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严格的寺庙登记制度，寺庙登记表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涉及历史学、都市学、历史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学、档案学、经济学、法学及法制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公共医疗学以及新文化史等领域，充分具备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研究价值与研究空间。

法国国家科学院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的《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康豹研究员（Paul Katz）的《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趋势》（《文史哲》2009年第1期）两篇重要论文对西方学界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认真梳理，以及蒋经国学术基金会对吕敏（《北京的寺庙：碑文及口头资料——帝国首都的社会历史》）、高万桑（《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计划》）、康豹（《1898-1948：改变了中国宗教的50年》）三位国际学者研究计划的资助实践昭示着宗教社会史在海外学界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当前反对碎片化、倡导整体史，构建本土话语体系方面，如何回应西方学界对近代中国宗教社会史研究以及有关典范的总结与批评，如何深入推进中国近代宗教社会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进一步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吸引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本文提出利用近代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台北等各省市所藏寺庙登记表核心史料，借用量化统计、GIS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等工具，在构建近代寺庙登记数据库的基础上，尝试对近代中国寺庙的财产、人口、知识等重大问题做长时段、整体性的考察。

一、量化方法与中国历史研究

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而言，量化统计的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早就开始了深入广泛的运用。陈志武主持的量化历史研究班及其推介的中外量化历史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GIS技术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也得到初步运用并开始产生诸多有趣的研究。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计量史学在海内外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计量史学或定量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耶鲁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陈志武有关《对人类历史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一文全面阐释了计量史学的重要性。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李中清，作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倡导者，也是将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应用于分析历史数据的先行者。他和他的研究组把历史的和当代的档案资料、社会调查、家谱、碑铭及口述历史联系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建立了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the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s)、近代大学生学籍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这些数据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21世纪，在史学界掀起了利用大数据研究历史的革命性运动。在继此前人口史、经济史计量研究的突破性贡献之后，李中清及其课题组利用所构建的近代学生学籍数据库，于2012年完成的《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发后引起重要社会反响，次年出版的同名专著以扎实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社会公平具有积极作用，为今后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近李中清完善了学生学籍卡数据库，正在构建一个个人层面的量化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几乎全部清代监生、贡生、举人与进士，多半的民国大学生和多所大学1952-2000年所有毕业生以及2007和2008两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的所有申请者。基于这些宝贵的数据库资料，已经初步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与富有挑战性的结论，如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以及清代官员中满人占据绝对优势的重要发现。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基于史学家的工作走入“愈发琐碎的考证的泥潭中”的担心，构建了跨越100年(1830-1930)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确实在解决近代观念史研究的诸多重大问题上展现了强大功能。

华中师范大学以马敏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史、教会大学史等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在海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在计量史学方面，早在1997年马敏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后，就开始从事“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这项研究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量化研究尚不足的薄弱环节，借鉴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突破传统史学模式，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尤其是通过若干指标体系的建立，来具体说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并进而提升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参照系数。马敏除先后发表《建构民国时期(1912-1949)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与统计资料述论》等文章外，还主编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统计资料汇编》（未出版）。

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传统历史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构建大规模量化历史数据库，并开展定量研究。自2011年以来，国内多个权威杂志发表了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研究成果或系列笔谈。如《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曾组织李剑鸣、王晴佳、王家丰、马勇、王旭东和刘军等数位历史学者笔谈“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这一主题。《史学月刊》从2015年第1期起开设了“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专栏，首期邀请了余治忠、王子今、王文涛、陈爽、周祥森等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笔谈。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史学月刊》与南开大学“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对量化历史、数字人文的高度关注。

