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迷魂案：流浪儿童大战市政府 | 北洋夜行记099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金醉。

小时候常在街上见到傻子。

离远点！——那是傻子。一般大人这么告诉小孩。

后来知道，其实所谓「傻子」并非真有智力障碍或精神疾病。他们是流浪的人，无职无业，居无定所。

被喊作「傻子」，是因为他们衣服破、身上脏，甚至翻垃圾拣吃的。

一种称谓，就是一种社会地位、身份或社会看法。

比如，流浪的人曾被称为「盲流」、「流民」、「无业游民」。

《隐秘的角落》中的少年严良，脱离了福利院的管理，就会被纳入这类人群。如果他衣衫褴褛地走在县城街头，大概会被叫做「傻子」。

《隐秘的角落》剧照。

年轻的「傻子」，善恶未定，欲望萌动，处在人生各种可能性的关口，盲目在所难免。

因此，他们会被在某些论述中被概括进「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究竟是他们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是社会不稳定令他们变成「傻子」呢？

1920年代，也就是一百年前的繁华上海，社会问题严重。

当时的杂志这么说——“工厂商店的歇业，盗窃绑票的增多，淫风赌窟的蔓延，离婚自杀的习见，贪污贿赂的盛行，土豪劣绅的勾结，学校风气的腐败。”

其中，游民被视为大问题——“凡年龄在14岁至50岁之间而无正当职业，或有不良行为之堕落阶级，谓之游民”。

按这个说法，刚到上海的太爷爷金木，也算是游民了，虽然租了间屋子，但职业算不得正当，平时接触的也都是堕落阶级。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故事里有一个流浪少年，算得上是民国上海的少年严良。

与严良不同的是，并没有谁真的关心他。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民国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和我的助手，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迷魂记

作者：朱富贵

一

黑云压顶，银针般的细雨洒满江面，上海罩上一层灰色的纱棉。

轮渡抵达东沟码头，我被周围斗笠蓑衣裹住，挤出码头，才喘过一口气。我很少来浦东，没料到下雨时，轮渡竟然这么拥挤。

今早我接到巡捕房贾探长的电话，浦东赵家沟东边的垃圾焚化厂有案子，要我来一趟。

浦东是郊区，离开码头区，就像到了乡下。小路泥泞湿滑，很不好走。路两旁的苇子长得比人高，翠绿坚韧，细雨下发出沙沙的声响。

老贾和几个巡捕穿着雨衣，躲在一棵大杨树下，靠着树干抽烟。见我到了，老贾直起身子，一刻不闲，把我领进垃圾场。

民国时期的雨衣。

城里每天都会产生巨量垃圾，尽数拉到郊外焚化。没来得及烧的堆在一起，成了一个个垃圾山。

老贾说，今早一个村民准备到城里卖纸扎。走了一半，突然变天要下雨。村民怕淋了纸扎，想从垃圾场抄近道回家，却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死小孩。

小孩仰面躺着，嘴巴大张，半截身子埋在垃圾土里。喉管被整齐地切开。浑浊的雨水顺着喉管倒灌，积满口腔，眼珠子不知去向，只留下两个血窟窿。腐臭被雨水压制，变成一种奇怪的味道，难以形容。

一辆汽车从远处开过来，晃晃悠悠。车上下来几个穿白褂的法医，先把小孩尸体从土里刨出来，上上下下做检查。

“致命伤是喉咙那一刀，死前被锐器刺破了眼球，手法干净利落。从身上尸斑上看，死了有两三天了。”

我心中奇怪，这案子虽然残忍，但老贾是巡捕房探长，一桩谋杀案并不足以搬动他这尊大佛。

“半个月，死了七个小孩，割喉挖眼，死法都一样。”

老贾解答了我的疑虑。一下子死了七个人，老贾担心影响仕途，把案子压在手里，没敢往上报。巡捕房找不到凶手，他才找我帮忙。

回城路上，老贾一再强调这个案子对他关系重大，要我千万多费心。我说我尽力，但不敢保证。我要他把之前小孩死亡的资料送到我的事务所。老贾满口答应。

汽车开到四马路，我提前下车，走路回事务所。雨已经停了，买卖人，车夫都回到街上，街面很快热闹起来。

“先生，先生，买一张吧。”

一个报童拦住我，求我买一张报纸。报童是个女孩，扎着双马尾，八九岁的样子，身材瘦弱，脖子上系了条皱巴巴的红布，一脸渴求。我给了她一个角洋，买了一份《沪上新闻》。

左边是民国时期女报童，和家人一起卖英文报纸。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循着声，我看见几个穿着市政制服的人，被周围的居民团团围住，嚷嚷要动手。

