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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1月12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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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舆论场中有关人民币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讨论十分热烈，这种被命名为数字人民币的政策方案似乎已经箭在弦上，随时可能正式推出。
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颇具前瞻性，其主导的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14年，其辖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亦于2016年正式成立。2017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一波拉升，加密货币开始获得市场广泛关注，中国是当时最活跃的市场，由于加密货币的投机性，中国官方颁布了禁令，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运作，但官方对加密货币的技术潜力却十分重视，与众多国家货币当局一样，开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ial Currencies, 简称CBDCs)。迄今全球有80％的银行正在探索CBDC，而这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项目起步较早，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探索过程中处于领先位置。
CBDC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设计方案中需要考虑多个问题。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其报告中，认为数字货币需要涵盖电子支付生态、CBDC形态、运营风险、金融普惠、数据保护、监管合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CBDC设计要素、技术选择和相关风险、治理机制以及实施策略等层次。
201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央行数字货币CBDC已经完成了设计，并且准备进行测试。
2020年3月24日，人民银行宣布，已经完成所有数字人民币基本功能的开发，并着手起草实施方案，同时宣布在深圳、成都、雄安特区，以及苏州等几个城市开展试点，有媒体报道，苏州相城部分公务员已经收到以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工资。
2020年8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App上线“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在部分测试地区开通。不过，在舆论广泛热议之后几小时，建设银行又悄然关闭了这个测试App。
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数字人民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积累过程，其技术架构和基本方案可能已经完备，只要政治条件成熟，随时可能登场。
然而，考察中国官方公布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拟议中的数字货币，和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大相径庭，其运作后果与其宣称的政策目标可能背道而驰。
数字货币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008年10月诞生的比特币。出于对2007-2008年次贷危机的愤怒和抗议，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密码朋克异想天开地创设了另外一种路径，2008年10月31日，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发表了“一种点对点现金系统” 的白皮书，比特币诞生了。11年后，2019年11月，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其创始人中本聪基于对次贷危机之后各个国家货币当局不断增加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不满，设定了比特币发行2500万枚的上限，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比特币具有防范通货膨胀的内在功能。
比特币底层技术后来被通称为区块链技术，这是一套多节点同步的加密字符串，具有匿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征，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可以保证信任、透明度、不可篡改、数据非重复性，从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区块链技术在诸多领域得到了运用，而比特币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加密数字货币浪潮，已经形成数千亿美元的加密数字资产，并可能衍生出复杂的经济交互活动， 对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央行垄断发行模式形成强烈挑战。
以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也看到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因此在2019年推出了Libra项目，这是一个包括数十个有影响力的商业机构共同参与的会员组织， 基于成员之间庞大的网络效应和众多应用场景，Libra可能成为跨越国境的和锚定多国主权货币的第三方支付体系，如果其目标愿景能够实现，将极大地重构国际金融体系。
Libra项目的出台，对目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货币发行体系构成了另一种挑战。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各国央行纷纷加快数字货币推出的节奏，人民币数字货币走在这个浪潮的前头。
但仔细考察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发行机制之后，发现人民币数字货币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其实风牛马不相及。数字人民币是中心化发行的，没有加密计算，不存在挖矿模式， 也没有基于联盟链的共识验证机制，简单的说，数字人民币和区块链技术无关。
根据官方说法，数字人民币是指中央发行的数字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具有法偿性，与法定货币等值，其基本功能是替代人民币现钞。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对其进行了清晰定义，即“其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形态”，“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
