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条约与大国关系】孔源：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以下正文————
公元1887年，清朝官员缪祐孙出使俄国，历时两年，跋涉7万余里，最终撰成《俄游汇编》，1889年由上海秀文书局石印出版。《俄游汇编》包括考证、史料翻译、日记等方面的内容，尤为独到的是汇集了俄国各地人口、陆军部署、海军舰艇等具体统计数据，这是前人所不及的。在序言中，缪祐孙不无自豪地宣称：此书“凡俄境内山川险要，政治得失，帑藏盈绌，兵力厚薄，物产饶歉，户口众寡，俗习美疵，无不历览”。[1]《俄游汇编》全书共12卷，卷一记录了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历史，其中涉及俄国近代史本身的内容。
某种程度上说，《俄游汇编》是清代中国人最早较为完整介绍俄罗斯帝国近代化以来国情面貌的著作，把清代汉语知识界对俄国了解的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俄游汇编》的开篇，缪祐孙回顾了在他著书以前的有关俄国的汉文著述，从明末清初传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开始，铺陈到清代各朝有关俄国的官修私纂史述，最终得出结论是“而以何秋涛所编最为淹贯”[2]，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视为他能看到的清朝人有关俄国著述中最深刻最广博的一个。但在亲自出访俄国的缪氏看来，包括集关于俄国知识大成的《朔方备乘》在内的前人著述，都没能完全讲清楚俄国的国情，因为“夫百闻不如一见，营平便宜之条；视影不如察形，新息验效之旨”。[3]缪祐孙的这句话并非是抬高自己身价的虚言，他评价的著作有的是清朝皇帝御制之品，有的是朝廷高度认可的文献。缪祐孙身为“光绪丙戌进士”[4]，出使俄国正是他1886年得中进士步入仕途后不久，不至于刻意发表离经叛道的言论。同时，从《俄游汇编》中缪祐孙对俄国历史乃至俄语的多处错误理解来看，他的西学水平和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并不高于包括何秋涛在内的道咸时代凭借阅读译著和自我考证开眼看世界的那批先行者。因此，缪氏的感慨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清朝从顺治朝开始和俄国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关于俄国的著述和知识也不是没有积累，何以让清末出使俄国的缪祐孙突然感到清朝人此前积累的全部关于俄国的知识都存在不足之处？
在国内外学者的中俄关系史著述中，关注点往往聚集于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在中俄文化关系方面的主要关注点，是文化要素的互相影响与彼此国家形象的建构，尤其是清代中国人的俄国观和俄国形象等问题。对于从尼布楚条约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积累情况，中外学者的论述并不多。日本学者吉田金一在《近代露清关系史》中提出过，《朔方备乘》的知识水平，比起《异域录》来，进步甚小[5]，当然这不完全正确。中国学者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也讨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关于俄国的知识如何进入清朝，但其中也多有蠡测之处。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谱系、结构和发展过程的分析仍然较少。本文试图剖析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人关于俄国的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又是如何在步入近代世界的时候走向固化的。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727年恰克图市约的达成，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两国一直长期保持交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俄之间还有过恰克图练兵这样的军事交流。总之，清朝对俄罗斯的知识较之对其他一些国家的了解要丰富很多。但是，甚至19世纪60年代关于俄国知识集大成之作的《朔方备乘》，何以会在出版后二十余年就被后来者认为不够翔实？探寻这个答案，需要思考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为何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滞后，需要整体考量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发展脉络。
17世纪，俄国以极快的扩张速度成为中国不期而遇的邻国。17世纪70-80年代两国化解边境战事的愿望，与使者对双边交往诉求的回应，最终汇成了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话题与文本内容。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朝方面开始初步汇总了17世纪50-80年代在东北边境上谈判与战事中获得的知识。到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基于尼布楚条约及其前因的关于俄国最初知识就基本定型了。
