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我这辈子还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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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祖父一直觉得你最像他”
在美国近现代乃至当代史上,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纵横商界、政界、慈善界和艺术界,令其他任何家族都望尘莫及。开创者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白手起家,创办“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十亿富翁;第二代掌门人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不仅承接了父亲的石油生意,还将家族的慈善事业发扬光大。
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和阿比·奥尔德里奇(Abby Aldrich)的幼子,1915年6月12日出生,有4个哥哥和1个姐姐。兄弟姐妹六人个性迥异:姐姐巴布斯聪明但叛逆,22岁就出嫁了;长兄约翰最像父亲,勤奋努力,但羞怯腼腆;内尔森擅长交际,热爱探险;劳伦斯思路敏捷,后来成为风险投资家和环保主义者;温斯罗普天生具有领导才能,长大后当了两届阿肯色州州长。
孩子们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同凡响的家庭。母亲气质优雅,行为潇洒;父亲则相对严厉,让人敬畏,每早带他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戴维对父亲充满感激:他努力向戴维展示与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相连的特殊艰辛,以及戴维将要继承的世界的现实情形。对他来说,父亲的成就就是一种激励。
祖父在戴维的童年中占据了相当分量,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小戴维常常步行去找祖父一起吃早饭或午饭。少年时期,还常与祖父一起打高尔夫球。祖父的慈善之举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戴维坚信,那完全是出于祖父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体验。在他看来,祖父是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拥有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这种理念后来也被戴维延续下来。1937年5月,祖父去世,葬礼结束后,他的贴身男仆把戴维拉到一边告诉他:“戴维先生,在你们所有兄弟当中,你祖父一直觉得你最像他。他最喜爱的就是你。”戴维一时十分意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再没什么评价比这句话更有分量了。
戴维·洛克菲勒颇受祖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喜爱,爷孙俩读书的场景格外温馨。
戴维17岁进入哈佛,在那里,羞于交际的他逐渐变得思想开放,忍耐力更强。毕业之际,戴维并不清楚自己想从事什么职业,在父亲的朋友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建议下,他在哈佛继续读了一年研究生,之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接着,戴维返回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戴维爱上了佩吉·麦格拉思,一个“很有格调,交谈有趣”的女孩,他掏光所有积蓄买了戒指向她求婚。1940年9月,两人结婚,从此一起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时光。
1940年9月7日,戴维和佩吉·麦格拉思喜结连理。
在职业生涯的前几年,戴维与洛克菲勒家族几乎没有交集。1940年毕业后,他出于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到纽约市政厅工作。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经过反复考虑,他参军入伍,被派到作战部的联合情报署工作,收集关于北非形势的情报。1945年5月,德国投降,戴维于10月回到华盛顿,与佩吉和孩子们团聚。
1942年5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戴维抱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应征入伍,曾担任战地情报员。
1946年4月,戴维在舅舅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的建议下,加入大通银行。从此,他才真正开始了一份长期性的事业,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投入到了商业银行家的生活中。
“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
大通银行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尽管它常被称为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但在1929年之前,洛克菲勒家族都没有人直接参与过银行管理工作。1930年担任大通银行总裁的舅舅实际上也没有接受过银行家的培训,因而很少介入日常经营。戴维涉足银行业既是对他本人的挑战,也是对整个家族的挑战。
对戴维来说,大通银行提供了一种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途径。但他很快发现了大通存在的严重弱点,即在管理领域和介入国际市场方面不足,并且没有预算,没有综合型业务计划,甚至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图。此外,大通的员工多是刚从军队退伍,只有几个人拥有大学学位,因而缺乏宽阔的视野,但大通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不值得在人力管理等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
在这样的环境里,戴维不打算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他在大通银行的前12年里,每天都和多数上班族一样乘地铁上班,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拿着报纸,还用两腿夹着公文包。戴维对此毫不介意,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构想拓展大通银行的国际业务。他曾努力将业务向南美拓展,却最终失败。他认识到,大通的管理结构和风格必须动大“手术”。遗憾的是,他的很多理念10年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