李中清及其课题组在《无声的革命》之后，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多篇量化数据库的理论总结论文。梁晨在总结构建学生学籍卡数据库经验的前述文章中，肯定地强调数据库方法对于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广阔发展空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采用数据库这样的新方法可能并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须推进的工作。通过对覆盖广、跨度长的大规模历史数据库研究，我们不仅能发掘出多方面、不同于一般传统认识的史实，更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带动相关学术领域旧有理论体系的更新演进。只有综合利用社会统计学、长时段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才能将数量庞大但内容繁杂、信息零碎，看似“无喙下嘴”的学籍卡材料变成特别难得的宝贵的可研究对象，从而有可能透过他们发掘出大量的“新历史”。李中清进一步强调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或将从过去“作一幅画”的状况转变为“拍一幕戏”，即从过去绘画创作般的独立性、整体化个人工作转变成戏剧表演般的系统性、分工化的集体工作。就历史学而言，互联网时代将逐渐呈现出连接化、数据化、协同化和集智化的新特征。连接化指历史教学的方式转变，同学与老师、同学与同学之间从过去的彼此疏离走向相互联系；数据化指历史材料的形式转变，使史学研究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性与定量混合研究；协同化指研究者独立工作的比重减少，团队化和合作研究成为新趋势。基于此，研究逐步集智化，使史学研究从惯常的“一家之言”转变为“百家争鸣”。这些转变很可能会帮助历史学克服近三十年的重重“危机”，跟上时代的潮流。

此外，从科研立项而言，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立项项目中仅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就有三项：抗战“大后方”资料数据库建设（西南大学）、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浙江大学）、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就有：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清华大学）、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南开大学）、中国宗教研究数据库建设（1850-1949）（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综合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动态以及观点，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于传统的历史研究以及传统定量研究而言，数据库研究多以“大数据”为基础，关注材料的系统性和可量化数据平台的构建，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记录中的各种人口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有助于避免传统研究方法极易犯的“以偏概全”错误、“选精”或“集萃”的史学研究方式，有助于揭示隐藏在“大人口”（Big Population）中的历史过程与规律，既能够丰富、完善我们对微观人类历史和行为的认识，还能帮助构建更为可靠的宏大叙事，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从宗教社会史领域而言，海内外的研究者比较早注意到量化统计等新方法的运用。高万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统计了1736-1739年部分省份佛教道教僧侣的分布密度。此后，高万桑在《1700-1950年的全真教》中进一步统计了清代道士数量及地理分布，估计这一时期的道教道众远远超过20万（其中全真道士大概有2万名）。根据档案、宗谱等史料，高万桑初步探讨了近代道教的宗教地理，比如绘制了1700-1950年全真教地理分布图、1736-1739年拥有40名以上全真道士的县区域图、1882年白云观戒子出家所在道观地理分布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在高万桑“Counting the Monks: 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与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之后研究了乾隆初年发放度牒的数量和分布。数量方面，根据乾隆元年至四年颁发的340,112张度牒，张雪松推断有68万名；在地理分布上，指出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浙）是佛教中心，由此向西（长江中游地区：两湖、四川等地）、向北（华北地区：安徽、河南、山西、山东、直隶等地）、向南（江西、福建等地）辐射，而距离江南更远的西南（云贵、广西等地）、西北（陕甘）、东北（盛京）则出家人较少。乾隆中期，彻底废除度牒制度，此后清朝基本上没有全国性的僧人数量统计资料，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中国佛教会对全国佛教僧尼的统计：佛教寺庙267,000多座，僧尼738,000人，1936年《申报年鉴》公布了《全国佛教机关及佛教徒统计（中国佛教会十九年调查于二十五年制成统计发表）》。

康豹、高万桑主编的《1898-1948：改变了中国宗教的五十年》有多篇论文集中讨论了温州地区庙产兴学的数量及近代浙江的庙产纠纷概况；法国国家科学院吕敏与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合作，比较系统地整理了近代北京寺庙碑刻，并试图将其数字化。香港科技大学苏基朗的课题组建立了《燕京思迁录：民国时期北京都市文化的历史地理信息研究》数据库，尝试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入手，考察北京在多元文化激荡之下所呈现的文化变迁空间模式。这一系统包括都市形态及人口、市场文化、教育文化、公共医疗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六组文化现象数据，尝试以地理信息系统表述各组数据的空间形态及其变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运算功能，探索六组数据之间交叉互动及比较所可能呈现的理论义涵。

