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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房东,女儿自杀了,为了查清原因,我和她男友睡了一宿 丨 北洋夜行记077

金醉 魔宙 2020-02-20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你喜欢哪吒吗?


我喜欢。


不过,所有影视剧和小说传奇里的哪吒,我只喜欢1979年动画片《哪吒闹海》里的那个小哪吒。


拔剑自刎还骨肉于父亲,是这个小哪吒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因为这一点,我才喜欢。


1979年版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是严定宪、王树忱、徐景达。


哪吒杀恶龙,是做了正义的事,引来了龙王的报复和责问,这是霸权逻辑。


父亲李靖给龙王跪下,是臣服霸权;龙王要李靖杀哪吒,是让他行使父权。


因为骨肉之情,李靖又有些不忍。


这种夹缝的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难题。


哪吒的自杀,不是谢罪,不是自我惩罚,不是爱父亲,也不是简单的自我牺牲,而是自主选择的担当与反抗。


他说: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


这是独立和重生的宣言——我不要父权的束缚。没有束缚,就没有负担,我要自由地为民除害。


喜欢小哪吒,当然不是鼓吹他的自杀。哪吒是神话,死后能重生,这里说的是精神。


在现实生活里,也有哪吒的困境和李靖的困境。


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背后也有不同的原因。


今晚的故事,太爷爷调查的就是一起自杀事件,和父亲有关。事发地点在当时的上海吉祥街,距离广东路不远。


看完这个案子,你也可以琢磨琢磨哪吒的问题,留言说说。


故事由助手「朱富贵」整理。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服毒疑云案

案发地点:吉祥街

案发时间:1931年8月12日

记录时间:1932年5月9日

故事整理:朱富贵



来上海这几年,我平时多在望平街,兼职的报馆在那里,调查事务所也开在那儿。


事务所是从报馆借来的一间斗室,只放得下一桌一椅。


我托人搞了个二手的折叠行军床,要休息时就反锁了门,把桌椅推到墙边,才展得开床。


就算这样,我还是习惯每天待在事务所。既然自称是私家侦探,还印了名片,就得有个样子。


望平街即今山东中路,在民国时期被称为“报馆街”。街上云集了当时影响力巨大的《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等。


上海的雨水和潮湿都能忍受,但我最受不了租房,怕遇上多事儿的房东,三天两头到屋里挑刺儿。


现在租的地方离望平街不远,房东唐老头爱喝爱赌爱嫖爱钱,但不爱管闲事儿,我喜欢这点。


八月十七号晚上,我从事务所回家,见家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个人,是房东唐老头。他手里捏着毡帽,脑门上全是汗,眼珠子通红。


唐老头自己另有房子,很少来我这儿,除了交房租我几乎没见过他。


他看见我,把帽子扣头上站起身说,老金,你可得帮忙,我三天没敢闭眼了。


毡帽(zhān mào),用兽毛压制成布料制作的帽子。是民间常见的冬帽,《红楼梦》第九十三回中就曾这样描述来投靠贾府的乡民包勇:“头上戴着毡帽”,“穿着一身青布衣裳”。


唐老头是苏北人,一着急说话像炒豆子,噼里啪啦闹得我头晕。


不过我听明白了,唐老头失眠。失眠是因为做噩梦。做噩梦是因为他女儿死了。五天前,他女儿唐玉珍在家服毒自杀了。


夜里一闭眼,唐老头就看见女儿死的模样:直挺挺躺地上,脸色黑青,桌上地上墙上都是血,服毒咳出来的。女儿还瞪她,嘴巴一张一合,像有话说。


我说治病得去医院,求神得去庙里,这不是我专业。唐老头说他不是这意思,他想要我查唐玉珍自杀的原因。


我问他找警署确认过没。唐老头点头,警察说确实是自杀,药也弄清楚了,是砒霜水。


但他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要自杀。他见过报上登的那些自杀新闻,不是穷就是病,要么遭人欺负受了气。


他说的倒是没错。来上海两年多,我不知道在报上见过多少自杀的新闻,没登报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民国时期各大城市自杀者增加,且多被报道。商家便利用“自杀”作为噱头登广告来吸引顾客。


唐老头流了两把眼泪,说我单身半辈子,攒多少钱都是女儿的,她要什么给什么,也没见受什么委屈。


所以就觉得女儿不可能自杀?我点上烟抽,觉得唐老头没把话说尽。


他低头叹气,又摘了帽子揉在手里,说女儿死后,外面传出不堪入耳的话,说她跟不同的男人鬼混,做了妓女。


我说这都是传闻,实际情况怎么样?


唐老头急了,说我要都知道还找你干什么?而且,我怀疑她是给人骗了。


我问他唐玉珍多大年纪。


他想了一会儿,说马上要满二十一了。


我再追问,唐老头说了实话,他对女儿的生活并不了解,女儿也不怎么跟他亲近,缺钱的时候来找他拿,拿完就走。


前阵子,女儿拿了一大笔钱,半个月没音讯,人突然自杀了,钱也不知去哪了。


我说,这不是她死不瞑目要托梦问你话,是你想问她话。


唐老头说你怎么说都行,帮我查查,小珍最后这段时间都跟什么人往来,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把钱放桌上,说是定金,要是查清楚了,免我一季度房租。


我让他收起钱,说查完再算账。不过,我一不保证查到多少,二不保证能找回他说的那笔钱。


唐老头说不要紧,尽管查,调查的开支都算他的。他特意交代我,查清后就帮写个文章,登报澄清一下,钱他出。


民国三年交通银行发行的五元纸币。


我跟着唐老头去了趟家里。


唐玉珍生前的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华丽,墙上贴满了流行电影明星的照片、画报,梳妆台上堆满了新式化妆品,还有进口香水。