在有清一代相当长的时间里，订约之事在皇帝和官员士人的印象中不过是一次“划界”“订约”而已。今天的学者们看待尼布楚条约仍然多从军事、地理测绘、外交等直接相关谈判本身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尼布楚条约对清人关于俄国知识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6]尼布楚条约构建了两国交往的基本形式，塑造了清朝人根深蒂固的俄国观，变成了一种关于俄国知识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布楚条约带来的相关知识，是晚清以前清朝人关于俄国认知的主要源头。
与尼布楚条约相关的文献很多，如记载从顺治九年（1652年）乌扎拉村之战开始，到尼布楚条约签订间清朝方面外交和军事档案的《平定罗刹方略》。和尼布楚条约过程直接相关的文献，还包括记录1688年噶尔丹东征造成中俄预谈判中断经过的《奉使鄂罗斯行程录》与《出塞日记》，关于义杰斯使团1695年来华就尼布楚条约之后的待议区划界、遣送俘虏、建立东正教会、进一步扩大贸易等善后问题进行商议的《聘盟日记》。[7]它们基本上构成了清朝围绕尼布楚条约有关俄罗斯的知识，包括对中俄边境形势、俄国的地理、族群、风俗等信息。概括起来，这些知识基本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对巴伊科夫使华以来的中俄外交往来和顺治十年黑龙江流域冲突开始的边境战事的知识汇总，属于早期中俄关系史的范畴。第二，对包括阿鲁科尔沁诸部最北面的部落（茂明安、乌拉特），以及巴尔虎、喀尔喀、厄鲁特各部在内的蒙古高原部落在中俄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的讨论。第三，对于俄罗斯文化国情的一些基本介绍。第四，关于尼布楚条约后中俄关系正常化的记述。这些知识的形成时间比较早，但是诸如《平定罗刹方略》《奉使鄂罗斯行程录》《聘盟日记》等文献得以刊刻，呈现于官员和士人面前，则普遍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
不过，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积累并没有因此停滞。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三十余年里，中俄交往之密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产生的是对俄国知识了解水平的又一次提升。按照俄国学者达秋生的说法，从17世纪初期到1727年是中俄交往的发展阶段，从1727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交往格外积极的阶段。[8]在恰克图条约签订前，又有两部有关中俄关系和俄国国情的著述几乎同时问世。一部是图理琛的《异域录》，另一部则是方式济的《龙沙纪略》。1717年的《异域录》在世界探险报告之林也有重要意义。《异域录》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完全取代了《职方外纪》的过时知识。中文《职方外纪》关于俄国（莫斯哥未亚）的知识还停留在1653年之前。[9]《异域录》则把中国关于俄国的知识推进到了时下的状况，比如当时发生的俄土、俄瑞战争。最能说明《异域录》即时性的，是其中关于俄罗斯的分省情况，它列举的“八道”名称反映了1712年彼得一世设立八省（губерния）时的实情。《异域录》定型下来的知识还包括如下方面：俄瑞战争，在俄国的土尔扈特部族，以“八大斯科”为代表的彼得大帝改革后的省级行政区划格局等。
和《异域录》同时代，至少成书于1717年的《龙沙纪略》也提供了中俄交往的重要信息。《龙沙纪略》提到了俄罗斯物质文化的传播，提到了边境官兵互市的情形，提到了一些俄罗斯人的风俗与服饰，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下面这一段话：“俄罗斯……历今一千七百一十余年。元太祖与其弟分收地，其弟灭俄罗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白为察罕，汗即可汗之称，国仍旧名……其王都曰脱博斯寄城。”[10]
1587年，俄国在西伯利亚汗国的旧都城卡什雷克附近修建了托波尔斯克要塞[11]，而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西伯利亚沙皇国”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于1764-1782年对西伯利亚省的升格改称。不过，在早期的编年史中，哥萨克人也曾用过“西伯利亚的沙皇国”称呼西伯利亚汗国，当时的哥萨克也知晓卡什雷克就是西伯利亚汗的都城，并称其为西伯利亚城。[12]《龙沙纪略》的作者方式济毋庸置疑是康熙朝人，如何掌握这些知识暂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可能是通过某种口传渠道大致了解到有关俄国和金帐汗国的关系。
在图里琛之后的十数年时间里，出使俄国的还有满泰、托时、德新等人，其中，托时和德新甚至到达了俄罗斯的旧都莫斯科。然而，这些人带来的有关俄国的直接知识可能不是那么多，特别是进入汉文系统的知识更是付之阙如。[13]满泰的经历在清代基本没有进入汉文语境，托时则因为晚清文人陈康祺的挖掘，也只在笔记中留下了一笔“雍正七年以革职仓场侍郎托时赏加侍郎衔出俄罗斯十年使回”[14]而已。
总之，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市约之间，清朝积累的有关俄国和中俄关系的知识，除了《异域录》和《龙沙纪略》中的部分内容因为这两部著作流传较多的缘故得以传世之外，其他的很多东西都被束之高阁了。《异域录》和《龙沙纪略》在后来官方的知识结构中，就成了1689-1727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基本来源。