高万桑在反思近代道教史的研究中，提出一项集体性、系统性的努力，即绘制关于信仰和进香网络的地图，以奠定中国宗教地理研究的基础，这对理解近代中国宗教史乃至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以道教为例，指出这样一种计划之所以是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地方性著作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提供关于道教的描述，且其详细程度令人咋舌。此类地图可用来比照其他追溯全国性教权网络——包括全真教和天师道组织——的资料。民国时期建立的各种道教组织，通常不过在一种与新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形式下，将早已存在的道教网络和地理进行制度化。笔者最近若干年从事宗教社会史或新宗教史的研究，认为不同于以往宗教史的研究仅仅侧重于宗教内部，或宗教思想、哲学、宗教人物的个案研究，宗教社会史或新宗教史把宗教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空间之中，强调从政治史、宗教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不同层面做综合的整体的研究，从而探讨宗教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值得肯定的是，近十年来，在海内外的近代中国宗教社会史领域，涌现了很多有趣的研究，或是探讨近代庙产兴学、庙产纠纷，或是研究近代著名的寺庙宫观等个案，或是集中探讨近代中国的国家宗教政策。这些立足于传统的实证研究、个人研究毫无疑问大大推进了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在当前反对碎片化、量化数据研究导致史学新革命的情形下，如何借助新的方法整体推进宗教社会史研究，或是学术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寺庙登记表以及相关研究概况

在探讨近代中国国家宗教政策的研究中，很多成果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寺庙登记政策。1936年1月4日内政部颁布《寺庙登记条例》，该条例共有18条，规定了寺庙登记的范围、事项、机关、程序、时限等，强调凡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独建之坛庙、寺院、庵观均应进行登记。对于登记机关，条例规定在县由县政府、在特别市以及市由公安局负责办理。对于处罚，条例强调寺庙若违反条例各规定，情节轻微者强制使之登记，情节重大者科以一百元以下罚款或撤换其住持，已有研究认为此为国民党政府掠夺庙产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寺庙登记之举办，分总登记及变动登记二种。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变动登记每年举行一次（新成立之寺庙应于成立时申请登记，其登记手续与总登记同）。寺庙登记共三项：一、人口登记，二、财产登记，三、法物登记。寺庙财产登记包括寺庙本身及附属或享有之一切不动产、动产，法物包括宗教上、历史上或美术上有关系之佛像、神像、礼器、乐器、法器、经典、雕刻、绘画及其他应行保存之一切古物。为了便于登记与管理，内政部同时印制了极为规范、要求细致的《寺庙概况登记表》《寺庙财产登记表》《寺庙人口登记表》《寺庙法物登记表》《寺庙登记证》《寺庙变动登记表》《寺庙变动登记执照》。

对于寺庙登记条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条例的内容以及具体实践，高万桑凭借对北京市档案馆社会局所藏寺庙登记档案的考察与深入解读，敏锐指出在国民党的众多宗教政策中，虽然调查程序是缓慢复杂的，寺庙登记并不像南方激烈的破除迷信运动那样具有即刻的威胁，但寺庙登记与控制是最具直接性的。付海晏在《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中指出了国民政府社会局对寺庙登记的严格管理：在登记中，寺庙需要填写总登记表及财产、法物、人口等登记表，社会局还会派调查员赴寺庙实地调查，仔细核对每一个登记表格的具体内容。如在白云观第一次住持危机后，陈明霦依照规定向社会局申请登记白云观以及八个下院，社会局派调查员分别赴这九个道观一一查明，并与公安局原来的登记表互相比照，以确定是否漏报。1931年7月，社会局调查发现，与此前在公安局登记的资料相比，宽街关帝庙少了一本功课经、悟真观漏填三株大楸树（每株直径三尺）等。在《寺庙登记规则》颁布后，寺庙财产、法物、人口还需要每年进行变动登记，正常的寺庙维修也必须登记。如安世霖1939年10月底向社会局呈报照旧修建宽街关帝庙东院一间正房、添盖南平台二间以及砍伐死树一棵，社会局派人调查核实后方拟照准。与寺庙财产、法物登记相比，人口方面的变动登记或许对于一个道观的未来而言更具有影响力，原因在于住持更迭即是人口变动登记的核心内容，白云观的第二次住持危机正与此有关。只有安世霖的暂代住持申请被批准后，他才被获准代表白云观申请寺庙登记。因此，虽然官方可能并不经常检查寺庙，但包含了丰富内容的寺庙登记赋予了社会局管理寺庙的重要权威。

