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产教融合”主题获奖成果分析
创新引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探索的特色亮点、政策趋势与发展路向
——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产教融合”主题获奖成果分析
高鸿，赵昕
摘要：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主线，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分析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产教融合类43个获奖成果，其所呈现的特色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实体化运作为核心的机制体制创新、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为重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产业学院为载体的办学模式改革、以标准为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以专业群建设为核心的专业教学改革五个方面。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已进入以创新为引领的新阶段，职业院校应紧紧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聚焦“校热企冷”等难点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始终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议题。从国家到地方，均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职业教育人才开发全过程。职业院校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在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获奖成果是当前我国地方层面以及职业院校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探索与实践的杰出代表，是极具典型性的鲜活案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几年我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发展现状与态势，为引领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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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产教融合”成果概况
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共计572项。依据成果标题关键词统计，产教融合类成果约为43项，占全部获奖成果的7.5%。其中，一等奖10项，在全部一等奖成果中占比14.3%；二等奖33项，在全部二等奖成果中占比6.6%。高职院校牵头完成32项，中职学校牵头8项，普通高校牵头2项，教育研究机构牵头1项。43项产教融合类获奖成果的分布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省域分布方面，东部省份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江苏（7项）、浙江（6项）、广东（5项）和山东（4项），4个省份的获奖成果总量占比超过50%，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教融合发展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是在完成单位方面，由一个单位独立完成的成果仅有4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有39项，占比达到90.7%；合作完成的成果中，以“院校+企业”或“院校+企业+N”（N包括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普通高等院校）的形式占绝对优势。总体来看，企业参与完成的成果有36项，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和普通高等学校参与完成的成果均为9项，行政部门参与的有2项，充分体现了多元化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特征以及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主体地位。
三是在主题热点分布方面，产教融合领域的改革探索主要聚焦于中国特色学徒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学院、人才培养、专业群、实训基地等方面，其中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题的成果达到了11项，占比25.6%，反映了在当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中国特色学徒制已在实践层面得到了广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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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教融合实践探索中的特色与亮点
“产”与“教”的有机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其核心就是要有效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本届43项产教融合类获奖成果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改革创新，针对当前产教融合实践中存在的亟待破解的核心问题，如：产教融合缺乏长效机制，企业参与度不深；缺乏有效载体，融合路径不畅；学生能力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教学环境与企业真实环境脱节；课程体系建设与企业生产实际脱节；职业院校服务能力难以满足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等，开展了创新性的探索和实践。其所呈现的特色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实体化运作为核心的机制体制创新、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为重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产业学院为载体的办学模式改革、以标准为引领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以专业群建设为核心的专业改革五个方面。
（一）聚焦机制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职业教育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及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实体化运作
深化产教融合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融合”的机制问题。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和参与举办职业教育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国家层面通过顶层制度设计，鼓励各地方和职业院校积极探索实施职业教育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及实体化运作职教集团（联盟）。在产教融合类获奖成果中，产教融合的机制体制建设必然成为核心议题，其中有10项成果的主题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或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成果开创性探索了“产教综合体”实体化运行机制，通过搭建股份制“3+3园区模式”双元育人平台，从三个方面有效解决了如何建、如何管的难题。一是以资产经营公司为桥梁开展股份制合作，打通政策瓶颈。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学校以设备、场地、品牌等入股，企业以资本、技术和订单入股，优化决策执行，保证政校企各方的平等话语权。二是股权结构组成多样化，降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与区域头部企业、风投资金等合作，基于多样化股权结构，采用轻资产和重资产两种股权类型，成立生产型、研发型、培训型三类股份制实体公司，分别与学校实训中心、研发中心、企业服务中心融合运行，通过明晰股权架构、设置股权下限和一票否决权等措施，平衡各方利益。三是健全实体化运行保障机制。成立产教融合理事会及公司董事会，出台《产教综合体人事薪酬管理实施意见》等19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方案，推动校企利益、制度、资源、文化、技术和人员的全面融合，疏通校企资源整合“堵点”，为构建良性互动产教关系提供了新样板。
