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重磅利好消息频出，宁夏6人派出所可设3个正副科现职，基层警务一线民警迎来春天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机关的做法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地公安机关把全区200多个派出所全部升成正科级，5人以内小所设一名所长，5人以上的设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各一名，10人以上大所配两名副所长。这样，全区400多名民警可以解决正科和副科待遇。
基层民警加班加点，群众却反映“见警率不高”；部门分工过细，管理职能交叉，警务运转效能有待提高；一线警力不足，基层民警疲于应对……这些问题困扰着基层公安机关。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中，各地公安机关积极探索大部门制改革，这些问题正在逐步破解。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对大部门制大警种制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一些地方在通盘考虑整体进程的基础上，坚持“小步快走”的思路，先易后难、因地制宜，成熟一个、实施一个，用改革的红利为下一步改革“铺路搭桥”，催生了许多实招、趟出了许多新路，取得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实践经验。
这是一次关乎效率的改革：理顺事权关系、推进职能整合、调整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实现警力无增长情况下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次关乎民生的改革：通过警务改革，让警力下沉、警务前移，提升打击犯罪的即时性、准确性和高效性，让派出所回归“主业”。
精简机构 警力沉到基层一线
长期以来，地方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内设机构繁杂，有些科室只有一两个人，导致官多兵少、干事的人少。大部门制改革就是要整合机构，将警力推向基层一线，让警种角色回归。
实施大部门制改革前，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有183名民警，机关民警和基层民警人数分别为97人和86人，占比为53%和47%，警力呈严重倒挂结构。
为了解决这一“根子”问题，在不动体制、不减少干部职数的前提下，泰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按照“同类合并、横向联动”原则，将分局的17个内设机构整合成“三队两室”：“三队”即案件侦办队、治安防控队和维稳服务队，“两室”即指挥保障室和政工监察室。
改革后，分局综合管理机构警力只有10人；派出所警力从86人升至108人，占分局警力比大幅上升。此外，在改革启动的当年，案件侦办队就承担了60%以上的打处任务。派出所压力减轻后，工作重心也回归到了基层基础工作上。
其实，在整合机构、将警力推向基层一线方面，各地公安机关没少“动脑筋”。譬如，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通过优化机构设置、推动警力下沉和创新警务机制，完成了“4+3”改革目标，即“大部门、大警种、大情报、大技术”框架和“综合部门、执法勤务机构警力占比分别为10%、90％，派出所警力占60%”的3个指标，激发了队伍活力，提升了公安实战能力。再譬如，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重新整合27个内设机构，在市级、县级、城区及城管派出所实施“三级一体”警务模式改革，即在市局建立“十个中心”，在县局建立“7+X”个中心，在城区、城管派出所推行“一二三”勤务模式。
所有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有限的警力最大限度地推向实战一线单位，为机关瘦身、为基层减负，让警务运行科学化、集约化。
共享资源 不同警种无缝对接
大部门制改革的初衷之一是让原先的强制合成、请求合成，变成现在的自然融合、主动融合，警力调配更加集约、动态。
浙江省嘉兴南湖公安从最初的“刑事打击二级架构”改革为“刑事打击三级架构”，将原先的刑侦、经侦、禁毒、网警等多个部门整合为刑事犯罪侦查中心，中心下设专业研判室、刑事科学技术室、综合管理室和多个专业队，集聚刑事打击方面的所有手段、资源，并与责任区刑侦队、派出所刑侦探组形成一条紧密链条。
2015年，一家名叫“亿家信”的公司打电话冒充北京301医院和国家健康中心工作人员诈骗钱财。家住南湖区新丰镇的黄老伯被盯上。短短4个月，在接连多个电话的忽悠之下，黄老伯一共给骗子汇去了近28万元。
接到报案后，新丰派出所刑侦探组、大桥刑事犯罪侦查队首先展开初步侦查，刑事犯罪侦查中心同步介入，对初步侦查掌握的信息进行专业研判、会商，刑侦、经侦、网侦多个专业岗位合成作战深入侦查，继而一举捣毁犯罪团伙。
警种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资源统筹效率大大提升，这在成都公安机关也得到了印证。从大部门制改革全面铺开以来，成都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有了新的职责——依托指挥中心设立多警种合成研判指挥部，情报、宣传、国保、维稳、治安、刑侦、交警、网安、特（巡）警、反恐等警种部门派出骨干力量常驻，在指挥长统一组织协调下，开展联合研判、统一调度。
