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朝宗教文獻中，《周氏冥通記》有較高的關注度，研究者通常將這份文本視爲周子良個人發生“宗教體驗”的實錄，在此基礎上直接分析文本的宗教寓意[1]，基本迴避對故事真實性的考量，對此我有些不同意見。我以爲，討論宗教文獻，對其中的“超驗”部分，研究者需要抱定明確的認識論立場；這一立場無所謂肯否，但應該貫穿研究之始終，并做到邏輯自洽。降靈接真是《周氏冥通記》[2]的核心，稍涉深入的研究，真偽問題便無可迴避。

因此，在正式討論《周氏冥通記》文本之先，有必要陳述我對《周氏冥通記》中周子良降靈事件以及陶弘景注釋詮解的態度。我認爲：（1）青年道士周子良在宗教環境中長大，少年時代開始跟隨陶弘景修習上清派，成年以後（十八周歲），在宗教氛圍濃郁的茅山多次產生符合於上清派教義的宗教體驗，不足爲奇。（2）周子良產生宗教體驗，乃至最終的死亡結局，都是真實發生事件。（3）周子良之死，可視爲追隨上清派祖師們解化的行爲，但本質上仍屬於自殺。我基本同意司馬虛的看法，周子良决意效法許翙，響應神灵的冥召，服用九真玉沥丹而离开凡尘[3]。（4）周子良在發生宗教體驗的時候，有沒有留下記錄文本並不重要，但《周氏冥通記》中的那些降辭，一定是經陶弘景篡改，或根本就是陶弘景編造出來的。

我不打算正面論證陶弘景作偽問題，一方面是靈學領域的爭論，各方習慣於站定立場自說自話；更重要的是，我其實無法提出決定性的證據，來證明陶弘景作偽。道理很簡單，陶弘景“製作”《周氏冥通記》，一開始便設定梁武帝爲唯一讀者對象，梁武帝善妒多疑，陶弘景機巧過人，現存文獻所見陶弘景與梁武帝交往過程，陶莫不小心翼翼，以避免梁武帝之疑與妒。陶弘景精心編排周子良降靈接真場景，實在是百密無疏，簡單來說，《周氏冥通記》既然在當時能夠“騙過”梁武帝，後世幾乎不可能找出重大漏洞。只是有一點不同，梁武帝所處的時代，降靈接真現象並不存在“超驗”，再加上有《真誥》之類的事例在先，遂比較容易以“理所當然”的方式予以接納；而今天的研究者，甚至基於“常理判斷”，也可能對降靈事件提出一定程度的懷疑。其實，陶弘景之後的古人，對《周氏冥通記》中的降靈事件，也以不信者居多。不僅書中新造的神靈沒有被納入神仙譜系，正統《道藏》將《周氏冥通記》列在洞真部記傳類，恐怕也意味著編藏者只打算承認本書卷一中的《周子良傳》，而拒絕接受後面的接真記錄。無論如何，本文之展開，皆基於以上假設，故慎重陳述在先。

從陶弘景“偽造”本書的立場考慮，如果梁武帝對《周氏冥通記》的真偽有所懷疑，遣人來山調查，有關周子良生前的各種活動自然暴露無遺；所以陶弘景寧願將一些無法掩飾的真實事件編入書中，或適當修飾，或預先加以解釋，以爭取主動。本文擬將隱含在文本背後的這些“客觀真實”鉤沉出來，用以揭示陶弘景製作《周氏冥通記》的原因。

一、周子良的成仙之路

《周氏冥通記》以天監十四年五月二十三至次年十月二十七日爲時間範圍，通過《周子良傳》與《冥通記》[4]，刻畫主人公周子良從初次接真，到最後解化升仙的過程。

五月二十三日第一位出場的真靈趙丞就對周子良宣佈說：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

周子良在冥中的職位（保命府保籍丞），棄世的時間（次年十月）都一次性說定，不容推卻。其間雖然稍有反復，當天晚上范帥出場，一番威脅、勸誘，周子良便答應下來。循此主線發生的情節也不多，如改名太玄字虛靈，升職爲東華保晨司，傳授修煉方術等，其實都是虛應故事的點綴；甚至連成仙故事應該具備的“考驗”情節，也非常淡化[5]。