尼布楚条约并没有直接解决的诸如文化、经济、政治交往和边界管理等具体问题，主要是在恰克图市约签订后解决的。在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二三十年中，中俄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稳。1751年，乾隆帝组织编纂了《皇清职贡图》。在这部关于清朝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文献中，基本体现了清朝中前期朝廷对俄国的认识及对中俄关系的定位。《皇清职贡图》的满汉文卷首诗中有二句“书文车轨谁能外，方趾圆颅莫不亲（daci toktobuha tachiyan kooli bewe daharakū ome mutere，dahaha ele tulergi aiman i urseuhei hargašajiha）”[15]，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关于对外知识呈现出“盖棺论定”与“知识终结”的心态。从《皇清职贡图》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描写来看，1700年基本上成了清朝官方对外国状况了解水平上的分水岭。[16]
《皇清职贡图》中“鄂罗斯夷官、鄂罗斯夷人”的两段简短百科，是清代前期少数关于俄罗斯全面介绍的文字。因此，在现有文献背景下，《皇清职贡图》关于俄罗斯的两处简短条目，就可以被视为清朝从对俄早期往来中获取信息的总结。“鄂罗斯夷官”与“鄂罗斯夷人”二目分类情况略不同于《皇清职贡图》中其他条目，例如鄂罗斯“地分八道”的信息入“夷人”一目而未入“夷官”一目，而“贸易”又入“夷官”一目。
“鄂罗斯夷人”一目叙述了俄罗斯的地理与民俗，满汉文字尽取自《异域录》。《皇清职贡图》引用了《异域录》中俄罗斯人“尚浮屠”的不甚正确比喻，却没有引用图里琛在《异域录》中对东正教接近天主教的正确认识。“鄂罗斯夷官”一目下，抛去开端对俄罗斯历史与族源的错误附会外，其余的部分中“本朝康熙十五年入贡”与“二十八年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其使臣费要多罗等定以格尔必齐河为界”两句，与《平定罗刹方略》“迨康熙十五年鄂罗斯察罕汗遣使尼果来等贡方物”[17]“遣官立界牌于格尔弼济河诸地，内大臣索额图等抵尼布楚城与鄂罗斯国来使费要多罗额礼克谢会议”[18]两句是同源。后面对“鄂罗斯夷官”“鄂罗斯官妇”的描写不见于其他清朝文献。三角帽、佩剑的装束，则是在彼得一世改革“将法国服装引进俄罗斯”[19]后盛行。这方面的知识应该来自清朝对俄直接交往的经验，方式济《龙沙纪略》记叙巡查额尔古纳河官兵同俄罗斯官兵互市情景时，对俄罗斯军官的服饰描写亦有相似之处，谓之“秋尽俄罗斯来互市……官居毡幕……衣冠皆织罽为之，秃袖方领。冠髙尺许，顶方而约其下”。[20]《皇清职贡图》的初版本基本上反映了《异域录》和《龙沙纪略》代表的18世纪初期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也是这一时期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官方总结。
大约在1756年，《理藩院则例》汉文初纂稿本修成。乾隆朝《理藩院则例》同其他则例类官书一样，都是成案的汇编。《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鄂罗斯互市”一目下，摘录了原本没有汉文的恰克图市约当中的部分条款，如“鄂罗斯馆”的设立、东正教布道团及其换班规则等。自1727年恰克图市约签订以来，形成了中俄两国间以恰克图贸易为主的商业往来模式、枢密院和理藩院对等的外交模式，以及俄国东正教布道团派驻北京的人员往来模式等为代表的基本交往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恰克图体系”。从1727年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止，恰克图体系是中俄关系的核心内容。《乾隆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这样的汇编把这些知识进行了初步的官方梳理，将包括恰克图贸易和俄国驻华东正教布道团等恰克图体系下的相关知识，推入官员士人的视野中。
从《皇清职贡图》到《理藩院则例》，1727年以前积累形成的关于俄国的知识，与1727年以后在恰克图体系下形成的关于俄国的知识，在清朝官方层面得到了汇总。在乾隆朝其他一些文献中，《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里卷一百《土尔扈特部总传》汇总了《异域录》的知识；《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三十九、人物志十九中萨布素部分，卷一百六十五、人物志四十五中的朋春部分，基本上又和《平定罗刹方略》的内容相类。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完成于1764年（甲申年）。此时，中俄关系正在经受准噶尔问题和恰克图贸易纠纷的考验。在收入四库全书的乾隆朝《会典》及《会典则例》中，有关俄罗斯的知识基本是结束于恰克图条约的订立。《大清一统志》虽然从乾隆初期到后期多次纂修增补，但是其中关于俄国的记述整体上基本都来自《平定罗刹方略》的相关内容和《异域录》中关于俄国史地描述的摘抄。在列入四库全书的文献中，只有《皇清文献通考》因为纂成时间较晚的缘故，与另外的文献相比增加了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的少数中俄交涉纪录。