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建立了以常铁校为主体，企业大学、公共实训基地为平台，中国中车集团子企业和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1+1+1+N”紧密型实体化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常州中车培训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体运营实体。同时，建立紧密、开放型产教融合共同体一体化运行机制，技术融合共建专业，人才融合共建教学团队，资源融合共建实训基地，文化融合共育工匠人才，推动企业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中车集团作为轨道交通装备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了央企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以校企技术、人才、资源、文化融合为路径，搭平台、建机制、强措施，共建专业、共编教材、共创课程、共建基地、共培师资，保证产业技术创新、应用技术创新、生产装备升级在第一时间进教材、进课堂，为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提供了范本。
宁津县人民政府统筹规划，主导宁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与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混合所有制学校——宁津电梯学校，创新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和学校同根共生、资源共享”的厂校一体化育人改革方案。
（二）聚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研究与实践
作为破解产教融合不深、校企合作不紧难题的重要举措，现代学徒制已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流形态，在各职业院校广泛实施，推动了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理论从“西方舶来”到“本土创新”的跨越，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
在43项获奖成果中，共有8项成果的主题为现代学徒制。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共同完成的成果聚焦探索适应现代产业技术特征、符合现代产业发展需要的现代学徒制模式，系统阐释了现代学徒制匹配现代产业人才培养需求的学理逻辑，构建了现代产业一线员工从业能力形成模型，研发了基于现代产业从业能力特征的现代学徒制课程开发技术，设计了体现现代产业技术特征的师傅教学法，形成了以师徒关系制度化为核心的现代学徒制制度体系。成果揭示了现代学徒制服务现代产业人才培养的内在机制，回答了“现代学徒制以何、如何应用于现代产业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为我国职业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提供了学理基础。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职业教育集团，形成了“集团化、集群化、多样化”的现代学徒制新理念和“精准匹配、一岗一案、多样成才”的现代学徒培养新路径，推动现代学徒制实现了由“一校一企”向“集团化协同”转变，形成“集团化”组织优势，健全决策、管理、执行“三层级”学徒制运行管理架构，推动职教集团实体化运作，保障学徒制可持续发展；由“单个专业”向“集群化发展”转变，形成“集群化”资源优势，对接西南地区“铁公水空”交通建设需求，重点打造4个交通土建专业群，形成专业集群化协同育人新格局；由“单一供给”向“多样化培养”转变，形成“多样化”育人优势，融入交通土建“八大员”岗位标准，实施“一岗一案”的多样化现代学徒培养，满足企业多岗位的人才需求。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牵头的成果针对现代学徒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教学组织系统、资源条件、运行规则、评估体系“四缺失”问题，打造了以政府主导推行现代学徒制的太仓模式。成果构建了政企校行四方共同体，以各项合约化规则规范多方行为，实现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学校支撑、行会服务，四方深度融合，聚焦素质培养，实施联合招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成果形成了学徒培养校企协同整体解决方案。学校促成政府牵头成立职教集团，出台“政府津贴+项目补贴+资源共享”组合激励措施，打造产教融合型企业，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中荣集团等龙头企业开展学徒制试点，实施车间班组长“村干部培养计划”；制定《学徒薪酬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定岗强基—轮岗提能—晋岗增值”三阶递进学徒培养路径，让学徒待遇有保障、成长有通道；制定《企业导师激励办法》，明确导师可享受与带徒成效挂钩的学校课酬、企业补贴、政府津贴等待遇；制定《双主体协同培养管理办法》等制度，畅通招生招工、教学实施、考核评价、岗位认证等渠道，专设学徒培养科与管理专员，全程负责师傅聘任、岗位设置、生产协调、教学监督等。
（三）聚焦办学模式改革，广泛开展产业学院建设实践
产业学院是一种创新型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是推动松散型校企合作关系逐步走向深度、实质性融合的重要载体。我国高职院校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探索实践。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产业学院建设正式写入国家文件，成为促进产教融合的国家策略。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入，企业与高职院校实质性紧密合作建设产业学院正在成为一种热潮和模式创新。
在43项获奖成果中，有3项以“产业学院”为主题，而在具体成果内容中，将产业学院作为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载体的成果达到10项。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打造了产教深度融合的悦达纺织产业学院，首创了产业学院利益内循环运行模式。学校投入基础设施、教学资源、师资、教学经费，企业投入生产实训设备、资金，按比例占股，办学收益全部投入到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中，形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技术创新等利益共享、办学和社会服务收益内循环，通过这种办学利益内循环市场化运行模式，实施双主体办学、五融合发展，突破了双主体办学利益制衡瓶颈，促进了产业学院长期稳定高效发展，实现了由产教结合到产教深度融合的转变。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牵头的成果提炼出“以时间造空间”的产业学院办学理念，即人员互聘、场地共用、项目共享、技术共研，让学生在校期间提前熟悉工作环境、岗位技能，相应地减少了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时长，缩短了学生成才时间，同时，企业提供场地让师生进行实践锻炼，扩大了中职学校的教学场域和空间。秉持“对接产业、服务企业、校企共育”理念，逐步打造出以“三界协同”+“三链对接”+“三源共享”为特色的“嵌入式”（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学校互相嵌套，多方紧密融合）中职汽车产业学院建设新模式，有效地满足了产业链所需人才的精准、精细和精益化要求。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与行业领军医院、企业共建9个健康产业学院，将产业学院作为实体化运行的基础单位纳入职教集团管理，各产业学院合作方（企业、学校）共同组建集团理事会，与监事会（行业）和集团指导委员会（政府）共同构建“政府统筹、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的集团化治理体系，为产业学院发展聚合政策、资金、基地、专家、平台、转化和市场资源等，形成人才培养合力，推进合作治理、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四）聚焦“五个对接”，强化标准建设及其引领作用