1998年北京市档案馆将该馆所藏民国北京寺庙登记档案整理汇编为《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出版，此书以北平市政府于1928年、1936年和1947年进行的三次寺庙登记档案为主要内容，其中1928年共登记寺庙1631个，1936年共登记寺庙1037个，1947年共登记寺庙728个。该书没有完整收录所有寺庙登记表，而是以寺庙登记概况表为主，参照不动产、法物两种登记，以文字叙述方式公布，包括庙名、坐落地点、建立年代、庙产情况、管理状况、法物情形。北京寺庙档案史料以及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档案的开放利用，为学术界以计量方法、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习五一、李孝聪、董晓萍等几位先生的开创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习五一的《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1928年、1936年和1947年三批政府寺庙登记档案，考察了近代北京寺庙的总量和儒释道的比重，解析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她的研究表明，1928年北平市传统宗教寺庙的实际数量超出《北京寺庙档案史料》1631座的记载，至少应有1696座。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虽然传统宗教文化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柱，儒家宗庙文化具有深厚的生存沃土，汉化佛教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道教信仰依然在民间社会繁衍流传。通过分析1928年北平市警察局登记的1631座寺庙档案，大多数较具规模的寺庙均供奉多位的神灵，儒、释、道各方神灵共祀的现象十分普遍，全市各类寺庙主祀的神灵众多。总数居前16位的寺庙为：关帝庙、观音寺、七圣祠、五圣祠、龙王庙、娘娘庙、真武庙、土地庙、三圣祠、火神庙、药王庙、地藏庵、九圣祠、财神庙、弥勒寺、吕祖祠。从计量史学的角度，考察近代北京寺庙的数量及儒释道的比重，仅仅是研究近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一个侧面。要想了解在近代京城社会转型中传统宗教文化的渐衰与变异，儒家文化深厚的持续性，汉传佛教的生命力，道教俗神的民间化等等，均需要更广泛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的探索。

北京大学李孝聪根据民国以来政府和学术机构对北京寺庙的调查统计资料，以历史地理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城市庙宇的梳理、分布、建筑、地域等历史特征，强调宗教信仰空间在城市记忆中的角色。在该文早前的一个版本中，为了回应文化叙述如何与历史地理资讯（HISGIS）相对话，曾提倡从民国庙宇调查史料入手，与元明清京师寺庙分别进行对比，统计民国以来哪些学校曾经是庙宇，哪类庙宇不再作为宗教信仰空间，从而诠释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间发生的变化及原由。

何岩巍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06年京师警察厅《北京外城寺庙调査表》(仅包括外城西城部分)、《北平寺庙通检》和《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等为核心史料，探讨了外城西部寺庙的历史变迁，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寺庙的历史变迁有其固有的变化规律，虽然佛教寺庙和那些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关系更加紧密的民间寺庙，在民国时期逐渐丧失了配合官方的教化作用，变得不再重要，但是正统的佛教寺庙相比于民间寺庙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独立地位。

前述研究成果，尤其是习、李二人的研究中，尽管都以北京档案史料为其研究的核心史料，但是也都充分注意到这一档案史料在统计近代北京寺庙数量中存在诸多漏登等情况。李孝聪的研究特别梳理了民国时期不同市政当局以及学术机构所主持的寺庙调查，包括现今图书馆所藏有关寺庙的文献，在史料整理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贡献。习五一的研究侧重从量化角度探讨北京寺庙儒释道的比重，富有开创性、系统地对寺庙供奉神灵的种类研究，直接修正了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的研究。施舟人从祭祀神灵属性角度进行分析，将现代学者所界定的民间宗教神灵，如关帝、碧霞元君、城隍、土地等，均认定为道教系统（统计《北平寺庙通检》所列的948座庙宇，施舟人认为道教寺庙有377座，占总数的39.76%）。在研究中，习五一特别强调要根据当时政府的职能机构和社会宗教组织对各类宗教寺庙分类，在仔细统计了1936、1947年北京市的寺庙类型后，指出1936年共有佛教寺庙608座、道教寺庙101座、家族宗庙504座，分别占全市寺庙总量的50%、8%和42%；1947年有家族宗庙988座，占总数的51.4%；佛教寺庙800座，占总数的41.7%；道教寺庙132座，占总数的6.9%。对于这样的变化，她认为：30年代至40年代，经历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后，京城时局急剧动荡，社会危机意识弥漫，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势力上升，典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势力有所减弱。但是，非典型宗教性的儒家文化根基深厚，在社会各阶层民众中，仍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据1947年政府统计，家族宗庙占京城寺庙总数的一半。对祖先亡灵的祭祀，成为动荡时期民众心灵的依托。