但從書中透露的若干細節來看，現實中的周子良，距離“成仙”標準實在太遠，儘管陶弘景竭力塑造周子良的正面形象，仍有若干“劣跡”無法完全掩飾[6]。先看周子良與姨母之間的緊張關係。六月四日華陽童有一段降辭，告誡周子良說：“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即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意思是說，若被尊長罵詈，坦然受之不要頂嘴；但如果被罵作畜生、禽獸，則需要在挨罵以後沐浴，以避免穢濁。陶弘景解釋此降辭的前因後果：

去歲聞其家說，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色極不好。今有此告，當由斯源也。

降辭辯解說，這是因爲周子良“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的緣故，陶弘景也爲姨母開脫，謂“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7]，但姨母對周子良憤怒之深，於此也可見一斑。不僅如此，陶弘景注釋說：“從此後，得罵便喜笑悅，竟，輙沐浴，大小咸怪如此。”恰好說明在這次降授以後，還發生過很多次類似的爭吵。此即意味著即使經過真靈的調停勸解，周子良與姨母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甚至可以理解爲，周子良“書符失時兼亦不謹”的毛病沒有改變，所以仍然招到姨母惡毒罵詈。

《周子良傳》敘述周子良死亡的場景也值得注意：

（二十七日）日晡間，其弟名子平往看，正見於仙屋燒香。出還住戶，問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語云：“我體亦小惡，即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即還，汝可更來。”仍見鐺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此，姨母驚怪，亟令走往。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貍豆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

弟弟周子平來找周子良，說姨母氣病發作，讓周子良過去調配藥物，周子良回答說：“我身體也不舒服，正要吃藥，我吃了藥就來。如果我沒有及時過來，你再來看我。”道教與儒家一樣都講求孝道，周子良用自己身體“小惡”[8]爲藉口，不立即起身去看護長輩的疾病，儘管可以用登仙時刻不容錯過來解釋，仍在無意中暴露周子良性格之違拗。相反，母親和姨母在聽到周子平轉述如此之後，很快趕來探視，則是親長慈愛之情的正常流露。由此看來，周子良與姨母的衝突，恐怕還是以周理虧爲主。

再看周子良建屋惹出的事端。《周子良傳》說：“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意思是說，天監十四年冬，周子良接受真靈的旨意，向陶弘景提出在朱陽館側獨立建屋的請求，經歷坎坷，直到升仙的時候，也只建成三間谫陋的屋舍。從《冥通記》透露的零星信息看，事情絕不是如此簡單。

建屋的念頭開始於十四年十月，陶弘景移居朱陽館，周子良同去，因爲“慮有目之事以爲妨礙”，於是茅定錄十八日降辭指示說[9]：“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去，只朱陽左側亦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至十一月八日，周子良乃向茅定錄請問：“欲寄朱陽東爲小屋，未審可爾不？”茅定錄指點建築要求說：“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若不爾，名爲孤凶宅。”據陶弘景注釋，大約在此時，周子良向陶弘景正式提出修建屋舍的要求。陶弘景爽快地答應下來，并親自選擇地塊，又提供一萬錢爲修建資金[10]。

但是，這件事遇到其他道士的強烈反對，本來打算修建“三間堂、東西廂各二間”，按照陶弘景的說法，因爲遭到“道士心未善者互興言說”，終於修成只有三間堂屋而沒有東西廂房的“孤凶宅”[11]。不僅如此，正月動工，所顧工人竟然失約，周子良乃準備“作辭告縣攝之”，保命君在降辭中勸慰說：“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更爲極端地，十四年閏臘月二十五日目錄說：

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三過如此。”

