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有个监狱专关老外，犯人为了吃俩鸡蛋连自己金牙都拔了 | 北洋奇谭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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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近代中国的真实故事，或奇趣话题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金醉。

最近查资料翻到一张老照片，非常震撼。

照片里那些沉甸甸的布包袱里的，全是死去的军人，抬着尸体的是死者的战友。

他们都是日本人的战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被炸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

同时，日军在亚洲进攻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这些地区，盟军节节败退，大批士兵被俘虏。

1942年4月，菲律宾吕宋岛西部巴丹半岛，75000名美菲盟军在全力战斗之后，难以抵挡而投降，成为日军俘虏。

在日军的驱赶下，七万多名战俘要从一个机场步行前往吕宋岛上的奥德内尔战俘营。160公里左右的路程，战俘们走了五天，一路遭受饥饿、肆意虐待与屠杀。

这次行军被称为“死亡行军”。

日军押送俘虏的“死亡行军”。巴丹死亡行军和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肃清大屠杀以及南京大屠杀并称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远东三大暴行。

在行军过程中，死去了15000战俘。

抵达战俘营之后因为各种虐待与杀害，又死去了两万人。

死亡行军中死去的战俘。

后来，这批军人中还有不少人，死在了距吕宋岛3000公里之外的中国沈阳。

当时的沈阳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战俘，二战期间留在中国的普通外国人又遭遇了什么——今晚由魔宙主笔「土豆子」为大家讲述二战中国集中营的故事。

我们也附上了许多历史照片，以及一些战俘根据集中营生存状况画成的漫画或素描，这些图片能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当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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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虽然迅速占据了优势，但在中途岛海战遭受重创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去战略主导权，战线越来越长，物资跟不上了。

日本人本来在伪满洲有一些军工厂，供应战争物资。这时候就决定扩大产能，新建了大批军工厂房。

但工人不好招。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日军决定直接使用不要钱的战俘。他们在沈阳建立了“奉天俘虏收容所”，今天我们称它为“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而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战俘，成了劳动力来源。

■从一个地狱到另一个地狱

1942年11月，第一批战俘被运到了奉天战俘营的临时营区，大多数都是美军，还有一些英军和澳大利亚军人。

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的临时战俘营大门。

1943年，战俘们从临时战俘营转押进了当时位于奉天市大东区的新营区。

“奉天俘虏收容所”新营区。

战俘营里的生活条件差到极点。这些战俘们从一个地狱，来到了另一个地狱。

战俘们的营房都是低矮的平房。里面有一些木柱子隔成一些铺位，再放上分成上下铺的大通铺木床，每个铺面住8个人。

战俘营内景。

因为每张床住的人太多，经常睡着，外侧的人就会被挤掉下来。

从床铺上掉下来的漫画，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因为住的人太多，没有通风设备，天热的时候就会到处飞苍蝇。

房屋质量太差，一下雨，屋顶就往下滴水。

爬满苍蝇的营房，1650号战俘马康·费蒂尔画。

而到了冬天，沈阳的低温能达到零下40°。冬天没有煤生火，洗手间里结满了冰。得先凿冰才能取水。

为了取暖，战俘们就偷偷卸下老营房木头装作是烂木头，聚在一起烤火。

偷老营房上的木头。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日军制定了毫无道理的时间表。据幸存的战俘奥利佛·艾伦说，每天起床、点名、吃早饭的时间都定在早上6点。

这种古怪又苛刻的要求导致战俘必须提前起床，日本人也就很容易以违规为由，惩罚战俘。

除了随意打骂，战俘营还制定了一些惩罚规则。比如有单人禁闭的“重营仓”和集体禁闭的“重谨慎”。

战俘素描，重营仓，即单人监狱。

战俘营里的日军看守大都非常凶狠，照片中右边是石川中尉，被战俘们称为“公牛”。

比这些严苛的规矩更让人难熬的，是食物的极度匮乏。

■捉鸟、烤狗、偷萝卜

战俘营的食物非常差劲，人们永远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当战争打到1945年，日军战线拉长，物资匮乏，战俘们能吃到的东西就更少了。

到了饭点，营房里会有人用木桶把数量有限的饭菜从厨房领到营房，再分下去。

因为人人都希望能多吃一点，战俘常常争吵。这个领餐员的活儿总是因为纠纷而干不下去。

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时拍摄的士兵吃饭的场景。

但是有一个名叫塔沃的美军士兵，分发食物的事情他一直干到了战俘营解放。

他的方法是先打一份饭给自己，然后按照自己的分量给别人打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的少了，可以把自己那份留下来，还可以把塔沃的那份拿走。