我问小女孩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小女孩说他们是市政厅职员，最近总在这里，说是要统计人员情况，便于以后检查整顿，跟附近居民已经打过好几架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架。小女孩说，南京孙总理的陵墓快完工，石匠要分别填进一百六十个童男童女的生魂来合龙口。

居民认为市政厅把小孩的名字写进登记簿，就是在勾小孩子的魂，所以才接连跟市政厅职员起冲突。小女孩要我也得小心，说北伐军进展不顺，要勾成年男子的魂，到前线当阴兵。

我问她为什么不怕。小女孩笑了，指着脖子上的红布，说她有石和尚辟邪，不害怕。

小女孩还说，最近上海频频有小孩失踪或暴毙，说明就是有人在勾魂。我问她怎么知道。小女孩说报上都写了。我翻开手上的报纸，果然看到关于小孩的新闻。

南市有流浪儿，年甫八岁，与群儿戏于街头，忽然来一妖人，问其名，旋以手摩其头......该孩儿面貌顿成紫色，四肢不动，形若僵人。

报道最后的署名是陶齐美。陶齐美是个记者，专跑社会新闻，他虽然在《沪上新闻》挂职，但日常也会把跑来的新闻卖给其他报馆，算是半个自由撰稿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常跟他打交道，算是可以喝酒长谈的朋友。他收入不稳定，最窘迫的时候连住处都没有，偶尔会借事务所写稿。

我回到事务所，老贾的资料还没送来，于是拨通了陶齐美的电话，想跟他打听一些消息。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匆忙。陶齐美说晚上在百星大戏院有一个活动，他急着去报道，要我到会场找他。

二

百星大戏院在虹口福生路，由一个演讲厅改建而成，门脸并不算大，平拱门头，雕花装饰，一派欧式古典风格。

百星大戏院门口。

会场不收门票，但要出示证件才能入场。场内的活动已经开始，会场里挤满了人，远远看见舞台上挂着一条白横幅，上面写“光明上海运动”。一个年轻男子在台上演讲，语气激烈，肢体夸张，引得台下听众血脉膨胀，掌声雷动。

我挤不进人群，找不到陶齐美，只能先在后面等着。还好没多久就中场休息，人群涌出会场。散场人群中，我看到了几张常在报纸上露面的脸，官位都不小。

舞台前有一个清瘦的年轻男子，脖子挂着一台崭新的柯达相机，就是陶齐美。跟他一起的是个二十来岁的瘦高男子。陶齐美看见我后，朝我挥手，示意我过去。

1920年代柯达相机。

陶齐美介绍瘦高男子给我。男子叫韩济元，是人和医院的外科医生，刚从德国留学回来。

我问他们这是个什么活动。韩济元说，上海现在太乱了，犯罪率居高不下，发起“光明上海运动”，就是要提高上海市民福祉，降低犯罪率，让上海变成更好的城市。

我对公共政策知之甚少，也缺乏兴趣。我跟陶齐美说，自己正在查最近失踪儿童的案子，看了他的报道。

陶齐美递我一支烟，问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

没等我回答，他凑上来给我点烟，说：“算不上严格的失踪案，都是街上的流浪儿。确实挺可怜，但事情也没那么简单。”

我让他具体讲讲了解的情况。

陶齐美说，这帮野孩子盗窃抢劫，成群作案，臭名昭著。上海童子军曾经想教训这些野孩子，没想到这帮野孩子打起架像疯狗，心狠手辣，专攻下三路，童子军吃了大亏，以后再不提教训的事。

1930年十月《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月刊》刊登的中国童子军上海市检阅图片。

陶齐美说的事我也早有听说。不久前，我的老朋友汪亮上街，被一个小孩撞个满怀。小孩跑走后，汪亮一摸口袋，钱包不见了。汪亮追着小孩，拐进一条小巷。不料想中了埋伏，巷子里藏了十几个小孩，劈头盖脸往汪亮身上甩石头。汪亮脑袋立刻被开了瓢，哪还顾得上钱包，仓皇逃走了。

陶齐美说野孩子的头目叫麻猴，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已经是杨浦一带的小霸王，周围的居民没有敢惹他们的。

“这帮野孩子的事情很麻烦，不如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很难有什么结果。”

