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生活才能不再焦虑？
◎龙永图
如今，“焦虑”这个词常常被中国人提起，媒体在说，普通老百姓也在说，大家都很焦虑，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焦虑。
我们现在之所以焦虑，可能和当下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系，很多人太追求立竿见影的结果，老是喜欢天上掉馅饼，希望得到贵人相助，周围的同学同事有些发迹了，有些升官发财了，变化很快很大，比较之下，焦虑就来了。
当然，这种焦虑或者说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城市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人心也在变化。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如今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但在我们那个时代，时间好像走得很慢，我们的城市也是一样，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在一个单位上班，一个同事能一起共事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或许因为我们过去太慢，所以就要加快步伐。
但是我们在纠正“太慢”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反面的东西，矫枉过正。为了“快”就开始粗制滥造，不注重质量，违背客观规律，所以会出现建的桥不安全，生产出来的食品也不安全，对一切都有一种很难断定它是不是可靠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也导致了人们的焦虑。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全国一些市长参加的会议上，开了一句玩笑，我说，“我们现在造房子造得太快了，也许你们这一代市长的主要任务是建房子，可能你们下一代的市长主要的任务就是拆房子”。当时是玩笑话，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房子，刚建好10年、20年就开始在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是不是太快？是不是太迫不及待？是不是在快的过程当中违背了客观的规律？比如说关于动车出事的问题，关于王濛被开除出国家队，这本来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情，但是我们都感到我们处理问题太着急了。就像是一个县委书记所辖的范围出了事，马上免去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不管怎么样，先处分，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处分，是整个调查以后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处分而处分。
问题就出在这儿，咱们不是要真正处理问题，而是要迅速摆平一件事。事故出现后的调查也不是出于要真正弄清楚原因，给社会一个合理的交代，而是为了摆平，让大家没有话讲，但这些调查往往是经不住历史的考验的。
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生产的食品，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现在大家确实应该很好地克服浮躁心态和功利心理，回到事实上来，回到事物的发展规律上来。
那是不是说既然快了咱们都变得特别焦虑，所以就慢下来？我觉得也不是，关键是 掌 握 节 奏 ！
我特别喜欢看足球，我们看那些非常好的球队踢球的时候，有时候快得简直像一道闪电，但是在中场倒脚的时候是非常慢的，是在等待时机。一个非常好的球队，它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把节奏调整得非常好，使得对方一直在跟着它的节奏走，这样对方就乱套了。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评论员说“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这话是很对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有时候需要放慢自己的节奏，甚至停下来，这实际上是在调整，在修身养性，在为迎接一个“更快”的时刻做准备。所以掌握生活的节奏、掌握我们中国的发展节奏都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搞宏观经济的人也知道，包括中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一直在考虑中国的发展节奏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很多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它们实际上也在以很高的速度发展。中国是不能慢的，因为我们中国那么多人需要就业，慢了以后就业岗位就会丢掉，这时中国社会就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一个理论，中国至少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不能太慢。但是也不能太快，要掌握节奏，所以才出现了宏观调控。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提高银行的利率，要把银行大量的钱冻结起来，主要就是减少整个货币供应量，然后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下来。
说到底，快和慢的问题主要就是要掌握节奏，使快和慢相辅相成，人生也是这样，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掌握这个快慢节奏的过程中，心理承受能力就很重要。
我经常坐飞机，有一段时间北京空管，登机后基本上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起飞，我最长在飞机上等了三个小时。坐在飞机上你观察一下，一般来讲老外就是在那儿看报，非常安静地等待，而中国人坐半个小时就开始不耐烦了，一个小时就开始找空姐，问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耐心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遇到一点事情就会焦躁不安，不能平静下来等待或者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心态必然导致自己焦虑不安，同时也会把这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传染给自己身边的人。
还有就是有些人平常浮躁惯了，一些坐在头等舱的大腕、土豪，他们平常到哪儿都是自己到了车就要开，自己到了宴会就要开始，已经不习惯等别人。他就不知道在公共场合，这样的表现是会被人家笑话的。
我们承受能力这么低下，我觉得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需要很多能帮助解除忧虑的人。
比如我前一段时间坐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碰上了空管，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但是机长非常有经验，他时刻保障信息的透明度。他会说现在我们要排队，在跑道上排队，然后才能起飞。过了5分钟，他跟我们说，现在我们前面还有6架飞机。然后又过了10分钟，他说我们现在前面只有4架飞机了。然后，现在我们前面只有3架了，现在只有2架了，我们很快就能起飞了。这样大家很快就把一个多小时度过了。这种心理干预就非常有效，时刻让大家掌握情况，也提供希望，这就能减少乘客的焦虑。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增强信息透明度，让忍受焦虑的人知晓自己的处境，因为我们害怕的是未知。
我们在国外坐飞机或者旅行的时候，他们的透明度就做得非常好。我记得我在《论道》节目上讲过一个故事，我一生当中有两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有一次就是在飞机上。
那次是从洛杉矶飞往纽约，飞了没多久，飞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机械故障，飞机上的乘务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很危险，如果大家要写遗书的话，我们现在就发纸和笔，遗书会被保存在一个非常保险的铁盒子里，飞机烧坏它都烧不了”。那些老外都拿出纸来开始写遗书，当时我脑子是一片空白。但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不能表现得太过慌张。写遗书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所有的烈性酒可以放开喝，因为平常在国外的飞机经济舱，啤酒都要花钱的，更不要说烈性酒。我看到不少老外写完遗书都喝醉了。
当然，我们后来安全降落，但这次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尤其对国外航空服务管理的透明度记忆深刻。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使我们的管理在这方面跟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摘自《龙永图 白岩松：中国，再启动》，
龙永图 白岩松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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