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义：七十载风雨兼程 新时代砥砺前行 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70年丨辉煌70年
李朋义丨文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裁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
《国际出版周报》编委会主席
七十载风雨兼程 新时代砥砺前行
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出版方针，为我国外语教育发展，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外语教育出版走过了70年。我于1977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此后42年间，前4年作为学生接受外语教育，后38年作为出版人参与外语教育出版，也曾主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既是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事业的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参与者。
以下首先回顾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对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在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做了介绍，另一方面联系我在外研社、高教社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经历，对一些关键问题作出分析；其次，概括性地阐述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事业取得的重要成就及意义；最后，总结阐述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外语教育出版大体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后的改革与调整阶段，以及信息智能时代的多元化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初级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出版事业的根本任务是普及文化教育。1950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全国中小学生出版教材，由著名教育家、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担任第一任社长。195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出版社在北京成立。1955年，我国第一家高校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
新中国的外语教育出版起步于1950年，因当时还没有统一和通用的外语教科书，各家出版单位对解放前一些较受欢迎的外语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出版了一些俄语和英语教科书。195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随后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了初高中两套英语教科书，由人教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通用的英语教科书。
1958年，人教社出版了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英语》和《十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英语》，自1961年起在全国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使用。1962年，人教社编制了一套十二年制外语教科书，从1963年起在全日制中学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至1966年全套教材被停用。
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教材，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重要的高等教育英语教材。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日汉词典》《汉法词典》《汉德词典》《西汉词典》和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薄冰、赵德鑫《英语语法手册》等一批耳熟能详的英语工具书。
“文革”期间，外语教育出版陷入停滞状态。197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成立了汉英词典编写组，由吴景荣教授主编了《汉英词典》，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出版，这本词典成为我国汉英词典的经典之作，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少有的一个成果。
二、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阶段（1978-199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全面复苏，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1.改革开放初期，外语教育出版复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教育部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对新的历史时期外语教育提出明确任务，指出搞好外语教育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计划。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一批高校出版社应运而生。这批出版社成立后，立即投入到支援教学科研中去，出版了一批优秀外语教材，有力支持了我国外语教学的复苏与发展。
外教社1985年出版了复旦大学董亚芬教授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联合编写的公共英语教材《大学英语》，在此之前，没有一套非英语专业教材有这么大的规模体系，这是这一时期公共英语教材的优秀代表。
在英语专业教材方面，外教社在1985年率先推出了李观仪教授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而后又于1987年出版了李筱菊教授编写的《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外研社在这一时期推出了《英语》（许国璋、俞大絪、徐燕谋）、《高级英语》（张汉熙）、《大学英语教程》（胡文仲、杨立民、徐克容）、《英语初级听力》《英语中级听力》《英语高级听力》（何其莘）、《现代大学英语》（杨立民）、《英语初级口语》《英语中级口语》《英语高级口语》（吴祯福）、《英语视听说教程》（吴青、杨立民）、《大学英语教程（1-6册，3、4册为修订版）》《高级英语（1-2册）》《综合大学英语（1-8册）》等多套教材。另外外研社和外教社还相继出版了《英语语法纲要》《新编英语语法（上下册）》《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美国英语应用语音学》《英语语音学引论》《英国文学史》《英美文学选读》《英语文体学引论》等学术著作，这些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极大推动了英语专业教材建设，缓解了“文革”后教材短缺的矛盾。
除了英语之外，各出版社出版了相应的多语种教材和工具书，其中以人教社的《标准日本语》，外研社的《日语，你好》《日语新干线》《韩国语入门》《大学俄语东方》《目标：强化德语教程》和商务印书馆的《大俄汉词典》《汉语波斯语词典》等为突出代表。
在基础教育领域，人教社根据1980年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编写了《英语》教材，这套教材一直用到199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使用时间最长的英语教材。1988年《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颁布后，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执行机构，人教社与英国朗文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材，影响最为广泛。人教社先后代表教育部主持或参与拟定了2000年以前历次中小学外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上发挥着“国家队”“专业队”的作用，先后编写出版了10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英语教材。
