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乾 唐世平 | 现代化的“入场券”

现代化的“入场券”

——现代欧洲囯家崛起的定性比较分析

作者：黄振乾、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01

内容提要

现代化开启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因此，现代化的最本源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有的西欧国家能率先进入现代化而别的西欧国家不能。通过构建一个早期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新数据集，并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本研究为现代国家兴起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研究发现，从大西洋贸易兴起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近两百年的“第一波现代化”中，初始制度、初始经济规模和大西洋贸易三个要素对现代国家崛起至关重要，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是必要条件。在此期间，两类国家更有可能崛起：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初始经济规模较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七国获得了“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我们的研究表明，早期现代国家崛起的道路不止一条，但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崛起的必经之路，而能否增强改革力量，能否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是决定现代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

02

关键词

现代化  大西洋贸易  西欧国家  定性比较分析

03

正文

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国家兴衰的探索中，对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研究尤为重要。为什么有的国家能率先迈入现代化，有的国家没能乘上现代化的大船，有的国家反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衰落了？相关问题的回答不仅能深化我们对国家兴衰的理解，还能为依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思路和启发。既有研究主要从地理位置、产权保护、海洋贸易、白银冲击和国际战争等视角来解释现代国家兴起，这些解释深化了学界对现代化的认识，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缺陷。近些年，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因果推论方法的进步以及新的分析工具的开发，使得重新认识早期现代国家的兴起成为可能。

通过创建新的数据集，应用定性比较分析工具，我们对16世纪大西洋贸易兴起到法国大革命两百年间（即“第一波现代化”）的23个欧洲国家进行了系统分析。[1]此研究是我们“重新解释现代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侧重从因果机制和案例比较的角度对现代国家兴衰进行探讨，本文旨在通过更大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来呈现哪些因素组合对现代化有决定性影响。

本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首先，我们的研究发现了初始条件对现代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弥补了部分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其次，本研究在实证上丰富了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重要时期的欧洲国家建设研究；最后，本研究表明，简单将1840年前中西现代化进行对比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此前的研究在案例选择理论和方法论上有缺陷。在政策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积极参与贸易对国家兴盛的重要作用，可对当下陷于全球化和贸易争论中的国家如何认识贸易的作用提供政策启示；同时表明，国家崛起最根本的举措在于不断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持续增强改革同盟的力量。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介绍现有理论发展和缺陷，说明为什么要重新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第二，提出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第三，对主要的变量、数据和案例选择进行说明；第四，展示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检验提出的理论和研究假设；最后为研究结论。

一、重新解释现代国家兴起

（一）现有研究的进展和缺憾

“第一波现代化”是欧洲从中世纪历史走入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也是欧洲“大分流”的起点，更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如果不对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深入分析，很难明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和机制导致现代化的分化。涉及“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兴起的相关研究不一而足，但严格按照社会科学方法来完成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很少。[2]

定量研究者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问题，但也只将其视为长时段经济分析的一部分。[3]

定性研究者则将目光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特定国家。案例分析有助于发现欧洲政治经济变化过程，并且让因果解释变得精致和有力，但必须遵循严格的案例选择方法。单案例研究对理论外延的作用有限，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对17世纪英国制度演化的分析，即便能够解释英国率先完成制度变革，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像英国一样完成变革。[4]多案例研究在理论外延上较为有用，托马斯•艾特曼（Thomas Ertman）对早期欧洲国家建构的比较案例分析，较好地解释了欧洲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但其对时空的理解尚有欠缺。[5]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建构、战争学说和生产方式等视角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6]根据解释变量上的差异，我们重点分析下述四种关于现代国家兴起的竞争性解释及其不足。

1.地理假说。简单的地理假设认为，世界上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别。复杂的地理假说将时间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即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技术非常落后的前现代时期，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可能是决定性的；但随着技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进步，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7]

2.产权保护说。产权保护说认为只有保护产权的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学说的衍生解释包括：只有那些包容的国家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发展，而攫取型的国家则不太可能实现经济发展。[8]产权保护说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无法解释那些商业贸易同样受到保护、国家权力受到约朿的地中海城邦国家和东欧的波兰为何也没能实现经济发展。[9]