跟那些报上说的自杀者比起来,她确实过得挺好。


图为《光华大戏院》贴出的影星《阮玲玉》海报。阮玲玉是民国第一女明星,号称电影皇后。但因被已婚富商欺骗,披上“小三”恶名,被舆论逼死,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后吞安眠药自尽。


我在她床头抽屉里找到几个电话号码,打过去都是她生前的朋友,都是女性。有百乐门的舞女,有百货公司的店员,也有正在念书的学生。


这些朋友都已经快半年没怎么和唐玉珍联系,她好像在忙其他事。


她们有个一致的说法,唐玉珍有点内向,似乎有满肚子话要说,但又不怎么会说。有时候兴冲冲地约了人喝咖啡,见了面又没几句话讲。


第二天早上,我到唐老头家附近转悠,挨个询问在路边趴活儿的黄包车夫,谁认识对面的唐玉珍。


一个盐城口音的老车夫说他认识,和唐老头是老乡,唐玉珍不嫌他老,总照顾他生意,每次还多给一毛钱。


我上了老车夫的车,让他带我去唐玉珍生前最后一次坐车去的地方。


老车夫带我去了闸北,一个有点偏僻的弄堂里,有座三层的楼房。


老车夫说,唐玉珍不只是最后来过一次,而是经常来。她说,这里住着自己的好姐妹。


人力车沿着四马路往西跑,一路不时能看到张贴的防自杀的广告标语。老车夫看着这些广告连连叹气,为唐玉珍感到惋惜。


他说,有几回去闸北,他趴到活儿,就等着唐玉珍回来,发现她哭过。老车夫不敢多问,但唐玉珍自己开口了,说自己的姐妹过得真苦。


民国时期为减少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上海社会局在自杀多发地,立警示牌劝退。牌中文字为:“死不得的!快回(归)去!”


我下车走进天井,向人打听,在二楼最里面找到唐玉珍去的那户人家。


开门的是一个白净的女孩,二十多岁,穿着青色的袍。女孩往我身后看看,又回头看看屋里,问我找谁。


我说我是记者,问她认不认识唐玉珍。


女孩突然变热情,把我让进屋里。她说自己叫于美颜,这里是个女性互助会,唐玉珍生前常来。


互助会都是普通女人,相互介绍来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或受了委屈的姐妹,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倾诉一下。


于美颜说着话,不自觉咬起了指甲。


我说你不用紧张,如果不方便咱们可以出去聊。


于美颜放下手,摇头说没关系没关系。她掰着指头数数,说我们互助会有十四——唉——十三个姑娘。



我让她说说唐玉珍的情况。


于美颜想了一会,说唐玉珍刚来的一阵子,每回都抱怨父亲唐老头只知道挣钱,不关心她。


后来,唐玉珍聊父亲聊得少了。大家一问,才知道她交了个男朋友,叫汪辉。


于美艳起身到橱柜里找出张照片,是撕开的两半。一半上头是唐玉珍,另一半是个男人,男人穿着西装,模样也挺年轻,圆头圆脑笑得很开心。


这个汪辉油头粉面,还骗小珍说上过大学,小珍让他迷住了。


于美颜接着说,小珍出事前来过几次,挺伤心的,姐妹们都帮他骂这个汪辉,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于美艳把汪辉揉成一团,突然猛拍桌子,惊我一哆嗦。


她说,小珍是汪辉害死的,我跟报社说过,没人信我!金先生,你帮帮忙,写个文章骂这男人。


我要她放松点,问汪辉人在哪里。于美颜说,这个汪辉吃白相饭,说了一半突然呆呆地愣住,没再往下说。



我看她神经有点紧张,就递了根烟,说等我先查清楚,可以登报。


她抽了烟冷静下来,把汪辉那半拉照片展开给了我,让我去大世界找,汪辉常在那里赌钱。


我收起照片,在屋里四下看了看。这是件新式楼房,但看上去挺老,家具也都是破旧的。


里屋开着门,里头没人住,黑漆漆空落落的,中间摆了几张小桌,墙边靠了一排长凳。于美颜说那是平时姐妹们聚会的地方。


我走进里屋拉开百叶窗,太阳猛地把屋里照亮。窗外对着一片荒地,远处模模糊糊是黄浦江。


靠窗的长凳上放了摞报纸,还有几本杂志,有最近新出的《玲珑》。


《玲珑》杂志是民国上海著名女性杂志之一。由著名摄影家林泽苍创刊于1931年3月18日。《玲珑》的内容包含:时事、政治、文化、影视和文艺等,力图建构独立自主的“摩登女性”。

我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住这里,家里什么情况。她不回答。我也没再问,说白天这窗帘可以多开开。


临走时,她没送我出门。我看见她进了里屋,站在窗前,影子拉长到门口,有点颤抖。我转身带上门,她关上了百叶窗。

民国时期的百叶窗。


大世界在西藏南路上,是上海最有名的游乐场,里面有所有吃喝玩乐的服务,也是流氓、白相人的聚集地。


我花两毛钱买票进来,游乐场里的人不多。一个赌场跑腿的小孩说,现在没人玩了,都忙着讨债了。


大世界游乐场由上海巨商黄楚九创建于1917年,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中西餐馆等。1930年,黄楚九破产,他开办的银行储户发生民众挤兑取钱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大世界的员工。


