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东：国际传播也要克服功利主义
本文为2022年6月5日在厦门大学新闻学部创建100周年“海洋战略与国际传播”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不再“挨打”和“挨饿”后，现在面临着“挨骂”的问题。“挨骂”是习近平总书记用一种通俗说法，描述中国经常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攻讦、指摘和毁谤的情形。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了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战略传播等手段，并开始在这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今天，我就此谈两点认识。
第一，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很⼤程度上依然是“他塑”，而不是“自塑”。中外信息交换存在“流入多、流出少”的“逆差”，中国客观实际和西方主观印象存在“反差”，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存在“落差”。这些“逆差”“反差”“落差”的存在，都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做好这些工作，肯定能让我们少“挨骂”，但不可能让我们“不挨骂”。因为中国与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主要不是由误解和误会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对国际传播的成果和成效报以合理期待。
第二，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传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15年前，我于2007年提出“外宣与内宣趋同，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趋同”，这个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
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挨骂”问题才重视国际传播，那将大大矮化中国国际传播的时代内涵和未来意义。这种功利化的需求导向也将把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引入歧途。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用国际传播推动我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以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曾孕育了许多了不起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张仪和苏秦等人；各诸侯国、各民族之间多种形式的沟通往来，也催生了中国早期丰富的公共外交实践。
然而，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历代帝王中便很少有人关注外部世界。最近几百年来，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眼光主要是“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
从14世纪到17世纪，大明王朝历时近3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但明朝采取了一系列闭关锁国政策，逆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发展趋势。就是从这时起，中华民族逐渐落伍。
而恰恰在这三百年里，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让欧洲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也让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并开启了它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
拉斐尔《雅典学院》
1644年，东西方各发生一件大事。在西方，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率领议会军，在马斯顿荒原打败了查理一世的王党军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在东方，末代皇帝崇祯在煤山上吊，明朝灭亡。
其实，明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开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历时28年，总共七次。郑和船队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访问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
郑和下西洋
1405年郑和下西洋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那时候，大明王朝在船舶技术、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行距离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西方。
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200多艘船，近28000名船员，可谓“云帆蔽日，声势浩荡”。相比之下，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船队只有3艘船，90名船员。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虽然船队规模不大，但哥伦布开辟新航路后，在欧洲激起了航海热潮，航海贸易的繁荣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经济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主要是海禁惹的祸。
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庞大的船队后面不允许民间海商的船只跟随。
明成祖 朱棣
1433年以后，中国船队便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销声匿迹，那些舳舻千里的巨型船只都烂在了自己的海岸线。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的联系也戛然而止。
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关键时期，明朝的海禁造成了海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缺位。否则，中国的历史必将被改写，我们也不会有1840年以后的屈辱遭遇。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从总体上看，滞后于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有人把它归因于过去投入不足，那么现在倒是不差钱了，但如果不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我们还是会铩羽涸鳞，望洋兴叹。
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传播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和文化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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