3.白银冲击说。张宇燕和高程提出“货币增长—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解释框架[10]，认为对新财富的分配和重组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加上大量白银流入引发的“价格革命”，商人阶层崛起并诱发制度变迁，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此解释捕捉了经济增长的具体过程，也抓住了几个制度变迁的关键要素[11]，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对美洲白银的外部冲击，经历社会财富重组和社会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对外部白银的冲击反应不一。

4.贸易假说。贸易假说认为150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和大西洋贸易有关系。1500～1850年间，能够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西欧的非大西洋贸易国如奥地利、比利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12]大西洋贸易说看到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未看到大西洋贸易必须通过和其它要素相互作用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现有解释尚存在如下缺陷：一是缺乏对初始条件的准确分析，特别是忽视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规模的差异，导致研究者很难识别因果关键节点[13]，二是用单一因素解释欧洲国家的兴起，忽视因素之间可能的组合，从而未能发现现代化道路可能存在不同路径；三是忽视了关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联盟或分裂）对社会结果的影响，未能看到改革同盟对于制度变革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不能解释不同国家在崛起时间维度上的差异。[14]

（二）定性比较分析的优势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即QCA）是一种建立在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因果推理方法，由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rn）引入到比较政治研究当中。[15]与回归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强调社会科学的复杂性，着重探索不同因素组合如何导致相似的社会结果。定性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比较有如下优势：一是它可以运用到统计分析因观察值不足或案例比较分析因案例太多而无法适用的研究对象中；二是它能发现统计分析发现不了的重要变量或导致同一结果的条件组合。[16]虽然定性比较分析仍旧是一个基于因素的方法，不能直接甄别和确立机制，但定性比较分析能够找出因素的组合，从而有助于找到、甄别和确立机制的方向，因为机制必须是能够搅动因素的组合而驱动变化的过程。[17]使用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样本优势。中世纪结朿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存在的政治实体不足30个，并且这段时间的连续数据缺乏，使得通常的统计分析样本不足，很适合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二是因素相互作用的优势。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克服既有单因素解释的不足，能更好发掘欧洲国家兴起的不同路径。

二、早期欧洲国家崛起的理论框架

新航路开辟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兴起，大西洋贸易伴随着欧洲国家的经济分化。欧洲国家的商人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不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制度和政策。新兴商人阶层力量逐渐形成和壮大，自然有“改革开放”的诉求，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获取更多利益。商业阶层通过和开明的国家政治精英结盟，组成改革同盟。改革同盟通过如议会、城市委员会等决策平台和制度进行政治博弈。此外，初始经济规模对国家崛起也很重要，因为初始经济规模与国家是否有足够动机参与大西洋贸易并进行改革有关系。[18]换言之，这种经由大西洋贸易兴起，受到初始制度条件约束，并通过精英联盟来进行制度变革的大致过程，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崛起。

因此，本文提出一个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因果框架（图1）。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逻辑起点是初始制度和大西洋贸易，两者决定了新兴商业阶层力量的成长，商业阶层和开明政治精英会形成一个改革同盟，来改变束缚 发展的旧制度，然后通过制度变革来获取和扩大利益，从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崛起。那些实现了政治制度从偏好旧利益集团到保护商业利益转变的国家，更可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并率先成为早期现代强国。国家崛起是最终分析结果，改革同盟制度变革是中间过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起始制度专制且未能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商业阶层基本不可能通过获取新的利益获得成长，改革同盟不太可能存在，变革动力不足，国家崛起可能性最低；

假设2：在起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获得新的利益，但成长受到制度限制，可能存在改革同盟，但改革同盟能力不足以推动制度变革，国家崛起可能性低；

假设3：在起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迅速壮大，有助于改革同盟形成，改革同盟能力可能较强，实现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较高，国家崛起可能性高；

假设4：在起始制度开明但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成长有限，形成改革同盟的动力不足，即便存在改革同盟，改革同盟能力不足，变革的诱因不足，国家崛起的可能性低。

除上述几个主要变量之外，国家的规模也需要考虑。要指出的是，这些变量之间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19]

三、主要变量和样本选择

（一）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国家崛起。新航路开辟后，国家的崛起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现代化。本研究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来度量国家崛起。受数据限制，我们主要用两个指标来测量国家崛起：一个为主要指标，即1575～1789年间欧洲各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0]；另一个为辅助指标，用欧洲国家的人均税收变化来度量，因为从长期而言，只有那些经济发展好且能力较强的国家才能够维持税收的增长。