我找着赌场,里头有十几张赌桌,男男女女围的满满当当。外头萧条,不耽误赌钱的热闹。


我掏出那半张照片看了看,绕着赌桌找,找着了汪辉。


他比照片上瘦,脸色黑黑的,穿了件衬衫和黑色背带裤,正往桌上扔筹码,胳膊搭在旁边一个姑娘肩上。

民国时期上海博彩业发达,街边的赌摊和大规模的赌场随处可见。图为民国时期的赌场内景。


我挤开人,凑到汪辉跟前,问他手气怎么样。汪辉一扭头,问我是干嘛的。他红着脸,眯着眼,浑身酒气。


我说找唐玉珍。汪辉没听清,继续朝赌桌上吆喝。旁边一个男的笑起来,问假圣女是我什么人。


另一个人哈哈笑,扒过汪辉的肩膀说找你的圣女呢。


汪辉问我什么事。我说唐玉珍自杀了。他脸色一变,说我不认识唐玉珍。


说完他从赌桌上捡起条领带,转身就走。我一把抓住他胳膊。汪辉见挣脱不开,喊人帮忙。


我还没使劲,他突然摔在地板上喊起来。两个看场子的跑上来。


汪辉见了机会,拔腿就跑。我脱不了身,掏出记者证解释。记者证是找报馆朋友办的,平时揣着办事方便,家里还有一沓。


出了赌场,汪辉没了影。


图为民国广东台山三台新闻社记者证。


第二天一早下起雨,我套件雨衣出了门。


一上午跑了好几个赌场,走得鞋里进了水,也再不见汪辉影子,他那几个同伴也不见了。


路过丹凤楼,我进去吃饭,点了份金银蹄鸡。日子过得狼狈,吃的不能含糊。我喝了几口热汤,浑身毛孔打开,舒服多了。


金银蹄鸡,是一道著名的徽菜。由鲜猪蹄,火腿脚,老母鸡炖煮而成,味道清甜鲜香。

 

这时,一个报童吆喝着进了饭馆:大新闻大热闹了——年轻男子要跳江自杀殉情,下午两点就跳——大新闻了!


我要来报纸一看,差点呛了一口汤。这家报馆大清早收了封遗书,要求刊登自杀声明。


遗书上说,自己和唐玉珍自由恋爱,二人感情被家庭阻挠,唐被迫自杀,他不愿独活,要在今天下午两点于黄浦江十六铺段投江,自杀殉情。


落款是汪辉。


图片为漫画《自杀者和新闻记者》,于1928年在《上海漫画》上登载。《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中写道:“有些女性在自杀之前,写好遗书,寄给报社,生前未能出名,死后经过报纸的炒作,成为人们的谈资,在坊间成名。...尽管这样的事情匪夷所思,但确实存在,而且案例不少。”

 

这种自杀声明我在报上见过一些,但多是遗书寄出时人已经死了,是为公开表明心迹。汪辉这种预告自杀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就搁下碗去了十六铺。十六铺是是码头区,但今天雨大风急,大船小船全没出码头,横七竖八靠在边上。


我裹着雨衣,沿着江岸找人。


走了一阵,连着碰见好几个穿同样制服的人,有男有女。我心里好奇,拦住一个女孩,问她们是干什么的。


女孩短发瘦脸,一副剑眉,看起来很精干。她说他们是防自杀巡逻队,来江边找汪辉。


巡逻队是上海市公署成立的,专在黄埔江边巡逻,就为阻拦和营救在黄浦江自杀的人。


图为描绘当时巡逻队的漫画《黄浦江上之今昔》。图片来自《上海市政周刊》,1928年。


“这个汪辉在报上发消息,搅得所有人都出来找他,平时我们都是轮替。”女巡逻员显得有点不太高兴。


我说我是记者,可以一起找人。女巡逻员没同意也没反对。我跟在她后面,一路上没说话。


走出码头区,拐进一个河湾,远处有个人站在江边,正四处看。那人看见我俩,拔腿就往江里冲,犹豫了半拍后,一头栽进水里。


我大叫一声跑过去,那人正是汪辉。女巡逻员紧跟上,扑通跳下水游过去。我不会游泳,站在浅水里干着急。


救人过程不顺利。


巡逻员抓住汪辉后,他却挣扎得更激烈,二人在水里浮浮沉沉,越扑腾离岸越远。我赶紧退回岸边,站高地上喊其他巡逻员。


汪辉命大。另一个巡逻员拎着根长竹竿过来了,我俩递了竹竿过去,汪辉一把抓住。


女巡逻员自己游上了岸,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我脱下雨衣让她披上。


汪辉抱着胳膊,侧躺在地上大喘气。我蹲下身,问他怎么样。汪辉不吭声,直往外吐浑水。


这时,几个人从远处跑来,都淋得一塌糊涂,有搜查队,也有记者。汪辉一阵狂吐,扯着嗓子嚎哭,像在出殡。


汪辉冻得满脸铁青,却说的声泪俱下,说他的心死了,要为唐玉珍殉情。有个记者撑开伞拍照,一边还偷偷背过身,抹了几滴眼泪。


巡逻员一边一个把汪辉叉起来,要带回巡逻队里。我跟着一起过去了。


巡逻队办公的地方在江边一个石库门弄堂,领头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队长,跟汪辉不疼不痒聊了几句,就让他走了。


石库门是民国时期上海中下层市民居住的楼房,因其门头多由石头做成而得名。

 

一出门我就拽住汪辉。他又要跑,西装被我一把扯掉,衣服里子上蹦出两个软塌塌的玩意儿,俩不足气儿的猪尿脬。


我说操,怪不得刚在水里看你一沉一浮的。我追上他,一脚踹中汪辉后心。他在地上打了三个滚才停下。


猪尿泡,即猪膀胱,尿读作suī。吹足气后可用作漂浮工具。


汪辉嘴还挺严,只承认自己是闹一闹假自杀,想出名。其他事儿什么也不说。


我揪起他往江边拽,说看来你明天还得上报纸,你不想上报纸吗。汪辉慌了,要我停下,他啥都说。


今年年初,汪辉在城隍庙会上闲逛遇见了唐玉珍。汪辉浪荡惯了,跟唐玉珍搭话,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上海城隍庙位于豫园南侧(今方浜中路)。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三巡会,意在让地方神“城隍爷”视察百姓生活,禀告天庭。民国时围绕城隍庙和三巡会形成了大规模的庙会,以小吃,商货闻名。


