的男孩是个弃儿,四天前被人丢在庙门口,他好心收留了。没想到男孩有肺病,咳嗽的厉害,高烧两天不退,人就死了。

 

男孩死后,袁师弟就把人埋在院里了,他把这叫“尘归尘,土归土”。

 

没入棺,又埋的浅,埋完的隔天夜里就让野狗刨出来了,袁师弟说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一条胳膊已经没了,只好重新在尸体上又盖了一层土。

 

袁师弟问了汪亮是哪个警署的,还说愿意配合调查,可以跟我们回警署。

 

汪亮看了尸体,除了被野狗撕咬的右臂与肩膀接口外,身上没有明显外伤,一时也不能断定男孩的死因。于是喊来巡警把尸体带回警署,让袁师弟跟我们走一趟。

 

出了庙,我对汪亮说,死去的男孩衣着打扮不像穷人,脚上还套了青色的洋袜。

 

图为约翰·詹布鲁恩1910年代拍摄的北京的女学生,脚上穿着洋袜。民国初年,我国的针织业还不发达,普通人多穿着手工缝制的布袜。有弹性又贴合脚部形状的棉袜属于进口针织品,被称为“洋袜“。一战爆发后,洋织品进口骤减,国内针织业迅速发展,但喊“洋袜”的习惯还没改过来。


汪亮点点头,他也觉得那个袁师弟很古怪,说的话不足为信。




黑屋


汪亮回警署调查男孩的身份和死因,我去打听龙王庙和袁师弟的底细。

 

龙王庙原先只有方脸和尚和扫地僧两个人,袁师弟是直隶人,年初才进的庙。龙王旺子的说法也是袁师弟想出来的。

 

袁师弟长的好看,人缘好,嘴能说,自从他来到庙里,香火大旺,不管灵不灵,求子的妇人是一个接一个,掏钱掏的心甘情愿。

 

经人介绍,我找到一个袁师弟的直隶老乡小张,是个卖干货的,我请小张到茶馆里聊了会。

 

一提起袁师弟,小张差点把杯子摔了,“什么狗屁和尚,假的!”

 

袁师弟本名袁聪,念过几年书,两年前来北京投奔一个远房表舅,好的没学会,倒学了不少骗人的把戏,风流成性,相好换的比谁都勤。

 

后来假模假样混成和尚,酒肉嫖赌样样沾,还勾搭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小张恨袁聪恨的牙痒是有原因的,袁聪干过人牙子。

 


去年年底,小张的老爷子过世,要办丧,家里紧张,就问袁聪借了三十块钱。袁聪当时很爽快,找张纸让小张按了个手印就把钱给他了。

 

小张不识字,当时又着急要钱,就匆匆按了手印。

 

十天后,袁聪领着两个壮汉上门,带走了小张六岁的儿子。

 

原来,小张按手印的纸上,写着十天之内不连本带利还钱,就要拿儿子抵债。

 

小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借的三十块是把儿子卖掉了。想要赎回儿子,可以,但钱得翻倍,要六十块。

 

这不是袁聪第一回这么干了。

 

低价从赌鬼或者欠债的人手里买走小孩,再转手高价卖给有钱人,袁聪就是这么阔起来的。

 

小张不服气,想找袁聪算账,但袁聪认识些道上的朋友,小张不敢碰他。只好把值钱的家当全卖了,还让媳妇回娘家借钱,东拼西凑,背了一屁股债,勉强凑齐六十块。

 

钱虽然还清了,儿子也回来了,但儿子却不再跟小张亲了。

 

“袁聪怎么进的龙王庙?他为啥要当和尚?”我问小张。

 

小张摇头,他不清楚,只知道袁聪跟表舅闹掰了,袁聪连自家人也不放过,让人给表舅的小女儿估了价,表舅一怒之下就把他赶走了。

 

袁聪混不下去,大概是进庙里避避风头。“这年头进庙里当和尚,不用吃斋信佛,给钱就行。好多犯了事儿的都往庙里躲。”

 

小张说完给了我一个地址,上回他去找袁聪赎儿子,就是去的那儿,大门有人把守。“我娃说了,里头还有个黑屋子,袁聪不让进,神秘兮兮,肯定有鬼。”

 

地址在工艺局往南,牛街麻刀胡同,是个小四合院。

 

院子前宽后窄,像簸箕,据说风水不好,人住不安宁,所以空着,后来低价租给了袁聪。

 


侧面的房檐塌过,有一排瓦片是新砌上去的,还刷了灰浆。

 

