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比时评更重要
Editor's Note
方法论当然比时评更重要，所以我写的是方法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木棉浪潮 Author 五月写作组
为什么我是一个xx主义者？这明显不能够因为某种身份而参加，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但是，更重要的是自觉，就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才是xx主义者），所以我确实要参与。参与这种事情不一定是直接行动，不过各种支持确实很重要的（捐款，传播消息）。
那么这种信念又是从哪来？
直接压迫。这是最容易使人转变的方法，也就是“现实教育人”。
相信这事情，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应该参加。
老实说：我们现在正在盼望那住洋楼食白米的人快出来认真的提倡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生在较富的人家,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所以他就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彻底些,更猛快些!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
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彭湃：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节录)
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恩格斯，他克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参加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去。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很多革命者都不是工人或者农民出身，反而都来自社会中上层。有些人会说这是“犹太资本的阴谋”，是“有钱人的同情和消遣”，但是正是各种有觉悟的人参加，才体现了一种普遍性——工人运动不只是工人，不只是劳资纠纷和争取福利，而是一种扩充的普遍性——从散乱的无产者组织为团结的一个阶级。这时候就有了阶级的运动和利益的泾渭分明。这时候才值得提出立场和纲领，也是在运动当中才有派别。
这就引伸到party/先锋队的问题。即使是先锋队本身，它的老成员和新人也有不同，所谓的脱离群众也是有过程的，也就是说，先锋队不总是先锋，而总是在更换——老人被踹下去，而新人要重新掌舵，那些抓着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party”就使劲薅羊毛，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其前后不是一回事，哪怕不说这点，倘若他们的镜子照到自己——资本主义的political party的科层官僚化，难道比苏共要小？
事实上先锋队没有群众基础，那就等于不存在——没有换血，沉溺于事务和维护秩序，party务机器就是这么来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警惕的还有一点——警惕侬自家！先锋队最后是要被拆掉的脚手架，所以我们从来不鼓吹多party制，而是无party，也是我们的party：partisanship（阶级性）比起party组织更重要，而先锋队只是某种指挥和决策的必要集中，将这种意识扩散的极致就不再是party，也就是长驱直入party消亡的过渡阶段。
实际上，那些一上来就讲派别讲纲领的，反而并不是partisanship（阶级性，维护阶级利益）——只有partisanship规定party，而不是反过来，实际上没有无产阶级，partisanship就不存在，更不要说阶级的party。而每一个派别的开端都不等于（更不一定维护）无产阶级利益，partisanship总是从运动中来的，阶级意识同理。脱离运动谈派别，反而是丧失partisanship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没见着，有些人就急匆匆出来指责“运动过激”，这实在是一种官场心态。
我们或许可以退一步，先不说什么阶级斗争。如果你想把一个话题扩展开来，当然是有各种人掺和，而且利益一方面确实是物质性的，例如享受较好的人就不太愿意接受激烈斗争，以及已经获得固定地位的人（某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这不只是官僚或者是资本家/经理人，还包括一些工薪阶层（变为市民/中产），中年人也会因为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的固定职位而没有这么大的斗争性。所以要按照具体形势，以及最重要的：按运动和运动诞生的平台来分析，不过这也意味着这里面是有派别的——只是它延迟地“出现”在运动过后。