唐玉珍年纪小,我没费啥力气,就搞到手了。汪辉越说越得意,她有钱,不花白不花。


我又踹了他一脚,让他说重点。


汪辉说,这就是重点——她有钱,我没钱。我就是为钱随便玩玩,她却当了真。


三个月后,唐玉珍提出要跟汪辉结婚。汪辉说,唐玉珍说她不喜欢他爹,不想再待在家了,要出来跟我过日子,但我可不想啊。


汪辉就躲着,但总被唐玉珍找着。


我问汪辉,假圣女是怎么回事。


汪辉想了想说,也不全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开个玩笑。她不是省油的灯,我俩第一次,她都没流血。我跟朋友讲了,都是他们这么叫,我倒无所谓。


汪辉哼了一声,说她出钱,我出力,一起玩玩开心,不挺好吗。非闹得自己名声也臭了,死了。不过现在也好,我这一闹她也跟着落个好名声。


这时候,雨停了。


我拉起汪辉,忍住没再踹他,让他跟我去见唐老头,把跟唐玉珍交往的事情细说清楚。


但我运气太差。


走到江湾,几个穿黑衣黑裤的流氓围了上来,全是汪辉的同伴。打完之后,汪辉被他们带走了。


汪辉说,记者先生你就别生那么大气了。信不信明天我照样上报纸?说完他摘下西装里头挂的猪尿泡,丢在地上踩爆了。


我两只手都蹭破了皮,腿上也被鱼刀子拉了一道儿。


躺在地上喘了半天,身上冷起来,只想喝点酒。我想,要是小宝在就好了。


晚清民国时,人们常用的一种折叠刀。因其外形像一尾弓起身子的小鱼,被称为鱼刀或鱼刀子。


晚上我躺下就开始发烧,稀里糊涂睡到第二天中午。


还没起床,唐老头来了。我跟他说调查的情况,没说两句,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几张报纸。


报上都是汪辉跳江的新闻。


「痴男子殉情投江,一片情感天动地」

「又一殉情青年获救,黄浦江巡逻队立功」


还有文章写了汪辉那通殉情的鬼话,称汪辉为“当代焦仲卿”。


我说老唐,这小子是胡闹,故意借你闺女搏名声呢。唐老头说我知道,没事,这下小珍名声是坏不了了,你把这人找出来,我想见他。


他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我说肯定能找出来,不过他现在是名人了,说不定不愿意见你。


我在家睡了一天,隔天醒来又被报纸吓了一跳。


一天之间,汪辉成了全上海最红的人。有张报上说某国民党军官被汪辉的事情感动,要聘请他做秘书。


当时事件的报纸截图。


第三天晚上,唐老头也上报了。他自己找到了汪辉,不过不是去找麻烦的,也不是要钱的,而是做了件很有风度的事儿:认亲。


报上标题是——


「唐玉珍父为汪真情所动,将于明日追认汪辉为婿」


记者写道,唐老头念在汪辉对唐玉珍一片真心,虽然唐玉珍已死,却要追认汪辉为婿。唐老头还说明早会在唐家正式办一场认婿仪式。


我再也忍不住,第二天天不亮就去找唐老头。


唐家连夜赶工,门口挂上了灯笼红幔。门外还设着香台,一群道士坐在前面,敲着枕头大的木鱼打醮。


院子里挤着一群记者,都在等报道认婿仪式。我问唐老头在哪,才知道唐老头一大早就去接汪辉,还没回来。


直到半晌午,俩人才露了面。唐老头满脸带笑,汪辉衣冠楚楚,对着记者挥手,好像是女儿没死,真要招女婿。


汪辉看见我,像不认识我。倒是唐老头上来拉住我胳膊,招呼我入席吃酒。


我问唐老头事情就这么完了。


唐老头说完了,一会礼毕就跟我结账。


我问他就不怕小珍再托梦。


唐老头咧嘴一笑,说今天这么一冲喜,再加上这个——他手指着门上的黄纸,说从静安寺请到灵符了,什么都能镇住。


我说好,调查费我列好单据给你送来,房租减免就算了,我月底搬走。说完,我踢翻旁边的条凳,出了唐家大门。


纸符是道教符法的承载体之一。道士将巫咒咒语用朱砂画于黄纸上,经由特定步骤加持完成。图为镇宅保平安的纸符。


出门迎面撞上一群人,挥着花花绿绿的小旗子朝唐家走来,全是女孩。


领头的人是于美颜。于美颜往后一挥手,后面的十几个女孩喊起了口号——


汪辉欺骗感情谋财害命,唐德宝认贼作婿恬不知耻!


记者听外面有动静,一窝蜂冲出来,有腿快的已经上去采访于美颜了。唐老头跳了脚,一边叫人上去拦于美颜,一边拉着汪辉钻进屋里。


于美颜带人堵了门口,唐家伙计抄起棍棒,把抗议的女孩往外推。远处传来一阵警哨声,跑来了十多个穿制服的巡捕。


一个高个子红头阿三一上来就抓住于美颜,一把按在地上。其他巡捕挥着棍棒,赶走互助会的女孩。


红头阿三,是民国上海市民对印度裔租界巡警的俗称。当时担任巡警的多为印度锡克教徒,喜用红色头巾缠头,因此得名。


巡捕也不追赶他人,站在原地等着。唐老头和汪辉从屋里迎出来,嘴上千恩万谢,趁着握手塞给阿三一卷红钞。


于美颜忽然大喊大叫起来,使劲挣扎,要巡捕把自己带到我面前。我掏出记者证,说想和于美颜单独聊几句。阿三上来一阵嚷嚷,推开我。


一名巡捕用中文说,赶紧走吧,这儿那么多记者,你很特殊吗?我想拿钱解决,发现自己口袋里只有几个铜板。


这时,于美颜尖叫起来,大喊金先生——你看见没有?女人死了!男人上报了!