这些流浪儿是好是坏，有巡捕房的人管。我答应老贾，帮他找杀人凶手，自然不能随便放弃。

陶齐美拍拍我胳膊，说有什么新消息一定告诉我。

会议重新开始了，陶齐美要继续工作。我问不出更多，只好跟他俩道别，出了会场大门。陶齐美却追出来，叫住我。

“不是不帮你，不过现在不方便说，找时间跟你解释。”

陶齐美显然知道些东西，但我也没法强迫他。我心里记挂着老贾的资料，决定先回事务所。

老贾的资料没送来，但打来了电话，说上级已经知道了流浪儿的案子，骂了他一个狗血淋头，最后上级让老贾好好检讨，顺便把案子交给其他探长。

“这事既然不归我管了，老金你也不要多费心了，这事也就别掺和了。”

老贾说他改天请我吃饭道谢，接着就挂了电话。忙活一天，没得到一点线索，而且从陶齐美到老贾，都要我别往下查，这倒是非常奇怪。

小孩尸体裹在垃圾土里，很可能是跟着垃圾一起被拉来的。

我打电话给工部局，一个职员告诉我，拉到赵家沟焚烧厂的，都是江湾一片的垃圾。

三

江湾不比市里繁华，热闹地方全在江湾跑马厅附近。

恰逢跑马场里有比赛，看台插着各色国旗，花花绿绿，迎风招展。喜欢跑马的多是洋人，因此江湾跑马厅得了个别称——“万国运动会”。

江湾跑马场。

马场门口停着几十个小推车，卖些蟹壳黄，五香豆干之类的零嘴，供给进场看跑马赛的看客。我连问了好几个小贩，但他们只顾做买卖，对失踪流浪儿的事一无所知。

跑马场旁边是叶家花园。我看见一个老头靠着墙，瘫坐在地上。老头戴着墨镜，胡子一拃长，身上的马甲造型古怪，宽大得出奇，支棱坚挺，油光发亮，像一副盔甲。我问老头在附近见没见过流浪儿。

老头推下眼镜，说你说我见没见过。眼镜下露出两个黢黑的肉窟窿。老头是个瞎子。

我向老头道歉，正要离开。老头说话了。

“你是来查小孩失踪的事吧？”

我问他怎么知道。老头爽朗地笑了，敞开硬马甲。马甲内衬别着几十把刀，长短宽窄，样式真不少。

“咱俩有缘分。买把刀，我就告诉你。”

我来查流浪儿的下落，没打算买刀，但我瞥见一柄精致的细剑，小臂长短。拔出皮鞘，剑刃细如蜂刺，轻巧趁手，闪着寒光。

我向老头问价。老头摸了摸皮鞘，确认我要买的是哪一把，说：“真是好眼光，这是把东洋刀，不敢说削铁如泥，但吹毛断发绝没问题。”

东洋刀。

老头张嘴就是三十块。我摸遍全身，整的零的加一块，还是不够。老头说你要真喜欢，刀你先拿走，改天我登门拜访，到时候给钱就行了。

我问老头就不怕找不到我。老头哈哈一笑，说他叫老贵，是个赊刀人，登门要钱是本行。

老贵卖了刀，心情大好。我问他关于失踪流浪儿知道多少。老贵说，最近这附近失踪好几个了，就在三天前，刚有一个叫三宝的流浪儿童，被人拐走。

“不哄你，三宝被那人拐走的时候，我就在跟前。”

四

老贵说，这附近的流浪儿都是麻猴的手下，不是好东西，经常欺负街上的老瞎子。我问老贵有没有受过小孩欺负。老贵没吭手，一抖袖子，嗖得一声，一把短刀钉在地上。

“想在我身上占便宜，得称称他的斤两够不够。”

老贵说别看他眼睛瞎了，但他这鼻子跟耳朵，比狗都灵。

老贵说那人拐三宝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三宝就自愿跟着走了，奇怪的很。我问老贵那人有没有什么特征。老贵说那人走路脚步很轻，身上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闻起来就像烂果子。”

老贵看不见，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问不出别的来。我把事务所地址给了老贵，让他有时间来找我收钱。