李孝聪没有统计每次调查寺庙的综述，仅仅选择1929年进行研究。他的不完全统计表明，当时北京城内有文献档案记载的或建筑基址可靠的宗教信仰活动场所为1621座（少于习五一的统计），除不太好确定的庙宇类型外，儒教的坛、祠有52座，佛寺712座，道观589座，清真寺29座，萨满教堂6座，基督教堂38个，天主教堂5个。高万桑在《1700-1950年的全真教》一文中，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收藏有关庙宇名录的全部文献，推断北京地区大概5%的庙宇住有全真道士。

李孝聪最具有创意的研究，是其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北京寺庙的建筑空间与宗教空间。根据《北京庙宇调查资料集览》，他统计了庙宇的朝向及其分区，结论表明传统坐北朝南的建筑形制在民国北京庙宇中仍然是最常见的，但是仅仅不到60%的比例说明民国时期很多寺庙不再遵守此例；相比内城，外城寺庙朝向的随意性更强。李氏还初步探讨了庙宇的地域结构：庙宇与城市地标、城市环境、商业及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庙宇承担了城市社会运作的部分职能。除李孝聪本人的研究外，在其指导下毕琼完成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城庙宇的历史地理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该文选取了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中的庙宇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关注自元大都建城开始到民国时期北京城中庙宇修建、分布的过程和时代特征。其研究表明，从元代庙宇多皇家敕建到明代私修庙宇逐步出现，皇帝和宫廷中的皇后、公主乃至宦官在北京城中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建庙、修庙，再到清代私建小庙急剧增多，数百年间北京城的庙宇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到多、形制由规整到不规整的变化过程。随着民国的到来，北京城中的庙宇呈现急剧衰败化的趋势，庙宇的世俗功能覆盖了原有的祭祀功能。其写作过程中，使用了数种稀见的民国时期庙宇调查材料，而对《乾隆京城全图》等古地图的使用，以及从建筑学和制图学角度判识庙宇对城市风貌的影响被视为该文的重要特色。毕琼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以庙产兴学为出发点，从空间与景观角度来考察城市近代化建设，并进而初步探讨了城市文化、市民思想观念。

与此前研究不同，董晓萍及其研究团队长期与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吕敏等合作研究“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取得丰硕成果。自2004年7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立项起，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共同开展了田野调查、碑文和档案整理工作，尽量使用诸如碑铭、文献、明清或民国档案以及田野调查资料等，描述寺庙建筑的存废情况，追溯寺庙活动，重构寺庙历史。《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已出版三卷）即是嘉惠学界的重要成果。除此共同研究外，董晓萍及其团队完成了《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杰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推动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数字化等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2009年其团队成员鞠熙出版了《数字碑刻民俗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集中论述了京内城寺庙碑刻记载的民俗文化以及个案研究，包括碑刻隐含的政府管理与行业权力关系、碑刻背后的宗教寺庙与民间商会关系、碑刻传承的僧人组织和公共领域关系。基于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民俗数据的处理，他们也初步讨论了数据库的基本思路、框架与结构、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标准理论与检测等重要问题，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黎志添主持的中大道教数字博物馆正式上线，该博物馆主要收集了广州及其周边13个州县共150座道教庙宇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以历史文献、建筑、神像及碑文记录的形式（包括至今尚存且未发表的拓本及从田野调查获取的碑刻文字）保存下来，或是来自地方志、道士和省县市档案馆的档案数据，也包括历史地图以及科仪文本。该道教数字博物馆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广州道教庙宇数据库目录，并录入电子档案，同时利用GIS建立了一个合适的展现平台和管理系统，用于维护、整理、展现和分析相关庙宇的空间和历史特征。该博物馆有助于推动道教和相关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研究，以使道教及中国宗教研究学者，甚至广州城市史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追溯单个庙宇的发展和地理变化，对所有广州庙宇的地理分布及其与周边的社会经济环境、人口发展、景观和环境的时空关系做定量的分析。

关于近代寺庙的研究，成果较多，此不赘述，特别需要注意的有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董晓萍（《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论文集》等人的研究成果。

