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一个想当艺术家的皇帝不是个好爸爸 | 净源
文 | 净源
编辑 | 云在
作为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的故事早已被人熟知，骂名背负千古，却也遮挡不住他在书画艺术领域的闪闪光芒。
赵佶还是端王时就已经颇具书名，书法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且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也是一代开山之派。蔡京之子蔡攸记，“裕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 刚劲强健，如屈铁断金，他独创的“瘦金书”有骨感美，结字至瘦，颇具筋骨之力，铁画银勾来形容最是恰当不过，字形夸张，线条丰腴，瘦硬却不失其肉。
“不失其肉”是很重要的一句，比较接近现代审美，若仅仅是瘦，美则美矣，或多或少有些弱不经风的病态，“瘦硬而不失其肉”，健身的同学会知道，需要下多么大的功夫。
“笔法飞动，有凌云步虚之意。”——元袁桶
“鸿笔宛委扬清风。” 《题宋徽宗扇面诗》又赞：“扇影已随鸾影去，轻纨留得瘦金书。”——元柳贯
“天骨遒美，逸趣霭然。”——赵孟頫
“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明陶宗仪《书史会要》：
“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善谏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清王文治
中国整体上还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书法艺术上也强调内敛、守拙，大部分人的字，跟他们的人一样，就是一个个循规蹈矩的儒士。而瘦金体字的美感，却呈现很多种形象，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有论者曰：“横似鹤骨，勾若鹭喙，捺彷兰叶，撇如金针，瘦逸而遒劲，自成一家。”
人们称其为“如兰似竹”，横竖像国画里的竹节，挺拔细长，撇捺点则是长笔如幽兰之茎，短笔如翠竹之叶。
清代陈邦彦曾跋赵枯瘦金书《秾芳诗帖》：“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
宋徽宗 秾芳诗帖 节选
此外，瘦金体亦叫“天骨鹤体”，因其笔法漂洒，飘逸隽秀，看似瘦弱却像鹤腿一样有力、修长。
以人作类比，若将其它楷书联想到风度翩翩的儒士，瘦金体则让人联想到山间湖岸独行的白衣侠客，身形清瘦却不失健朗，形容俊俏却不失坚毅，衣袂飘然，来去如风，而且，使用的武器一定是长剑，只能是长剑，出鞘间寒光凛凛，金鸣铮铮。
其实，那是有些违背咱们传统内敛文化特性的，不藏锋，不妥协，美与野性同在，有种宁为玉碎的毁灭感。爱者，恨者，或许同出于此。
宋徽宗是皇帝，他当然有资格充分自由的放飞个性，“天下一人”的花押，正是这种飞扬跋扈最贴切的注解；历史上飞扬跋扈的人也很多，但不是所有人的才华能力都足以让他们以一种优美的姿态放飞个性。宋徽宗的创造成果，是美的，而美，是这世界上最永恒的东西。
瘦金体是宋徽宗开创之体，他的草书也有瘦金体的神韵，笔走龙蛇，行云流水，体现出了他在书法上的全面造诣。
尽管我们说美是世界上人类最永恒的追求，然而，光有美，却也是一种遗憾。
从古流传至今的书法名品，最具有感染力的，当如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宋苏东坡《黄州寒食帖》等等，可以看出，感染力并不单纯来源于书法本身，而是书写表达与文字内容的结合，在笔迹与墨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书家当时的情绪，或旷达辽远，或悲愤难当，或苍凉惆怅，人类的情绪本质是相似的，区别在于表达，有一些表达能够让人感动、激起共鸣，本质正是源于这些深层的情绪。
但是，现存于世的宋徽宗书法作品并不多，存世多是画上的题跋，如《秾芳依翠萼诗贴》、《欲借风霜二诗贴》等，或是临帖，如《临怀素圣母贴》，或是抄书，如《千字文》，这些作品很难有情绪传达，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美感，有个性有创新，但从艺术作品的感染力来讲，自然少了几分。
宋徽宗 千字文
国家不幸诗人幸，徽宗并不是没有情绪强烈的时候，诚然，在他早期还是端王时一片岁月静好，中期身为天子时亦日日歌舞升平，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北狩难归，家山遥望，试想，如果徽宗有流落北方时期的墨迹传世，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只知道，那时候，每当徽宗赵佶从金国皇帝那里得了些微赏赐，他都会用自己得意的瘦金体修书谢恩。不想去看那样的谄媚或者无奈，却很想知道，有没有夜深人静梦回时，奋笔疾书写真情，有没有几幅作品，曾传达出他的强烈情绪呢？
在流落时期，这样表达感情的诗词是有的，他也有过“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的荒凉，也有过“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的哽噎，也有过“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的孤绝……可想而知，孤馆微灯下笔走龙蛇的时候，一定也是有的，只是不得而知，更不得而见了。
却可以想见，那铁画银钩，一定更锋利，那收笔处的顿点，一定更沉重。
徽宗赵佶自己当然不会知道在他身后的世界，传承下的是些怎样的笔墨与评价。但“艺术作品光有美是不够的” ，这一点，却是在他身前就被他贯彻到极致的。
最大的佐证是画院考试出题判卷的标准。
邓椿《画继》所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
书画水平仅仅从技巧的评判其实是很难的，到了某一个层次上，大家的技巧已经都很好，最终高下的判别却是来自灵魂。
其实任何艺术形式都是这样，个性，情绪，创新，都是比技巧更重要的东西，徽宗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不仅知道，他自己灵魂中就有那一份。
《画继》中还有载，“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恶，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殊乖圣王教育之意也。”
正因为真正灵魂中有艺术的人太少，所以，错位的人生才会令人更加遗憾吧。
过去900年间，那么美的瘦金体，一直是个冷门。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徽宗在位时期，据说天下是推广他的字体的，但此书对纸笔要求甚高，理论指导又少，所以得其神者无几。而北宋亡国之后，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宗背负丹青误国之名，导致他的字在很长时间内不被人广泛模仿传承。