天色暗了，西边的云被染了色，从火红一点点沉淀成紫黑色，层次分明，像一汪渐渐凝固的血。

我登上一辆巴士车，到了四马路下车，步行回事务所。

民国时期上海明信片，前景是当时的双层巴士，背景是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

前面有一家苏州黄酒馆还亮着灯，我迈步进去吃点东西。五月是清水虾最肥美的时候，我点了碗三虾热拌面。

没一会，面条端上来。面条滚烫，我挑起面，吹凉，小口吸溜。虾肉新鲜，虾子饱满，虾脑充实，再加上面条爽滑，汤头鲜美。这碗面是我这一整天碰到最好的东西。

三虾面 。

面没吃完，一个妇人在门外喊我，语调急促，是在我事务所对面卖干果的王二姐。

“快别吃了，你家出事了，赶紧回去看看吧。”

我扔下一个银元，顾不上找零钱，就往回跑，到了熟悉的路口，熟悉的环境，但我几乎认不出我的事务所了。

木门窗摧枯拉朽，摔在地上，支离破碎，冒着火星。栏杆被火烧变形，玻璃碎了满地。事务所遭了火灾。屋内更是一片狼藉，没有下脚的地方。火势殃及了旁边的小楼，墙壁也被熏得黢黑。邻居说要不是消防队赶来，后果恐怕更严重。

民国时期的消防员和消防车。

房子烧了事小，我的藏书资料都在床下的箱子里，沾火就着。顾不上浓烟，我冲进事务所，直奔简易床，抓住床板使劲掀开。床下箱子完好无虞，我长舒了一口气。

幸亏有这块床板护着，藏书才逃过一劫。但这时我却发现床板上有一只人手，忽悠悠抖动。吓得我一激灵。

这是一张黄色的纸人，真人一样大小。纸人胸口画着奇怪的符文。粘在床板背面。黄纸切口很新，应该贴了不久。

想到我每天躺在床上，身下都压着这个纸人，突然觉得瘆得慌。

我从床底撕下纸人，卷成卷，揣进兜，来到王二姐的干果店，把书箱寄存在这里。接着叫了辆车，到徐家汇一个道馆找孙道士。

孙道士今年四十多，大脑袋，牙齿外龅，身材肥胖。他虽然叫道士，但他半道出家，没有证书，不算正经道士。孙道士没啥爱好，就是喜欢研究奇门遁甲，旁门左道。他开门时候敞着衣衫，露出肚子上的白肉，对我深夜打扰非常不满，唠叨不停。

民国时期拿着道教书籍在街上招揽生意的道士。

“有啥事非得大晚上敲门，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我没理他，把纸人徐徐展开，摊在桌上。孙道士往桌上一瞥，眉头一皱，提起手指，随着符文在纸人上游走。过了一会，他问我最近身体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说还真有，最近总觉得没有精神，容易疲倦。孙道士一拍桌子，说这就对了。

“老弟你这是让人勾了魂啊。”      

五

孙道士告诉我，我带来的这张符文叫迷魂和合符，并不常见。和合符是他们道教一种正途符文，用于帮助求符者牵引姻缘。

道教书籍里记录的“和合符”。

但一般和合符走势是“阴阳交合，毋有离散，上下和合”。我带来的符文走势大体相同，但在一些关键地方却起了变化。而纸人是茅山道术里的一种迷魂法器。

孙道士从盘古开天地讲起，唾沫横飞，四脖子流汗。我知道他犯了话痨的毛病，打住他的话头，问他这纸人符文到底干什么用。

“用符的人不光要拴住你，还要迷你的魂啊。”

孙道士说这符文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奏效，幸亏这场火灾，我及时发现这张纸符，不然到时候就会被迷住心智，变成另一个人。

离开白云观，我心事重重。尽管我并不真信迷魂术会奏效，但到底是谁给我下的符，这人想要干什么？

事务所被烧个精光，肯定没法住了，我得找个旅馆落脚。夜深了，街上已经没人了，路灯忽明忽暗，我总感觉背后跟着什么东西，转身查看了好几次，什么也没发现。

事情确实不简单。

我心里不踏实，没敢回家，随便找了个小旅馆，开房上楼。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小床，几乎没有多余地方。还好我要求不高，又疲惫不堪，一头栽倒在床上。

民国时期一家旅社的小房间。

粘床那一霎那，我感觉自己仿佛栽进漩涡，身体被一只大手攥住，往下拖拽，天旋地转。同时意识却上浮，剥离身体，飞出窗子，朝一个发白光的地方飘去。

第二天，我是被渴醒的，嘴里像冒了烟，一看时间已经十点。我穿上衣服，出门找水喝。

我来到一个早点摊点了份馄饨，趁馄饨没上，喝起桌上的免费茶水。一个报童拿着报纸，挨桌推销报纸。我买了一份《新闻报》，随手翻看，被一个报道吸引了注意力。

日前传言本市有勾魂人，专摄幼童魂魄。据市政府通报，此系孙传芳党羽作为。孙传芳党羽扮作盲人，做荒唐预言，杀害孩童，散播谣言，扰乱民心，以拖延我北伐军之前行。......