标准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行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参与不足而导致的职业院校教学标准更新不及时、学生能力培养与企业岗位要求脱节；专业教学与企业生产实际脱节等问题困扰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构建“职业标准—岗位标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的“标准链”，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是各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面临的核心问题。
天津大学牵头，与包括职业院校、普通高校、企业等15家单位共同探索形成了“多元接续”的职业教育标准联动开发机制。成果针对企业标准对接教学标准的关键节点，设计了基于国家标准的标准联动开发机制：学校通过牵头联盟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联合研发企业需求端的“技术标准+岗位标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组织龙头企业和龙头院校牵头研发体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需求的专业建设标准；以“产业链—教育链”为纽带，指导联盟院校与企业联合，基于自身办学基础和企业需求，开发基于“工厂生产模式”的课程标准、基于工作过程的教材标准、基于项目化管理和真实生产环境的实习实训标准，打造“职业标准—专业标准—教学标准”多元接续、周期更迭的标准开发体系，推动技术标准向教育标准的高质量持续转化，实现联盟内“龙头院校—试点院校—辐射院校”整体提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为增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与雅戈尔、太平鸟等头部企业合作开发了“懂市场+善电商+通物流+会管理”德技并修的新零售人才培养标准并公开发布，在新零售领域起到引领作用，实现了新零售人才培养质量“有章可循”。同时，成果紧跟区域产业新零售岗位变化，对专业方向、培养标准和课程设置进行动态调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以岗定标”新零售人才培养范式，增强了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特色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提升了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适应性。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完成的成果完善了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制订了《食品质量与安全》等国家专业教学标准，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技术发展新趋势，确定高职7个食品专业内涵和属性定位，提升专业教学标准应用规范和区分。实施标准“迭代优化”，融合食品加工岗位群及其职业能力标准，确定人才培养规格，解决人才培养规格的统一性问题；同时，推动基于标准的课程教学改革，遵循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以“专业标准+职业素养+技能培养+教学资源”为教育教学目标和手段，三校联合头部企业共同确定了新的岗位能力和课程教学内容，整合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五）聚焦专业和课程改革，探索专业（群）发展新模式
推动专业建设改革、将专业链与产业链紧密对接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教学改革的核心，而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深处则是课程改革。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与课程改革是深化产教融合在教学层面的核心内容与最重要的抓手，这一点在43项获奖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几乎所有成果均涉及了专业和课程建设的相关内容。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成果以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拉动引领，以商流为先导、物流为核心、信息流为支撑、资金流为保障，形成了四流一体的专业群布局，打造了集战略定位、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组织生态为一体的33521物流管理专业群高水平系统解决方案。即：专业群“专精高”精准3定位；贯通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3层次机制；人才培养、员工培训、技术研发、文化创新、国际输出5项服务功能的全价值输出；2治理：党建引领下专业群数字化治理及文化治理；1生态：实现物流管理专业群与供应链产业生态共荣双赢、协同共生的生态化发展。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完成的成果基于教育生态学理论，创新建筑类专业群建设理念，引入产教孪生，着力重构了建筑类三大专业集群、6个专业群、26个专业的新型结构体系，搭建了“有效冗余、泛在共享”的专业群网状模块化课程与教学资源子生态系统，“二维多梯、产教一体”体系化的教师发展子生态系统和“分类分层、集成递进”人才成长与技术技能创新的子生态系统，建设基于建筑产品工作过程的孪生课程体系、基于工作标准的孪生教学标准、基于工作情境的孪生专业课程、基于工作项目的孪生学习项目、基于现场资源的孪生教学资源、基于现场技术的孪生技能平台、基于企业团队的孪生教师团队、基于企业员工的孪生学徒，一体化构建资源共享、交叉融合、相互依存、共同提升、持续发展的建筑类专业群生态系统。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与CQC合资的中认南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纽带，专业群与165家电子行业典型企业开展多维、多向合作，构建产教协同“微生态”。通过生态圈企业，把握岗位技术复合趋势，动态优化专业群构成，形成“设计→制造→检测→集成→运维”专业链，建立“企业→专业→课堂→学生”快速传导链路；依据智能升级、精益生产需求，完善人才培养规格，加强新技术应用能力和质量管理能力，升级专业平台和专业模块课程，构建“技术+质量”课程体系，系统解决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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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教融合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政策领域持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地方、院校积极探索实践，其成效已逐步显现，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典型模式，这些获奖成果就是较为集中的体现。但同时，通过这些成果，也反映出了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创新性不足。产教融合类成果在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上多数停留在传统的校企合作比较常规的做法和举措，或者是在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模式下的“修修补补”，真正具有突破性、改革性、创新性的举措还比较鲜见。二是理论支撑不足。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必然需要理论的支撑，虽然多数成果都借鉴或运用某些教育学理论，甚或是一些跨学科理论，但存在着理论运用不适切，或者理论与实践并未能结合起来的“两张皮”的现象。三是缺乏较为成熟的模式，推广性有限。各地方和职业院校在探索实践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些模式或者仅是在本专业、本校层面进行了推广实践，或是在省域或国家层面进行经验交流，或是实践期较短，尚未有在较大范围得以广泛实践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的成熟模式，多数实践还处于自我摸索阶段。四是行业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尽管绝大多数的成果是由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共同完成的，但行业企业基本处于“附属”地位，更多的是“参与”，职业教育还是“学校职业教育”，是“教产合作”而非“产教融合”，在人才培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学校，多元主体的活力还未得到充分的激发。