从发行结构上，数字人民币以央行为中心，以商业银行为第一层， 而用户则通过商业银行开户来进行支付运作。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与央行一同维护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并主要负责向其银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相关服务。
这个过程，不但底层架构是中心化的，其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对央行也是透明的，数字人民币发行也不设上限，这就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理念大相径庭，说到底，数字人民币不过是一个央行为主导的电子支付系统。
从政策初衷来看，中央银行希望用数字人民币替代现金，降低与现金体系有关的发行、流通和存储成本，同时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特点，来强化对洗钱、恐怖融资和逃漏税的监管。
具体来说，数字人民币的倡导者认为，使用数字货币起码可以带来下列好处：
1、减少交易成本。数字人民币替代纸币的话，可以减少印刷流通储存等成本。
2、提高金融包容性。数字人民币可以给那些拥有智能手机却没有银行账号的用户提供基本的支付服务。
3、提高支付效率 。数字人民币可以离线状态使用，可以在一些网络无法连接的地域使用。
4、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理论上数字人民币可以编程，可以定向使用，有助于提高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设计性、提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资金运营上的精准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创造条件。中国货币当局此前寻求的定向宽松政策终于有了相对应的工具。
5、增加透明性。数字人民币的整个流通过程是透明可追溯的，可以大大强化货币流通的监管， 对于通过大量现金交易来规避风险的腐败行为，是一种抑制。
6、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将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过更深入地考察，可以发现，数字人民币最好的状态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应于上述每一条利好，在实际运转中都可能出现相背离的后果，简析如下：
A、数字人民币在减少现钞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大幅增加了用户的使用成本。不必讳言，中国社会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还有接近2亿的民众没有智能终端设备，他们也难以在短期内掌握使用数字App的技能。譬如，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健康码”， 一些老年人就无法及时掌握，而被排除在包括乘公交坐地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之外。毫无疑问，那些数字化弱势群体将承受数字人民币的歧视。
B、数字人民币在提高金融包容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央行可能需要直接面对终端用户， 但央行本身并没有机构和人员能力来服务亿万量级用户的复杂需求。如果数字货币基于央行－传统商业银行的分销模式，那用户依然需要基于银行账户才能获得服务，金融包容性便打了折扣。如果央行把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列为数字货币分销渠道，其金融包容性事实上来自于移动支付平台，而非数字货币本身。
C、数字人民币在提高支付效率的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依赖于央行中心化体系，这构成了单点依赖风险。一个中心化体系在技术升级过程中有更大的风险，并且显然更易受到攻击，这些都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D、数字人民币在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的同时，也意味着增加了对市场的干预，如果特定的编程数字货币和其他货币的功能，在事实上并不等同的时候，就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增加沟通和交易成本，进而遭致市场的不满。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毕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事关货币本身的公信力和认同度的问题。
E、数字人民币的透明性，也意味着民众金钱流动轨迹将进一步被精确掌握，其隐私和财产安全将面临某种程度的威胁。此外，指望数字货币的透明度来抑制腐败，可能也不太现实，只要权力缺乏规范，腐败一定会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金被数字货币所替代，也许只意味着腐败对价的传统支付方式会用新的方式来替代，腐败仍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存续。
F、指望数字货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似乎也期待过高。发行数字人民币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接受度提高，数字货币的信任仍然来自于主权国家的信用，而不是像比特币那样具有内在的信任机制，人民币的信任程度不会因为通过数字化而陡然提升。另外，只有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数字货币才能实现高效的跨境支付。在资本账户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并不大。
在上述诸端中，对于公众而言，最重要的关切其实是数字人民币对个人隐私，对财产安全，对市场交易秩序的潜在冲击。近年公共权力扩张，对社会空间和个体私域产生挤压，从而放大了这种关切，不少民众对数字货币表达了担忧和保留。而在社会压力下，央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数字人民币研发要遵循稳步、安全、可控等原则，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尚无时间表。
总的来说，作为现金替代物的数字人民币，其实缺乏想象力，缺乏兴奋点，和比特币等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理念不同，难以导致既有货币金融体系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可能只是一场缺乏实质内容的创新表演。如本文开头所述，中国电子支付生态已经相当成熟，支付宝和微信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他们业已形成的生态和既得利益是稳固而强大的，央行数字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他们的市场地位，因此他们必然会竭力去博弈。在不同立场的社会力量博弈之下，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悬而未决。