1928年上海《新闻报》头版。

我再看报道署名，还是陶齐美。陶齐美知道的事不少，我想起上回他说要找时间跟我解释。我胡乱吃了几口馄饨，拦车赶到陶齐美家，发现门上挂着锁头。我打电话给《沪上新闻》报社，报社的人说陶齐美不在报社，今天没来上班。

我出城到江湾找老贵，转遍花园周围，不见老贵踪迹。一个小贩说，我来晚了，今早老贵让警察抓了。我打电话给老贾询问情况，老贾也不在。

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对查案来说，这再平常不过，但我还是有些沮丧。回到旅馆，我推开房门，却发现有人从门下塞进一张纸片，捡起一看，竟然是陶齐美的名片。翻到背面，写了行字，字迹潦草。

“要找人，来铜人码头。”

六

夜晚的江边安静极了，只能听见静静的水流声。虽然已是夏天，河风一吹，水面上的凉气扑面而来，竟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站在铜人码头的铜人下，裹紧衣服，看向四周，空无一人。

铜人码头即上海南京路外滩公共码头。“铜人”之名源于竖立在码头附近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铜像。铜像1890年落成，但往来于此的人多不清楚该铜像为谁，就干脆称之为“铜人”。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将其拆除。

忽然黑暗中走出一个小孩，衣衫褴褛，问我是不是金木。没等我回答，小孩让我跟他走。

我跟着小孩，在黑暗中行走。小孩对路很熟，走的快速轻便。我磕磕绊绊，还差点摔个跟头。十分钟后，我被引进一个废弃的院子外。院子内的土坯房已经坍塌，没法住人。

院里点着一堆柴火，围着十几个小孩，衣服破烂肮脏。领头的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中等个头，又黑又瘦，但却有狼一般凶狠的眼神，死死瞪着我。

地上趴着一个男人，身材瘦弱，扭成个麻花，手脚腕缠着麻绳，身上血迹斑斑，不知死活。男人脸已经被打得变形，但还能看出就是陶齐美。

我问少年是不是麻猴。他没回答，就是默认了。我问他为什么要绑陶齐美，又为什么要找我来。

麻猴说，前几天垃圾场死掉的三宝，是他的亲弟弟，他在找杀害弟弟的凶手。

“姓陶的知道谁是凶手，但他不老实，所以我好好治了治他。”

麻猴说他看到陶齐美在报上发的报道，说杀人造谣的是老瞎子。

“那帮老瞎子我太熟了，借他们一百个胆，他们也不敢动三宝。”

麻猴认为陶齐美知道真凶，而且想包庇凶手，所以才把屎盆子扣在老瞎子身上。麻猴抓了陶齐美拷问。陶齐美看着瘦弱，但嘴还挺严。麻猴怎么打，陶齐美都不吐半个字。

“他终究还是没硬到底，他还是招了。杀三宝的就是你，金木。”

麻猴一脸认真。但我看出，他是在诈我。

“我可以帮你找真凶。”我否认自己杀了人，试着让麻猴冷静。

麻猴落了空，变得愤怒，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说是你不是你，今天也是你了，该你倒霉。接着一摇手，身后的小孩提起木棍，朝我围过来。

我早有准备，从兜里掏出勃朗宁，抬手一枪。子弹撞上金属，发出一声刺耳的脆响。麻猴的短刀应声脱手。其他小孩纷纷愣住，不敢再前进，

1910年代制造的勃朗宁手枪。

我把枪口转向麻猴的头。麻猴愤怒又无奈，眼珠子憋得通红，没吐一个字，转身走了。其他小孩也跟上麻猴一齐离开了。

麻猴一走，我上去查看陶齐美的情况，还有气。我扛起陶齐美，在杂草丛里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往回走。

凌晨四点，我终于把陶齐美送到广慈医院。当夜值班的是一个老大夫。检查完后，老大夫说陶齐美身上都是皮外伤，但是脑袋受到重击，休息一阵就能醒过来。

陶齐美昏迷在病床上。我扯过一把躺椅，睡在躺椅上，眯着眼养神。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陶齐美大叫起来，噌得跳下躺椅，看陶齐美坐在床上，面色苍白，满头大汗。

