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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与台湾的心灵对话

2016-01-23 白岩松 岩松白说


三进台湾(三)


第二次入台2005年7月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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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


故宫有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到达台北故宫博物院马上明白:北京的,故宫本身是最大看点;台北的,则靠里面的展品来吸引人。

1965年开门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隔几个月就更换展品,到现在,藏品还未展完。

不仅数量,还包括质量。比如“三希堂”中的“两希”都在台北。但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个展品从不更换,玉雕“翠玉白菜”、肉石“东坡肉”和毛公鼎。

毛公鼎不用说,中国两件“青铜器之最”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北京故宫里的司母戊大方鼎。

而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从文物的角度说,也许远不如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其他很多藏品价值高,但没办法,在公众心目中,可能由于它们十分亲民,让人没有距离感,又或者,中国人实在爱吃,总想着“肉炒白菜”,于是它们俩的人气居高不下,台北故宫也就以人为本,从不更换,让进院就找这俩宝贝的游客尽兴。

台北的故宫是新建筑,不过这就为展示藏品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这一次我们摄像机得以进入拍摄,又是破天荒地开恩,甚至连之后大陆《台北故宫》纪录片剧组都未获准,由此可想艰难。

离别时又多了一份牵挂,下一次再来台北故宫,不知又会看到什么。也会有遗憾,故宫,分成两个,然而,也不错,多了这份因分离而有的牵挂,又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承接并守护着老祖宗的温度,让你有更多的信心:文化的脉不断,血脉就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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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


义工,台湾用法,我们叫志愿者。

在台湾,不用寻找,到处可见义工。

为拍摄“义工”这个内容,秀芳与我一起去台北一家医院做义工。工作简单又复杂,挨个房间去做小患者的工作,然后把同意者领到一个房间,和他们一起游戏,让他们开心,病也许会好得快一些。每天都有类似我们这样的义工,轮流与小朋友游戏,这成了治疗中的一种方式。

除去我们做的不说,一进医院,就见大堂一个义工柜台,其实不用看,你刚进门就有义工过来,问你怎么不舒服看哪一科有什么需求,然后陪你帮你。每天都有义工在做这份工作,医院只提供场地和最开始的培训,了解了这一点,我又多了一个盼望:什么时候,大陆的医院也如此,到那个时候,医患关系都会缓和不少。因为义工如同润滑剂一般穿梭在你和医生之间,烦恼与火气也因此减少。

不只如此,让我想不到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的讲解员都是义工。不过,成为这种义工不容易,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考核,也因此,陪我们的故宫义工会骄傲地说:“虽然一周可能只来半天,但穿着这身衣服走在街上,周围都是羡慕的目光。”

只要细心观察,义工就无处不在,而且中老年人更多,不像咱们这儿,志愿者这事儿归青联。其实,志愿是一种心,与年龄无关,何况,中老年人更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大陆的未来,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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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


到了台湾,当然需要采访连战与宋楚瑜。相比采访宋楚瑜的记忆,采访连战更特别,时间是2005714日傍晚,这就意味着,由于16日将开始国民党主席的大选,我们对连战的这次采访,基本上是他在党主席选举前的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连战看上去忠厚老实,也因此似乎缺乏偶像与明星的气质,同宋楚瑜相比,连战的口才也一般,被台湾媒体称为“木讷”,也因此,连战两次败选。没办法,如果说选举是一场以民主为招牌的秀场,那么缺乏明星气质、口才不好可实在吃亏,连战是例子。

不过连战的大陆行,却把他的魅力与功德推到了最高点,一向“木讷”的他,在北大的演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一是连战的所谓木讷只是与台湾其他口吐莲花的竞争对手比;二是大陆行,让连战全情投入。难怪太多人认为:如果来大陆之后再竞选,连战赢定了。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看似忠厚老实的连战,其实不缺幽默与霸道的地方。据说,在北京胡总书记宴请连战一行,席间敬酒,对连战说:“您是学政治的老大哥,还得向您请教。”连战迅速回话:“哪里哪里,(陈水扁挨的)那两枪我就没学过。”话音落,在座的人大笑。

在台北,我问了他过几天卸任党主席后的打算,他的回答不复杂。

“我要做一个国民党的义工。”

其实不止,海峡两岸未来的义工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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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


柏杨老了,这从外表就看得出来,七年之前我在北京采访过他,当时的他虽年近八十,黑发依旧,行动敏捷,大嗓门,当时的他回河南老家,像孤雁归巢,满怀兴奋与好奇,如同一个少年。

而这一次全然不同,站起来已显得困难。一些事情也时常话到嘴边却想不起来。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慢慢地心酸。无论怎样的战士,也终究敌不过岁月,谁都会最终倒下。

当他张嘴后,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种更大的伤感与绝望搅拌在柏杨的交谈话语中,让听者无处躲藏。

一个以杂文著称的作家,却坦陈杂文的无用,因为更好的东西是建设与改变,而杂文只有些偏激的语言,于事无补。这时,柏杨的话语中,终于显露出尖锐后的脆弱及愤怒当中自身的痛苦。说到故乡,老人叹着气说:“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衣锦还乡,但能平安还乡吗?”接着坦白了自己,“我这一生都没有快乐……”听到这里你明白,这是一个时代交付给他的悲剧性的叹息,偶尔的笑声,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悲剧中的短暂转折罢了。

只有谈到他的夫人张香华时,柏杨才又幽默和快乐起来。老天爷有时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什么,会又补偿你一点什么,比如爱情之于柏杨。

离开时我几乎知道,不会有下一次了,谁都无法抗拒,一个时代与生命的的背影,他能带走的,不会是幸福,而只能是些或隐或现的希望。然而,这希望,又会与他有怎样的联系呢?