人群又骚动起来,有记者冲上前拍照。巡捕押走了于美颜。


吹鼓手又响起来,认婿仪式要开始了。追着于美颜的记者又跑回院子,拿起相机对准了唐老头和汪辉。


我不想再看,叫了辆黄包车离开。


我去找汪亮,让黄包车去了上海医学院,那里有他一间与人合用的办公室。


国立上海医学院由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创办于1927年,位于今现吴淞中学附近,初名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它是民国唯一一所国立医学院。首开解剖科等实验室,引领国内学界风尚。


汪亮不在,同事说他去和英国人踢球了。他想从英国同事那里弄点法医学资料,最近常去陪人玩。


我在办公室坐了会儿,从汪亮柜子里顺走了一瓶朗姆酒,回事务所喝了半瓶,有点上头。这两年大烟戒得差不多了,酒瘾却越来越大。


朗姆酒是用甘蔗酿制而成的烈性酒,原产地在古巴。民国上海的洋酒多由外商或洋行代理。图为当时上海流行的圣詹姆斯朗姆酒广告。


睡到半夜有人砸门,我看看表才两点多。起来开门,竟然是汪辉,头发乱糟糟的。


我打了个酒嗝就关门,他一把抵住,说有急事,唐玉珍的事儿。


我看了看他一脸慌乱的模样,裤腿拧着,一只脚没穿袜子。


我放他进屋,倒在行军床上闭了眼,说这里没地方坐,你腰好站着说吧。


民国行军床。


汪辉蹲在地上,声音有点哆嗦,说有人要杀我,你得救救我,我给钱。


我说谁要杀你,冤魂找你索命了?


他哎呦叫了一声,爬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还真以为是闹鬼了。


白天唐老头家搞完认婿仪式,开席招待众人,汪辉喝了个痛快。晚上唐老头让他在家过夜。他喝多了,稀里糊涂就进屋睡了。


半夜汪辉醒了,再也睡不着。他发现自己睡在唐玉珍生前的房间。


他看见了墙上没擦干净的血迹。他开灯看房间里的东西,唐玉珍的衣服,梳妆台,书报,还有那些海报。


汪辉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看着那些东西,突然难过起来,觉得自己挺喜欢小珍的。


他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袜子,索性脱了鞋,把袜子脱了,然后理理头发。


“我知道自己什么货色,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我要是结婚了,俩人都没好结果,——就是这会儿想想小珍还挺难受。”


我不想听他抒情,问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是真闹鬼了,我看见窗口有影子,还有撬窗户的声音,我叫了一声影子就不见了。


汪辉不敢再睡,越琢磨越害怕,匆忙穿了衣服跑出唐老头家,跑来找我。我的事务所在报上登过不少广告,很多人都知道。


他说,一路跑过来,还是觉得有人跟着。


我把窗户打开一角往外看,除了路灯和路灯的影子,没什么人。


民国上海路灯。


我让他捡起地上的臭袜子先回去,明早我去找他。他不肯,怕有人杀他。我看看表,已经过了三点,就让他睡在事务所。


汪辉也不客气,倒在行军床上就睡,却睡不着,不停哭嚎发酒疯。我拿出剩下的朗姆酒,又找了半瓶威士忌给他,总算让他睡了过去。


我守着他抽了会儿烟,换衣服出去了,把门从外面锁死。


望平街一路走过去,满眼是一块块黑色的旗子,那是各种报馆和印刷所的招牌。每天成千上万的文章和广告就从这里送出来。


我忽然很想念北京粉房琉璃街上的《白日新闻》报馆。


《白日新闻》是金木在北京供职多年的报馆,位于粉房琉璃街中州会馆。这份报纸创刊于1912年,1928年主创团队搬去了成都,后被国民党封禁。

一夜过去没出什么事。


清晨七点多,汪辉醒来,非要回家。他夜里吐了自己一身,要回家换洗。我说你不怕鬼再找你?他摇头说怕,怕也要换衣服,我讲究体面。


我叫黄包车把宿醉的汪辉送走,在事务所里睡到中午。醒来时,有人扒着窗户叫我,是个公租界巡捕房的老贾。


民国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有各的巡捕或警察。图为民国时期公共租界的巡捕。


老贾带了四五个人,拉我就走,说老金,你摊上大事了。


几个小时前,汪辉被人杀了。案发时间大约就在早上送他回去没多久。


带我去停尸房的路上,老贾说,早上有收粪工看见你从事务所送这小子出去,给我们报告了。

民国时期上海很早就实行垃圾收集分类,主要是生活垃圾和排泄物,每天早上天刚亮就会有收粪工来收集。倒马桶因此成了当时上海特殊的一景。


汪辉死得很惨,喉管被割开,裤裆里的玩意被剁了一半。最诡异的是,胸腔被掏开了,心口被塞了一团纸。


法医将纸掏出,晾干血迹铺在桌上。


这是张信纸,已经被血浸成红色,上面只写着两行凌乱的钢笔字——


死给他看,死给他看,为了我们,死给他们看。


后面的署名是:玉珍。


我脑袋一阵蒙,想起昨天夜里汪辉说的鬼影。


我问老贾知道不知道唐玉珍的事。


老贾说这事没谁不知道,相关人全查过了,包括那个于美颜和什么互助会,房间里各处都查了,没见其他字纸。


老贾见我发愣,递了我一根烟,说不会是于美颜,她这几天都在巡捕房关着,半小时前才释放。


我让老贾跟法医打招呼,带上那张信纸去了唐老头家。老贾不放心,也跟着去。


木榻,清代民国的日常家具,在一些大宅住户家还常见。


唐老头家大门开着,他盘腿歪在堂屋的木榻上发迷瞪。


走近一看,他正掉眼泪,看见我咧嘴苦笑,说自己没有富贵命,刚纳了个好女婿突然人就没了。


他已经听说了汪辉被杀的消息。


我没理他,把信展开给他看,问是不是唐玉珍的字迹。唐老头瞟了一眼,腾地坐起来,吓得大喊起来——哪来的?哪来的?