（二）自变量

1.初始制度。初始制度为初始政治制度（以下简称“初始制度”）。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认为初始条件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顺序是不可逆的，发生之后就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二是起点改变了资源配置或激励结构，因而能够塑造社会行为体的行动和选择空间，通过行为体的行动，历史的轨迹便随之改变；三是起点之后可能出现路径依赖。[21]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初始制度对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同影响。[22]大西洋贸易开始之前建立的初始制度（中世纪时期各政治实体的政治制度）有的对国家权力有比较明显的制约（如英国），有的国家则王权强大，几乎不存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西班牙）。

2.大西洋贸易。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可视为欧洲国家发展的外部冲击。当大西洋贸易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中心之后，能否参与（主导）大西洋贸易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参与到大西洋贸易中就意味着无法获取大的经济利益。随着贸易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不断提升，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发展的分水岭。文中，我们将1575年莫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成立作为大西洋贸易兴起的标志。1575年之前，大西洋只有零星的偶发性的，未形成规模。

3.改革同盟。改革同盟指商业阶层利益和政治精英形成的旨在改变现有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同盟。改革同盟较强的国家对君主权力有实质性的限制（如英国）；与之相反，在王权和王族强大的国家，改革同盟则难以形成（如西班牙）。改革同盟形成改革压力：一是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会尽力阻碍有损其利益的制度和政策，二是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会利用或诱导权力来巩固、维护或扩张特定利益。

4.初始经济规模。初始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初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更有实力投入到贸易中，国家更有能力保护贸易安全，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可能带来模效益；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有足够动力参与贸易，而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在面临竞争和生存危机的时候，则更有力动力参加贸易，扩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从欧洲历史来看，欧洲崛起的过程就是中世纪的强国最后变成了现代弱国，而弱国反而迅速崛起为强国的过程。

5.国家大小。国家的大小在本研究中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控制变量。虽然近代史被描述成为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但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维度看，国家的崛起不应将小国排除。

（三）样本选择

我们的研究对象涵盖1575～1789年间欧洲的所有主要政治实体，共23个。[23]为了更好地研究不同国家崛起的路径，我们根据自变量和因果关系将案例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二类是初始制度开明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三类是初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四类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在定性比较分析中我们也将对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进行说明。[24]

四、定性比较分析

（一）描述性证据

从测量指标看，第一类国家经济增长平均值超过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值。第二、三、四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值低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平均值（表1）。经济发展表现最高的是第一类国家。在所有四类国家中，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最有可能崛起成为现代强国。

我们采用人均税收指标（因变量的辅助测量指标）并选取每个类型的代表国家，观察它们在此期间的人均税收变化。图3表明，在大西洋贸易开始后（16世纪后期），第一类国家的人均税收增长要明显高于其它三类国家，第三类国家的人均税收也比其它两类国家要高，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的人均税收要明显低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从不同国家的人均税收变化上看（图4），第一类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的人均税收增长是最高的，第二类国家（如波兰）的人均税收几乎是停滞的，而同为第二类国家的威尼斯的人均税收在1600年后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出现下降；第三类的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均税收有波动，但没有大的变化；第四类的国家（如奥地利）的人均税收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参考案例普鲁士（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人均税收对比第四类国家没有明显变化。因此，欧洲国家的人均税收趋势和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英国属于理论预测中最有可能崛起的国家（起始制度开明且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奥地利属于理论预测中最不可能崛起的国家（起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在案例分析中，极端案例最可能表现出因果解释的差异性。两种国家的发展趋势差异极大（图5）；英国16世纪末之后实现了人均税收的快速增长，而同时期的奥地利则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说明，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与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老牌国家相比，在经济增长上获得了极大的相对优势。[27]

接下来将结合数据和历史资料来逐一检验主要变量。变量检视有两个目的：一是发掘变量之间对经济分化的差异性影响或甄别之间的优劣；二是检视既有研究变量的有效性，为接下来的定性比较分析奠定基础。

