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佛教的诞生是东方文明发展史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佛教文化的传播有力的推动了东方文明的交流和发展，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历史上不仅有来自天竺的鸠摩罗什和菩提达摩不畏艰难东行传法的壮举，也有来自东土的法显、玄奘、义净舍身求法西天取经的传奇。其中，法显和义净大师取经的故事鲜为人知，但是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这不得不说是《西游记》这部东方文化名著的功劳。
然而，自《西游记》诞生的近500年来，因古代流传下的《西游记》刻本均未署作者名，使得《西游记》的作者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直到民国时期鲁迅先生论证《西游记》作者为淮安吴承恩，胡适先生认同，才算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答案。但是，《西游记》的作者纷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不断发表文章，提出新的候选人，否定《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
我认为，论证《西游记》的作者，需要系统的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立体的论证，形成逻辑链条，切不可仅凭一点相似线索就贸然推定新候选人，否定吴承恩。这就像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贻笑大方。据研究吴承恩专家刘修业先生《吴承恩诗文集》（1958年版）233页记载：
按最早指明这部小说是吴承恩作的，据现在所知，是第十七世纪初年（天启间）<笔者注：1626年>纂修的《淮安府志》。府志卷十九（页三下）所举吴承恩的著述，有：
射阳集四册
春秋列传序
西游记
这是最早最权威的官方文献将吴承恩和《西游记》相关联之处。《淮安府志》乃是官府修撰的地方文献，而且天启年间距吴承恩去世（1582年，刘修业考）时间并不久，《淮安府志》的编撰者对吴承恩应该很熟悉，而且肯定看过《西游记》原本，否则不会贸然将其列在地方志中。2. 时间的佐证
《西游记》的创作时间，通过相关文献的考证，可以确定一系列时间锚点，从而形成一个创作时间区间范围。具体分析如下：2.1 《西游记》中有很多官职的称谓，其中“都司”（第三回）、“钦天监”（第十回）、“司礼监”和“锦衣卫”（第六十八回）都是明朝特有的官职称呼。作者也必然是明代人，因此，可以将元初丘处机排除在外。
2.2 《西游记》第六十八回·朱紫国唐僧论前世，孙行者施为三折肱，其中有孙悟空为朱紫国王看病时说的脉诀：
医门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转旋。望闻问切四般事，缺一之时不备全：第一望他神气色，润枯肥瘦起和眠；第二闻声清与浊，听他真语及狂言；三问病原经几日，如何饮食怎生便；四才切脉明经络，浮沉表里是何般。我不望闻并问切，今生莫想得安然。这段话涉及医学专业知识，据我判断应该不是作者原创。果然，经考证，作者应是根据《医经小学》中“望闻问切，出脉诀”润色加工而成。
(明洪武年间刘纯《医经小学》影本局部)
《医经小学》是刘纯创作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暨公元1388年。因此，《西游记》作者必在1388年之后。2.3《西游记》第六十八回·诸神遭毒手，弥勒缚妖魔，其中提到孙悟空来到了武当山太和宫外。
话表孙大圣无计可施，纵一朵祥云，驾筋斗，径转南赡部洲去拜武当山，参请荡魔天尊，解释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众之灾。孙大圣玩着仙境景致，早来到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却至太和宫外，忽见那祥光瑞气之间，簇拥着五百灵官。武当山太和宫乃是明成祖于明永乐十年开始建造，永乐十四年，即公元1416年，完工。因此，《西游记》创作时间必在公元1416年之后。
2.4《西游记》第十六回·观音院僧谋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其中有段描述：
那老僧也只当一句疯话，便不介意，也不再回，只叫献茶。有一个小幸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有三个法蓝镶金的茶锺；又一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斟了三杯香茶。真个是色欺榴蕊艳，味胜桂花香。三藏见了，夸爱不尽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爷乃天朝上国，广览奇珍，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老爷自上邦来，可有甚么宝贝，借与弟子一观？”这里“法蓝”就是珐琅，且是镶金工艺。这种掐丝珐琅是13世纪末也就是元朝末期传入中国，明朝景泰年间盛极一时，因此此后也称铜胎掐丝珐琅为“景泰蓝”。《西游记》中法蓝是观音院中方丈用于显摆的茶具，说明掐丝珐琅虽是高档物件，但已经走人寻常民间。据此可以推断作者所在年份应在明朝景泰（1449-1457年）之后。2.5《西游记》第十回长安唐太宗宫殿有“后宰门”。第三十七回和第三十八回乌鸡国宫殿，第七十七回狮驼国宫殿中，都有“正阳门”和“后宰门”。