老贾摁住他,让他冷静。


我说杀人现场留下的,如果确实是唐玉珍写的,就只能是她生前留下的。唐老头点点头,说字迹错不了,就是女儿的字。


老贾让他回忆女儿生前有没有给谁寄信,或者有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唐老头精神受了刺激,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说算了,他根本不知道女儿的事情,去找于美颜,互助会还有十几个女孩,都认识唐玉珍。


去闸北的路上,老贾说,他其实早认识于美颜。


一年前,老贾上街巡查,一个女孩光着身子从小巷子里冲出来,抱住他的腿,指着巷子里说有人要杀她。


老贾带人抓住一个光屁股男子,然把二人都带回巡捕房。


一问话才知道,于美颜在亭子间做暗娼,男子是嫖客。男子玩得太过火,于美颜以为男子要杀人,才跑了出来。



后来老贾知道,于美颜的男人抽鸦片,逼着于美颜卖身挣钱。于美颜被欺负太惨,有些神经质。


我抽烟,没吭声。老贾说,别问我怎么没管管他男人——这是上海,这种事你管不过来。再说,我只是个巡捕,不是佐罗。


1920年,美国导演福瑞德·里布洛拍摄的默片《佐罗的标志》,在当时上海很受欢迎。图为《佐罗的标志》海报。


到了那栋破楼,却发现于美颜家房门大开,屋里像刚被抢劫,一片杂乱,地上丢了一堆报纸,我捡一张看。


这还没过半天,汪辉被杀的消息已经登了晚报,《沪上新闻》、《新新闻》、《大道消息》……几乎所有报纸,几乎全是头版。


还有些文章重提之前于美颜带人在唐家大闹认婿仪式的事情,指责她是非不分。


我进到里屋,窗帘是打开的,阳光里立着个人影,是于美颜。我走过去,才看清她,神态疲惫,脸上有被人打过的血痕。


她看看我身后的老贾,说来得挺快,都认定了是我杀人对吗。


老贾打断她,说别瞎说,巡捕不是流氓——这是有人来闹事,说你是凶手?


老贾指指被掀翻的桌椅。于美颜点点头。


她抬头朝我看,眼神涣散,低声说,这是什么世道?女人死了男人成名,男人死了就找女人认罪。


她指指我说,你们记者厉害,什么事儿都是你们说了算。


我扶起地上的桌子摆好。于美颜说不用管了,我要搬走,到黄浦江边住滚地龙,也不会再回来。


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赶我们走:不是来抓我的就滚吧。


民国时上海因战争饥荒等而涌入大量难民,聚集在今普陀,闸北,黄浦,虹口,杨浦等地。为了生存,难民们用毛竹和木片等搭建出的简陋窝棚,被称为滚地龙。


三天后的早上,事务所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寄信人,没有寄信地址。信只有一页:


金木先生:


这是一封感谢信。


第一,感谢你让汪辉喝那么多,我才方便动手。不过,这是你欠我的。如果不是你,那天汪辉就被我摁水里淹死了。


汪辉尸体里的信你们应该找到了,那确实是小珍的绝笔。她还留了更多东西给我。这些东西可以证明,小珍是被人逼死的。


第二,感谢你接下来要做的事,这次你可以救应该救的人。我想你不会拒绝。


信里让我晚上十点在药水弄见面,见了面就告诉我真相。最后提醒我不要带巡捕,否则肯定会死很多人。


药水弄是上海的著名的贫民棚户区之一,又称石灰窑。1907年,英国人在这开了药水厂,后来几十年很多穷人在此做工。


我九点半到了药水弄,提前来到约定见面的废弃棚屋。这里离聚居区不很远,但四周荒凉无人,一头干瘪的猪在小道里乱窜,边跑边拉屎。


十点整,棚屋里突然亮起微弱的灯光,门打开,一个女孩走出来。


她手里举着一盏油灯,黄光映出一双剑眉——就是汪辉跳江那天我遇到的巡逻员。


我跟着她进屋,屋子里竟然很干净,有张破木桌子,和一堆草席。里面还有块空间,一张油腻的粗布帘子隔着,可能是灶台。


女孩腰里别着把匕首。


我说这就是杀汪辉的凶器吗?


她笑了一下,说是用这刀子挖了他的心,我可能下手太狠了,他只能算个帮凶。


“不过也不算冤枉他,谁知道他还骗过多少女孩。我叫胡泠秋,唐玉珍是我好朋友,她自杀前寄了信给我,一本日记和一封绝笔信,信你已经看过了。”


胡泠秋拉开那张布帘子,后面确实是灶台,灶台边竖着两条长凳,一个眼神迷迷糊糊的女孩被绑在那里,嘴里塞着团布,是于美颜。


民国长凳。


胡泠秋说,你去查过互助会,应该认识她,小珍也带我去那儿。不过, 那不是什么互助会,是杀人的地方。


胡泠秋揪出于美颜嘴里的布,跟她说,要是我说得不对,你就自己说。于美颜大张着嘴巴,呆呆看着我俩,不吭声。


胡泠秋继续说。


大约半年前,胡泠秋离家出走,流落街头,遇见了唐玉珍。唐玉珍心善,不但出钱给胡泠秋赁了住处,还跑了半个月给她找了个纺织厂的工作。


进厂工作后,胡泠秋的时间少了,但只要两人见面,唐玉珍就给她买东西,去哪玩都不让胡泠秋出钱。


民国纺织女工。


胡泠秋说,她年纪小,但见过世面,倒像个姐姐。她心里感激,总想着也为唐玉珍做些什么。


后来,唐玉珍消失了一段时间,再出现的时候变了个样,打扮得成熟多。她告诉胡泠秋,自己要结婚了。


但那次之后,又不见了一段时间。胡泠秋写过几次信,都没回音。再后来,就是唐玉珍哭着找来,讲了汪辉的事。


“她跟她爹没什么话说,这事儿那老头也肯定只会怨女儿,她就来找我,我很生气,拉她去找那男人,走到一半她又不愿意了,死活不肯,拿绝交威胁我。”