關於這一段降辭可推測的背景是，周子良興建屋舍，得罪不少道眾，諸人不僅以“互興言說”的方式表示不滿，甚至可能上章奏請訴訟其罪。所謂“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即是對諸道士上章之回應。更深層次的猜想，設計這一段降辭，甚至可能是爲了杜絕周子良死後茅山出現的某種流言，即周子良不是“升仙”，而是被執往水官論對。

此外，還有天監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周子良“頓取人三百斛穀”事件，雖然前因後果不清楚，但一定也弄得陶弘景非常狼狽，在注釋中勉強解釋說：

其此數旬中，爲起屋事恒慞惶不作，恐身既廢，心亦是急，定錄訝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爲責。伊云不取，神證云取，兩不應妄。又云“別當埤之”，思此答所不解。

如此看來，周子良在現實生活中更像是一個“問題少年”，要讓他最終“符合邏輯”地成仙，需要有特別的情節設計。

首先，反復強調周子良宿業深厚，前生是周紫陽的“弟孫”，其“千生已來，種福多矣”：

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任袠神府。（卷二紫陽童告）

爾生周逵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以此事諮定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宣說，令知源由耳。（卷二劉夫人告）

其生周逵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卷三徐玄真告）

更專門爲周子良設計了一個詞彙叫做“保仙”，即保定成仙的意思。六月十二日樂丞一口咬定：“周生可謂保仙之人”所以，同日馮真人吟詩云：“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六月十九日王夫人也恭維說：“夫一志直往，無迴還之慮，瀟灑任理，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不僅降辭如此，陶弘景在注釋中也說：“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既然已經“保仙”，甚至不需要繼續努力。所以六月十二日樂丞已經預言“其功已定，亦何必須勤勤”，七月二日司馬括蒼再次表揚：“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從表面上看，這與《老子》“用之不勤”之旨暗合，若進一步深究，更可能周子良在生之時，修道用功就不是特別精勤，爲了防備梁武帝派人探訪，乃借神仙之口，將周子良塑造爲“學道不勤而得道”之典範，以杜絕口實。

其實，降辭對周子良修道過程可能存在的懈怠行爲，也早有預防性言論。六月十二日洪先生與馮真人有一段對話，洪君說：“見周生不中路怠廢乎？”馮真人答：“不怠廢。雖怠亦不能毀其金簡。”所以華陽童總結說：“若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丞。”由此可算立於不敗之地了。

綜上所述，周子良的升仙歷程本身並無曲折，相關情節設計，前後線索完全能做到邏輯自洽，目的在彌補現實生活中周子良的人格缺陷。

二、《周氏冥通記》中的陶弘景形象

陶弘景作爲《周氏冥通記》文本的製作者，他在書中的形象，稍加鉤沉便能顯現。降辭通過多位真靈之口，以一種看似不經意的方式塑造陶弘景。如五月二十三日趙丞初次降臨，見有兩小兒在庭中嬉戲，周子良介紹說，其中一人爲郎善，“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趙丞馬上接口說：“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12]

六月一日华阳童问周子良对老师的看法：“陶氏才識何如？”[13]子良答：“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华阳童说：“然恐緣業不及，如何？”紫陽童乃引周紫陽的話作緩頰：“神仙易致，而人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此段突兀插入的對話，应该是陶弘景故意寫給梁武帝看的，一方面肯定自己 “德操淵深，世無其比”，但又稍留餘地，表示距離成仙尚有“緣業不及”之劣勢。

六月二十一日有黃元平奉趙丞之命來告：

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雨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報。

說得很明白，他處求雨，皆不允准，但因爲陶弘景“有功行”，周子良才升職，爲彰顯二人之德行高峻，一定滿足所請，即所謂“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

因爲《冥通記》一直褒揚周子良，那陶弘景與周子良的“仙品”究竟孰爲高下呢？七月九日王紫陽說：“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之乎？”周子良趁機請問：“家師陶公何如？”王紫陽回答：“假令爾如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沖等也。”此處即借王紫陽之口給出了答案。陶弘景在隨後的注釋中還有一番謙虛：