2.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行业向优质高效发展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当年秋天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革开放力度明显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外研社在深入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后，理论联系实际，于1992年出台了《外研社改革与发展综合方案》。《方案》明确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将生产经营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方案》的指导下，外研社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1992年，成为外研社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后出版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图书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然而片面抢夺市场造成的潜在问题也充分暴露，主要表现为出版质量滑坡，滞销出版物大量堆积。面对这一现状，外语教育出版转换思路，朝着“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向发展。
外研社提出了“压缩品种、优化选题、提高质量”的精品战略。1997年出版的《新概念英语》就是精品战略指导下的代表作。这套教材是外研社同英国培生集团携手，请《新概念英语》作者亚历山大与中国专家联袂为中国英语学习者专门修订出版的。我本人在北外读书期间，第一本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语》，只不过我见到的是复印单页。在课堂上，老师播放录音磁带，搭配单页教学。时至今日，我还能背诵出《新概念英语》的部分内容。1980年，我进入外研社工作，编辑的第一套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语》。1992年，我担任外研社社长后，做的第一个国际合作大项目也是《新概念英语》。当时多家出版社纷纷盗版《新概念英语》，为了能使正版早日面世，我多次力邀作者亚历山大来华考察并反复申明一个理由：“每年100万的读者没有道理再继续使用30年前为德国人编的老教材”。被外研社恳切的态度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热情打动，亚历山大慨然应允为中国读者修订《新概念英语》，并从我推荐的诸多中方学者中，选择了何其莘教授为合作者。1997年11月，《新概念英语》出版，这是这套书30年来全球唯一的一次修订。从此，《新概念英语》既有了“纯正血统”，又有了新鲜活力与“合法身份”。这套教材陆续覆盖了大江南北，成为至今众多英语学习者的不二选择。
在同样实行优质高效出版的策略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外教社大学英语阅读文库”“中学生英语阅读文库”“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系列”“外教社英美文学名家生平系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欧洲文学史》《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等畅销读物和工具书。
三、进入21世纪后的改革与调整阶段（2000-2010年）
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教育部推行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为教育出版带来新契机。
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语教育出版行业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阶段，面临一个更加开阔的国际市场。
1.深化出版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2004年，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各地除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外的绝大部分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
2003年6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外研社被列为首批改革试点单位。2010年，外研社改制工作完成，正式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同期改制的出版社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一大批高校出版社和中央、地方的绝大多数出版社，它们的改制为教育出版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动力。
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一批出版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10年12月，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2011年3月，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同步组建、共同发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5家单位组成的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被业界誉为“教育界的航空母舰”。
2.素质教育工程带来外语教育出版多样化发展
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实行大学扩招。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发改委发布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占垄断经营地位的中小学教材市场逐步放开。
在大学英语教学领域，国内的应试教育导致了学生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与分数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1999年，外研社提出“以教育服务为中心”战略，进军高等教育市场，推出了一套以学生为中心、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新编大学英语》教材。该教材通过精选贴近大学生活又具备趣味性的话题素材，创造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随后，响应教育部《关于实施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通知》，外研社推出了《新视野大学英语》。这套教材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网络教学资源，被教育部作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教材向教改试点院校推荐。《新视野大学英语》至今已经修订3版，占据大学英语教材市场的半壁江山。与《新视野大学英语》类似的教材还有高教社的《大学体验英语》，清华社的《新时代交互英语》，北大社的《大学英语（网络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基于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英语教学。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复旦大学出版社与高教社合作，出版了《21世纪大学英语》；外教社出版了《新世纪大学英语》《通用大学英语》《大学目标英语》《新起点大学英语》；高教社出版了《新编大学基础英语》《综合英语教程》；人大社出版了《新思路大学英语》《新实用英语》。得益于教材市场的放开，各出版社尤其是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
在英语专业教材方面，外教社推出了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综合教程（1-4册）》《新编英语教程修订版（1-8册）》《交际英语教程·核心课程修订版（1-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英语》教材；高教社也为英语专业编写出版了一套《综合英语教程（1-6册）》。
2001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允许教材编写由原来的“一纲一本”转变为“一纲多本”。外研社与麦克米伦出版集团联合编写出版了《新标准英语》，这是我国第一套“一条龙”式的从小学至高中再到大学完整的系列教材。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纷纷集中外学者的智慧，出版了各具特色的中小学英语教材。人教社与加拿大Lingo Media国际集团合作编写的小学英语教材《PEP小学英语》，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合作编写的《新目标英语》；北师大编写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等都是杰出的代表。全国各地区也得以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教材，大大提高了我国基础英语教育的教学水平。
与此同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提出了《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高教社率先响应，用两年时间编写出版《实用英语》系列教材，打破了高职高专“套用本科教材”的状况。进入2000年，教育部高教司制定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在《基本要求》的引领下，形成了各大出版社竞相出版高职高专教材的可喜局面，影响较大的有外研社的《新视野英语教程》《希望英语》《新技能英语》，外教社的“新世纪高职高专英语系列教材”“新标准高职高专英语系列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实用大学英语》。