1. 初始制度。初始制度是指大西洋贸易兴起时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欧洲中世纪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是代议制。中世纪后欧洲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议制度，一种是区域代表制（territorially-based），一般存在两个代议机构，典型的代表是英格兰、波兰、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另一种是地位团体代表制度（status group-based），代表性的国家有法国、德国、那布勒斯和西西里等。[28]议会组织的不同形式会影响到新兴商业阶层和国家的互动，还影响到商人阶级能否进行集体行动。在区域代表制度的国家中，由于存在上下议会的博弈，统治者更难控制议会，不同利益和派别更可能组成联盟。在地位团体代表制度的国家中，统治者更容易对议会进行控制，联盟更难形成。

借鉴奥托•欣茨（Otto Hintze）和埃特曼（Thomas Ertman）的研究[29]，根据以下几个条件确定初始制度制度是专制还是开明：一是是否存在强有力的代议机构。如果存在，则将起始制度视为开明，否则视为相对专制；二是是否被外部势力所控制，如果存在，则将其视为先相对专制，否则将其视为开明；三是是否存在频繁的农民暴动（作为参考性测量标准），相制的地方，对农民的剥削会比较严重，更可能引发农民暴动，反之则为开明。[30]从年均经济增长率均值来看，起始制度开明的国家经济增长要高于起始制度专制的国家（表2）。

2.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性在于它引发了欧洲国家发展的分化。首先，它导致了欧洲贸易中心转移。大西洋贸易的兴起逐渐使得传统的地中海贸易和欧洲大陆相对衰落。其中，大 西洋贸易对地中海贸易区的影响最为明显，中世纪的贸易同盟如“汉萨同盟”在同新兴的大西洋贸易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其次，由于欧洲贸易中心转到大西洋沿岸国家，大西洋贸易的参与国和非参与国之间出现财富分化。大西洋贸易的参与国凭借天时地利，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国家有更多的物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产生、军队建设、港口建设中去。凭借这种优势，大西洋贸易参与国有更大的机会在地缘政治军事的斗争中获胜，而未能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市场的萎缩和税收的减少，还要面对劳动力流失等问题。[31]因此，是否参与大西洋贸易是这两类国家发展的重要分叉点。我们将当时的欧洲国家分为参与大西洋贸易和不参与大西洋贸易两类（表3），从平均经济增长的测量指标来看，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要高出约10%。

3. 改革同盟。改革同盟是由初始制度和大西洋贸易的影响下而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同盟。在初始制度专制的国家，新兴的商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政治博弈中，专制王室家族垄断了主要的商业贸易，即便特许商人进行大西洋贸易，商人的活动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不允许一般商人从事大西洋贸易（如西班牙）。在初始制度更为开明的国家，商人更容易参与到大西洋贸易中，受到的贸易限制更少；商人在大西洋贸易中实力不断壮大，要求开放贸易和制度变革；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逐步形成新兴贵族和商人相结合的改革同盟，他们和旧利益集团的博弈将决定制度变革的结果。从平均经济增长来看，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要明显高于不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前者是35%，后者是24%（表4）。

4. 初始经济规模。我们以欧洲各国15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对两类国家进行了比较。从1500到1820年，初始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几乎是初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的两倍（表5）。单纯从经济增长上看，此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和初始经济规模呈反比关系。[32]

综上所述，初始制度、初始经济规模、大西洋贸易和改革同盟四个变量都和国家崛起有关系，从单独变量考察上看，这些变量符合重要变量的理论预期。但社会科学的因果是复杂的，往往是多种原因的组合导致了相同的社会结果。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二）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我们将变量编码如下：初始制度为大西洋贸易开始时的政治制度，相对专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初始经济规模取15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美元等价估值），大于10亿美元为1，小于10亿美元为0；国家规模大小取1500年的人口规模，大于100万为1，小于100万为0；在此期间如果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改革同盟主要看商业阶级和国家精英的互动情况，存在改革同盟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因变量用1500～1820年之间各国的经济增长来测量，高于平均值29%则赋值为1，低于平均值则赋值为0（表6）。[33]本文使用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开发的“全功能多值QCA（fmQCA）”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34]

1. 吻合度检验。分析软件会给出每个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吻合度（consistency），可以理解为统计分析自变量的显著性。吻合度在模糊集分析中的原理，是通过条件变量之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degree of membership）来评估某种结果产生的充分性（sufficiency）。吻合度取值介于0到1之间，吻合度越高，表明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越高。[35]我们将自变量的正反取值（按“是”或“否”将自变量编码为二分变量），得到10个条件变量。在吻合度检验中，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吻合度最高，为63%，但依然未达到必要条件的要求（如果样本在20个左右，吻合度大于85%可视为接近充分条件[36]），其它9个变量的吻合度更低（见表7，“+”表示“是”，“-”表示“否”）。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欧洲，单一因素不能够成为国家崛起的充分条件。吻合度较高的变量分别是：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和初始经济规模小。