这个方法让战俘们都充分信任塔沃。2014年，幸存下来并回到美国的塔沃91岁了，他给自己买下的墓地定好了墓志铭：“分发食物的人。”

但很多时候，人们吃的东西还不如猪食。

吃一顿饭，碗里都是煤屑，硌掉了牙，1650号战俘马康·费蒂尔画。

为了与饥饿搏斗，战俘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找吃的。

战俘们自己制作小木头捕鸟盒子，抓鸟吃。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有时候会有野狗穿过铁丝网闯进营区，战俘们把狗捉住，就地支起架子就烤了吃。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除了肉，战俘们有时候会从战俘营菜园子里偷萝卜等蔬菜来吃。虽然他们知道被抓住就会挨一顿毒打，或者被关禁闭，但饥饿的滋味太难挨了。

虽然饥饿是战俘营的普遍现象，但虚伪的日本军方还是想办法掩盖事实。虽然干的事情很残暴，但明面上还是要显得自己很人道。

在1943年到1945年，奉天的战俘营接受了三次国际红十字会的访问。为了说明自己“优待”战俘，日军就搞起了形象公关工作。

红十字会视察期间，日军运送了大量面包和食物到厨房，供视察和拍照用。

这种形式主义应付检查的搞法，想必大家不陌生。

沈阳战俘营造假的照片，应付红十字会视察。

战俘营幸存者奥利弗·艾伦后来看到这些照片，说自己此前就在厨房工作，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充足的食物”。

关于吃，战俘们有一个令人悲伤的经验：一旦你吃不下东西了，死神就来找你了。

他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从一个吃不下东西的战友那里得到了他的食物，那么第二天你就会去参加他的葬礼。

濒死的战俘，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死亡是一种病

饮食差劲导致战俘们经常生病，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医院。所谓的医院，就是一个大砖房，里面摆了一些简陋的木头床。

医院内景。

战俘营总共关押过2000多人，但只有一个医疗小组，由日本卫生兵和战俘卫生兵组成。医疗设备非常简陋，也没有专门的消毒设施。

战俘卫生兵在医院外面清洗医疗设备。

因为药品匮乏，日本军医桑岛恕一严格控制药品使用，甚至拔牙的时候也不给用麻药。

拔牙漫画。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这种环境，死亡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死去的战俘被埋在战俘营附近的一片空地上。挖坑掩埋的事情，都由战俘自己干。

战俘营墓地。到战争结束，有240名战俘因食物缺乏、疾病或虐待死去，被埋在这里。

■逃亡之路

日本人在奉天建立的工厂叫做“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这个厂子给其他兵工厂造机床，也制造一些武器。

1942年11月25日，日本人给战俘们发放工具，半个多月之后，劳役开始了。

战俘工作的工厂车间照片。

每天进出工厂之前，战俘们要列队接受搜身。搜身完毕后，战俘要迅速地跑向自己的工作岗位。

点名之后，战俘需要快速跑向自己的工作岗位。1475号战俘威廉·沃特克画。

监工都是日本士兵，他们会随意找理由虐待战俘。

不知名的战俘素描，在工厂里战俘被日本兵虐打。

在这种环境里呆久了，有些人受不了。1943年，编号为516、444、1125的三名战俘计划逃跑。

他们的行动，有一位中国工友提供了很大帮助。当时的日本兵工厂还雇佣了一些当地的中国工人打下手，其中有一个学徒叫高德纯。

有一天，他发现516号战俘查斯坦中士偷偷把一个日本工厂职员的抽屉打开了，偷走了一张地图。

高德纯不想举报这事，但又怕日本人发现，马上跑到街上买了一张相同的地图放回到了抽屉里。

不知名战俘画的三名士兵逃跑的素描。

1943年6月23日夜，三名美军战俘剪断铁丝网，成功逃出战俘营，他们想通过沈阳西北的中苏边境逃出中国。

三人逃跑后，日本人对在押战俘们进行变态的惩戒。三个逃脱战俘的营房组长被关了10天禁闭，其余战俘被限制在自己的铺位上3天，禁止交谈与走动。

日军还找来三口棺材，放在战俘营门口，然后向战俘们训话，说这是三个逃跑者最后的归宿。

三个战俘逃跑之后，日本摆棺材训话的素描。

三名战俘跑到内蒙古科左后旗两家子村，被日本人再次俘虏，押回奉天战俘营。7月31日清晨，他们被枪杀。

帮助战俘的高德纯也很快被查了出来，被日本人毒打，后被判刑十年。

■红雀行动

战俘营的惨痛日子，到1945年8月，终于到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此前，在中国的美军接到报告，说日军计划杀害所有关押在亚洲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战俘和平民。中国美军指挥官艾伯特·魏德迈将军下令展开营救。