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上”，未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替致降二階邪？范幼沖爲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

以上數條，足以構成一個“有道高真”的形象，至於陶弘景被後世廣泛接受的仙界職位“蓬萊都水監”，也因本書而來[14]。

據陶弘景自說，還在周子良接真之前一個月，自己忽然夢見將被召上仙，夢中人傳話說：“宮府已整，唯作印未成。”這顯然是升遐在即的預兆[15]，心中鬱悶，於是告訴了周子良，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窻洞”。[16]姨母等人的這一番“營救”工作，陶弘景表示當時全不知情，後來隱約了解姨母等曾經“密營信”，也沒有向周子良詳細詢問[17]。

陶弘景表示，直到看到周子良記錄的降辭，才知道七月二日真靈在降周子良時，有如下指示：

（樂）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允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旬間當與思和往諸司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苦，勿卒憂悒。”[18]

這一段言論，隱約透露出轉機，果然，七月十三日的降辭宣佈處理決定：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太元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申少時。”子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既且停召，當更選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既仙，陶當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復憶此。

仔細推考不難發現，這一段中涉及的重要細節，事先都有鋪墊。召陶弘景入補仙班，原因是“蓬萊都水監高光坐治水事被責”，因此“欲以陶代之”。對應七月九日茅定錄說：“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之徒，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況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這位高光顯然在“落除”之列，職位空缺，需要填補。而陶弘景“久入下仙之上，乃范幼沖等也”，據《真誥》范幼沖爲童初監，與都水監的仙品或許相當[19]，顯然具有替補資格。

仙界已經決定的人事安排，又有無可能改任呢，不妨參照周子良的情況。周子良先被確定爲保命府保籍丞人選，應該是次年十月到任，因爲保晨司年限將滿，遂升爲保晨司，於當年七月七日“刻名仙簡”。由此可見，職位在到任以前，仍然可以調整變動。陶弘景在此條後專門注釋說：

此條中便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猶且領丞任，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乃可知耳，計今必應猶在洞中也。

注釋談論的是仙班升轉秩序，陶弘景的意思是說，周子良現在獲得之保晨司乃是“候任”，尚未正式到職；只是還不知道周子良在候任期間，將仍然領保籍丞的職位，直到升遷時才交卸呢，還是現在就已經交卸保籍丞之職，而以遊散仙人的身份候任。設計如此場景，似在暗示仙界發表某項職位，從授職到就任，尚有一段時間間隔，仍有變動調整的餘地，如此也爲蓬萊都水監任命之“停召”埋下伏筆。

但是，職位變動畢竟是大事，所以前面茅定錄表示，“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須“與思和往諸司命間論之”。而鄧靈期在七月十一日降辭中看似不經意地透露，“桐柏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據後文，蓬萊都水監乃“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則特意安排太虛、司陰二真前來，可能就是爲了討論陶弘景任職之事。

至七月十三日，事情獲得解決，另選他人，降辭所謂“既且停召，當更選耳”。趙丞讓周子良轉告陶弘景，此爲《周子良傳》中四件不得不說之一，即“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不得不說”。

關於陶弘景的事情就這樣化解了，但又引出新的問題，既然陶弘景蓬萊都水監的任命可以“申延”，周子良的保籍丞或者保晨司職位，爲何不能“申”呢？五月二十三日范帥拒絕周子良的要求，尚可以理解爲恐嚇[20]，經歷陶弘景成功推辭蓬萊都水監之後，這些理由便不成立。果然，八月二十五日又安排了一段情節，周子良不甘心，“夢入華陽，造定錄，諮來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陶弘景注釋說：

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雖初云“可爾”，恐後復相誥却。審得申者，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畢竟周子良終於在次年十月二十七日“如約”解化，儘管有這一段插曲，也無法改變最終結局，所以陶弘景也只好含含糊糊地說，或許此後還有降辭，真靈們又拒絕了周的請求吧。

