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没用”的东西，越是昂贵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然而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是有用的事？
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有用”的。比如在高等学府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选择？”“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给我开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的。我估计只有一种药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见面递名片、收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儿没用，撕了；这哥们儿有用，留着。就在你把“没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他自己特倒霉，本来报了某学院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文系，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第一，复读，但现在已经12月了，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自己考虑清楚；第二，学校内部可以转系，试试；第三，大学本科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培养，先学着，将来考研时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四，有时候“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而且非常重要，试着让自己爱上它⋯⋯
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说，这年头谁还读诗啊，我就要告诉他们，诗歌里浓缩了最精华的中文。要知道，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比如戒指。戒指有什么用？没用，但它非常贵。顶针有用，跟戒指长得差不多，却廉价得多。又比如服装，服装有什么用？保暖和遮羞。如果仅仅为了保暖和遮羞，随便去个小商品市场，一百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服饰，一万元都拿不下，另外那九千九百元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
所以，你去研究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讲起这个事情，陈丹青很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前些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在那儿详细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在迟暮之年，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画完这幅画，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俩人还挺投缘。几百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有用”的达官贵人不知哪里去了，而这幅无用之人画的无用之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可是它真没用吗？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现在国内的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一定是这样几类书：与考试有关的，与养生有关的，以及所谓的“畅销书”。这反映出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都具有某种功利性。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但也有很多好书与功利无关，选择去读它，只因为阅读的过程会带给你不同寻常的体验。
我来这里的路上，在看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还会被什么所感动。
这本书中写到，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之际，他的儿子即将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情怀与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底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发表讲话：“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蒋介石就是在南开被炸之后的第二天，做出全面抗日的决定，他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而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习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读到这些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但又深藏着乐趣与回味。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熏陶中，慢慢地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人们都去做些看似无用的事。
我每周必须跑五天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跑的过程慢慢成为一种享受，自己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跑完以后，累的是腿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认为一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引领永无止境地探索。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通常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可以探究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比如宇宙；无法掌握的才是最辽阔的，比如人心。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和“无用”相结合，创造一种真正的辽阔。
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力，一定是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辟蹊径、开始被鼓励并乐于做无用的事情开始的。
我期待那一天更早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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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白岩松作品
《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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