宋徽宗最大的敌人当属金国，而天下得瘦金体精髓者一人，竟是金国皇帝。金章宗完颜璟很崇拜赵佶书法，崇拜到临贴能以假乱真的地步，现存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因为文中“恭”字缺笔，日本的金朝研究专家外山军治教授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仔细辨识后才认定出自完颜璟之手。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正确就是成王败寇，而且一定要给成败找到一个最简单易见的理由，于是才会有红颜祸水之说，妲己褒姒杨玉环，都是传统背锅侠。
到了徽宗这里，丹青也成了背锅侠。
一说丹青误国，元朝宰相脱脱所撰《宋史》一书中给徽宗定下基调，“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放下笔后还长叹一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后人说他“不爱江山爱丹青”，邓椿《画继》中记载，徽宗自己也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 这一点却是不敢苟同，他还爱女色风流、爱奢华享乐，甚至也爱政治，想要建大功立奇业的，美国历史学家伊沛霞甚至认为，宋徽宗这种对于艺术的极致追求，背后都包含着政治和思想的诉求。
宋徽宗 溪山秋色图
虽说宋朝的问题是从立国就开始积累的，到了徽宗一朝已是积重难返，但显然宋徽宗对他所处的形势与国运的判断都有些偏差。虽然有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徽宗之父神宗时期的大宋帝国已经是积贫积弱，国库亏空，所以神宗关心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试图通过变法以富国强兵，虽然新政后又废除，但也为徽宗时期的国库又攒下了一些资本；到了徽宗时期，赵佶错误的以为自己身处盛世，他的政治诉求更为形而上，更多地转向礼制文化，对自己甚至有着“上古圣王”的期待。
细细想来，徽宗在政治上的锋芒毕露与书法上瘦金体的特征其实是一致的。书法上，他独创瘦金书，自成一体，体现了他超凡脱俗的野心，恰好他的艺术才能与他的野心相匹配。政治上，他也不是没野心，反是野心太大，却没有匹配的政治才能，天不时，地不利，更无人和。
如果他真的只是一生别无他好，独爱书画，他的国，或许反而不会崩溃的那样快。
另一说，怜惜这极高的艺术天赋“偏错生在帝王家”，这一点，同样不敢苟同。
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他如何遍收天下好字画、结交天下名师？
也正是因为站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他对书、画的理解和重视，推动了整个书画艺术的发展，他重教育，培养出大批书画人才。他设翰林书画院，修宣和画谱，亦是文人画奠基者。
作为一个皇帝，而不仅仅是书画家，他的水平不仅代表个人的水平，而是会影响到整个时代整个行业的水平，他的审美情趣，更是提升了天下的审美水准。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徽宗虽好画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故画院得官者，止依仿旧制，以六种之名而命之，足以见圣意之所在也。”
比起自己成为顶级书画家，他对这一门艺术的整体推动，意义更为重大。
只是，在宋徽宗的一生中，最为显著的两个标记，一是作为一个失败的皇帝，另一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书画家，这两个符号太过显眼，人们便总容易将两者对立起来。“不爱江山爱丹青”，让丹青来背负失江山之名，太不公平。
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看回去，总是容易生出许多优越感，批判联金抗辽的失策，批判六贼，都有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若说当年，金国只是一个刚刚从丛林里走出来的小国，谁也不会想到大象会被老鼠吃掉，我们现在是已经看到了结果，说起来容易，在当时的条件下，准确判断出金国的野心与实力，谁又有那样的先知先觉呢？
徽宗生在那个年代，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上层党争已经将国家政治撕过一轮又一轮，经济上，已经是积重难返，虽说“端王轻佻”，“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可就算换一个稳重的，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能改变局面吗？如果历史停留在1123宣和五年，宋徽宗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带明君的形象，不拘一格降人才，外交内政各精明，还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
只可惜，成者王，败者寇，先成后败的王，也只好任人评说。
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在她的《宋徽宗》一书中有着十分客观的评价，“每个决定都会产生后果，然而其他人同样有权势与机会，从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复杂的均势中，统治者的诚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因素。”
我们将这种由无数人做出的众多小决定而产生的后果的集合，称之为命运。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么多，只是因为这种命运被一个艺术天才来承担，才会格外引人唏嘘，说到底，人们的内心里，对美好的艺术还是有种天然的怜惜。
也不知是后人附会，还是真有其事，这种命定还真有一个故事做注解：
“神宗幸秘书省，阅李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 ——《宋人轶事汇编》贵耳集 养疴漫笔
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亦将后主与徽宗并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亦略似之。”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古来天子上位之前，多多少少，真真假假，总有些异象吉兆来造舆论，李后主身为亡国之君，自然不是吉兆，若是附会，大概也是人们不忍心这种艺术与政治的命运错位，想为他们找个理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