外墙的墙根底,有几处砖缝很大,用脚一踢,灰砖是松的。我蹲下晃了晃砖沿,使了点劲,抽出一块。

 

砖头很沉,敲起来当当作响,声音十分清脆,我把砖头藏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用胳膊夹住。

 

院子门口蹲着一个大爷,胡渣发白,戴宽沿草帽,穿汗衫,手里举着铜烟锅,抽着旱烟。

 

图为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民国老照片,图中老人抽的就是旱烟。旱烟用烟袋锅,烟叶直接揉碎塞进烟锅点燃,有时掺入少量棉花、树叶,不仅省钱,还能增加口感。烟锅由头、杆、嘴组成,杆上拴一个烟布袋、一个烟钎子,用于装烟和挑烟污。

 

正犹豫怎么开口,大爷突然放下烟锅,站起,甩了甩裤腿,朝我走过来。大爷比我高出半个头,眼睛上下打量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皮一动不动。

 

我绷紧神经,伸手去摸大衣里的砖头,心里估算着出手的时机。

 

大爷叹了口气,“小伙子,我啥也没看见,你进去吧,这活儿伤天害理,我干不了。”

 

一松神,咣当一声,砖头从手里滑落,重重摔在地上,把石板地磕凹了,砖头还是完完整整,丝毫没有裂痕。

 

大爷拾起砖头,眼皮还是不动,说了句“好硬的砖”,把砖头还给我,举起烟锅,唱起小曲儿,转身走了。


老式灰砖。

 

剩下的事情和小张说的一样,黑屋子在西厢房,窗户是破的,用厚木板封住了,一点光也进不去。

 

屋里关着四个孩子,三女一男,最大的六岁,最小的只有三岁。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几个脏兮兮的小孩抱成一团,缩在角落,不哭也不闹。

 

一问,他们都是被自己父母卖给一个和尚,在这等有钱的买主来接他们,回去当婢女,或者给人做继子。

 

他们口中的和尚,脸很白,说话和气,像个先生,一听就是袁聪。

 

最大的女孩是个鹅蛋脸,深眼窝,鼻梁很高,头发有些打卷。她不怕生,告诉我,她和她弟弟不是被父母卖的,俩人走丢了,被一个坏人抓住卖给袁聪。

 

袁聪威胁孩子,要是敢喊,或者敢跑,就杀了他们。

 

屋里只有一个小男孩,我问女孩,是她弟弟吗?

 

女孩摇摇头,把我拉到一边,露出得意的笑容。她悄悄告诉我,她弟弟跑出去了,是她引开看门的,让弟弟溜出的。

 

“你弟弟几岁了?穿什么衣服?”我问女孩。

 

女孩说,“下个月就五岁了,上身是蓝的,下身黑裤子,弟弟不好好走路,裤腿总是让泥巴弄的很脏,所以妈只让他穿黑裤子。”

 

想了想,女孩又说,弟弟有气喘,一咳嗽,口水会从缺掉的门牙缝里往外喷。

 

我指着女孩的脚上穿了青色的洋袜,“你弟弟也穿了一样的袜子吗?”

 

女孩点点头,笑了,说袜子是新的,走丢那天出门时候刚换的。然后歪着脑袋问我,“你找着我弟弟了吗?”

 

我愣了,摇了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通知了附近的巡警,警察把孩子带走,在院子门口贴了封条。

 

得救的孩子却不怎么高兴,有一个女孩甚至问警察,能不能不回家。

 

警察叹气,“都是被自己亲爹妈卖掉的,回去该怎么面对?”

 

袁聪还关在警署,警察决定连夜提审他。

 

 


噩梦


回来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里我只有六七岁,被关在一间黑黑的屋子里。屋子很小,有一股霉味,墙皮发潮,有些地方翘起来了,窗户让三块厚木板封住了。

 

木板之间有缝隙,有时会透进一点光。

 

我踮着脚,手扒在木板上,一点点摸。摸到中间的木板上,我发现有一根铁钉松了,凸了出来。

 

我使劲用指甲抠那根钉子,抠的满头大汗,指甲也劈了,手指又酸又疼,却不敢停。

 

不知道抠了多久,当啷一声,钉子掉到地上了。

 

我摸着木板的边缘,找到木板的一角,把手指挤进去,然后用力往外扳木板。

 

木板被我扳动了,另一头的钉子也渐渐松了。

 

最后,一整块木板终于被我撬起来了。

 

我把脸贴在窗上,原来让木板盖着的地方,睁大了眼往外看。

 