尽管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近代中国寺庙的研究在史料、研究内容以及方法等方面均取得了极好的成果，但同样留下了诸多重大的研究空间。如果能构建一个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从近代寺庙财产而言，相对于中古时期寺院经济研究得到高度重视以及成果迭出，有关近代寺庙财产的研究多集中在庙产兴学运动方面。对于近代寺庙财产的整体概况，除了可以发现部分个案研究外，我们一无所知。事实上，近代寺庙登记表有极为详细的财产登记，部分寺庙档案还仔细列出所有动产、不动产的区域、四至、价值。如果能够收集完整并科学规范地建立数据库，我们对于近代寺庙财产的来源、规模、结构、运作等问题即可有较为重要的认识。

二从近代寺庙人口而言，尽管此前的研究对于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总数有初步的研究，但首先这些数据只是总数的初步统计；其次总数的统计并非长时段的系统研究；最为关键的在于寺庙人口的年龄、省份、出家年月等问题，除了部分文献有定性描述外，缺乏定量的整体研究。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寺庙登记档案中的寺庙人口登记表，同样可以实现科学的定量研究。

三从寺庙法物角度而言，已有的研究，特别是习五一讨论近代北平寺庙信仰类型的研究得以成功，乃基于其来源于寺庙登记中法物登记的核心史料。法物登记包括寺院器物（包括神像等法器），以及重要的图书史料。笔者利用白云观登记表中的图书目录，结合宫观住持的个人文献，初步探讨了道观道士的精神世界。如果进一步构建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完全可以通过其寺院藏书探讨近代寺庙的宗教知识以及精神世界，如果我们跟吴亚魁最近统计的上海所出版的宗教出版物做比较研究，相信会有诸多有趣的结论。

四从宗教地理而言，高万桑、李孝聪以及梅莉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宗教地理问题，或是道教道观的分布，或是寺庙的建筑与地理空间，或是香客的区域与进香路线。但在缺乏近代寺庙总数、寺院分布完整统计的前提下，有关近代寺院宗教地理的研究不可避免存在诸多限制，而这也正是亟待构建寺庙登记表数据库的重要动力。

五是从个案与整体研究而言，有关寺庙的研究多为个案，即便是习五一、李孝聪、董晓萍等先行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北京，其中《北京寺庙档案史料》的出版以及北京市档案馆的开放使用无疑是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寺庙登记是民国时期全国性的行动，最近笔者在《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利用了建国初期的部分寺庙调查史料，注意到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卖过包括白云观在内的1950-1960年代北京地区寺庙登记表。这表明建国初寺庙登记同样存在。此外，各省市，包括台北“国史馆”都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代寺庙登记档案，如果我们期待有整体性的研究，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

六是从比较研究而言，已有的比较研究多在佛教道教之间，对中国其他宗教、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仍极为缺少。最近，经济学者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成功研究了基督教问题。不同于历史学或宗教学的研究，为了了解基督教究竟对中国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一重大问题，北京大学颜色和他的合作学者收集了1743个县的资料，包括历年基督教徒人数、水灾与旱灾频率、人均收入、人口、平均寿命、教育水平、识字率等信息。他们发现，在1920年基督教徒占比越高的县，到2000年其人均GDP明显越高。在考虑到气候、自然灾害及其他地理因素后，这一结论照样成立。颜色的数据也表明，从1900年到1920年间灾害冲击越大的地方，基督教徒的数量增加得就越多。为什么基督教徒占比越高的县到2000年反而越富有呢？颜色严谨的量化研究发现：教育普及是基督教占比越高、收入越高的主要原因，教会越多的县，其对20世纪人力资本的提升贡献越大。

近代寺庙登记表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涉及历史学、都市学、历史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学、档案学、经济学、法学及法制史学、宗教学、教育学、公共医疗学以及新文化史等领域，充分具备了跨学科合作的重要研究价值与极有可期的研究空间。努力以全球化、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借鉴历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在充分发挥传统实证史学、比较研究、总体研究的方法基础上，利用量化数据的研究方法，尝试构建近代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将具有重要的创新与学术贡献。

三、构建近代寺庙登记表数据库的路径与前景

颜色利用地方志资料量化研究近代基督教的成功范例显示了量化研究方法的魅力，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很多争议，但是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在经济史之外，量化研究对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度介入与警示。事实上，在宗教社会史领域，已经开展了很多数据库的建设，如上海大学基督教文献数据库，高万桑等学者推动的近代道教文献数据库以及加拿大陈金华推动的中国佛教数据库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极其具有数据化潜力的大型资料，如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等等。