老是有人说xx要为xx负责，这里当然是有各自party派的责任，但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不是强权垄断，而是要求一种和谐的爆炸——即使要革命，也必须讲道德，讲人道。这恐怕是一种中派的复刻，考茨基如此害怕“野蛮人的社会主义”会摧毁社会，但是魏玛和他的孝子：纳粹的行为却也是一种野蛮。
不要害怕被别人标签为野蛮或者不道德。革命是最低限度的野蛮，这不只是野蛮人反抗文明人的鄙视和压榨，而是革命总是血腥的，除了临时的恐怖政策，在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城乡矛盾也在扩大，这里头仍然有各种压迫，只是人们如此关注集体农庄和古拉格，却忘记了香蕉共和国——这里面的关键不是什么“民主自由”的空词，而是劳动，古拉格不是苏联的专利，而是所有资本原始积累的通路。他们这么看，只能体现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无知。
（1）工业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压榨，即通过加大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化资本。
我并不想对此做道德评论（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姓资姓社”都是这么做，那些道德评论家似乎总是忽视这一“普遍性”：替资本主义吹喇叭，而忽视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相似性。
有些人一直鼓吹小农建制和自耕农的田园牧歌，但却没想到小农经济带来的只能是效率低下以及土地兼并带来的贫富悬殊。那些鼓吹小农的生产积极性的人，通常没有想到这阻碍机械化（难道人力耕种比机械效率高？），以及因为分地而又一次土地兼并的人，实属镜子照别人不照自己。而且，香蕉共和国和集体农庄不能比烂，而是它们都更糟。
简单来说，过去农业集体化的策略都失败了，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贫农希望共同耕作的意愿——不这么做，那就只能贫者越贫，富者愈富，乃至出现新的乡绅——那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复辟。举一个正例也是反例，不少人赞扬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就是贫富差距，富农确实出现了（当然斯大林打击富农的政策导致了“伪无穷大”，也就是富农越抓越多，导致人人都是富农）。
所以除了强调公社的重要性，另一个重点就是应该注重自愿性（过去集体化最欠缺的）的集体合作，不能强求人们加入公社，而公社也要用剩余产品来加快耕作机械化（某些人民公社从机械化倒退回人力耕作就是反对集体化的恶果），这个说到底还是权力的问题，没有民主管理，这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如果有人不愿意合作该怎么办？《土地与自由》中就体现了一种意识：地多的农民不愿意集体化，有国外志愿战士认为集体化“太早”，应该先分地再说：一来是避免搭便车，提高效率（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二来是跟斯大林主义下的西共妥协：苏联不愿意在西班牙发动革命，只想打赢内战而保住共和国，所以一旦集体化，西共和控制的国际纵队肯定会破坏公社。这可能更说明为什么专政这么重要——农民必须完全掌握权力（甚至是要倾斜到贫农那里），才有可能进行民主实践。如果有不愿意的人，只能采取各种办法克服，不过对待农民和地主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懦弱就在于不敢动用这种权力，更有害怕自己“被斗”的妄想，这属于分不清阶级、国家和party的老花眼。
（2）工农矛盾变为身份政治。
“工人要为人民负责”，或者改写为“工人享受的待遇更好，应该为被超剥削的农民负责”。这些人十分害怕斗争，看到什么都会喊“cultural revolution”口哨。但是相比于cultural revolution时期的严重的群众斗群众——官僚保守派鼓动农民和工人互相残杀，他们这种说法挑逗工人和农民互相仇恨，又距离群众斗群众有多远？顺带一提，那些人害怕出身论、成分论等等，却如此把工人、农民、市民划分为各种身份，而害怕他们侵犯自己的生活（看到快递员罢工就恨不得化身冲锋队教训罢工者），他们一边反对身份政治，拥抱政治德性，这才是身份政治的老手啊！
说到负罪感，美国资本主义治理术则更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把反对种族歧视变成white guilty，也就是现在的白人要为过去的殖民还债，有些人还借此说要对以前的种族屠杀赔钱（一些黑人也上当了）。首先，让现在的人为过去背债，这就是关公战秦琼。而且，这种负罪还债的方式，能够反对种族歧视吗？难道这不是另一种种族隔离，而妨碍了各种族融合——联合起来发对美国资本主义和对外扩张吗？既然还要活在这里，就不需要对这种东西有负罪感：不要做道德感化，更不要道德呼召，不要有道德包袱。