美军组织了数个7人营救小组，去往不同地区的战俘营或集中营，每次营救行动都以鸟的名字为代号。

奉天战俘营的营救小分队行动代号是“红雀”。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第二天，16日凌晨4点半，北美红雀行动营救队乘B24轰炸机从西安出发，上午10点半，飞机抵达沈阳上空。营救队员先后跳伞，飞机投下了17个伞包的援救物资。

一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企图冲向轰炸机，进行自杀式袭击。但飞行员拉起飞机，躲过了袭击。

这张照片是在战俘营解放之后，8月25日，美军B29轰炸机再次空投物资。

营救小队走向战俘营途中，被一名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俘虏了，这名士兵不相信日军投降的消息。小队被带到日本宪兵队，那里的军人知道投降的消息，但没接到指示。

直到第二天，战俘营才接到了投降指示。营救小队来到战俘营，找到“奉天俘虏收容所所长”松田上校，让他把战俘中的最高长官叫到办公室来。

此前作威作福的松田非常不习惯美国人的指手画脚，但又无可奈何。

战俘营解放后，“收容所所长”松田成为俘虏。

过了一会，美军的一位将军帕克被带了出来，将军习惯性地向松田鞠了一躬，营救小组的人告诉他：再也不用鞠躬了，他们已经投降了，战争结束了。

红雀行动营救队员在解放战俘营之后，缴获了日本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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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沈阳关战俘，是为了解决军工厂劳动力的问题。他们还在东南亚设置了多个外国侨民集中营，这纯粹是为了报复。

珍珠港被轰炸之后，美国政府把旧金山等地的日本侨民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区，限制生活自由。

日本人想，你限制我国国民，我也得在我掌控的战场上，把你的国民绑架了当人质，将来也许可以用来交换战俘。

东南亚这些侨民集中营中，比较著名的有关押上海租界侨民的上海龙华集中营，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太阳帝国》就是反映这里的生活的。图为影片剧照。

当时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侨民集中营，在如今的山东潍坊，当时还是“潍县”。这里关的主要是华北地区的外国侨民。日军先把这些外国人在各个城市集中起来，再押送到潍县。

潍县集中营建筑群原来叫“乐道院”，位于潍县东南郊区，是美国传教士从19世纪末逐渐建立起来的传教基地。到1941年，已经有教堂、学校和医院三个部分。

盟军向日本宣战之后，日本人就把这里占领，修了围墙、营房，拉上电网，改造成集中营。

潍县集中营照片。

集中营的日本名字叫 “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从1942年3月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先后关押了21个国家的2000多人。

被关在这里的人，有外交官、大学教师、传教士，也有混迹在北京贫民窟里做贩毒、妓院生意的外国底层人物。此外还有烟台内地会传教士子弟学校“芝罘学校”的327名学生，都是儿童。

■“到现在，我还记得怎样用日语报数”

相比战俘营，集中营的管理要松散一点。侨民不像战俘营那样会在身体上受虐待。他们主要面临的是物资的严重匮乏，以及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产生的恐惧。

因为是平民集中营，日军没有强迫侨民做苦力，经过交涉，“芝罘学校“的孩子们还可以继续在集中营里上学。被关押的侨民日常主要活动主要是维持集中营秩序的各类杂务。面对漫长而绝望的等待时间，人们画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画。