胡泠秋边说边看于美颜,“我知道,小珍是对汪辉还抱着希望,没死心,所以就才跟自己较劲,去了她那个互助会,后来让我也去了几次。”


“小珍是关心我。我是家里跑出来的,当然是可怜的女人,跟聚会上所有的女人一样,都很可怜。”她指指于美颜,“包括你,咱们都是可怜人。”


但参加了几次聚会后,胡泠秋就让唐玉珍退出。


她觉得那里的气氛不对——十几个女人坐在黑洞洞的房间里,连夜的哭连夜的叹气,名为互助,但谁也帮不了谁,只是哭诉有人听而已。


“坐在那屋里,我感觉像坐在坟地里。”


胡泠秋从大衣兜里掏出个本子翻开,然后递给我,“小珍的日记,看看就知道了,——你只看最后三页。”


民国日记本,样式西化,与今天的几乎无异。


我接过本子,从打开的地方看。于美颜张张嘴,但没说话。


这三页日记下了唐玉珍最后几次参加互助会的事情,或者说,是她参加互助会后的想法。


唐玉珍确实想死,她在互助会上提了这个想法。而且,提到自杀的人不只她一个,几乎每个人都因不同的原因想去死。


有年长的因为被家里人打骂;有年轻的因为恋爱被家人反对;有人是被乡下父母卖到了上海;有人是男人死了无力维持生活;有人是因丈夫纳妾整日争吵;也有难得有和家人关系好的,但却全家失业眼看要饿死;也有人说,其实怕死,但似乎只有死了才有人同情……


以1934年《申报》报道为基准的女性自杀原因一览表。源自:劭晓芙,池子华 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自杀现象解读》


这些遭遇,我在报上都见过。但确实没法想象,她们坐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


唐玉珍在日记中说,姐妹们一连三天讨论寻死的话题,自己似乎没那么伤心了,因为“好似寻到了恨意和委屈的出口”以及“惩罚和警醒天下负心人的方式”


有姐妹展示自己被婆婆打的伤痕,讲自己悄悄在家积攒安眠药,准备哪天婆婆再动手,她便自杀要挟。


在唐玉珍看来,这些谈论是很认真的。她越来越想知道:要是自己死了,汪辉是不是会后悔,父亲该有多伤心。


有天夜里,姐妹们聊到深夜——这是日记最后一页的内容——于美颜拿出了一个小瓶子,说是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砒霜,她自己早就想死了。


一种取自天然矿石的中药,又叫砒石,分红白两种,白砒含氧化砷,红砒尚含少量硫化砷。其提炼制品就是砒霜。


唐玉珍写道——


“我突然理解了美颜姐,她是姐妹中最苦的,却也是最超脱的,她是希望给予我们安慰的。这一切都因为她早已准备了自己的死亡。这是一切也是一种牺牲……”


“……有一天姐妹们都能勇敢赴死,女人们就解脱了。男人伤害我们,社会伤害我们,我们却随时能去杀死自己,何尝不是一份勇敢的复仇……”


“……夜里,我单独去找美颜姐,她分了我半瓶砒霜……姐妹们每人都有了一小瓶砒霜,这是我们的武器。”



日记的最后,写着绝笔信里那句话:死给他看,死给他看,为了我们,死给他们看。


我合上日记,看着神志不清的于美颜。她突然暴躁起来,大声说,都是我买的!所有人的砒霜都是我给的——我们就是都要死,死给你们看!


胡泠秋打了于美颜一巴掌,说你个疯子,疯女人,你是个传染病——天花!霍乱!痨病!


民国时期,上海曾多次爆发霍乱疫情。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上海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主要是霍乱、天花等,引起民众对此恐慌。图为吴淞海港检疫处。


她拿起匕首按在于美颜脖子上,于美颜苦笑:你这样杀我有什么用?谁会知道?谁能看见女人有多可怜?


于美颜看着我说,必须有人牺牲,让人看见。金先生你知道,事情得大你们记者才关心。


胡泠秋收起匕首,拿回笔记本,说小珍的事情你清楚了,第二件事需要你帮忙。


她问我几点了,我看看表说十一点多。


她说,还有七个小时,外滩邮政大楼敲六点的钟,于美颜约了互助会的女孩一起在那里跳楼自杀。


上海邮政总局大厦建于1924年,拥有当时设计装潢最为端庄富丽的堂厅,被称为“远东第一厅”。同时高达13米的钟塔也使其成为民国上海的知名高楼之一。


我问她,为什么找我,应该尽快报警。


她没回答我,继续往下说。


胡泠秋杀了汪辉后,原计划当晚就杀于美颜,却没想到有人去闹事,于美颜临时搬了地方。


除了于美颜家,互助会还有个聚会点,就是这座废弃棚屋。胡泠秋在这里抓到了于美颜,知道了她已经组织了九个女孩和她一起跳楼。


在于美颜身上,搜到了血写的绝命书:为了我们,死给你们看。


于美颜带头,另外九个女孩也都签了名字。


唐玉珍死后,互助会的女孩聚过几次,专门悼念唐玉珍。


聚会时,人人都很绝望。不是因为唐玉珍的死,而是因为唐玉珍的死让男人出尽了风头。


“她们觉得,要牺牲自己,才能引起注意,报纸才会关注。”


于美颜打断她,说这些都是你的想法——我们是绝望,是恨男人,恨自己,但我们自己想死,凭什么你要拦着!


我问于美颜,为什么相信她们都会去?