所以我们的理解，反而不一定是帮助这些无分者。说到底，这是帮助你自己——首先意识到他人，意识到我和他人的一致性，这样才明白“我”在干嘛。当然这不是自恋的「收获谈资」或者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这揭示的不是自己，而是某种向你展开的客观性：社会政治的真理。一些早就沦为滥情产物（如小确幸和人脉），还有已有的被重复收编的事情（如那种高度科层和牟利的「ngo」），反而远远不够「客观」，更没有主动性。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小领导（自诩为先锋队）也热衷于做远程军师。BLM运动波及西雅图，西雅图抗议者建立了自治区，但是他们却抱怨抗议者“不读毛选”。这里面同样是关公战秦琼：他们这么喊话，影响不了别人，而且他们做的还是革命成功学（我们以前成功了，所以要学我们）。面对千里之外的运动，能做的是吸收并分析（为未来做准备），以为抱着灵牌就会成功，这也是包袱。
详见：
实践还是占山为王？这可能是个伪问题，尤其是后者：建立组织（不管是怎么样的）是这个时代最没有用的事情。所谓的建立组织，更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像组织的东西（一群人）。但是，很多行动不需要组织，哪怕有更高层次的行动，那种偶然集合或者非牟利机构就不堪重负。
建不了组织，那就进入“组织”。很多人都在这么想，但是进入体制更不可能，吃公家饭说到底就是谋生，别吹成“内部攻破堡垒”，这比做公益更容易磨蚀心志。除此之外，不要一上来就讲什么先锋party，除了运动和派别的辩证，就是目前的各种行动，也还不大，大部分学生能做的也只有工人调查，还有混进ngo和慈善基金会，借此接触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这就意味着，现在远远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也不需要吹牛的“先锋队”——工人里面的积极分子比起其他试图融入的人，在经验上更懂得怎么做，工调或者入厂打工只是了解工人生活罢了，别再吹得有多厉害。
占山为王这个词意味着——所有试图先建立组织的人都会有偏移（利益诱惑，上下体制科层导致官僚化），所以我们不要再重复“三重美景”（被法西斯追杀，被party清洗，老婆跑路）。大量琐碎事情是不需要现成组织的，而且不要一上来就讲什么灌输论——看起来更多是工人“灌输”给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学生，非体力劳动者），所谓的“灌输”，顶多只是有先行者和较落后的人的区别罢了。
而真的影响乃至融入工人的那些人，他们恐怕是和做理论的（某些人批评的书呆子）不一致，他们的任务不一样。如果真的要想找到实践者，也没必要指责那些公众号会“吸引不来工人群众”，无论某公众号多么关注工人，也不能直接联络工人乃至里头的积极分子，只能扮演观察者的角色。所以与其指责“中间人”，他们不如省点气力，找到直接面向工人工作的。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他们都很难“露面”。事实上即使非常细致讲述的劳动者的“贴地”的资料和宣传者，也不一定有多少对工人的影响力，矛盾还没这么激烈的时候，社会自然是这样沉闷的。不要低估社会的保守氛围，也不要低估工人形成阶级、进而引发革命的潜力。
因此，我在此直言不讳了：本号不少读者希望写东西通俗点，然后影响工人。但是，我们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影响力本来就有限，很多东西也和具体的工人斗争无关（当然我们要应该增加这些内容）。最重要的是：哪怕你真的直接pose了这些东西，能够有多少工人看。即使是各种直接的工人斗争自组织材料，大部分工人也不一定看过——这是要看时机的，这不完全是文章通俗度的问题，而是阶级矛盾没这么尖锐，工人还欠缺迫切性，那么这些资料便暂时派不上用场，自然也无人问津。
说到最后，还是切一下题：方法论比时事评论更重要，这个说法可以转为历史比现在更重要，这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不懂的历史的人，就没有未来，没有未来观的人，也无谓去懂历史了。所以说，未来也受历史束缚，但是，我们既是希望解放，也不是抛掉一切：历史和未来都不能成为各自的代价，而时事评论不联系历史和未来，那有什么必要写？时事评论极其讲究时效性，而又不一定能传达多少根源性的方法，这即便能吸引人，宣传也不能以这样的人数/流量的绩效来评价，否则就真成营销号。何况时事总是似曾相识的（历史已有剧本），比起像夸父逐日般地追赶时事，不如回到历史，或者是时事的相似性——解释了和它相似的历史，才有可能解释现在，挖掘历史实践比起做“狗仔队”更有紧迫性。
时事评论很新，但是它始终会“变旧”，除非它能贯穿历史——未来的方法论。所以本号十一月的专题 ⅪNⅦ | 专题合集 讲的也是历史，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和主流宣传大相径庭，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史料（某种黑历史），更不是定性定量分析，而是真理——先锋队就应该是无party的形式，本就应该用苏维埃或者公社取代议会，应该用自觉性和互助取代法律和私产。当时的苏联只是有点苗头和短暂实践，它指向的是未来，这些历史在未来的形式应该是扩大，使它们成为无处不在的普遍性，而不是变成喊保护私产或者法治宪政的巨婴。专题里有三个重要策略：混乱才有机会，多元专政和城市游击。
作者：Shawn Chan
我们秉持国际主义立场
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时事热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文艺批评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