在营区里，日本人不发统一囚服，侨民们都穿自己的衣服，行李经过检查也都可以带在身边。

这是侨民在北平美国大使馆的集中场地接受日本宪兵检查行李。检查完毕后，这些侨民就会被送上火车押往潍县。

但还是有很多监狱式的管理要求，观察塔上面的日本看守也会时刻盯着侨民们。

观察塔。

侨民必须在胸前佩戴小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关押编号和房间号等。

侨民的身份牌。

如果是一家人，可以住在一间小单间宿舍里。其他人男女分开，分组安排在不同的营房里。

侨民A．G.卡梅隆画的营房建筑，每座营房上都标有编号。

营房宿舍的简笔画，诺曼·克里夫博士。

为了便于管理，囚禁者被分成六个大队，大人小孩混合编队，每队200多人。

日本人对他们的管理信号是靠敲钟。 

集中营里的钟。

大清早听到钟响，人们要立即起床洗漱，然后吃饭。

早上9点第二次钟响，全体人员要小跑到操场集中，由各队值日的看守点名，人们被强迫用日语报数，以及自己的牌号。

潍县集中营里的集合，劳瑞·蒂普顿《中国逃亡记》中收录的绘画。

2005年，新华网采访潍县集中营的幸存者，77 岁的新西兰老人毕大卫，他对点名记忆犹新：

“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须准时排队点名，还要用日本话高声向站在队伍前面的日本看守报数，声音小了，就要被骂，还得重来。到现在，我还记得怎样用日本语报数，但我永远厌恶那些数字。”

到夜里，当钟声再次响起，不管关押在哪里，都必须立即回房睡觉，禁止在其它地方逗留。

集中营里日军的点名统计表。

■黑市与中国农民的老白干

侨民集中营实行食物定量配给制，一开始还够吃，到战争末期，和战俘营一样，出现食物缺乏的情况。处于成长期的少女，甚至出现了停经的情况。

集中营里狼吞虎咽的孩子们。

为了搞到食物，一个“黑市”出现了。

“黑市”位于在营区东侧医院旁的一块空地墙根。人们把身上值钱的东西翻出来，到黑市换东西。

乐道院医院。这座医院是现在的潍坊市人民医院前身。

侨民会把衣服、金牙等等东西包好，夹上需要食物的纸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外面的中国人会把食物从墙外扔进来，或者用长竹竿挑到墙头送进来。

路易斯·施密德神父画的黑市图。

通过这个墙头上的黑市，中国人给他们搞来了鸡蛋、熏肉、水果、果酱甚至巧克力，还有烟、白糖、肥皂。

还有人想买威士忌，可是附近的中国农民也弄不到这么高级的洋酒，就用老白干代替，虽然味道差得远，但还是可以抚慰馋酒人的心。

但被发现的危险一直存在。

有一名附近村庄的青年，在夜里试图翻墙与营内侨民交易，被看守发现，仓促逃跑，碰到了电网，触电身亡，日本人故意暴尸两天，作为警示。

有一次，一个中国老农妇通过黑市卖鸡蛋被发现，日本看守把她抓进警卫室殴打。

营地里两个天主教神父恰好走过警卫室，发现日本兵正在打人。神父停下脚步，往窗户里看。日本兵端着刺刀大声恐吓，让他们快走。神父还是不动，就这么看着。

日本兵恼了，问：“你们想要什么？”

神父说：“我们什么也不想要。但是，如果打一个老妇人是错的，那么不管我们看还是不看，你都不应该这么做，但如果打她是正确的，那你们也别管我们看不看，继续打就是了。”

日本兵停了手，直到神父离开。

中国人通过黑市给集中营中带来的食物，帮了侨民很大忙。这个老农妇的鸡蛋就非常重要，除了补充营养，人们还会把蛋壳留下。外侨中有医生，他们让侨民把蛋壳用火烤，然后碾碎，喂给严重缺钙的孩子们。

■中国运粪工的“人肉电台”

中国人的帮助不止于这个黑市。

在集中营里思念亲戚朋友的时候，人们会写明信片，内容被日军检查之后能够寄出去。

1944年一张从集中营寄往天津的明信片。

秘密信息就没有那么容易传出去了。但是，在集中营里有个电台的传说，日军发现侨民总是有办法和外界交流。他们侦察了很久，也没发现什么电台。

因为这是个“人肉”电台——运粪工张兴泰。

被关押的侨民们中间有一个“自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德位思博士，他在日军占领前的乐道院广文中学当校长时，就曾经把乐道院的清洁工作外包给了附近李家庄的张兴泰。

日本人来把这里改造成集中营，垃圾粪便更多了，这清洁生意还是交给了张兴泰。在日军眼里，他就是个送垃圾的，每天允许他拉着粪车自由出入集中营。

张兴泰照片。

在黑市的食物都没办法让人们维持生命时，德位思找到了张兴泰。

有一天，德位思交给张兴泰一封信，信是给前任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牧师的，信里写了集中营食品与药品匮乏的情况，以及募资救助的请求。