她摇头,说不知道。玉珍会真的自杀,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想死,但没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动手。


她又点点头,说我是一定得死,亲自死。玉珍说的对,想好要死了,就不难受了。


我让胡泠秋给她解了绳子,掏了一只烟给她,帮她点上。


从药水弄到外滩有几十里路。为了防止意外,我先找地方给老贾打了电话,让他提前带巡捕到邮政大楼候着。


我们找到黄包车赶过到外滩时,已经过了五点半。黄包车没照会牌照,到公共租界边上不再进去,我们只能下车往邮政大楼跑。



天越来越白,远远看见邮政大楼蒙在片雾气里。这时,六点的钟声敲响了。


于美颜软软地坐在地上说: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


我和胡泠秋没管她,发疯一样往大楼跑。


跑到大楼底下,看见几个红头阿三从楼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一串女孩。


我数了数,一共八个。


过了一会儿,老贾走了出来,抱着一个昏迷的女孩。


他说,这个闹得最厉害,说已经给恋人寄了殉情的遗书,没有爱情就必须要死。楼没跳成,但还是死了,身上带着毒药,一把全吞了。


我转身找胡泠秋,她已经消失了。




之后的半个月,我每天翻各种报纸,没有看到集体自杀的新闻。


于美颜死了。她在巡捕房关了几天,因不能坐实谋杀罪名,又放了出去。有天夜里,在浦一片林子里上吊死了。


她自杀的新闻登在某张报纸的社会版角落,简短几句话,标题是——


「奇闻:XX大学学生走夜路遇自缢女尸,认出死者乃窑子里旧交」


胡泠秋被巡捕房通缉,但一直没有消息。


我找防自杀巡逻队打听过,队长说胡泠秋在巡逻队做兼职,干了两周,救下过三个女子。


于美颜互助会里也有记得胡泠秋的人,她们说,胡泠秋讲话太直接,总是否定大家的想法。有一回她甚至号召大家去学拳术,遭到了集体反对。


后来,老贾查到了一些消息,说半年前有人在火车站发现过一些碎尸块,被丢在运往各地的货厢里。


警方怀疑,这些碎尸可能是胡泠秋失踪多时的丈夫和婆婆。不过已无证可查,只能当传闻。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件包裹,包裹里是我的雨衣。那天在江边,我把它给了胡泠秋。


还有一页短信,信里说——


金木先生:


这也是封感谢信,谢谢你的雨衣。


那天晚上你问我,为什么不找警察要找你。


一是因为我不喜欢警察,杀人犯当然不喜欢警察。二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记者,你看到的和别人不一样。


咱们早就见过面,差不多是二十年前了,在东北。你给我雨衣时,我就认出了你。


你可以先回忆回忆。若我不死,或许还会再来信。



依然没有署名,也没有地址。


不过,信后盖了个拇指大小的印章,内容是:龍泉壁上鳴。


我知道这句诗,出自秋瑾一首绝命诗,完整句子是: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后记多说几句。


1920-1930年代,自杀是上海一大社会问题,其中自杀者女性居多。直接原因多是家庭关系和情感。


三五成群的集体自杀在当时也确有发生,比如在情绪相互感染下共同立下誓言。


人面临真诚强烈的情绪表达——比如哭泣、抱怨或崩溃——会受到无意识的感染,若彼此倾诉、沟通,则会产生共情,相互理解和认同。


情绪感染和主动共情交织,会改变人的看法和行动。


绝望的女孩们一起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互助会提供了倾诉机制,但未能进一步管理群体情绪,因而失控,就像形成了一个黑洞。于美颜自己比谁陷得都深。


「死给他们看」——或许正是不断感染和自我强化的结论。


这是弱者在绝望里的消极反抗,为了赢得某种“道德资本”,获取同情或关注,其实是把自己当做了筹码和武器。


为何会有这种逻辑?因为女性在生存、教育和情感等方面都处于弱势。


这种弱势,不是天生和命定的,而是当时社会处于“父权”文化掌控下,道德规范、评价体系都是男性视角决定的。


比如爱情,女人因为失去爱情就自杀,那是因为她被“爱情最大”的神话所裹挟——这神话就是一种霸权思维。


相比自杀者,胡泠秋主动复仇,是积极的反抗者。然而,她也是被逼上了极端境地的悲剧人物。


当时的社会,有人自杀,很多人会问:谁导致了他自杀?谁要为此负责?


人们期待的标准答案是,最终归责于“某个具体的人”。大众的道德谴责可以都指向“那个人”,自杀者也因此获得大众同情。


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形成了自杀的“权力博弈”和暴力复仇。


或许,提问的方法可以调整一下,把“谁(Who)导致了她自杀?”换成“为什么(Why)她会选择自杀?”


“谁”,总是急着要结论。“为什么”,可以提供更多角度,让讨论更多元。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于美颜死后的新闻标题是怎么写的——这件事是我在故事里看到的最大悲剧,其中包含了太多“为什么”。


其实,这不仅是女性问题,而是所有人的“独立人格”问题。太多太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做独立选择,其实并没有。


因为,价值标准不在你这里,评判标准也不在你这里,甚至情绪氛围都不在你这里,而你又无形中放弃了自己的标准。


那你只是“它”的附庸,只能“它”说了算。


无论何种性别,没有“独立人格”,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清醒的选择。


这是自从太爷爷那个年代就在讲的道理。我只是重复一遍。


或许,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变得“复杂”点儿。


让问题复杂点,才会了解更多原因,才可能让自己慢慢“独立”出来。


▽预告▽


你一定看出来了,胡泠秋的故事没有结束。


关于这个女孩,我已经在金木的笔记和日记里查到更多信息。他们确实早就见过面,1912年在东北抚顺。


胡泠秋给金木寄还雨衣之后几个月,加入了一个当时活跃在上海南京的隐秘组织。


据金木后来的日记说,他们再没见过面。


不过,自杀案之后的一年里,两人确实通了几封信,信件往来中,金木回忆了1912年的那个案子,下周讲。


下周六(8月10日)晚22点半,《北洋夜行记》不见不散。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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