乾隆时期汉语知识系统中关于俄国知识的相对停滞，并不意味着通行汉语的官员士人有关俄国的知识没有丝毫新增加。乾隆时期，中国人对俄罗斯情报的掌握情况也可能不是汉文文献中显性表露的那样。在乾隆十三排地图中，中俄边界以外的大量俄国地名开始直接以汉文而非满文体现在地图上。这里面包括了东起楚科奇半岛的阿纳德尔河、科雷马河[21]，西至圣彼得堡与芬兰湾[22]的大量城市、河流、湖泊名称，基本上呈现了俄罗斯全境的面貌。另外，在某些满文档案中还是能够看出，乾隆朝对俄国的新动向也是有所了解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夏天的寄信档中，乾隆指责有关官员将拉丁文国书来文中的俄国女皇称号擅自翻译为amba ejen而不是katun han。[23]在清俄外交之中，1697年俄方拉丁文来文中的Magni Domini Tsaris（沙皇）一词也曾被满文翻译为amba ejen(大君主)。[24]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寄信档显示，当时清朝边境官员已经了解了贝加尔湖的水运意义。[25]《异域录》的作者图里琛途经贝加尔湖（《异域录》中称柏海儿湖）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水运。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一份奏折显示，俄国边疆城市巴尔瑙尔的旧礼仪派和尼康派已经分裂，其影响被清朝边境官员所注意。[26]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前后，新疆边境上出现了轰动一时的“萨迈琳事件”。乾隆皇帝在上谕中判断萨迈林所说俄国出兵、土尔扈特回归伏尔加河的情报为假，并给出了各种理由，其中理由之一是“其原牧场额济勒地方今俱被水冲”。[27]这条信息是否也来自即时的情报呢？但是，这些情报背后的历史大势则常常被清朝方面所忽视，情报本身也经常被束之高阁，没有进入乾隆时代官方化的关于俄国知识体系中，也难以进入官员士人的视线里。
更重要的是，来自俄国亚洲部分这些零散的情报并没有冲击到乾隆朝由朝廷定型的关于俄国的知识。1771年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对涉俄史料的取舍情况也可以说明乾隆时代中国关于俄国知识的僵化。《异域录》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理由和《职方外纪》的命运有些类似。四库全书收录《职方外纪》这本“明西洋人”难以考证之作的一个原因是宁可信其有，谓之“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28]《四库全书》收录《异域录》的原因则更耐人寻味，“今备录其文，使天下万世知……今土尔扈特已全部内附，而所记俄罗斯南路十四国乾隆乙亥以后又已尽入版图”。[29]前面的那些地名国名在馆臣看来未必可靠，但是，平准以后清朝在欧亚大陆腹地的进军才是值得大谈特谈的。
造成18世纪起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关于俄国的知识从扩展、定型到停滞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所获取的关于俄国的知识在地域上不均衡，而这些不均衡分布的知识难以统合在一起。在情报不能及时转换为知识、甚至滞后于知识的情况下，定型后的清中期关于俄国知识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央和地方层面上知识不统一、抑或交往不同层次上的不完全统合。顺康时期清朝对通使北京的俄国政府和骚扰边境的哥萨克军队“罗刹”就有非常不同的认识。乾嘉时代的君臣们因为恰克图闭市和阿睦尔撒纳等问题开始空前警觉俄国的同时，黑龙江的官员和文士对俄国的潜在威胁仍然不敏感。第二，清代中国对俄国知识的滞后。清朝总体而言对俄国史地知识的重视程度是不足的。在西欧的新教与天主教各国至少到1700年时都有关于俄国（莫斯科公国）详述史志的时候，中国人对俄国的专门研究直到何秋涛编纂《朔方备乘》时方才草创。《朔方备乘》除了在恰克图贸易、俄国布道团等问题上较多提及乾隆朝以后，其基本的关于俄国的知识体系仍然同18世纪初期的《异域录》水平相似。第三，清朝人关于俄国的知识在区域上也不甚平衡。清代蒙古地区的军府同东北、西北等地长期分殊，驻防官员知识程度不同、边境局势缓急不同、交往密切程度不同，以及开创边疆史地之学的游幕士人们经验和眼界不同，使清代中国人长期以来不但对俄国不同区域的了解不平衡，更不能有效统合对中俄边境地带的认识。
根据《安徽通志》可知，《西域闻见录》的作者七十一，身份是满洲镶红旗人，侍卫世管佐领出身。[30]七十一在《遐域琐谈》自序中也提到了自己是京城人士，甲戌年中过进士。[31]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中又说：“先是椿园主事七十一使库车作遐域琐谈……当时秋曹人才之盛甲于诸部。”据此可知，他曾是刑部主事出身，去库车办事。[32]再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廷寄上谕，七十一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到乾隆二十七年将要效力年满，而乾隆皇帝以边地办事需要人手，认为这些官员应当多驻一些年。[33]从这些显见史料来看，七十一应该是一个同时具备学问素养和实地经历的人。《西域闻见录》中提供了不少有关新疆一带的翔实信息，但关于俄国错讹就很多。比如，认为俄国皇位只传女子，从留里克世系到罗曼诺夫王朝是“一姓相传”，混淆了金帐汗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生造出一个控噶尔国等。这些讹误说明作者缺乏足够可靠的知识来源。[34]
在不平衡的知识之下，情报、传说和臆断有时候甚至是交错的，有时事实上准确的知识和讹说相比，未必能够在传播中占据上风。将七十一所著的两种变体，抄本《遐域琐谈》中“卷四·鄂罗斯传”与刻本《西域闻见录》中“卷四·外藩列传下，鄂罗斯”的两段文字进行对比，后者多出来的部分引述自谢济世的《西北域记》中“鄂罗斯又名罗刹，古丁零国也……到康熙年间始与中国通，遣其俊秀入我国学译业受四子书而去”一段，在这段引述之后七十一还加了一句“乾隆二十年后，以阿睦尔萨纳之故、土尔扈特之嫌，复绝其贸易，不复与通”。《西域闻见录》较之《遐域琐谈》增加的文字有征引的谢济世旧说，也有自己加入的内容，有错误之处，也有符合七十一本人生活时期的知识。引用《西北域记》“俄罗斯”条目的时候，七十一并没有引入《西北域记》原文里“夫水土石合而成地，海占二、岛占一、俄罗斯与中国同在一岛之中”[35]那句话，而这一句话恰恰体现了谢济世对清初传教士引进的近代地理学的接受。七十一对关于俄国知识的裁剪选取，体现的则是他身上知识的混杂性。
