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现"弱企稳"！经济学家最新建议，以积极的总量宏观政策对冲下行因素
11月26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年度论坛在线上举行。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发表了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宏观政策配置的看法和建议。
论坛上，CMF发布了《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2-2023）》。报告认为，2022年在“三重压力”和超预期冲击叠加下，中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弱企稳”。报告预测，2023年预测经济将实现温和复苏，在基准情形下预计实际增长率4.8%，名义增长率6.3%。建议明年进一步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积极的总量宏观政策对冲下行因素，财政赤字率设定3%，货币政策稳健偏宽松，提供系统性的破解房地产和中小企业困境的方案，将中国经济加速引入新发展格局。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
杨伟民以“统一思想认识，聚焦政策措施，完善治理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为题发表演讲。
杨伟民表示，在经济发展方面，紧要之务是力促我国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具体来看，首先思想认识要统一，其次政策措施要聚焦，第三治理方式要完善。
在他看来，居民消费、房地产和平台经济是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点，是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关键点。
杨伟民表示，针对居民消费收缩的问题实行扩大居民消费为首的扩大内需政策。应该改变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转变为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经济政策要服从和服务于这样一个大的政策出发点。同时要把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快推进。
杨伟民指出，针对房地产下滑问题，要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房地产在中国还不是夕阳产业，居民住宅是不可以移动，不能随着人口流动而搬走，居民住宅的峰值不能仅看静止的总量，更要看人口流动后动产的总量。考虑到我们有3亿左右的人口在流动，所以居民住宅应该说还是有需求的。明年应该瞄准新的住房制度，多部门协同，尽快制定一个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
此外，针对平台经济预期不稳的问题，要出台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
杨伟民还指出，按照系统观念原则来完善经济治理，在行动上、在工作上应该把握好五方面平衡，包括“多目标的平衡”、“市场与政策的平衡”、“发展与监管的平衡”、“长期与短期的平衡”和“政策间的平衡”。
“我们重视某项工作、重视某一个目标，不是都要设立一套具体的指标，然后层层分解，进行年度考核、技术监测等。”杨伟民说。
他还强调，各部门各地区制定政策都应该瞻前顾后，站在本地区本部门职责的立场来制定政策无可厚非，但是都应该顾及对全局的影响，对其他行业的影响等。
刘世锦表示，当务之急要推动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者合理区间，推动经济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最近随着“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金融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出台、落地，有利的因素正在增加，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
刘世锦认为，由于今年基数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份或者全面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今年基数低，所以应力争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
“实现这个增速目标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争取创造前述这些条件。”刘世锦强调，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高培勇表示，明年的宏观政策的配置，要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宏观政策的配置。其中有几个基本问题要加以明确。
第二，要以底线思维推演明年财政收支预算和政策的安排，统筹做好跨年的政策接续。一方面要确保第四季度，准确来说就是今年后两个月到明年一季度财政政策力度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方面要跳出当期看长远，要从最坏处着眼，为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和可能的困难预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决不能用足用尽当年的财政能量。
“在财力的配置上，财力调度的空间上，我建议要留有后手，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高培勇说。
第三，财政安全是最具底线的安全，是所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财政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守护好财政安全。
第四，面对三重压力，特别是预期转弱的压力，要坚持改革行动和政策安排并重，而且要以改革为主。扩张性的政策只宜于对冲短期的影响，如预期转弱这样的压力，必须靠改革，靠营商环境的改善，而仅仅依赖于政策的扩张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只有在改革上下功夫，又通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要注意，在当前，不要以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扩张来包打天下。坚持“桥归桥，路归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特别是要把改革和政策各自的作用、空间搞清楚，说明白。
第五，要坚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宏观政策配置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为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形成全面可靠的发展安全保障体系。
刘元春表示，目前投资不振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消费则既有总量收缩太快的问题，同时结构性变化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明年投资的核心是要保证增长速度，在结构上进一步优化发力，消费则既要实施总量性政策还要在一些特殊结构上发力。
“我们必须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寻找到相融之处。”刘元春说，如保障性住房就是一个消费投资相融的项目。政策性房地产投资提升可以缓和市场房地产投资下降的态势，保障性住房的提升能够带动居民对装修、家具、耐用设备的购置。因此，我们需要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经济性住房、廉租房等投入大幅提升，并叠加消费支持，使得在疫情受损的中低端民众能够在政策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消费支出。这对于提信心很重要。
刘元春还指出，保证大学生、农民工的就业和消费，以及公务活动正常运转都是消费回升的很重要途径。2023年，稳增长是一个关键点，在消费、投资的决策以及消费、投资政策上，在总量和结构的权衡上也是很关键的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创新思路。
毛振华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我国的经济政策现在实行的是稳增长政策。从政策层面看，导向是非常清楚。但实际看，稳增长政策的效果趋弱，效率走低。
他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散及施扰动经济运行，预期偏弱影响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扩表动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消费堵点迟迟没有打通等。
毛振华建议，一要持续优化调整防控政策，严防层层加码；二要提升经济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三要进一步理顺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四要需求端要发力，提升消费能力；五要深化供给侧改革，将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六是避免房地产政策“硬着陆”。
毛振华表示，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好的氛围，发展经济、重视经济、回到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升全社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