2. 覆盖度检验。覆盖度（coverage）通过计算条件或条件变量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交集（overlap），来测量某个变量或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结果的大致范围，可以理解为统计分析中的R方。覆盖度能够用来评估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吻合度很高，但是覆盖度很低，则不认为该条件变量是导致结果变量的重要路径。[37]如果条件变量的覆盖度计算结果为100%，则可视之为必要条件。我们分析发现，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和初始经济规模小四个变量的覆盖度最高。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覆盖度达到100%（见表8）。这说明这四个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是欧洲国家在此期间崛起的必要条件：凡是欧洲国家崛起必须参与大西洋贸易。覆盖度检验结果支持选择这四个变量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

上文的吻合度分析发现，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独立解释欧洲的崛起，但QCA还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路径，即可以检验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能否解释同一结果变量。我们的分析发现，三种变量组合的覆盖度和吻合度同时超过85%，表明这三种变量组合不仅显著度高而且能解释大部分的案例，是导致结果变量出现的重要路径。吻合度高且覆盖度高（能够较好对崛起结果变量进行解释）的三种组合分别是：第一种变量组合为国家崛起=“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即初始制度开明且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二种变量组合为国家崛起=“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即初始制度开明、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第三种变量组合为国家崛起=“参与大西洋贸易*初始经济规模小”，即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初始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欧洲国家。（见表9，“*”表示条件变量同时存在）

在上述三组条件组合中，第一种和第二种组合所对应的结果（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是一样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存在改革同盟作为结果变量，初始制度开明和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条件变量，单独做了一次QCA分析。结果发现，“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条件变量组合的吻合度达到了100%，这表明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是存在改革同盟的充分条件。这符合我们将改革同盟视为欧洲国家崛起的中介变量（或者说是中间结果）的理论出发点，即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更可能形成改革同盟，并且通过制度改革这样一个大概过程来实现国家崛起。这样的理解也符合张宇燕、高程、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研究发现。[38]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改革同盟的存在是“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能否崛起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同盟引导变革是现代早期国家崛起必经的历程（改革同盟的重要性在此前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

我们将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条件组合合并，最终得到“第一波现代化”崛起国家两种条件组合：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二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条件变量覆盖了所有的成功案例，这表明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后，未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崛起。在“第一波现代化”中，两类国家脱颖而出：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因而，最终获得“第一波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分别是：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

这里彰显了QCA分析的优点：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同时也不认为现代国家兴起是一座独木桥。更重要的是，QCA分析也弥补了此前案例研究的一些缺陷。此前，大部分案例研究都集中在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这几个（潜在的）大国，[39]而通过QCA分析我们却发现，西欧的一些小国反而更可能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因此，此前一些研究存在样本选择偏差。这表明，多种方法的混合运用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必然趋势。在方法论上，须超越狭隘的“定量定性之争”。[40]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不仅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也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但最终为何没有获得“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借助相关史料和数据，我们发现荷兰未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持续性的战争。[41]

五、结论

“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兴起的定性比较分析表明，初始制度、大西洋贸易和初始经济规模三个因素及其组合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崛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为“第一波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同的条件组合导致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两类国家在“第一波现代化”中更有可能率先崛起：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英国、丹麦、芬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是率先获得“第一波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荷兰虽然也拥有现代国家崛起的条件，但频繁的国家间战争阻碍了荷兰崛起。

从因果机制上看，在起始制度专制且未能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商业阶层不可能通过获得新的利益成长壮大，改革同盟不存在，变革动力不足，国家崛起可能性最低。在起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能够通过大西洋贸易获得新利益来成长，但其成长受到限制，难以形成改革同盟，或者即便形成改革同盟，改革同盟的能力也不足以推动制度变革，国家崛起可能性低。在起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能够迅速壮大，有助于改革同盟形成，改革同盟能力较强，通过制度变革可能性较高，国家崛起可能性最高。在起始制度开明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成长有限，形成改革同盟的动力不足，国家崛起的可能性较低。与初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相比，初始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反而有可能通过更积极地参与大西洋贸易和制度改革来获得经济增长。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不仅克服了大样本回归分析观察值不足的缺点，也克服了案例比较由于样本过大难以进行控制的缺陷，较好地展现了不同的因素组合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崛起的。虽然国家崛起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只一条，但也必须具备一些基础性的条件。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崛起国家的必由之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时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是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钥匙。