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眼前灰蒙蒙的,外头也是黑的。渐渐地,眼睛适应了,我找着月亮,用手指沿着月亮弯弯的轮廓一点一点移动。

 

这时候,门外有脚步声,然后是开锁的声音,门闩刺啦划动,门在晃,风透进来,有人开门了。

 

我很害怕,腿在抖,把撬起的木板死死捏在手里,往前走了几步,躲在门背后。

 

门打开的一瞬间,我闭上眼,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木板带钉子的那头朝下,狠狠拍在一个人的脚上。

 

那个人大叫了一声,我推开门,冲了出去。那人伸手要抓我,手扯到了我的衣服,衣服被扯烂了,但我已经冲出门外了。

 

我不敢回头,用力摆起两只胳膊,咬紧了牙关,追着月亮,一路疯跑。

 

外头全是芦苇荡,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鞋踩着水湿了,看不见尽头,远处只有月亮,我一直往前跑,一直跑。

 

忽然,天上飘下了黑色的灰,我摊开手掌,灰落在手里,是黑色的羽毛。

 

一抬头,巨大的黑影晃过头顶,月亮消失了,天彻底黑了。

 

黑暗里有一只眼睛,眼睛睁开,瞳仁是血红色的,里头流出源源不断的血,一直流到我的眼睛里。

 

到这儿,我就被汪亮拍门的声音吵醒了,身上全是汗。

 

汪亮耷拉着脑袋,头发乱糟糟的,像一夜没睡。一见面先问我要了一根烟,点上烟,他长长叹出一口气,“案子结了,人已经放了。”

 

汪亮说的是袁聪。

 

袁聪认识警察厅赵长官的副手,所以那天在龙王庙,才会那么配合调查。

 

我找到的那些孩子,有三个送回了家,还剩一个岁数太小,警察问不出地址,联系不着家人。

 

那些孩子的父母,收了袁聪的钱,小孩又是自己卖掉的,所以没人愿意指认袁聪。

 

最后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案子不成立,关了一天就把袁聪放了。

 

“那个男孩呢?尸体是在龙王庙发现,袁聪亲口承认是他埋的。”我问汪亮。

 

汪亮摇摇头,“我做了尸检,尸体没有外伤,肺部和内脏有明显瘀血,有肺气肿的痕迹,鼻腔和肺部里发现了粘液和白色纤维。

 

“我推断是窒息死,但是男孩本身患有气喘,肺炎的引发原因很多,尸体发现的又太晚,不能确定是人为故意造成的。”



汪亮说男孩姓褚,父亲叫褚生贵,做点小买卖,本来有点钱,后来跟人玩牌,越玩越大,家底全输光了。

 

“我查过,褚生贵要卖女儿还债,但这事瞒着自己媳妇。他找了几个人,本想在街上拐了女儿,假装女儿丢了,媳妇难过一段日子也就过去了。

 

“没想到那天儿子非闹着要和姐姐一块上街,媳妇没拦住,也不知道哪弄错了,拐子把儿子和女儿都带走了。”

 

汪亮说,褚生贵在警署看见儿子尸体时,当场活活气死了。

 

“那个女孩呢?”我问汪亮。

 

“还能咋办,跟着她妈回去了,往后娘俩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汪亮狠狠捶了桌子一拳,“操,真想抓住袁聪那个狗东西。”

 

我想起那天看门的大爷,也许他能指认袁聪倒卖儿童。

 

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我和汪亮回到牛街,沿着麻刀胡同挨家挨户打听大爷。

 

天下过小雨,微微有点寒意。

 

我俩走了一下午,鞋底全是泥,却什么也没有打听着,没人认识他,也没人注意他,就好像大爷从来没存在过。

 

路过一块粗糙的大石头,我抬起腿,在上头来回用力地蹭鞋底,汪亮也停下来,学我一样,抬起腿,把鞋底放上去蹭。

 

我俩谁也没说话,低头恨恨地看着石头,越蹭越用力,片状的黑泥挂在石头上。

 

这时候,汪亮的肚子叫了。我才意识到,我俩一天都没吃饭。

 

我们在牛街找了间羊肉汤馆。

 

馆子的木头招牌四周糊了蓝纸,黑笔写了“真正清真”四个字,旁边还画了一个简陋的汤瓶壶,是家回民馆子。

 

”回回家里三件宝,汤瓶盖碗白帽帽“,据说汤瓶壶原来是用来熬茶、熬汤的,后来成了回民净身的专用工具。旧时,回民馆子的羊肉做得好,有不少汉人冒充,所以回民经常使用汤瓶壶的标志和“真正清真”的字样以示正宗。