其他
温克坚 l 数字货币没有革命性，更像一场创新表演秀
数字人民币没有革命性，更像一场创新表演秀
文 l 温克坚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舆论场中有关人民币数字货币（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的讨论十分热烈，这种被命名为数字人民币的政策方案似乎已经箭在弦上，随时可能正式推出。
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颇具前瞻性，其主导的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14年，其辖下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亦于2016年正式成立。2017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一波拉升，加密货币开始获得市场广泛关注，中国是当时最活跃的市场，由于加密货币的投机性，中国官方颁布了禁令，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运作，但官方对加密货币的技术潜力却十分重视，与众多国家货币当局一样，开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ial Currencies, 简称CBDCs)。迄今全球有80％的银行正在探索CBDC，而这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项目起步较早，在全球央行数字货币探索过程中处于领先位置。
CBDC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设计方案中需要考虑多个问题。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其报告中，认为数字货币需要涵盖电子支付生态、CBDC形态、运营风险、金融普惠、数据保护、监管合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CBDC设计要素、技术选择和相关风险、治理机制以及实施策略等层次。
201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央行数字货币CBDC已经完成了设计，并且准备进行测试。
2020年3月24日，人民银行宣布，已经完成所有数字人民币基本功能的开发，并着手起草实施方案，同时宣布在深圳、成都、雄安特区，以及苏州等几个城市开展试点，有媒体报道，苏州相城部分公务员已经收到以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工资。
2020年8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App上线“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在部分测试地区开通。不过，在舆论广泛热议之后几小时，建设银行又悄然关闭了这个测试App。
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数字人民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积累过程，其技术架构和基本方案可能已经完备，只要政治条件成熟，随时可能登场。
然而，考察中国官方公布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拟议中的数字货币，和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大相径庭，其运作后果与其宣称的政策目标可能背道而驰。
数字货币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008年10月诞生的比特币。出于对2007-2008年次贷危机的愤怒和抗议，一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密码朋克异想天开地创设了另外一种路径，2008年10月31日，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发表了“一种点对点现金系统” 的白皮书，比特币诞生了。11年后，2019年11月，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其创始人中本聪基于对次贷危机之后各个国家货币当局不断增加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不满，设定了比特币发行2500万枚的上限，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比特币具有防范通货膨胀的内在功能。
比特币底层技术后来被通称为区块链技术，这是一套多节点同步的加密字符串，具有匿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征，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可以保证信任、透明度、不可篡改、数据非重复性，从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区块链技术在诸多领域得到了运用，而比特币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加密数字货币浪潮，已经形成数千亿美元的加密数字资产，并可能衍生出复杂的经济交互活动， 对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央行垄断发行模式形成强烈挑战。
以Facebook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也看到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因此在2019年推出了Libra项目，这是一个包括数十个有影响力的商业机构共同参与的会员组织， 基于成员之间庞大的网络效应和众多应用场景，Libra可能成为跨越国境的和锚定多国主权货币的第三方支付体系，如果其目标愿景能够实现，将极大地重构国际金融体系。
Libra项目的出台，对目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货币发行体系构成了另一种挑战。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挑战，各国央行纷纷加快数字货币推出的节奏，人民币数字货币走在这个浪潮的前头。
但仔细考察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发行机制之后，发现人民币数字货币和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其实风牛马不相及。数字人民币是中心化发行的，没有加密计算，不存在挖矿模式， 也没有基于联盟链的共识验证机制，简单的说，数字人民币和区块链技术无关。
根据官方说法，数字人民币是指中央发行的数字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具有法偿性，与法定货币等值，其基本功能是替代人民币现钞。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对其进行了清晰定义，即“其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形态”，“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