乾隆时代关于俄国知识的不平衡还体现在赵翼身上。赵翼本身不是缺乏外界知识之人。在乾隆平准期间，他是军机处的成员，之后又做过方略馆纂修官。他关于俄国地理、两国交往方式等问题的叙述是正确的。比如，“康熙年间我朝征大西洋国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怀仁、高慎思等由陆路来，亦假道俄罗斯，三年始至，则其国西境又直至西海矣……两国书问不直达宫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萨纳特，有事则两衙门行文相往来。”[36]另一方面，“谓鄂罗斯无火枪其汗通我侍卫之诬妄”[37]，却在后代被一个知识结构未必超越他的小儒揭开。从整体上来看，赵翼、七十一等人并不像“顾祠会祭”的文人那般有统一的交际圈或者学派。这些人能了解到俄国的有关情况，往往因为职务所便。七十一在新疆任职，可以耳闻关于俄土战争的情报，却不能证实它，也不能让他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和清朝关于恰克图体系的知识完成接轨。赵翼身处政治中心，对恰克图体系下中俄往来的基本形式了如指掌，但对数十年前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与和就不那么清楚了。
在同期的日本，尽管有长久保赤水的《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那样知识杂糅混乱之作，也有《坤舆万国全图》的继续流传，但是，日本人还是较早地意识到俄国不仅是一个土地广大的极北国度，也是一个潜在的强国。18-19世纪之交的著名学者山村昌永1806年所著《华夷一览图说》，就明确了俄罗斯为“强国”，而山村昌永的背后则是兰学的谱系。
知识的僵化造成了隐忧。从18世纪后期开始，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故步自封就逐渐显露了。自康熙朝绘制《吉林九河图》起，清朝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足够的地理知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间编绘的《乾隆内府舆图》中，黑龙江流域的状况已经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标注战迹舆图》，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钦定盛京通志》所附地图中，可以看出当时清朝人还是保有对黑龙江北岸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知识。然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九月末，乾隆突然又下旨查明雅克萨和尼布楚在中俄国界上的位置，而这一年里正好是马戛尔尼使华的年份。
关于朝廷为何此时突然重视尼布楚和雅克萨，有文章认为，乾隆帝起初并不清楚雅克萨与尼布楚的归属源流，在明确雅克萨乃中国领土后，才开始详细关注该城的驻守情况，为防俄国疑心，有损两国边界安宁。[38]这恰恰说明了官方地图在基本完善后陷入了陈陈相因。乾隆朝对黑龙江以北的情报确实有其疏漏的地方，如早在1636年就建成的雅库茨克，直到《乾隆十三排地图》上也并未被标出。乾隆时期清朝得到雅库茨克和勒拿河流域情报的机会也并不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一个俄国军人逃到中方，自称去雅库茨克一带从军就要割掉耳鼻。对于这个问题，乾隆皇帝的批示表明了他也无法通过对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实际情况的了解去判断真假。[39]有关尼布楚雅克萨的地缘政治以及尼布楚条约的影响，乾隆时期朝廷的理解很可能也并不多。《平定罗刹方略》就根本没有进入《钦定四库全书》，甚至有可能在四库全书编纂时还没有成形的汉文本。后人感叹“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40]知识和记忆也在乾隆时期的承平中被遗忘。鸦片战争后，尼布楚条约的深远意义方被魏源等人挖掘：“自俄罗斯盟定，而准夷火器无所借，败遁无所投，即乾隆阿逆、土尔扈特之事，亦无所掣肘，于是西北版图开辟万里，皆远交近攻之力。经营于耳目之前，而收效于数十载。”[41]
1792年这次重视边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恰克图第三次闭市结束，朝廷要顺势巡查安抚中俄边境。同时英国人对中俄关系的关注，不能不说也在影响着乾隆皇帝的警觉。[4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十月，在广州的英商申请派使者入贡京师，朝廷准许了这一请求。在应允英人后不久，乾隆皇帝在第二年年初秘密上谕库伦办事郡王蕴端多尔济，告诉他，如果俄方再次派人问询英国人来华一事，一定要含糊其辞，不应正式交代所有事项。[43]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时提出了设立领馆和商馆的要求，乾隆皇帝援引成例，称“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44]在马戛尔尼来华期间，时任伴送的军机大臣松筠和他就俄国的朝政、民风等问题也交流过一些知识。[45]