“正阳门”和“后宰门”分别是南京明故宫的正门和后门。其中“正阳门”为明南京内城正门，今称“光华门”；“后宰门”是明故宫北门，也称“玄武门”和“厚载门”。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改元嘉靖。因避嘉靖帝的讳，南京明故宫“厚载门”更名为“后宰门”。因此，《西游记》必创作于公元1521年之后。2.6 现存最早刻本的《西游记》是明朝万历二十年壬辰年南京世德堂刊本，即公元1592年出版。因此，《西游记》必创作于1592年之前。
综上所述，《西游记》必创作于明朝，且在明朝嘉靖元年和万历二十年之间，即公元1521年至1592年之间。吴承恩的生卒年份据刘修业教授考证为1500年至1582年，符合上述创作时间的论述。吴承恩逝世之时膝下无子，因此先生的文章大多散讫，幸得吴承恩表外孙，户部侍郎邱汝洪先生于万历己丑（公元1589年）从亲朋好友中收集吴的文章整理刊印成《射阳先生存稿》。其中有吴承恩所著《禹鼎志》的自序：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戃愯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该篇吴承恩的自序，字不多但是却非常重要，能流传至今，实为幸事。序中，吴承恩自述从小就喜爱奇闻异事，小时候上学就喜欢偷看野史和小说，也很喜欢唐朝时候特别牛的奇文（笔者注：这里应该指的就是唐三藏取经的故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演绎的神鬼故事，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因此也很想相应的写类似的一本奇幻小说。这说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自幼就有了这般爱好。序最后吴承恩说“国朝（明朝）的历史咱不敢妄议，但是野史咱说说又何妨？”这说明吴承恩写作是有分寸的，通过其晚年创作的《西游记》将其一生对朝廷的种种不满，寓化在小说中昏君和奸臣的文字中。其一：吴承恩年少时就才华出众，时任淮安知府葛木为官清廉，对吴承恩青睐有加，让吴承恩感恩戴德，对科举有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命运似乎和吴承恩开了一个玩笑，吴承恩在南京的乡试屡屡落榜，直到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吴四十三岁（刘修业考，《吴承恩诗文集》211页）时才按科举制度自动成为岁贡生，但是去北京呆了两个多月，也未能谋到一官半职。此时正是奸臣严嵩当道之际，官场黑暗。吴承恩不上下打点岂可谋到一官半职，这让贫穷的吴承恩自然对朝廷心生不满。
其二：吴承恩从小到大的朋友，状元沈坤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受诬告而惨死在北京大狱，让吴承恩悲痛万绝。吴承恩和沈坤关系非同一般。两人从小在一起读书，同榜中秀才，沈坤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吴承恩的儿子吴凤毛（因凤毛夭折而未成），沈坤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志铭都是吴承恩撰写的，吴承恩的书屋“射阳簃”的牌匾是沈坤题写的。因此，沈坤的蒙冤遇害更加增加了吴承恩对昏暗朝廷的不满和憎恨。吴承恩版《西游记》相较前朝西游故事，多了玄奘父母的故事，这是吴承恩后加的。其中玄奘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又遭奸人所害的故事，笔者猜测或许是吴承恩为了纪念其好友沈坤吧？
其三：吴承恩晚年约54岁时，（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刘修业《吴承恩诗文集》215页）因顾及母亲的感受（估计应是没有功名不能光宗耀祖），不得不去浙江长兴县做了一个小小的县丞。因不愿意同流合污，被诬陷为“贪赃受贿”，幸得朋友帮助才躲过一劫，此后回家乡淮安，“放浪诗酒”（天启《淮安府志》）。此时，吴承恩对官场应是极度失望！
由以上论述，可以认为，创作《西游记》，即是吴承恩从小的爱好，也是吴承恩借稗史小说抨击昏暗的朝廷，抒发自己情绪的手段。吴承恩写《西游记》，是有足够的动机的。
4. 创作的灵感
吴承恩自长兴县丞失意而归回到淮安后，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陈文烛上任淮安知府（相当于现在市委书记），此时吴承恩约71岁（刘修业，《吴承恩诗文集》227页）。陈文烛喜好诗文，奉吴承恩和吴从道为上宾，专门设榻礼遇吴承恩，让吴承恩非常感动。
陈文烛知道淮安历史上曾有唐代李邕著名的《娑罗树碑》，苦寻不得，后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从吴承恩处得到宋拓珍本。陈文烛极为重视，重新摹刻《娑罗树碑》，详细记载过程并刻石。陈文烛担心失而复得的珍宝会有意外，于是特意在淮安府衙中建宝翰堂存之，流传至今，成为淮安府衙的镇馆之宝。
