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还是剥削？
弹性工作安排与家务劳动性别不平等
的二元追踪分析
（中国学者在社会学国际顶刊上
发表最集中的一类内容
似乎就是家庭/性别研究？
除研究者个人兴趣外，
或许也是因为在家庭这个相对保守的领域
女性的处境在全球都如此相似）
Wang, S., & Cheng, C. (2024). Opportunity or exploitation? A longitudinal dyadic analysis of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and gender household labor inequality. Social Forces, 102(4), 1446-1466.
DOI：
https://doi.org/10.1093/sf/soad125
影响因子：
IF 3.3，SSCI，JCR Q1，中科院1区，社会学Top
研究领域：
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职业社会学
摘要：
弹性工作安排（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FWAs，也可译为灵活用工安排）的兴起到底是为性别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提供了“机会”，还是加剧了传统性别分工对女性的“剥削”，这点一直广受争议。本研究基于关联生活视角（linked-lives perspective），利用2010至2020年间英国的夫妻二元追踪数据（注：数据为UKHLS，模型为时间-夫妻双向固定效应），检验夫妻层面的弹性工作安排如何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类型上的夫妻内部不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异性恋夫妻中，无论丈夫是否使用弹性工作安排，女性的弹性工作安排都显著加剧了她们在家务分担上的过高比重，并维持了她们沉重的育儿负担。相比之下，男性使用弹性工作安排并不会改变家务和育儿的不平等性别分工格局，即便妻子并未采取弹性工作安排时也如此。这些性别不平等加剧的模式在日常家务任务（例如做饭、洗衣和打扫卫生）以及减少工时和远程工作安排中相对更明显。总而言之，在既有的传统性别规范下，弹性工作安排的使用并没有为家务劳动分工平等化提供“机会”，反而维持甚至加剧了对女性的“剥削”。
注释1（引言与结论）：
**研究背景**：
- 私人领域/家庭中的性别革命停滞
- 家务劳动性别化分工带来系列后果：个体的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结果，以及社会的极低生育率等
- 弹性工作安排开始兴起，但其对家务性别分工的影响存在争议。
**理论依据**：
- 基于关联生活视角（Linked Lives Perspective）和工作-家庭边界理论（Work-Family Border Theory），文章讨论了弹性工作安排作为一种工作场所选择，如何通过控制工作多少、何时或何地工作，去影响夫妻在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时间分配，进而成为改变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机会”或“剥削”的工具、影响家内性别不平等。
**创新点**：
- 提供了夫妻层面的分析，考虑了弹性工作安排使用的不同组合如何影响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
- 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灵活工作安排
**理论意义**：
- 丰富了关于弹性工作安排和性别不平等的文献，提供了弹性工作安排通过影响家内分工而作用于性别不平等的新理解。
**现实意义**：
- 揭示了传统性别规范下弹性工作安排对性别不平等的作用并不乐观。
**政策意涵**：
- 研究结果提示政策制定者在推动弹性工作安排时，需采取措施减少与此有关的性别不平等风险。
**研究不足**：
- 数据限制：例如研究用的2010至2020年的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更近期的趋势和变化。
- 未观察到的变量**：可能存在一些未观察到的随时间变化变量，如工作环境的变化、社会态度的演变等，这些可能影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
- 内生性问题/自选择问题：弹性工作安排的使用可能与未被模型捕捉到的其他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
- 文化和地域限制结论推广：基于英国的数据的结论可能受到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或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或文化。
- 家务劳动的测量：研究没有涵盖所有类型的家务劳动，没有详细到每种家务劳动的具体时间分配。
**未来研究展望：**
- 更广泛的文化和地域研究
- 更细致的家务劳动分析：测量和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包括日常和非常规任务，以及这些任务在工作日和周末的分配。
- 考虑更多影响因素：比如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场所文化、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等。
- 长期影响研究或影响的变迁趋势研究
- 政策干预研究
- 定性研究
注释2（相关研究拓展）：
（1）周海燕 & 计迎春.(2023).弹性工作下青年创业女性的母职实践.中国青年研究(04),11-20.
摘要： 基于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通过对25位青年创业女性工作-家庭关系的深度访谈发现，在育儿照料与职业发展的双重需求下，弹性工作虽被创业女性视为平衡两者的重要策略，但其发挥的作用并非铁板一块。在取得平衡的女性中，她们积极推动家内与家外在育儿照料上的分担与合作，形成多元主体内外协作参与机制。一方面，她们通过祖职、父职和母职发挥家庭育儿合力，形成私人领域的育儿协作；另一方面，借助灵活与自主工作条件实现公私领域的融合。但同时，当女性的社会再生产职责无法获得社会和家庭在公私领域的协同分担时，弹性工作因其在时空界限上的模糊，反而加剧公私领域责任的互相渗透与外溢，造成工作-家庭的严重冲突。
（2）张勋,杨紫 & 谭莹.(2023).数字经济、家庭分工与性别平等.经济学(季刊)(01),125-141.
摘要： 家庭内部的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体现为家庭分工，这与家庭整体福利紧密相关。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个人时间配置和家庭分工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经济降低了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增加了闲暇时间。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强化丈夫在工作上和妻子在家务上的比较优势，促进了更加互补的家庭分工，加剧了家庭时间配置上的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家庭分工视角下的性别平等的变迁路径。
（3）刘翠花,戚聿东 & 丁述磊.(2022).数字经济时代弹性工作如何影响青年就业质量?.宏观质量研究(06),43-60.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工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弹性工作成为一种新常态。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显著提高了青年就业质量，而弹性雇佣却降低了青年就业质量，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下仍成立。影响机制表明，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通过调节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来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对女性、城镇、高收入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而弹性雇佣更显著降低男性、农村、低收入青年就业质量；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于专业技术、商业及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青年就业质量存在显著异质性效应。因此，为适应数字化变革应试点和发展中国情境下的弹性工作制，在此过程中努力做好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工作，并对不同青年群体制定差异化举措，以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
（4）谢富胜,江楠 & 匡晓璐.(2022).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1),10-25.
摘要：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Abstract
It has been extensively debated over whether the rise of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FWAs) may be an “opportunity” for a more egalitarian gender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or reinforce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Drawing on a linked-live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using longitudinal couple-level dyadic data in the UK (2010–2020) to examine how couple-level arrangements of flexible working affect within-couple inequality in tim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household lab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heterosexual couples, women’s use of FWAs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s their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housework and maintains their heavy childcare burde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ir husbands use FWAs. In contrast, men’s use of FWAs does not change the unequal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even when their wives do not use any FWAs. These patterns of intensified gender inequalitie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routine housework tasks (e.g., cooking, washing, and cleaning), and among the reduced hours and teleworking arrangements. Overall, rather than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a more egalitarian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the use of FWAs maintains or even exacerbates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 under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gender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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