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和实证结果，同时期的明朝和清朝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简单地说，没有大西洋贸易这样的外来冲击（而不仅仅是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可能的阶级或集团的重组，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缺乏进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也是一个不开明的专制国家，皇权强大，且幅员辽阔，因而难以形成强大的改革同盟。因此，许多此前关于为何中国没有内生性地产生现代化的讨论其实意义不大，或者说是对社会变迁中的时空约朿缺乏理解的结果：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不能够内生性地产生现代化是一个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42]换句话说，此前关于1840年前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其实是在考察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案例。[43]

因此，1840年后中国真正的要害问题是：在西方叩开帝国的大门之后，为何中华帝国不能迅速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从而快速地实现现代化，而是顽固地抵制西方的先进制度、技术和思想，或者是只想学点皮毛？同样的问题也是其他所有未能在“第一波现代化”和“第一波半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44]这些问题都将是“第二波现代化”和“第三波现代化”的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只有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才能够带来比较可靠的回答。

04

注释

[1] 我们将1492年新航路开辟到1711年之间的现代化界定为“第一波现代化”，将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0 ~ 1711年）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这期间定为“第一波半现代化”。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将这两个时段均视为第一波现代化。这个时段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现代化仅仅局限于西欧部分。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觞》，《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 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2] 西欧1500 ~ 1800年之间存在关于城市的部分人口数据，但其它经济发展数据较少，且以50年或100年为单位，不利于实证分析。近年来，部分学者收集了 1500～1800年欧洲12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集。参见Karaman Kivanc and Sevket Pamuk，“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Economic Structure，and Political Regim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ivew，Vol.107，No.3，2013。

[3]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Stephan R. Epstein，Freedom and Growth：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1300~1750，London：Routledge，2002；David Stasavage，“Was Weber

right? The Role of Urban Autonomy in Europe’s Ris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8，No.2，2014；Scott Abramson，“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1，No.1，2016.

[4] 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9，No.4，1989.

[5] Thomas Ertman，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9～34.

[6]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al，and European States，AD 1990~ 1992，Oxford：Blackwell，1992；Karaman

Kivanc and Sevket Pamuk，“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Economic Structure，and Political

Regim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7，No.3，2013；Michael Hechter and William Brustein，“Reg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atterns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Europ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5，No.5，1980.

[7] Joel Mokyr，“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In Aghion Philippe and Steven N. Durlauf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1，2005；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8] Daron Acemoglu，James Robinson

and Dan Woren，Why Nations Fail：the Orginas of Power，Prospertiy，and Poverty，NewYork：Crown Business，2012，pp.428～437.

[9] 对欧洲国家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即便国家保护产权也可能造成商业垄断和市场控制，从而阻碍的经济发展，如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和欧洲大陆的部分城市，由商业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往往垄断了国家的贸易且阻止外来竞争。参见Stephan R. Epstein，Freedom and

Growth：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1300～1750，London：Routledge，2002，pp.12~20。

[10] 参见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11] 唐世平关于制度变迁的机制和五个阶段的论述，参见Shiping 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Routledge，2011，p.34。

[12]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

[13] 不同的起点分析完全可能改变因果推理，参见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3，No.7，2010；参见郝诗捕、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14] 叶成城和唐世平对“第一波现代化”的研究表明，这些条件必须通过一个驱动机制才可能导致现代化。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分“波浪式”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进入现代化。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15] Charles Ragin将QCA引入比较政治研究的三部代表性作品分别是：Charles 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Charles Ragin，Fuzzy Sets Social Scie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Charles 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16] 对QCA存在问题的探讨，参见Simon Hug，“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How Inductive Use and Measurement Error Lead to

Problematic Inference”，Political Analysis，Vol.21，No.2，2013。

[17]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

[18] 初始经济规模在我们最早的研究计划中并未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随着我们对文献和数据的进一步把握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发现初始经济规模是研究早期欧洲国家兴起一个必须纳入考虑的变量。一些学者对早期国家规模（部分涉及城市和经济）对欧洲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影响的探讨，参见David