戴维在银行里升迁得很快,1952年成为高级副总裁,1956年底在完成大通与曼哈顿银行的彻底合并后被提升为副董事长,1960年10月与乔治·钱皮恩共同被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戴维负责指导银行的战略计划、管理银行的国内外拓展等。尽管不断受到阻挠,但戴维一直没有停止海外业务的扩张。他再次从自己熟悉的拉丁美洲开始,连续五年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开展战略联盟,继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类似机会。20世纪60年代末,大通在欧洲主要城市广拓业务,在亚洲的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家设立分行。1969年,戴维接任首席执行官,终于可以大展身手。
戴维的目标很明确:带领大通成为全球金融领袖。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希望开展业务的国家里与当地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在大通工作的35年间,他访问过103个国家,还在1973年到北京拜会周恩来总理,双方会谈两个多小时,访问结束后,大通成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在国内,戴维给42个州的银行客户打过电话。他保存着一份档案,记录着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会面的大多数人,把他们的名字存在电子名片夹里,每张卡片上都记载了与他们的第一次以及所有后续的见面,通过卡片便能回忆起过去与此人的关系。
此外,戴维还力主开展多元的银行理财业务,将业务推广到更多的普通市民当中。他的这些积极作为大大增加了大通的盈利,使其一度成为美国实力第一的银行。20世纪70年代,纽约房地产遭受寒冬考验,大通作为涉足地产业颇深的银行提供了最大额度的贷款。戴维来回奔波,将市政官员与商业人士聚一起制定计划,最终帮助纽约走出经济危机。大通的业绩得以好转,戴维的声誉也随之大增。
闻名世界的洛克菲勒中心位于曼哈顿,被看作纽约的地标性建筑乃至美国财富的象征。1982年6月16日,戴维出席洛克菲勒中心50周年庆典。
戴维的祖父曾在给戴维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而绝非完全由我们的出身决定。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戴维以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句名言。1981年4月20日,他主持了最后一次董事会和股东会议,在事业的“高点”光荣退休。
“我们必须统统成为国际主义者”
受父母的全球视角影响,戴维·洛克菲勒很早就认识到美国之外的世界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参加过世界大战后,他相信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必须建立起来,决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致力于“持久性讨论影响美国的国际问题”的美国外交协会引起了戴维的浓厚兴趣,1949年,34岁的他作为最年轻的理事进入协会,从此开始广泛涉足全球事务。
1968年2月2日,戴维探访约旦河谷的难民营。
头顶洛克菲勒家族的耀眼光环,加上个人对传统视野的不断突破,使戴维在国际政商界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人脉。他喜爱周游列国,主打美国“软实力外交”。据称,他在40年里累计飞行500万英里(约合800多万千米),见过近百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中国的邓小平、南非的曼德拉等,其中一些还见过多次面。他曾在2003年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他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活着的见过最多国家元首的人,“基辛格可能是一个例外,但也可能没我见得多”。
戴维参与组建了多家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机构,其中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有两家: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IESC)和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CAT),前者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技术援助,促使他们掌握现代管理技能,解决贫困问题;后者寻求维持并扩大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参与程度,并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最吸引公众关注的机构则是三边委员会,它将北美、欧洲和日本,即民主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的代表容纳进来。尽管饱受争议,但戴维认为,它为世界三个主要地区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高层对话平台。
1964年6月15日,在美国白宫玫瑰园,戴维主持国际经理人服务组织(IESC)成立典礼,与参会嘉宾亲切交谈。
1979年,戴维卷入了一起国际政治事件——“德黑兰人质危机”。按照广为流传的说法,戴维说服时任总统卡特,容许伊朗流亡国王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疗癌症。这激起了伊朗新上台的改革派的强烈抗议,伊朗扣押52名美国驻伊朗的外交人员达444天之久,卡特政府营救失利,备受批评,戴维也因此遭到媒体抨击。戴维在回忆录里详细地回顾此事,说巴列维国王是一个“最需要我们的朋友”,他始终对其悲惨遭遇充满同情。戴维声明,从来没有什么“洛克菲勒幕后战役”给卡特政府施加压力,而是卡特政府没有信守诺言,“软弱可欺”,拒绝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任何官方支持,将他抛弃在流亡的“海洋”中“漂浮”,最终致使国家和人质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戴维参与过很多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1995年10月23日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会面。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日的招待会上,卡斯特罗热情地抓住他的手,被记者们拍下来放到报纸头版。媒体批评他“与国家的死敌之一”站在了一起。政治领域一些“极端思潮”抓住这一事件,称洛克菲勒家族肆无忌惮地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施加影响,把洛克菲勒家族和戴维本人描绘为“国际主义者”,说他们合谋“建设一个更加集中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机构”。戴维对此坦然回应道:“如果那是对我的指控的话,那么我的确是有罪的,而且我为之感到自豪。”