《娑罗树碑》记载了从印度取经回国唐朝武则天时期的高僧义净路过淮安的奇遇。义净是和法显和玄奘齐名的赴印求法三大高僧之一，武则天对义净也是顶礼膜拜，不亚于李世民对玄奘的尊敬。西安的大雁塔是为玄奘所建，小雁塔则是为义净所建。笔者大胆推测，陈文烛对《娑罗树碑》的重视也让吴承恩对这个淮安名篇更加青睐有加，研习必深。义净赴印求法是因为“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先生必然从古书中可以知晓。西天取经高僧义净与淮安的缘分再加上吴承恩对大唐玄奘取经故事的熟识，以西天取经故事为背景创作神话小说，也是顺其自然。此外，明朝初年，罗贯中和施耐庵都曾寓居淮安，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施耐庵因罪在南京入狱，出狱后罗贯中将其接到淮安，施耐庵在淮安最后完成了《水浒传》，并在淮安逝世，罗贯中在淮安完成了《三国演义》。吴承恩作为淮安顶级文豪，不可能不知晓这两部宏篇小说和淮安的关系，这对激发吴承恩的灵感，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规模增加内容，重新构筑一部百回本鸿篇巨制，也是合情合理。5. 方言的线索
《西游记》中有大量的方言出现，例如动词“掼”、“筑”、“唬”、“告诵”等动词，副词或者形容词如“一壁厢”、“漷漷索索”、“消消停停”、“雷堆”等等，名词“肉坨子”、“羊儿风”、“卷子”等名词（详见笔者《<西游记>中江苏淮安方言辨析》一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一些方言词汇是淮安市淮安区，即吴承恩生活的淮安府山阳县，所特有的乡音，进一步将《西游记》的作者指向了山阳人吴承恩。关于《西游记》作者的问题，因目前清代之前《西游记》所流传下来的版本皆无作者姓名，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未详述内容，所以才留下了大家探讨的空间，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反对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文章和著述。因此，有必要给这些疑问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使证否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论断不成立。回答：很可能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离经叛道之言，或可触犯朝廷，株连家人或亲朋，故特意不署名。《西游记》第七回中写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四十五回车迟国国王昏庸，信赖虎鹿羊三道；第六十二回祭赛国国王昏庸错罚金光寺僧众；第七十八回比丘国昏君听信妖道，取小儿心肝做药引，书中更是直称“当今国主无道”等等，都有影射嘉靖昏君之嫌。此外，六十八回朱紫国中直接调侃太监为“老妈妈、婆婆奶奶”，更是吴承恩时代宦官当道之际，其罪当诛。吴承恩至交沈坤尚蒙冤屈死，若吴承恩署名《西游记》，难说不被人诬告，那真是百口莫辩，犯了死罪，且会株连九族。吴承恩是个明白人，《禹鼎志》序可见。吴承恩同时也是大孝子，其父祭文和其为母赴长兴县屈就县丞一职可见一般，先生断不会为了自己的喜好而将家族和亲朋至于危险之中。另外，也或是因为《西游记》在科举时代不登大雅之堂，吴承恩不愿署名；或者《西游记》流传的过程中，署名页或自序部分丢失，毕竟金陵世德堂本也不是原本。回答：根据文中《西游记》创作时间的论述，《西游记》诞生于明朝，具体时段为1521年至1592年之间，丘处机是元朝初期人，时间对不上。且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内容也完全风牛马不相及，所以丘氏作者论完全站不住。回答：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可信的证据链条说明李春芳写了《西游记》，他只是有可能。但是，即便是这个可能性和吴承恩比起来，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李春芳为《西游记》作者最强有力的证据是明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中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而李春芳有可能是“华阳洞天主人”。这里且不说“华阳洞天主人校”是指校对西游记，并没有说《西游记》是其写的；就算是华阳洞天主人为李春芳，李春芳作为吴承恩的好友，官至内阁首辅，后衣锦还乡，他作为吴承恩的好友为其校对《西游记》，并出资刊印也在可能之中。更为说不通的是，李春芳官至内阁首辅，嘉靖帝对其恩宠有加，甚至李春芳年老五次辞官归乡，隆庆帝多次极力挽留，最后没办法才下了一道《赐大学士李春芳归田敕》，待遇优厚。所以，李春芳没有理由在《西游记》中对皇帝迷信道教而斥之昏君，也没有必要骂太监不是男人。李春芳为人谨小慎微，不惜辞高官以远离是非场，又怎会在《西游记》中愤世嫉俗，授人以柄，给自己给家人带来灭门之隐患呢？从创作的动机上来说，李春芳说完全站不住脚。总之，李春芳说证据少且不充分，不足以和吴氏相提并论。其他候选人就更加捕风捉影，不足一驳了。总而言之，《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不仅有官方文献明确的记载，也有作品创作时间的论证，还有作者创作动机和灵感、以及淮安方言的佐证，种种证据系统的将《西游记》的作者唯一的指向了吴承恩，而不存在第二人有如此多充分的条件。因此，江苏淮安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应是非常确定的历史史实，否吴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