陶齐美说他做了个梦。梦里他犯了大罪。几个穿白袍的人扒了他的衣服，抬着他，扔进一个巨大的土坑。

土坑里装满了一种红色的蚂蚁，密密麻麻，猛烈翻滚。刚开始蚂蚁撕咬他的皮肤，很快就有蚂蚁从他的耳道，鼻孔，嘴巴，眼睛，甚至肛门，钻进他的身体，顺着血管，爬到他身体的各个角落。

陶齐美说他感到一种从内到位、噬人骨髓的瘙痒和疼痛，他狠不能把身体撕成碎片。

陶齐美问是不是我从麻猴手上救了他。我没回答，问他关于小孩的事究竟知道些什么。陶齐美说我救了他的命，他不该再瞒我。

“我之所以一直不说，就是想保护你。”

七

这件事跟“光明上海运动”有关。

近年来，国内形势动荡，战乱不断，唯有上海有洋人庇护，依然保持安定。周围地区的老百姓为避难，全部涌进上海。

这些人给上海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但同时让上海充满流浪儿，流浪汉，街头毒品，抢劫，盗窃，诈骗泛滥，犯罪率急剧上升。

政府高层里有一个大人物，看不惯上海乱像，而且认定涌进上海的外地人就是霍乱之源。大人物一句话，下面立马就有了行动。很快上海市政厅就牵头发起了“光明上海运动”。说是要提高市民的福祉，减少犯罪率，具体方法就一条，把这些人赶出上海。

所以市政厅整日忙着统计调查，就是要摸清现实状况，而后联合其他各个部门，使用各种方式，驱赶流民。但这项运动进展得并不算顺利。

“城里大多数流民，任你怎么赶，他们也不会走，因为他们没处可回。”

反倒是很多来城里做工的人，被赶回乡下，导致工厂劳动力短缺，完全没达到发起运动的初衷。

贸然的政策引发混乱，拥护“光明上海运动”的人也逐渐分化，有了质疑的声音。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分子，使用非正规的手段，目标更明确地处理行动，想吓走流民。

陶齐美说很多政府里的大人物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他不能告诉我那些官员的名字。

从第一个流浪儿被杀害，陶齐美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报社给了指示，把这件事的舆论引向迷魂术，再推到另一帮流民——老瞎子头上，一石二鸟。

“我不告诉你，就是不想你掺和进来，免得被他们注意到，你惹不起他们的。”

但我依然被影子组织的人注意上了。陶齐美说我的事务所就是他们烧的，目的就是给我一个警告。这样说来，老贾也是因为知道内情，才不让我接着往下查。

我说政策上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了。我只想知道他杀小孩的人到底是谁。陶齐美说这个他绝不能说，还说他告诉我这么多，就是希望我别再查了。

“我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你。”

这时，病房门响了，一个护士进来，说外面有人要找我，现在正在医院大厅等我，说有急事。

我心中疑惑，谁会知道我在医院，准备跟护士出去看看。走到门口时候，我听见陶齐美在背后喊我。

“金木，对不起。”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跟着护士来到大厅一条长凳前，凳上并没有人。

护士很奇怪，说刚才那人还坐在这里。我问护士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护士说就是个年轻人，挺有礼貌的。

民国时期一间医院的内景。

我回到病房，陶齐美已经再次躺下了，我不想打扰他休息，回到躺椅上，回想陶齐美刚说的话。

这时，我发现陶齐美身下的床单不太对劲，异常凌乱。我喊了陶齐美一声，没有回应。

我猛掀开被子，陶齐美瞪着眼睛，面色铁青，胸口扔着一个白色枕头。

我赶紧喊来医生。医生对着陶齐美做人工呼吸。几分钟后，医生停下动作，摇了摇头。我问遍病房附近的人，没人看见到谁进了病房。

护士在收拾陶齐美的尸体，忽然喊我，说陶齐美右手紧攥成拳，她掰开手后，发现手里有一个白色的小牌。

我夺过来，发现是个铭牌，上面写着“圣约翰医学研究院”，背面还有一组编号，零零二六。

八

圣约翰医学研究院在爱文义路上，主建筑是个六层高楼，黄体楼梯，黑色的哥特风格大门，非常气派。门外守着一个汉子，是保安。

我拿出铭牌，说我捡到一只研究院的铭牌，不知道该还给谁。汉子接过铭牌看了一会，打开大门，说总务处有名单，要我拿去问问。

进了研究院，我没走多远，脑袋砰一下，被一个东西砸中。低头一看，地上掉了一只麻雀。麻雀在地上滚动挣扎，拼命扑腾翅膀，却飞不起来。

麻雀。

我捡起麻雀。麻雀眼睛出了毛病，上下眼皮被凝血塞住。换句话说，它的眼球被人挑破了，就像那个躺在垃圾场的男孩。

今天是星期天，研究所内没什么人，空旷安静。总务处在主楼一层，楼体采光不好，走廊十分阴暗。皮鞋敲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哒哒的声音。