不仅如此,戴维还把这个日子当作对他“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的毕生追求”的最好总结。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美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地做“孤立主义者”。他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者”身份骄傲,并呼吁:“我们必须统统成为国际主义者”。
1973年,戴维·洛克菲勒曾到中国访问,并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当戴维·洛克菲勒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常向他们兄弟姐妹几个讲起《新约》里自己最喜欢的寓言之一“行善的人”(Good Samaritan,又译“好撒玛利亚人”):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后身受重伤,躺在路边奄奄一息,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却不闻不问,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时,不顾教派隔阂善意照应他,还出钱把他送进旅店。父亲向孩子们一遍遍地强调: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
戴维的一生都在努力效仿父亲,热心慈善事业。他继承父亲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除了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还证明了慈善机构作为“第三领域”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戴维认为,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这种参与感赋予他巨大的满足。
戴维与之保持数十年密切关系的洛克菲勒大学,以“造福全世界人类”为使命,在戴维和洛克菲勒家族的支持下专注于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生命科学领域进行多次“革命”,一直走在世界医学研究的前沿。除了洛克菲勒大学,戴维的捐赠对象还包括由他母亲赞助成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在担任“纽约市伙伴计划”主席期间,戴维鼓励公立学校创新,并参与开发了数千套廉租房提供给低收入及中产阶层。2015年,借自己百岁生日之际,戴维向非营利机构土地花园保护协会捐赠了1000英亩(约合400万平方米)土地——他位于缅因州的一套私人房产“海豹湾”。海豹湾对戴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3个月大的时候,被父母抱着第一次去了那里。
头顶洛克菲勒家族的耀眼光环,戴维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股力量。1979年的德黑兰人质危机事件爆发后,戴维涉足国际政治之举引发各种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戴维及其家族的慈善事业不只在美国,也拓展到了世界各地。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用于赞助全球在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项目,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我国著名的协和医院便是20世纪初由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创办的。戴维去世后,北京协和医院发文表示纪念:“⋯⋯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戴维曾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说:“我的人生非常精彩⋯⋯我相信,物质很大程度上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快乐。不过,如果你没有好友和重要的亲人,生活会非常空虚和难过,那时物质的东西也不重要了。”他的善举不仅使他个人在1998年获得了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还影响美国两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了“捐献誓言”(The Giving Pledge),倡导全球富豪在生前或死后,捐出至少一半身家。
戴维违背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洛克菲勒家族自传——《洛克菲勒回忆录》。
2002年,87岁的戴维违背祖父“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不出自传”的遗训,出版回忆录。当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时,他说:“哦,我就是突然想到我这辈子还挺有趣的。”但他的初衷绝非记录自己“惬意的一生”这么简单,也绝非仅仅像他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想成为曼哈顿在“9·11事件”后得到“重生”的见证人。这部“倾注了爱的回忆录”耗费了他十多年的时间,他用它来缅怀自己挚爱的亲人,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他在书中放了自己和妻子在缅因州海岸扬帆的一张合影,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人合影。我至今仍然十分思念她。”
著名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能有今日之盛况,离不开戴维的大力赞助和支持。
【全文刊于2017年5月号,更多图文阅读请订阅《世界知识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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