除了结构上的不平衡，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水平也有着地域不均衡性。到嘉庆朝，“善擇政暇博搜土風”[46]的西清，在黑龙江首先将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本进行了汉译[47]，西清的翻译将尼布楚条约的详细内容和当事人员向汉语知识群体公开。比西清稍晚一些的、曾经到达过欧洲不同国家的水手谢清高，对俄国和普鲁士有着惊人的混淆，将他口述材料出版刊印的文人杨炳南亦不能分辨。[48]19世纪初黑龙江对外交往的活跃程度和开放程度远低于同时期的广东，但在对外交往相当活跃的广东，文人尚未体现出对俄国更多的了解。究其原因，恰克图体系下中俄交往模式从地域到内容上的固定，使关于俄国的知识在中国的形成和传播受到了很大限制。
19世纪中叶，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直较为平静的黑龙江沿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850年底，涅维尔斯科伊在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方一侧庙街修建了尼古拉耶夫斯克。1854年，穆拉维约夫率军乘坐轮船从石勒喀河顺流而下，沿黑龙江干流一直到达出海口。1855年（咸丰五年）冬天，穆拉维约夫借口防范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对手英法两国偷袭太平洋沿岸，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穆拉维约夫的行为标志着俄罗斯对黑龙江以北的占领，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平衡局面开始被俄国人破坏。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清朝不得不重视和整理关于俄国的一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亦新亦旧的何秋涛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清末陈康褀的《郎潜纪闻》记载：“光泽何愿船刑部秋涛……在都中与祁文端相国何子贞编修张石洲孝廉互相钩考。咸丰庚申春进呈新纂外藩书八十卷赐名朔方备乘。”[49]和祁隽藻、何绍基等人的交往无疑使得他与清末边疆史地学派发生了交集。何秋涛的学问基础也有家学渊源。户部郎中杨湘芸曾说，何秋涛自幼家藏包括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地图在内的大量史地资料。[50]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何秋涛基本穷尽了一切可能的资料来源。按清光绪朝刻本中黄彭年所做的序言，“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采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以及近人俞正燮、张穆、魏源、姚莹之徒，与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之所论述，并上海、广州洋人所刊诸书，订其舛伪，去其荒谬……。”[51]何秋涛对史料尽可能穷尽的同时，也有其侧重点。恰克图条约以及相关的恰克图贸易、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在北京的活动与交往，是《朔方备乘》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朔方备乘》比《北徼汇编》扩充的内容，都围绕着恰克图体系。
《朔方备乘》的另一重价值，是对一些束之高阁的文献重新发现。《平定罗刹方略》载：“道光癸未……龙定庵……从史馆藏本录出一时人皆传钞始知有此事……。”[52]《龙沙纪略》在何秋涛之前也少有人重视，《异域录》关于俄国的知识虽然进入了一些其他文本，但在何秋涛以前也是少有人重点关注。
《朔方备乘》的前身《北徼汇编》收录的著述不算多，把《职方外纪》《异域录》那样的整本书籍和从著作中摘录的段落《鄂罗斯传》都算起来，一共不过十余种文献。在这十几种文献中，和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体系相关的占据多数，其余几种则是艾儒略、魏源、姚莹等人自西方翻译来的有关俄国的知识。《北徼汇编》扩展为《朔方备乘》后，何秋涛加入了大量的个人写作和对他人著述的疏证。其中，大量内容仍然与恰克图体系相关，包括他尽其可能对十九世纪中俄关系史的挖掘。举例来说，1843年中俄互赠图书一事见于《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而《俄罗斯进呈书籍记》所记书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俄罗斯馆考》记录了恰克图条约后随东正教布道团来华的俄国学生班次和姓名，《俄罗斯学考》简述了国子监的俄国留学生和内阁选派学习俄文的八旗学员的学习内容、批次、去向。
整体而言，《朔方备乘》中最可靠的知识还是关于恰克图体系之下的中俄文化、经济交往的内容。《朔方备乘》就恰克图互市的考证对于当代俄国学者也是重要的资料。当代俄罗斯学者米亚斯尼科夫在《18世纪中俄关系 第二卷》和《18世纪中俄关系 第六卷》中都引述了一些翻译自《朔方备乘》的档案。[53]