张兴泰没犹豫，答应了。为了避免日本兵搜身，他把信粘在粪桶底下带出去，交给了黄乐德牧师。

黄乐德四处奔走，找信众、老板姓捐款。最后为集中营筹到的钱折合成美元有10万元，他把钱交给中立国瑞士的驻华使馆，与日方交涉，换成物资送往集中营。

1944年6月，运粪工张兴泰又干了件大事——帮人越狱。

集中营里原英国海军上尉狄兰和原辅仁大学附中教师、美国人恒安石决定策划逃跑，雷振远帮他们联系了张兴泰。

张兴泰托教友找到了潍县附近的国民党抗日武装，以出逃的军人懂得造机枪为理由，说动一支国民党游击部队前来接应。

6月9日夜里，在日本哨兵交接班、电网停电清理杂物的时候，狄兰和恒安石翻墙成功逃脱。

二战结束后，成功逃跑的两人回到乐道院与张兴泰及雷振远神父合照。右二是张兴泰。恒安石在1981年成了美国驻华大使。

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诺曼·柯喜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外侨囚禁三年仅死十六人，创造了奇迹。如无中国人冒死相助，后果不堪想象。”

■走出自由之门

日本投降后，和奉天战俘营一样，美军也派出了一个小分队拯救潍坊集中营，行动代号是“鸭子”。

8月17日，天气很热，人们已经得知日本战败的消息，很激动，但又担心日军士兵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下午，不安的人们突然听到了天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他们看到一架B24轰炸机从远处飞来，飞近集中营之后就低空盘旋，当看到机身上的美国空军标识之后，人们沸腾了。

B24轰炸机出现在集中营上空。

不知名侨民画的“鸭子”营救小组跳伞的画面。

集中营旁边没有机场，飞机上的士兵、翻译、通讯员先低空跳伞，然后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了集中营外面一片快要成熟的高粱地里。 

营救小组组长斯坦利·斯泰格少校素描。

士兵以战斗队形向集中营，没有遇到日本兵的抵抗，被关押的侨民全部涌出大门，他们被解放了。

S.A.凡特琪女士画的美军跳伞、空投以及人们欢迎的场面。

当时只有12岁的戴爱美女士在2005年的文章中回忆道：

“快乐得如醉如痴已获得自由的俘虏们，嘈杂而衣着褴褛，赤着脚，身体饿瘪而枯槁，争着将这七名伞兵抬起，扛在肩上，凯旋入营。”

看见美军之后，集中营里欣喜若狂的人们。

自由之门终于向这些战争的囚徒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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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坊集中营被关押的侨民口中，乐道院那个不高的大门，被称作“自由之门”。

乐道院大门照片。

外国人把牌匾上的“乐道”翻译成“Happy way”，也就是快乐之路的意思。

在乐道院的三年多时间里，这些侨民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不知道日军会对他们做什么，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饱饭，不知道生病了还有没有药，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出营地。

战争残忍地剥夺了这些人的快乐，“Happy way”的牌匾就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这种精神绝望是战争对人最残酷的折磨，恐惧不仅笼罩在集中营的人身上，也笼罩在所有因为战争而受苦的人身上。

但活在恐惧中的人们，还是用各种方法对抗绝望——哪怕是一种“精神对抗”。

他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出去，走上快乐道路，就把希望画出来，为这扇门画了许多画。

艾琳·巴齐尔画的大门，门口有个日本兵看守。下面的英文写着“通往自由的门径。”

M.S.贾米森女士画的大门，左下角写着“通往自由之门”。

塔尔博特女士画的大门，下面写着“出去的路”。

在这些大门的画作中，有一幅的大门中间还题了一段文字。标题是：“潍县——一场考验”。

休·哈伯德画的大门。

这段话的内容，从一个被关押者的角度解释了牌匾上的“乐道”二字——翻译过来是这样：

一个人的快乐是取决于他拥有什么，还是他是怎样的人？

是取决于外部环境，还是他的内心？

是取决于生活里的经验（无论好坏），还是取决于他从那些经验中创造出了什么？

我想，至少他们中一直有些人能从苦难中，创造出通往自由之路上最重要的东西——希望。

如果是你，会如何回答上面几个问题呢？

参考资料

1.《日本盟军战俘营》，杨竟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2.《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图集》，井晓光主编，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辽宁美术出版社，2011年

3.《中国逃亡记》，[英]狄兰著，崔书田编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4.《二战时期日军在华所建最大外侨集中营——潍县乐道院集中营概述》，阔景奎、于宣军、孙广辉，载《民国档案》，1998年3月

5.Weihsien Painting网站，www.weihsien-painting

6.《二战时期日军设立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和潍县侨民集中营之比较研究》，石岩，载抗战史料研究2015年01期

7.《“潍县侨民集中营”中的外国侨民》，谭玉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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