Stasavage，“When Distance Mattered：Geographic Sca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4，No.4，2010；Stein Rokkan，

“Cities，States，and Nations：A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in Shmuel N. Eisenstadt and Stein Rokkan eds.，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Models and Data Resources，Sage Publications，1973，pp.73~97。

[19] 和统计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在处理变量之间有一定关系的因果关系中更有优势，不像其它定量研究一样，要求变量之间相互独立。

[20] 受到历史数据的限制，我们的实际测量指标时间期间为1500～1820年。

[21] Paul Pierson，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103～122；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22] 对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制度遗产会对制度转型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参见Grigore Pop-Eleches，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2007；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世界政治与经济》，2013年第2 期。

[23] 研究涵盖的案例政治实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普鲁士（德意志）、荷兰（尼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威尼斯、维琴察、佛罗伦萨、热亚那、那不勒斯、波伦、米兰和罗马。此外，奥斯曼、匈牙利、波兰和欧洲俄罗斯（Euro-Russia）在文中作为参考案例，间或在分析比较时候使用。

[24] 正负案例对因果解释的作用，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No.4，2004。

[25] 表1至表5的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ECD，Development Center，2006，p242.

[26] 此图层 现为不同类型国家的均值变化图。受数据限制，图中包括的国家依类型为：1. 英国和荷兰；2. 波兰、欧洲俄罗斯和威尼斯；3. 法国和西班牙；4. 奥地利、普鲁士和奥斯曼。图3、图4和图5的数据来源：Karaman Kivanc and Sevket Pamuk，“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Economic Structure，and Political

Regim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7，No.3，2013。

[27] 奥地利在1750年之后，人均税收也开始增长，这是因为当时奥地利也开始了改革，但相比英国增长有限，可能的原因是在“第一波现代化”的后期，一些经济发展较差的“老牌国家”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制度和政策来发展经济。参见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28] Thomas Ertman，Bri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21.

[29] 埃特曼认为连续不断的地缘政治竞争出现的先后顺序使得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形成宪政主义国家，而日耳曼、拉丁欧洲（Latin Europe）形成绝对主义国家；议会现的先后顺序不同使得波兰和匈牙利成为世袭宪政主义国家（而非英国式的官僚宪政主义国家）。Thomas Ertman，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Ott Hintze，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Felix Gillaert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0] 此部分初始制度的数据来自笔者整理的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欧洲政治实体1500～1800年之间的数据，hup:// www.britannica. com，2014年3月至7月。

[31] 本国居民因受经济利益驱动移民或逃跑到大西洋贸易国。参见F. L. van Zandel，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olland’s Econmoy：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Labor

Market，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pp.52～62。

[32] 由于小国特别是地中海小国的数据缺失，我们不太容易对两类国家进行直观的数据比较。

[33] 初始经济规模、国家大小和经济增长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ECD，Development Center，2006，p. 242。初始制度、改革同盟和大西洋贸易来自笔者整理的欧洲政治实体1500～1800年之间的数据，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www.britannica.com，2014年3月～7月。

[34] “全功能多值QCA”软件由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2015开发，和此前的QCA软件相比，QCA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具体的说明参见该软件的说明书，2015年3月18日，https://githu4. com//buka632/Fm-QCA，2016年5月4日。

[35] [36] [37] Charles Ragin，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45～54，p.46，pp.54～61.

[38] 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of Europe：Atlantic Trade，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5，No.3，2005。

[39] 如诺斯、托马斯和我们之前的研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觞》，《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40] 参见唐世平：《超越定性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41] 限制篇幅，对荷兰“奇怪的负面案例”的解释，请参阅我们更未详尽的工作论文版本，http://www.sirpa.fudan.edu.cn/?p=9385。

[42] 如肯尼斯•彭慕兰、张宇燕和高程等学者对东西“大分流”的研究。参见肯尼斯•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43] 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案例的详细讨论，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

[44] 正如我们此前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第一波现代化”国家仅限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第一波现代化”中成功的国 家成为了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学习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具体的分析案例，参见王子夔：《普鲁士歧路：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现代化改革中的效仿》，2018年第10期。

（本期编辑：张正华）

荐读：

政治学研究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成果

欢迎关注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