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坐在总务处值班。听完我的请求，她爽快地拿出一本名单，按照编号索引，很快就找到铭牌的主人——韩济元。就是百星大戏院里跟陶齐美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

女学生提议我把铭牌留到总务处，由她转交，被我拒绝。我坚持要亲手给他。女学生也不坚持，告诉我三楼有一个击剑馆，是内部职员休闲锻炼的地方，韩医生应该在那里练击剑。

我沿着楼梯爬上三楼，沿着走廊寻找。我听见一间房子里有动静，推门进去，发现里面放了一只大铁笼，笼里有上百只麻雀，全都瞎了眼。

我的出现惊动笼里的麻雀，扇翅膀扑腾起来，鸟叫顿时响彻了整个楼层。

忽然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穿着白衬衣，冰冷地看着我，正是韩济元。韩济元不发一言，快步离开。我紧追出去，看见他拐进一间房间。

刚进这个房间，一股刺激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是福尔马林的味道。屋里放了摆着三列架子，架子上放着玻璃罐，里面装着各种内脏标本。

福尔马林浸泡的大脑标本。

福尔马林闻起来像变质的香蕉，难怪老贵说他闻到烂果子味。我查完屋里的架子，却没有看到韩济元的影子。

忽然我感觉背后一阵凉风，本能嗖的趴下，钢剑擦着我的头皮掠过。我回头，看见一个穿着击剑服，举着重剑的人，端着架势站在我后边。隔着面纱，我认出他是韩济元。

1920年代穿着击剑服比赛的运动员。

韩济元一击不中，收回重剑，踩着交叉步，再次击来。我翻滚到架子后面闪躲。啪的一声脆响，重剑击中了一个标本瓶，玻璃瓶立刻炸成粉碎，瓶里的小肠混着福尔马林在地上肆意流动。

我伸手到兜里摸枪，才发现翻滚的过程中，枪被甩掉在地上，跟那团肠子混在一起。

我手无寸铁，无法招架，只能跟他围着架子转圈，找机会拿回手枪反击。韩济元看穿了我想法，堵住通道，不给我接近手枪的机会。

“陶齐美这么看重你，你也不过如此嘛。”

“要不是陶齐美硬拦着，上次就不会只烧个事务所，你也得死在里面。”

很显然，韩济元想激怒我。我问他为什么要杀陶齐美。韩济元说他并不想杀陶齐美，但是陶齐美知道得太多了。韩济元说，陶齐美迟早会把事情告诉我，不能让他活着。

“你还活着是因为他，你死了却是因为你。”

尽管我有意压着火，但韩济元的激将法奏效了。我血气上头，不慎露出半个肩膀，被韩济元一剑扎中。我后退转身，甩掉重剑，但右臂已经麻木，抬不起来。

“这些野孩子就像是上海身上的虱子，吸上海的血，让上海又脏又丑，捏死他们才好。”

“我本不想杀你，你非追着不放，你以为你是谁。”

韩济元提着重剑，朝着我面部攻击，显然是要像刺瞎麻雀和小孩一样，让我也变成瞎子。

忽然一个人影闪过，撞向韩济元。韩济元注意力都在我身上，毫无防备，被一下撞飞，重剑当啷坠地。竟然是麻猴。

麻猴从肠子堆里捡起枪，连珠炮似的向韩济元射击。但他显然不熟悉手枪，一枪也没打中，反而给了韩济元逃跑机会。

韩济元击碎窗户的玻璃，一跃而下，摔在地上，他挣扎起身，一瘸一拐朝外面跑。我追下楼，跑到门口，看见韩济元钻进一辆汽车里，逃走了。

麻猴也追到楼下，见韩济元跑掉，恨恨地骂了一通，转身就走。

我叫住他，说：“我认识习勤所的人，可以介绍你和你朋友一起去，那里可以念点书，或者培训进工厂。”

麻猴嘿嘿笑几声，谢了我，说：“那种地方，去了能怎样，出来后还是没钱。”