在成果中呈现的问题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中面临的堵点和难点问题的一个缩影。从宏观层面看，一是我国产教深度融合法规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完善，缺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专门性法规，相关政策制度真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对于职业学校特别是公办职业学校如何与企业及社会力量合作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形式联合办学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这也是各地方和职业院校在实践中不敢创新的现实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院校发展活力和创新力的发挥。二是国家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融合机制尚未形成，相关顶层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不强，如管理体制的障碍，跨部门政策的配套、衔接与协调等。三是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有效机制尚未构建起来，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职能和责任划分并不明确，行业在产教融合中的指导地位与作用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四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凸显。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对于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和财税土地政策支持的对象、形式和具体内容还需更为明确的规定，以支持很多好的政策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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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教融合深入发展新趋势与职业院校改革新路径
我国的产教融合实践探索既有源于国家顶层设计、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也有来源于基层的自发性实践，是一种“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结合的模式。当前，国家层面有关产教融合的政策密集出台，着力打破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跨界融合的现实困境，从而构建职业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产教融合发展步入新阶段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基于国家顶层政策设计的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趋势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定位在法律得以确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为“一体、两翼、五重点”；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围绕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提出了五个方面的19条政策措施。推进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边界不断拓展，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主体协同性融合性更强，已经成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从顶层设计的层面看，未来的改革发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一是更加强调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产教融合不仅仅是企业和学校的问题，更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责任。《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这在近年出台的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意见》中提出的“一体”，就是指教育部和有关省份共同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新模式，鼓励地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和本地区产业发展需求，一省一策，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省情和教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要聚焦市域，由政府牵头，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整合优质资源要素，推动各类主体深度参与职业学校办学，打造兼具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发展高质量的产教融合体，以区域为单位整体推进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要达到50个左右，职业教育发展主体责任下沉到了市域层面。地市一级的城市或城市群成为推进产教融合探索创新的最优场域。强化政府统筹、发挥政府主体责任，充分彰显了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
二是更加强调系统设计整体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在推进过程中必然要跨界、跨部门，随着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打补丁式”“零敲碎打式”的改革，显然已经不适应改革新要求。国家发改委与教育部等八部门共同出台的《实施意见》，就是要通过多部门协同形成系统解决方案，并整体推进，以更有效地破解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等难点问题；同时，为使顶层设计的政策得到更好又地落地落实，国家也愈发强调配套政策的设计。如最近一段时间内，教育部配套《意见》及《实施方案》而密集发布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指南》《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建设指南》等具体政策。
三是更加强调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产教融合”首先是“产”，探索产教融合改革不能只在教育的语境下，更要在产业的语境下。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办学主体、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培养主体和评价主体等多个方面；同时，企业不仅是产教融合的责任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因此，在产教融合的政策设计中，其立足点逐渐从基于学校的立场对企业产业“提要求”，转向更加关注企业的利益诉求，从企业的视角出发制定金融、财税、土地、信用等政策，以充分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由国家改革发展委牵头印发《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并提出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配套政策，让企业真正尝到甜头、得到实惠。