《朔方备乘》中也整理了大量的关于尼布楚条约与东北边疆方面中俄关系的材料，如《平定罗刹方略》《龙沙纪略》《黑龙江外记》等，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于前代。关于西北边疆上中俄国关系的问题，《朔方备乘》中着墨并不多。《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说》中提及1851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新设互市地点情况，加上不甚可靠但是没有替代著作的《西域闻见录》以及对伊塔通商的简要介绍，何秋涛和他的朋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将中俄西部边境地区的知识公之于众。但《朔方备乘》文本内部关于中俄关系的知识水平是不平衡的。其中，关于北京发生的中俄交往的知识可以达到19世纪30-40年代道光朝的水平，关于以恰克图为中心的蒙古地区中俄交往的知识至少可以达到嘉庆时期水平。关于中俄东段边疆上中俄关系的知识，除开零散的地方性知识以外，整体上就只能达到康熙朝的水平。关于中俄西段边疆上中俄关系的知识除了《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的内容较新外，整体上是在《异域录》的旧说和《西域闻见录》的不可靠层次上徘徊。
在这种不平衡下，《朔方备乘》越是涉及尼布楚条约相关内容和恰克图体系有关知识以外的地方，就越是表现出零散性和矛盾性，错误也越多。某种程度上讲，《朔方备乘》中虽然有大量1727年以后的中俄关系知识，但对俄国国情的了解水平确实没有高出《异域录》。吉田金一的言论虽然偏颇，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除了在《朔方备乘》之中，在同样的时代里，学人们也仍然在尽力获取关于俄国的新知识，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部分汉译本《罗西亚国史》在清代的成书就是例证。[54]然而，这些关于俄国的知识是否进入到清朝学人的视域中还是一个问题。但不争的事实是，虽然此时中国人积累了恰克图体系下中俄关系方面的丰富知识，但对俄国的整体了解水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从文本上看，《朔方备乘》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恰克图体系的知识，而刊于道光三年（1823年）的《绥服纪略》则是《朔方备乘》实际上的核心文献之一。《绥服纪略》对《朔方备乘》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松筠之作串联了何秋涛的几位同时代者，另一方面《朔方备乘》中收录的较新知识大部分都和恰克图体系相关，而《绥服纪略》就是最早详细介绍恰克图体系的汉文著作。何秋涛对松筠记述的重视，使得中俄中段边界的相关知识进入了一般人的视野。曾任库伦办事大臣的松筠，是18世纪中俄恰克图贸易及边境交涉的直接当事者，也是继图理琛后又一位留下宝贵中俄关系史述的旗人重臣。《朔方备乘》中《恰克图互市始末》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绥服纪略》的影响，而《绥服纪略》的全文也被收录于《朔方备乘》中《考订诸书》一目中。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以及何秋涛关于中俄关系的考论，都极大地参考了松筠的一手资料。
对于何秋涛的目的，某些国外学者曾经有一些过度阐释。苏联学者曾将《朔方备乘》翻译成俄文名字«Готовьте боевые колесницы на странуПолунощную»，意思是“向黑夜之国准备好的战车”。[55]实际上，《朔方备乘》和晚清的几种以《备乘》为名的书立意相似，都是取“备考”“史乘”之意，何秋涛本人也不是军中幕僚。何秋涛虽然意识到俄国对清朝的侵略，但并没有预料到俄国更大的侵略能量。何秋涛还是以一种传统的方志学方式来编纂此书，带着传统的“藩部”观去审视北方强邻。在此思维方式下，通商、交聘的内容较之地缘政治、战略情报等话题，仍然是何氏所着重关心的。
被何秋涛引用的、与其同期的道咸时代士人俞正燮对俄国的论述虽然不多，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俄国的认知情况和《朔方备乘》的亦新亦旧。俞正燮是个奇特的人物，纯粹按《清史稿》的说法是一个生活在晚清、一生不得志的旧式文人。但是，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提到了他得到的《平定罗刹方略》就来自俞正燮和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56]按照《碑传集补》的记载，俞正燮不仅曾经在北京长期生活，还参与编修了嘉庆朝会典，也非纯粹的冬烘先生。[57]俞正燮和何秋涛、张穆等人不谋而合地对藏于京师有关俄国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和编纂，也让这些知识开始走出束之高阁的状态。
另一方面，从俞正燮的著述来看，他关于俄国的知识结构局限很大。《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的内容以伦理故事和奇闻轶事为主，因此其中也多有荒谬之论。但是，他在有关中俄关系文献整理方面亦有独到的贡献。比如，《俄罗斯佐领考》详述了雅克萨俄人俘虏如何被收入京旗的始末。《俄罗斯事辑》是较早的史地结合之论，不仅对俄国地理概况进行了宏观描写，还对从巴伊科夫使团到戈洛夫金使团的外交史进行了梳理。《俄罗斯长编稿跋》通过荒谬方式论述证明了俄罗斯人信奉天主教。很显然，这些知识大概是他当时在京师获得的，而来源都和东正教布道团分不开。
在何秋涛对《西域闻见录》进行考订前，1829年俾丘林将《汉书·西域传》和《西域闻见录》一并译为俄语，取名为“对准部和回疆从古至今的描述”，俄文的原名是«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俾丘林还是肯定了《西域闻见录》所带来的即时知识的价值。[58]但是，在《朔方备乘》中，何秋涛对《西域闻见录》的不信任达到了高峰。他自我发挥的“论俄国与土耳其接壤形势”，毫不留情地将七十一继承自《异域录》正确的俄国知识批判为谬误。何秋涛认为，俄国在黑海一直有绝对的霸权，而且19世纪已经控制了高加索地区。[59]所以，何秋涛认为七十一眼中曾经雄踞黑海压迫俄国的“控噶尔”一定不可能是土耳其。显然，何秋涛并不太熟悉俄土关系的消长。从俄土战争的历程来看，只是在18世纪末征服克里米亚之后，俄国才彻底占据了对土耳其的上风。在图理琛和七十一的时代里，俄国还并不是黑海霸主，奥斯曼土耳其也远没有沦落为西洋病夫。