 

门口的一侧支着一口大汤锅,锅里浓白的羊肉汤沸腾着,发出阵阵带着膻味的香气。

 

锅上架着一个半月形的竹篦子,堆满了各种煮熟的羊杂,冒着热气,正中央端端正正摆着一个羊头。

 

现在是五月的缘故,里头人不多,我和汪亮进门坐下,要了半斤羊头肉,两碗羊杂汤,就着白馍,埋头各吃各的。

 

汪亮咬了一口蒜,往汤里舀了一大勺辣椒油,把馍扯成几大块丢进汤碗,端起碗,连汤带肉,吃的呼噜呼噜发响,额头冒着豆大的汗。

 

我只往汤里加了一撮芫荽,喝一口汤,咬一口馍,再吃一片羊头肉。我从小就爱这么吃。

 

羊头肉。将羊头去毛洗净,放入白水锅中煮至七成捞出,然后将羊脸肉扒下,再续煮至熟透。去骨的火候须不早不晚。早了,骨肉难以分离,晚了,肉已烂透,容易碎不成块。煮熟的羊头肉可以用冷水回生,使口感恰到好处。吃时将羊肉切薄片,以拎起透亮为佳,撒上花椒盐,味美而不腻。

 

吃到一半,我对汪亮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害怕水怪,我想起了一件事儿。我小时候被人绑架过,就在南下洼,离陶然亭不远。”

 

汪亮停下,用手抹了抹嘴,转头盯着我看。

 

“那时候很皮,自个儿从学堂里偷溜出来,在街上瞎逛,结果被人捂住嘴绑了,关进了一个黑屋子里。”我继续说。

 

“后来呢?你咋跑出来的?”汪亮问我。

 

“记不清了。反正很奇怪,这事儿我早就忘了,二十多年了,不知道为啥,这两天突然就想起来了。”

 

汪亮打断我,“别想了,汤要凉了。”说完伸手夺了我的碗。




命案


接下来两天,我天天守在龙王庙外头,本想跟踪袁聪,找到他倒卖儿童的确凿罪证。

 

结果袁聪两天没出现,我问了庙里的方脸和尚,袁聪从警署出来以后就没回去过,整个人像消失了一样。

 

汪亮说袁聪可能跑了,他很沮丧,觉得案子彻底没希望了。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

 

第三天的夜里,南下洼又出了一起命案,死者是一男一女。

 

凶手当场就被抓住了,是卖蛤蟆的老庄。

 

我起初不大相信,老庄那么怂,敢杀人?一打听,人证物证俱在,老庄自己也承认了。

 

南下洼陶然亭出了水怪,别说夜里,白天也很少有人敢去。


目击者是一个外乡女人,她刚来北京,不知道传闻,走夜路,经过芦苇荡小解,恰好撞见了老庄杀人。

 

那晚她脱了裤子刚蹲下,隐约看见路边有亮光,站着个人影,好像拖着一个很重的东西,浑身湿哒哒的,水往下流,脚下也湿了一片。

 

外乡女人提起裤子往前挪了几步,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她看清楚了,站着是一个驼背的矮小男人,手里拿着一把刀,闪着银光。

 

男人身上的不是水,是血,地上拖着的也不是什么重物,是一个满头满脸糊满了血的女人。

 

女人已经断了气,额头从中间被劈开了,血顺着鼻翼两侧的沟往下流。脖子也让砍了好几道,半边口子大敞着,血不断冒出来,把整个肩膀染红了。

 

女人的脑袋晃晃悠悠,歪到一边,好像随时会掉下来。

 

外乡女人捂住嘴,不敢发出声音。

 

这时芦苇荡里走出来一个白衣服的男人,低着头,没看路,经过她的身边,外乡女人想抓住他,但白衣男人一抬头,已经喊出声了。

 

矮小的男人走过来,举起刀,就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冲着白衣男人,劈头盖脸一阵乱砍,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血溅到外乡女人的脸上,身上,她再也忍不住,尖叫了一声,人就晕过去了。

 

巡警赶到时,老庄就坐在两具尸体上,刀掉在地上,脸上很平静,抓他的时候也没挣扎。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如此犹豫的金木。


犹豫,是因为他想起了曾经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助手草头鬼在整理故事时,认为那段经历中,可能隐藏了金木的另一面。而这一面,黑色、阴郁,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


很可能,这正是我们夜行者的某种基因。


故事到此,当然并未结束。卖蛤蟆的老庄突然发狂行凶,杀的又是谁?


回复「十点半」,查看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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