2019年6月16日，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外研社成立，中心旨在引领和促进职业外语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助力我国职业外语教育真正达到现代化水平。
3.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合作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大举措。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外语教育出版与国际出版社开启深度合作，专门针对中国读者需求合作定制本土化产品成为主流。外教社的《朗文国际儿童英语》、高教社的《剑桥英语（青少版）》、外研社的《新标准英语》都是这一合作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成功申奥带来了“汉语热”，对外汉语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外研社的《汉语900句》《中国文化读本》《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高教社的《体验汉语》，人教社的《快乐汉语》《跟我学汉语》，人大社的《大国的责任》《人民币读本》等纷纷以多个语种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文化。外语教育出版还通过海外建点、联合创办实体、成立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方式在海外落地，在国际视角下出版优秀产品。我将这一系列“走出去”举措概括为“借船造船买船三步走战略”，借船出海，让产品走出去；造船出海，让实体走出去；买船出海，让资本走出去。
四、信息智能时代的多元化阶段（2011年至今）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全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的大潮流，各行各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国教育出版行业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
“十二五”期间，国务院提出《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规模，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随着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力推进，出版数字化全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影响持续加剧，出版业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
面对新形势，外语教育出版纷纷寻求转型，清华大学出版社提出由教育出版到教学资源研发、服务的转型战略；商务印书馆提出加快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步伐，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实现跨行业经营、跨地区发展战略；外教社提出以出版为主体，以科研、教育为两翼，为广大客户提供科学、高效、经济的外语服务解决方案战略；外研社提出了“坚守主业，发展教育，探索并布局文创，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教育文化企业”战略，努力将外研社打造为国际化的教育文化集团。
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出版方针，为我国外语教育发展，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不忘初心，艰苦奋斗，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提供了保障
外语教育出版在70年的发展中，始终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出版方针，在不同的时期，出版了符合我国外语教学实际、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外语教材、学习辅导、工具书、参考书和学术专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教社、高教社与商务印书馆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以编译俄语教材起步，一方面借鉴国外教材，另一方面对解放前的外语教材展开修订，“抢”出了几套大中小学外语教材。1978年以后，以外研社、外教社、北大社、清华社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出版社陆续成立，他们针对外语教育领域教科书缺乏的局面，策划出版了一批外语教材和学术专著，实现了外语教材的“从无到有”。
进入21世纪，人教社、高教社、外研社、外教社、北大社、清华社等积极响应素质教育号召，陆续推出了“以学生为中心”和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高校外语教材，为高校外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材选择。人教社、外研社、北师大出版社等共计出版了40多套中小学英语教材，这些教材充分重视以学生为主体，促使学生学习方式发生变革，在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外语教育出版实现了“从有到好”的飞跃。
同时，我国外语教育出版与英美等国家在外语教学方面开展积极交流，将先进教学理念引入教材编写，加强了课堂听说实践，改变了过去用汉语教英语的做法，使学生能够同步接受国际化教育，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以人为本，服务人民，推动外语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始终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大中小学外语教师。从1999年起，以外研社首开先河对大学英语教师开展义务暑期培训。20年来，义务培训中小学教师60万人次，大学外语教师20万人次。在当时国家教育经费不足、学校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外研社、外教社、人教社、高教社等为提升我国外语教师教学水平和学术地位，为外语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为一批又一批英语学习者搭建舞台，培养了国际化人才。自1997年以来，外研社举办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朗文杯”新概念英语大赛等多项赛事，为很多没有机会去国外学习的外语学习者们提供了一个英语交流环境，也收获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作为国内最大的外语教育图书出版基地和外语图书市场的领跑者，外研社真正践行了办社的目标：促进全民外语教育，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三、牢记使命，对接时代，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外语教育出版因其“外语”的属性，始终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他们通过引进优秀版权，出版了一大批国外优秀图书，为国人打开了世界的大门，通过文化、产品和版权的输出，让成千上万种国内优秀图书走出国门，成为我国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为国家的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前沿阵地的外语教育出版来说，既是责任，也是使命。外语教育出版借助自身的外语优势和国际合作经验，为国家战略和企事业单位“走出去”提供文化服务和信息支持，为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继往开来，改革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包括初期的外语教育出版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向市场经济作出的战略调整、改革开放之后的对外合作交流、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与时俱进推进素质教育，外语教育出版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步伐紧密相连。外语教育出版事业发展的70年，既是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进行的改革探索，又用自身的累累硕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外语教育出版领域的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经过7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一批外语教育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一支成熟的外语教育出版队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诞生的。它们把握住了我国外语教育的每一次发展契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快速发展。这批出版社是我国外语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生力军，它们的发展壮大为我国外语教育出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外研社从建社时只有6个人，十几种图书和百万元的销售码洋，已发展成为拥有3000人，每年用49种语言出版图书5000多种，年销售码洋38亿元，资产50亿的大型出版社。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社到获得中国出版界全部荣誉的大社强社，成为中国外语教育出版业的一面旗帜。从发展规模看，外研社用40年的时间走完了剑桥大学出版社400年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外研社的发展是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发展的一个缩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外语教育出版行业具有研究价值的个案。