同样是“开眼看世界”之人的姚莹，也在《康輶纪行》中对此发表了意见，判断《西域闻见录》中描写的与俄国争雄的控噶尔国应当是普鲁士。他说：“《西域闻见录》言鄂罗斯之外有控噶尔国，更大于鄂罗斯，余以欧罗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尔国在鄂罗斯西北即普鲁社。”[60]姚莹很显然是以19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衰落、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背景，来以今度古的。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徐继畬著作中自我发挥的成分较少，相对接近来自西方近代史地知识的原貌。[61]但是，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在对《西域闻见录》的公案做出了一个较为正确判断的同时，又给出了一个有错误的结论。在“峨罗斯国”一章中，徐继畬考订出了控噶尔应该是土耳其，也清楚历史上俄土连年交兵互有胜败的情况。[62]但是，他在前面关于欧洲的综述中又错误地认为控噶尔可能是整个欧洲的代称，“七椿园《西域闻见录》云：鄂罗斯之西北有大国曰控噶尔……云云，余尝读之而疑其诞，以今考之则西方并无此国……乃知所谓控噶尔者盖指欧罗巴之全土。”[63]
这些清朝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已经开始通过西方书籍了解世界，也将清代汇集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重新整理、加以批判并公之于世，乃至从朴素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注意到了俄国全球争霸的野心。但是，他们受语言和时代所限，对俄国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总是隔着一层。在他们颇有见地的论述中，亦有某些对形势的误判。这种关于俄国知识的落后，如前所述，则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的。
无论官员七十一将《遐域琐记》扩充为《西域闻见录》时对谢济世著述去对留错的引用，还是道咸时代开眼看世界的这批先行者对《西域闻见录》中符合事实之处进行的不正确质疑，都是这种落后的体现。清朝嘉道时代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派乃至他们的鼻祖松筠，对于西北边疆的关注点主要在于防范中亚的政权，而对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活动，并没有太多的重视。[64]即使是时人津津乐道、被认为是最早意识到帝俄侵略祸患的林则徐[65]，学界对其名言的引用也有可资辩正之处。[66]
《朔方备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厄运，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兵灾之下正本被毁[67]，后来副本也意外遭毁。[68]不久何秋涛去世，无人再为其整理原稿。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时才有人重新整理编辑《朔方备乘》，由畿辅通志局将其刊刻出版。就在这个时期，中俄关系乃至清朝官员对俄国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治朝之后，使俄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先驱者图理琛一样，通过实地探访和对外知识，了解到俄国的发展和历史，获得了一些正确的认识。1866年出使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斌椿作《乘槎笔记》，描绘了喀琅施塔得要塞“鼎峙海中，有虎踞龙蟠之势”，圣彼得堡“洵足称各国都城之冠”。[69]同行的张德彝作《航海述奇》，已然意识到“现在泰西诸国号召小邦者，惟英吉利、法郎西、与俄罗斯也。”[70]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被视为内亚政权的俄国乃至“俄夷”，此时已经成为“泰西”的一部分。时代的剧变让国人渐渐认识到俄国的强盛。即使是思想中不乏迂腐落后之处，认为俄军广泛使用火器有违圣贤之道，甚至认为俄语和汉语同出一辙的缪祐孙[71]，也从实地经验中认识到俄国的铁路建设，“先由腹地通衢，渐推至边疆小邑”[72]，俄国的军队“专用泰西之法……枪炮器械，力求毒鸷”。[73]
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恰克图市约签订，这期间，清朝对俄国的知识了解一度出现了热潮。自恰克图市约签订开始，再到乾隆朝以后中国对俄国知识的固化，中国人关于俄国的认知逐渐形成以恰克图体系知识为主的结构。从松筠到张穆再到编纂《朔方备乘》的何秋涛，他们建立起的早期俄国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恰克图学”。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必然要依托于恰克图体系本身。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俄外交的基本形式和往来发生了转变，恰克图贸易也在不久后因为海运和铁路的冲击而衰落。乾嘉道咸时代精细化的“俄国学”面对恰克图体系结束后的中俄关系新形势，最终落伍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