与此同时，为了打造权威集约高效的指挥平台，成都公安机关不断完善指挥长、分级分类指挥机制和分区指挥部及战斗指挥小组工作模式，有效解决多头指挥、号令不齐、效率不高等问题，进一步减少指挥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实现快速反应指挥。
大警种合成、大兵团作战，集约化用警、集群化打击，大部门制改革的积极效应正初步彰显。
借力数据 优化警务运行机制
“警力从哪里出、能调动多少、带队领导是谁？”
如今，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机关，回答这样的问题已不单限于人工，而是依托PGIS系统和175个警务资源图层，就能实现资源动态管理。
成都公安凭借的这套系统，被称为扁平化指挥调度平台。它不仅连接公安动中通、单兵、车载4G图传、无人机、警航直升机空中4G图传等移动视频资源，有效拓展指挥决策视野，而且将传统的纸质预案与指挥调度平台的日常操作有机结合，实现预案数字化管理、流程化操作、沙盘实时推演，进一步提高实战效能。
创新警务模式和运行机制，打造现代警务机制升级版，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在大部门制改革中，上海公安机关正积极推动大数据应用向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拓展延伸。
通过深入解构历年“110警情”交通类报警数据，上海公安机关先后排查出1875处道路拥堵地段和3240处违法停车的顽症区域，为优化基层勤务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交叉关联交通违法信息与死亡人员信息，上海交管部门结合对“违章大户”人员信息的聚类挖掘，及时发现639张驾驶证在当事人死亡后仍被用来处理违章、1260张驾驶证处理缴费超过50辆车的不正常现象，及时堵塞管理漏洞。
通过借助智能视频技术，上海警方突破了一个监控探头只能捕捉抓拍一种违法行为的技术瓶颈，实现在同一段实时视频中，对违法变道、违法掉头、逆向行驶、违法停车等多个不同违法行为的自动识别抓拍，提升了处置效率。
大数据的更大威力还在于全警建设、全警应用。在上海，市局平台围绕市局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聚焦专题研究、态势评估、重点研判，强化指导支撑作用，统筹推动全局大数据应用发展；各分县局平台发挥基层优势，积极获取各种数据资源，结合区域特点强化自主应用，直接服务于一线实战；专业警种向市局平台提出业务需求，运用专业手段对市局平台推送的基础研判成果进行深度加工，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安机关警务勤务机制，对基层所队带来的倒逼、助推之力，已经势不可挡。
激发活力 全面提高警务效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大部门制改革前，许多基层公安部门设的越来越细，一些县市公安局一年办不了一两件经济案件，但也设有经侦大队。
通过了解，其根源还是公安机关民警压职情况比较严重。有的民警辛辛苦苦一辈子，退休时还只是个科员，所以一些县市公安局都争取多设内部机构，解决民警政治待遇。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机构过多，办案权过于分散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机关的做法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地公安机关把全区200多个派出所全部升成正科级，5人以内小所设一名所长，5人以上的设所长、教导员、副所长各一名，10人以上大所配两名副所长。这样，全区400多名民警可以解决正科和副科待遇。
民警职级待遇的落实，为大部制提供了有力支撑，有效推动了警力下沉，营造了拴心留人的工作氛围，激发了民警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工作干劲。这也成为各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大部制改革的共识。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机关专门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客观分析撤并单位领导干部的岗位能力、素质条件、现实表现，提高“人”“岗”匹配度，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人员立足内部安排、适度调整，保持队伍总体稳定，确保业务工作平稳过渡、稳步推进，避免撤并单位业务在整合时出现缺失或盲区。
在浙江浦江，交警大队50周岁以上民警占33%，按惯例，这些老民警可以调到大队机关。但是受编制数限制，年轻民警进不来，路面警力实在太少。为此，2015年年初，浦江公安机关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深挖内部潜能，动员老民警重回一线，发挥老同志的优势，当年轻民警的师傅。
工作有了干劲，警务效能自然全面提高。改革后，中卫市公安机关最大限度把警力投入街面，有力震慑犯罪、打击现行、处置突发事件，街面发案率下降15%。嘉兴、浦江两地公安机关机构设置更加精炼，部门职责边界更加明晰，警务运行更加高效，群众安全感、满意度高，并实现了刑事警情下降、破案率上升的良好态势。
在这里，小编和百万基层民警一起，希望这些重大利好政策能切实、迅速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民警身上，彻底消除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老科员民警，最大限度改善五加二、白加黑的情况，真正落实提高基层民警待遇。让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