从发行结构上，数字人民币以央行为中心，以商业银行为第一层， 而用户则通过商业银行开户来进行支付运作。也就是说，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与央行一同维护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并主要负责向其银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相关服务。
这个过程，不但底层架构是中心化的，其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信息对央行也是透明的，数字人民币发行也不设上限，这就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理念大相径庭，说到底，数字人民币不过是一个央行为主导的电子支付系统。
从政策初衷来看，中央银行希望用数字人民币替代现金，降低与现金体系有关的发行、流通和存储成本，同时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特点，来强化对洗钱、恐怖融资和逃漏税的监管。
具体来说，数字人民币的倡导者认为，使用数字货币起码可以带来下列好处：
1、减少交易成本。数字人民币替代纸币的话，可以减少印刷流通储存等成本。
2、提高金融包容性。数字人民币可以给那些拥有智能手机却没有银行账号的用户提供基本的支付服务。
3、提高支付效率 。数字人民币可以离线状态使用，可以在一些网络无法连接的地域使用。
4、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理论上数字人民币可以编程，可以定向使用，有助于提高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设计性、提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在资金运营上的精准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创造条件。中国货币当局此前寻求的定向宽松政策终于有了相对应的工具。
5、增加透明性。数字人民币的整个流通过程是透明可追溯的，可以大大强化货币流通的监管， 对于通过大量现金交易来规避风险的腐败行为，是一种抑制。
6、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将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过更深入地考察，可以发现，数字人民币最好的状态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应于上述每一条利好，在实际运转中都可能出现相背离的后果，简析如下：
A、数字人民币在减少现钞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大幅增加了用户的使用成本。不必讳言，中国社会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还有接近2亿的民众没有智能终端设备，他们也难以在短期内掌握使用数字App的技能。譬如，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健康码”， 一些老年人就无法及时掌握，而被排除在包括乘公交坐地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之外。毫无疑问，那些数字化弱势群体将承受数字人民币的歧视。
B、数字人民币在提高金融包容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央行可能需要直接面对终端用户， 但央行本身并没有机构和人员能力来服务亿万量级用户的复杂需求。如果数字货币基于央行－传统商业银行的分销模式，那用户依然需要基于银行账户才能获得服务，金融包容性便打了折扣。如果央行把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平台列为数字货币分销渠道，其金融包容性事实上来自于移动支付平台，而非数字货币本身。
C、数字人民币在提高支付效率的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依赖于央行中心化体系，这构成了单点依赖风险。一个中心化体系在技术升级过程中有更大的风险，并且显然更易受到攻击，这些都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D、数字人民币在加强货币政策传导的同时，也意味着增加了对市场的干预，如果特定的编程数字货币和其他货币的功能，在事实上并不等同的时候，就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增加沟通和交易成本，进而遭致市场的不满。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毕竟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事关货币本身的公信力和认同度的问题。
E、数字人民币的透明性，也意味着民众金钱流动轨迹将进一步被精确掌握，其隐私和财产安全将面临某种程度的威胁。此外，指望数字货币的透明度来抑制腐败，可能也不太现实，只要权力缺乏规范，腐败一定会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金被数字货币所替代，也许只意味着腐败对价的传统支付方式会用新的方式来替代，腐败仍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存续。
F、指望数字货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似乎也期待过高。发行数字人民币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接受度提高，数字货币的信任仍然来自于主权国家的信用，而不是像比特币那样具有内在的信任机制，人民币的信任程度不会因为通过数字化而陡然提升。另外，只有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数字货币才能实现高效的跨境支付。在资本账户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数字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并不大。
在上述诸端中，对于公众而言，最重要的关切其实是数字人民币对个人隐私，对财产安全，对市场交易秩序的潜在冲击。近年公共权力扩张，对社会空间和个体私域产生挤压，从而放大了这种关切，不少民众对数字货币表达了担忧和保留。而在社会压力下，央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数字人民币研发要遵循稳步、安全、可控等原则，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尚无时间表。
总的来说，作为现金替代物的数字人民币，其实缺乏想象力，缺乏兴奋点，和比特币等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理念不同，难以导致既有货币金融体系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可能只是一场缺乏实质内容的创新表演。如本文开头所述，中国电子支付生态已经相当成熟，支付宝和微信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他们业已形成的生态和既得利益是稳固而强大的，央行数字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他们的市场地位，因此他们必然会竭力去博弈。在不同立场的社会力量博弈之下，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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