新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语教育出版的发展，归根结底，得益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出版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教育和出版规律办事。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出版方针
人教社、高教社、外研社、外教社等一批外语教育出版社自成立之初，就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办社方向紧密结合起来，无论是面向市场经济的优质高效发展模式，紧跟素质教育的教育出版战略，转企改制下的多元化发展，还是产业结构调整后的战略转型，无一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外语教育出版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外语教育出版坚持“立德树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了紧缺的外语教材，支持外语教育事业恢复与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改革开放后，为培养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陆续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关于实施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通知》等文件，在政策的指引与支持下，外语教育出版积极响应国家教育的号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出版了各具特色优秀大中小学外语教材，在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国家的外语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自身迅速发展壮大。外语教育出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严把选题关，做到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同时，也对自身长远发展负责。
二、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原则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外语教育出版是为外语教学事业服务的，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是外语教育出版行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陆续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推进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等多项教育改革措施，要求教育行业发展重视教学质量，力争实现更好的发展以适应社会需要。中宣部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出版业提出的“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出版发展思路，明确指出我国出版业不只更快还要更好发展。落实到外语教育出版行业，就是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以高质量出版带动行业发展。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本身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上世纪90年代，因为计划经济积弊的凸显和片面抢夺市场的风气，一度造成出版行业普遍质量下滑，库存积压，利润下降。外语教育出版做出了由数量增长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的决定，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实施“精品”战略，彻底改变了“广种薄收”的出版方式，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达894亿元，其中外语学习类占到了16.89%。我国外语教育出版是在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前提下，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我国的外语教育出版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面向市场经济，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外研社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以生产经营为中心，锐意改革，于不同时期先后实施了“精品战略”“以教育服务为中心战略”“规模效益战略”“信息服务战略”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中国外语图书市场上真正意义的产业领导者。
我国外语教育出版事业以普及文化教育作为根本任务，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版了大量外语教育所需的各类教材、学术著作；培养了大批外语师资队伍和大量国际化人才。2018年，我国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达194万种，其中教材教辅、语言学习类占到了50%以上。我国外语教育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培养国际化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教育和出版规律办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务之急是普及外语教育，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人教社、高教社与商务印书馆等单位选择了对国外和解放前的教材进行编译，使外语教学能够快速起步。1978年后，为了给被耽误的一代人补课，人教社编辑出版了程度较低的过渡性英语教材，对稳定教学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的《许国璋英语》和《新编许国璋英语》因其既遵照外语学习规律，又实事求是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学习外语的思维方式编写而备受推崇，造福了千千万万的英语学习者。同时，针对80年代兴起的英语热与电视教学热，我和中央电视台原科教部主任冯存礼共同策划了包括《许国璋电视英语》在内的一批电视外语教学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许国璋英语》《新编许国璋英语》和《许国璋电视英语》这3套英语学习教材在90年代初为外研社赢得了每年至少2000万元的利润，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1世纪，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外语教育出版及时根据形势与国家政策的转变，把握外语学习规律，转换编写理念，出版了以学生为中心，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外语教材，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要。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外语教育出版业积极按照这一要求，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外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实到基础教育阶段教材和高等教育外语课程教材的修订中。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外语教育出版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辟发展的新空间，开启繁荣的新征程。IP
全彩128版！《国际出版周报》隆重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中宣部和中国出版集团等主管单位领导，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等行业协会领导，出版发行单位领导以及文化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专门为特刊撰稿，全面系统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等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与辉煌成就，以新的视角探讨新时代文化发展繁荣新机遇、新思路、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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