两年后,我接到东森张玉玲的短信:柏杨走了,你们的采访是最后的记录。

又一段时间过后,2010年,传来消息:柏杨的遗骨将送回河南老家安葬,这该算是老人真的叶落归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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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


到台湾,不采访王永庆,等于没面对台湾的经济。

不管台湾有多少品牌,经济界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王永庆。

知道我们去采访王永庆,秀芳也跟随采访,因为王永庆已经拒绝采访很久,对于台湾媒体,如秀芳这般,都是机会珍贵难得。

已经九十岁的王永庆让人无法相信以他的年龄仍在上班工作,仍然拒绝社会各界对接班人的猜测,仍然敏感于世道与社会的变化。等采访全部结束,老爷子居然谈兴未尽,留下我们喝咖啡,又是一个小时破天荒的畅谈。这时的王永庆,焦虑大于一切,他无所顾忌地批评当时年轻的岛内执政者,认为台湾快要错失与大陆走近的机会,再晚两年,你连和大陆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外表如同大陆马三立的王永庆,讲的话可不让人笑,而让人陪他同样地焦虑起来。离开这些话题,老爷子的另一面却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虽然王永庆富可敌国,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替社会理财,一个毛巾能用十年,自己在办公室楼上住,并坚持吃太太种的菜,一绿色二健康。可对于大陆,做起慈善来却是大手笔,一直不停歇。

四年之后,工作中的王永庆在美国巡视中突然离世,华人世界一代经营之神,从此成为传奇。老人离世后,电视机构来采访我,我的回答不复杂:

“我永远记得那一个下午老人的焦虑,那焦虑,已与经营无关,却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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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严上人


采访证严上人的要求,在两岸都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我稍有些意外。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台湾宗教界人士进行专访报道,我们知道其中的敏感,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台湾“人间佛教”经过多年发扬光大,已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支撑,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影响巨大,而慈济的证严上人,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1963年,二十六岁的王姓姑娘皈依佛门,法号“证严”,回到花莲普明寺后,她以“不赶经忏、不做法会、不化缘”为原则,开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生活。在慈济,你很难分清谁是信徒谁是志愿者,或者说,每个信徒都以志愿者的身份投身社会,赈灾济民,做一切该做的善事。全台湾,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民众参加过慈济的善事。

而证严上人的“人间佛教”思想,也在信徒与社会之间搭建了和谐相处的平台。比如慈济的“十诫”中,前五诫如不抽烟不喝酒,似乎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在后五诫中,出现了遵守交通规则、孝敬父母、不参加政治游行等项目。于是,你也就品出“人间”的味道。

慈济与大陆互动最早。在1991年的大陆华东水灾中,慈济就投入捐赠,以后每有灾情,必有慈济的善款与慈济人的身影。更不要说慈济骨髓库,早已成为大陆骨髓移植手术中最大的骨髓配型提供源。我们采访的当天,就有一场生命接力在上演,配型后的骨髓早上从花莲出发,转机香港,目的地北京,傍晚时分,手术在北京的医院进行,一切平安。

早上五点三十分,我们便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证严上人组织的早课中,来自台湾各地的人们与证严上人分享心得,这其中,有很多的中学生。虽然我们在工作,在拍摄采访,然而春风化雨之间,心,似乎也慢慢静了下来。

在之后与证严上人的不叫采访的聊天中,她的一些话让人感慨良多。

要学会感恩被你帮助的人,是他们,让你有所启悟,用苦难教育了你。

甘愿做,欢喜爱,挨骂受委屈都不为所动。

不要怕被磨,被磨的那块石头是会发亮的,磨人的更辛苦,他是会消耗的,所以,人生哪里有什么敌人……

当我问到证严上人,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她的回答是:“总是感觉来不及,因为想做的事太多,想帮的人太多。”

告别了慈济与花莲,觉得离台湾又近了一些,总有一些经验与心里的悟是要借鉴的。在台湾,不止证严上人在这么做,星云大师等人也都在这么做。“人间佛教”这四个字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更像是千百年来一次重要的佛教革命。它告别了深山,走向红尘,告别独修,而引领众人,已不仅仅是宗教那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与安抚方式。我愿意相信,这是台湾在未来,可为华人世界带来经验的领域。或许,受益的人更多,甚至变成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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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心静了下来,然而大自然却不再安静。

当我们的采访接近结束,只剩下高雄的内容时,台风“海棠”以摧枯拉朽之势登陆台湾,让我们这些北方人终于体会到台风的厉害。

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只能待在房间里,也正因为如此,电视人就必须奋战在台风中,因为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于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台湾电视人令人尊敬的另一面。几乎所有传媒机构的记者都在台风之中,事无巨细地以直播方式将“海棠”的威力展现在公众面前。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也立即开始直播,因此知道这里面的艰难。想想看,晚上睡觉时,风力之大,让你始终感觉有壮汉在敲打窗户,而第二天,满大街都是被刮断的树干,一片狼藉。做直播时,两腿必须分开,否则站不住;摄像的后面,有我们的另一个同事抱着他,否则根本没法拍。

两天的直播下来,感受了台风的威力,也体验了台湾百姓每年都有几次的另类生活。由此,台风于我,变成了在台湾体验过的风。

那几天,大街小巷几乎空无一人,电视人用辛苦找到了尊严,也算是给了我特别的观察同行的机会吧。

一场台风,将我们多留了一天,但作为一个过客,终将踏上归程,这一次,台湾已经让我“横看成岭侧成峰”,终于立体起来。而难得的这一切,也通过镜头交还给观众,只是不知,对观众来说,台湾是否依然遥远?







本文节选自白岩松经典作品《幸福了吗?》

(附完整版'白岩松耶鲁大学演讲'光盘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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