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召之臣”许小年退休了,但请别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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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胜军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孟子
经济学界的“犀利哥”
经济学界的“犀利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退休了。
这个消息在他的学生中引发不小的议论。一些学生遗憾今后就不能再听到他的课程了,还有学生四处找他课程的课堂笔记。
许小年说话一贯地尖刻,甚至放言取消宏观经济学这门课:
我对宏观经济研究得越多,就越对它感到失望,以至于现在怀疑在经济学科中是否需要宏观经济学,我建议在中欧商学院取消这门课。如果说宏观分析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时刻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对宏观政策的预期不要太高。长期依赖宏观政策驱动国家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特别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系统性的财政风险、债务风险,以及现在正在积累的房地产风险。有两件事没有必要去做:一是人为地确定 GDP 增长目标;二是制定产业政策。
我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长达 15 年,期间有三位“高手”引领了我的研究方向乃至学术理念: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另外一位就是许小年。我写的文章大多数都隐约可见他们思想的影子。如今,三位名师都已作别中欧。
以我对许小年的了解,他选择退休是因为:
• 岁月不饶人,生于 1953 年的他已然 65 岁
• 人生新的追求: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
• 意兴阑珊:许对“纯粹的市场经济”有着偏执的追求和信仰,而现实却一再令他失望
大战“凯恩斯主义”
2017 年许小年出版了《回荡的钟摆》,正如书名所预示的:
凯恩斯主义一再“重出江湖”。
2008 年次贷危机后,钟摆再度摆向政府的一侧,市场的力量则备受质疑。问题是,市场虽不完美,但政府就比市场更有效吗?
《回荡的钟摆》不乏深刻而又眼光独到的观点:
• 经济学的常识: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经济增长不可能靠宏观政策来实现
• 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第一阶段是“亚当.斯密模式”,第二阶段是“凯恩斯模式”
• 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
• 楼价不应该这么高,但还是会更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
• GDP 排名相当于用身高和体重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 改革有两种,一种是突破型,例如商鞅变法,一种是修补型,例如王安石、张居正变法
• 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后发国家的赶超模式,赶超模式又分为中央计划(苏联、东欧)与权贵主义(东南亚和拉美)两大类
• 社会的演进,不是由一群聪明的大脑规划出宏伟的蓝图就能实现的,所有社会顶层的强势到最后都是压制基层的创造
……
即使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没有把市场想象成完美无缺的东西,但它毫无疑问是最根本性的力量:
• 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最近几年,林毅夫屡屡掀起学术争论,其最受质疑之处就是对政府力量的“盲目推崇”。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论称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确,在相信政府力量的“盲目性”上,林毅夫大大超越了凯恩斯主义。
对于凯恩斯主义,许小年从来不看好,因为其中有致命的逻辑漏洞。许小年批判道:
•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
市场经济的布道者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许小年,那就是:市场经济的布道者。
如果让我猜测许小年的座右铭,那应该是:我批判,故我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天真地认为实现这句话是很轻松的。难度有三:
• 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简政放权“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 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的幽灵始终在上空游荡
• 在任期制下,行政部门必定存在行为短期化,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真是太深刻了
实践证明了这些阻力的客观存在。笔者认为,观念的阻力比利益更可怕,因为:
• 观念是根本性力量。正如凯恩斯所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弗里德曼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共同的精神导师
• 体验过“代沟”的人都知道,改变观念是极其痛苦和漫长的
• 既得利益者时常把“搅乱认知”当作挡箭牌,浑水摸鱼
圣徒的信徒
2006 年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逝世,许小年撰文《圣徒弗里德曼》表达纪念:
• 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市场超越所有君王、圣贤和政府,如同上帝一般,不可管制,无法驾驭。
• 无需政府,不必计划,价格指导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市场效率的实质是信息效率,哈耶克首先揭示其中奥妙,弗里德曼则在《价格理论》一书中,详细解说了市场汇集信息和配置资源的魔力。
• 新凯恩斯主义指出,非对称信息下,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因而有必要进行干预。这种“市场失效”找政府的思维,将经济学等同于“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馒头制作工艺。殊不知政府的信息更为贫乏,依靠政府克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效”,其逻辑就像请中学生为博士生答疑,即使诊断正确,也是开错了药方。
• 弗里德曼恢复了政府凡夫俗子的本来面目。一旦用同一尺度衡量市场和政府,即如弗里德曼在讨论自然垄断时所言,在民间企业垄断、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的三个“魔鬼”中,民间垄断往往是危害最小的。市场上的自愿交易意味着激励协调与竞争,政府干预则导致利益冲突和垄断,市场与政府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弗里德曼倾毕生精力向世人说明的,也正是这一道理。
遗憾的是,这些看似简洁有力的道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人遗忘。
很抱歉,本人不能同意
改革知易行难。尽管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现实生活中却充满了“苟且”。
2018 年 7 月,许小年在演讲中说道,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是宏观政策失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不知道怎么去用了,它不起作用。那么怎么办呢?政府总体政策上的思路我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做法,很抱歉,本人不能同意。
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的方向,政策的方向也罢,希望能够引导企业也罢,都是创新,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政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搞什么产业政策,咱们这儿又什么腾笼换鸟、凤凰涅磐,听起来又是似曾相识,这样的做法解决不了在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在什么地方?在市场,在企业,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
不召之臣
正确的观念是科学行动的前提。问题是,如何纠正观念的误区?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要有科斯所谓的“思想市场”。换言之,无论官员学识多高,但不能代替外部批评的声音。
孟子曰“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是很深刻的道理:一个社会,不能缺少政府外部的“高人”,保持中立与客观。前几年传言许小年要加入政府部门,事后并未成真,这是国家之幸。
▲顾准精神是国之瑰宝
《回荡的钟摆》这本书以许小年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
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
可以说非常传神地勾勒出了许小年的思想世界。
许小年,您可以退休,但请不要退隐。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前瞻经济学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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