吐了口痰，又说：“进工厂，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从早到晚干，跟畜生犁地一样，没意思。我还想过得有点意思。”

说完，猛跑几步钻进了一条弄堂。

上图为“上海游民习勤所”大门，下图为该所“缝纫科”劳作情形。上海游民习勤所1927年成立，是创办最早、规模最大游民救济机构，习勤所开办工场、开展教育，旨在收容和教化社会游民，抗战爆发后活动被迫终止。所内设有缝纫科、糊盒科、制鞋科、印刷科等各类工场。

我找到电话亭，打给巡捕房报警。接电话的是老贾。听我说完，老贾沉默了一会才开口。

“老金，算了吧。”

没等老贾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回事务所的路上，我碰见一场游行。游行的人举着旗帜，光着膀子在市政厅外摇旗呐喊。

他们说昨天晚上，政府下了通知，那些老瞎子们犯下两条大罪。一是杀人罪，二是间谍罪。三天后，在江边枪毙。

游行群众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对付迷魂术要用老办法，不能枪毙，必须砍头。于是就发动游行，要求政府改换行刑手法。

我感到荒诞，又感到彻骨的寒冷。

尾声

老贵被砍头前一天，我托关系，进牢房见过他一次。意外的是，老贵满面红光，红烧肉就着大饼，大快朵颐，吃得满嘴油光。

老贵说他一个老瞎子能迷什么魂，都是些唬人的鬼话。老百姓都是好人，但几张报纸一发，全都跑出来要砍他的头。

“什么是迷魂术，这才是迷魂术。”

老贵说他快六十了，活够了。让我等他死后，给他烧几张纸，就算抵了刀钱了。

老贵被斩首那天，我没到场，我看不下去。据现场观众说，这是民国后最好看的砍头，足足二十个人头一齐落地，场面震撼。

而韩济元的事再没人知道。我写了一篇长文，记录了已经确定的事情，并作出一些推测。

没有报馆愿意发，哪怕我不要稿费。我心灰意冷，只得作罢。

几天后，麻猴来找我。

他说那天救我纯属偶然。他本是在跟踪我，伺机再动手杀我，直到听到韩济元自认凶手，才改了心意，出手救我。

我问他会不会因为韩济元逃走而遗憾。麻猴笑了，说我没放过你，难道会放过他。我的确再没听过韩济元的消息。

麻猴说他给我一个东西，一张我的照片。麻猴说照片是抓陶齐美时，从陶齐美身上搜到的。

因为这张照片，麻猴才以为我是凶手，送纸条把我叫到铜人码头。

“那家伙好像有点问题，你这照片贴在他胸口上。”麻猴意味深长地笑了两声。

我一时怔住，像天灵盖被开了口子，清晰地想起床下那张黄色的纸人来。

我看过一些民国上海游民习勤所的研究资料，这是个收容教养性质的社会机构，即是学校，又是工厂，其实也是监狱。

习勤所收容游民，是件好事，但在当时的记录中，是将游民默认为需要「改过自新」的人，甚至还有人把不听话的子女送去「训诲」。

也就意味着，「主流」、「健康」、「繁荣」的社会自有一套评判标准在。

收容教育之后仍不学好的人，便被认为是「本性难移」。就像是一种「有罪推定」的逻辑。

我不相信人「性本恶」，也不相信人「性本善」。

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一种选择的能力。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你可以选择「善」或者「恶」，抽象的概念并没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选择，都发生在各自遇见具体的事件时。

做出怎样的具体决定，内心如何纠结，是生理、心理、知识和社会处境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按照这个思路，允许我联想一下。比如说「社畜」，可以说是当代社会价值评判下的精神流民。

日本有位记者斋藤茂男，于1980年代中期采访上班族，写了一组报道，叫《饱食穷民》。这些「社畜」时时刻刻活在业绩指标和债务的挤压中，疲惫、乏味，有人疯掉，有人死掉，还有人扛着，但只是为了不死。

而支撑他们的信念是：努力，奋斗。

《饱食穷民》书页。

他们当然想拥有更独立的信念，做出更自由的选择，但并没有力气和时间去思考什么是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在强大「主流」价值面前，自我精神只得流放。

又回到开头提到的问题，究竟是努力奋斗的不够？还是为在丛林法则中求得生存，不得不努力奋斗到死呢？

当工作沦为仅仅的生存手段，就等于骡马身上的犁耙。「努力，奋斗」是希望，也是逼人的社会规训。

或许，还是某种具有蛊惑之力的迷魂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