四是更加注重组织形式与载体的迭代升级。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和专项计划设计引导着产教融合的组织形式不断迭代升级、载体不断迭代更新。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到产业学院、现场工程师学院，从职业教育集团到产教融合型城市、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都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二）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新路向
国家层面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为基层实践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基层的不断探索与创新性、特色性实践也将为制度与政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与依据。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则需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聚焦问题，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新范式。
一是以实体化运作为抓手，深化办学模式改革。多层面共同探索并推进办学模式改革是职业教育发展走出改革深水区的重要突破口。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应积极探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依托产业园区，重点选择与区域、行业的领先企业、标杆企业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实体化运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寻找政校行企等多元主体的利益结合点，通过构建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明确各方资源共建共享、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共同承担的治理规则，优化各方资源整合机制，增强不同性质主体的活力优势，实现价值增值。企业可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产业学院建设，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与院校开展深度合作。
二是以产业学院为载体，全面融入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立足区域服务区域，全面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以服务区域产业园区优势主导产业（链）的专业群为纽带，与政府、行业、企业共同打造产业学院。依据产业规划和人才需求，紧贴市场和就业形势，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专业布局与当地产业结构紧密对接，并整体规划构建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联合体内的各类主体深度参与学校的专业规划、人才培养规格确定、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共商培养方案、共组教学团队、共建教学资源，共同实施学业考核评价，推进教学改革，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依托联合体，与联合体内的政府、科研院校、企业等主体共建技术服务平台，打通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链条，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从而使产业学院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的有效平台，为市域产教联合体提供充分的人才与技术供给，实现产业链（群）、专业链（群）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是优化整合资源，全面融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储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依托已有行业型职教集团，优化整合已有资源，与龙头企业共同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依据产业链分工对人才类型、层次、结构的要求，实行校企联合招生，共同制定教学评价标准，开发专业核心课程与实践能力项目，共同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培养，面向行业企业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行业企业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
四是升级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与载体，积极探索“科教融汇”新路径。“科教融汇”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统筹安排，更是科学技术推动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职业院校应找准“科”与“教”的契合点，既要聚焦培养具有创新性思维的创新型人才，打造人才培养高地，又要服务“卡脖子”难题攻坚，探索科教融汇新路径：对标产业发展前沿，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共建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实践中心，包括公共实践中心和校内实践中心，服务学生实习实训，服务企业员工培训、产品中试、工艺改进、技术研发等；搭建多功能一体化的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突出学校办学和服务特色，将科技创新融入课堂教学、实习实训、社会服务，借助学校专业优势和科研资源，发挥科研技术平台的支撑作用，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育人功能，校企深度融合打造学校科研团队，鼓励师生更多地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工作，将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五是以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为载体，全面实践中国特色学徒制。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求，采用校地协同、工程师培养校企协作联盟等多种形式共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招生，实施校企“双导师制”，共同研制现场工程师培养方案，开发建设高水平教学资源。基于工程现场真实生产任务，联合开展项目制课程、工程实践教学等校企培养；发挥办学优势和专业特长，按照企业需要协同开发培训资源，面向企业在职员工开展入职培训、专业技术培训和数字能力提升培训。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25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本文请标注：高鸿，赵昕.创新引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探索的特色亮点、政策趋势与发展路向——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产教融合”主题获奖成果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2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