相对于其他正在推进或即将开始的数据库建设，寺庙登记表数据库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首先，寺庙登记表本身具备丰富的数据内容，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数据库建设的难度。

其二，近代寺庙统计调查数据大量存在。近代国家、学术组织、宗教组织以及报刊等均曾开展过近代寺庙统计调查。其中较为集中的乃是民国时期寺庙登记档案，除了学术界较为熟悉、最为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外，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存了北平、重庆、南京、广州等城市1930年代前后的寺庙登记史料（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内政年鉴》就曾有过初步的介绍与比较研究）。此外，台北“国史馆”、上海、武汉等省市档案馆均有较为丰富的寺庙档案，其中直接与寺庙登记相关者为数不少。此外，学术机构有关近代寺庙的调查与统计，也是重要的数据来源，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有最近出版的《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近代期刊对寺庙的调查统计也有不少报道，或源于政府的寺庙统计，或源于自己的调查统计。

其三，寺庙登记表本身包含丰富的内容，比较容易开展多方面的量化研究，具体而言，至少可以推进以下四方面的研究。

1.中国近代寺庙财产研究。近代寺庙登记档案中，不仅寺庙概况表中有寺庙财产（动产、不动产）数量及价值等内容，还有专门的寺庙财产登记表，部分寺庙档案对每一处动产、不动产有更为详细的统计，包括土地面积或房屋间数、市价约计、管理及使用状况、坐落地点、享有权利之种类、权利取得之原因、权利取得之年月、契约之种类及数目是否完备等详细资料，可资从整体上探讨近代寺庙财产的来源、地理分布、规模、结构以及寺院经济的实际运作。

2.中国近代寺庙人口研究。在已有研究对于近代佛教、道教的人口总数初步统计的基础上，可尝试从总体上梳理近代寺庙人口的总数以及不同信仰人口的比重与差别。其次，根据寺庙登记表数据库有关人口的档案，从整体上分析寺庙人口的年龄、省份、出家年月、社会流动、教育背景等问题，可在已有定性的描述外，实现科学的定量研究。高万桑曾注意到1736年至1739年的调查对佛教僧尼有过分类统计，但是对道教道士的统计则没有那么细分。他估计2万名元代全真道士中有1/3为女道士。

3.中国近代寺庙信仰与精神研究。通过构建完好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可以根据寺庙神像等法器准确界定寺庙类型，有助于判断近代寺庙类型结构的流变，更可深入研究寺庙的法物与艺术。根据寺庙登记中的图书，可以研究近代寺院的宗教知识与精神世界，这将是已有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4.中国近代寺庙的宗教地理研究。高万桑、李孝聪、梅莉、苏基朗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近代宗教地理问题的先行研究昭示了近代寺庙宗教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样由于缺乏全部的信息，缺乏科学的寺庙数据库，已有研究只能局限于某地、某个案。近代寺庙登记概况表以及财产、人口等表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地理信息，无论是寺庙的地区空间与区域，还是财产的坐落与分布，抑或是人口的籍贯、出家地点，均是理解近代寺庙不可缺少的宝贵数据，借助于数据库以及GIS等工具，可以完整地研究近代寺庙的地理地图，甚至可以与已有基督教的地理分布研究做有趣的比较研究。

此外，如果从长时段、比较研究等视角出发，或许能够有助于推动宗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从长时段研究视角而言，需要真正把清、民国以及建国初期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已有寺庙的研究，总体而言，存在时段不平衡、前后缺少连贯、比较等问题。如果能注重长期历史的解释，注重在较大时空范围内梳理寺庙财产、人口等历史发展的脉络，将有助于揭示寺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从比较研究而言，首先是在收集与整理寺庙登记表档案史料中，加强不同类型寺庙的比较研究；其次在寺庙各个研究论题上，如财产、人口、信仰与精神世界等领域加强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分层、不同国别寺庙的比较，从而实现对近代中国不同类型规模与概况的整体把握。

总的来说，发挥实证史学的优势，在收集寺庙登记表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内容丰富的寺庙登记表数据库，有助于发挥传统实证史学、量化研究的各自优势，既重视整体研究，也充分重视不同主题的个案研究，有利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构建完整的近代中国寺庙形象，进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探讨近代中国宗教的规模等诸多重大问题，当然也有利于拓展宗教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