三、《周氏冥通記》擬傳遞的信息

無論如何，陶弘景掌握著《周氏冥通記》的創作權和解釋權，周子良解化升仙構成本書的基本框架，若將此框架和附麗其中的各種事件隱去[21]，剩下的應該就是製作者打算表達的真實想法，其中多數與宗教有關。

關於素食。六月十三日范帥在談論周子良六世祖周眉“尤好射獵，殺傷無數”的過失後，趁機對周子良提出不食肉的要求，范帥說：

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相報爾。

周子良表示接受告誡[22]，但十五日范帥即遣人來責備周子良不遵守約定：“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旦何意往他人處食脯？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周子良很委屈地表示：“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奉今旨，敢復近肉。”周子良把食肉的責任推給了陶弘景，於是陶弘景發表長篇議論，闡述自己對食肉的態度：

其十四旦，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帥語，于時即然許之。十五日旦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至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眾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一向絕之。

從這段注釋來看，知道周子良斷肉事的，除陶弘景外，至少還有姨母和潘淵文。周子良誤食脯肉的橋段，目的在於引出以上議論，或許根本就出於陶弘景杜撰，爲了減少麻煩，便把自己設計成當事的另一方，然後再在注釋中爲自己辯護。事實上，如陶弘景說，周子良斷肉其實并不堅決，在十五年三月以後，又開葷食肉[23]。十五年六月十九日降辭說，“於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即與之呼應。

陶弘景特意強調“斷惡”，恐怕是爲了響應梁武帝《斷酒肉文》的素食號召。《斷酒肉文》載《廣弘明集》卷二十六，《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謂：“（天監十年）帝集諸沙門製文，永斷酒肉。”[24]此文要求僧尼素食，引《大般涅槃經》“食肉者斷大慈種”之論，認爲“出家人若飲酒啖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對照陶弘景注釋說“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眾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云云，顯然是代表道教人士表態，支持梁武帝的倡議。事實上，道教方面響應梁武帝素食號召，陶弘景所爲並非孤例[25]，據《三洞珠囊》卷五引《道學傳》云：

（宗超）住希玄館，梁武帝三教兼弘，制皆菜食，雖有詔敕，罕能遵用。逸倫奉行，於是館中法衆，莫不菜蔬，私有觸犯，即加斥遣。乃至厨醮不血味，遠近嗟稱，獨爲清素也。

由此可見，梁武帝素食改革受到一些抵觸，“雖有詔敕，罕能遵用”乃是寫實，故陶弘景對素食問題表態，實有特別之意義。

回到《冥通記》場景中，范帥說“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此處特別拈出“仙藥草”與肉食對舉，明肉食不僅爲滿足日常膳食需要，更是爲了養生治病。按，梁武帝崇佛，禁斷殺生，《佛祖統紀》卷三十七云：“（天監）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郊廟牲牷皆代以面，宗廟薦羞始用蔬果。”陶弘景曾著《本草經集注》，以蟲魚鳥獸入藥，與當時政令相違背，如《桓真人升仙記》專門提到：“（陶弘景）注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苦，雖有救人之心，實負殺禽之罪。”此處恐是陶弘景借《冥通記》，特別向梁武帝表明態度。《佛祖統紀》云：“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著《別行本草》之事或屬無稽，但此處以肉食與仙藥草對立，確有自我檢討之意。

東晉成立的道教上清派，教義有從佛教“借鑒”之處[26]，本身也不特別排斥佛教，這是陶弘景後來能夠“佛道兼修”的根本原因。甚至在“禁慾主義”方面，上清派也有些向佛教靠攏的傾向，將天師道備受詬病的男女合氣“黃赤之道”，弱化爲“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跡”的“洞房偶景”。

即使這樣，陶弘景可能覺得仍有深入解釋的必要，於是在《冥通記》中設計了這樣一段場景。七月三日有九位女真下降，由陶夫人向周子良介紹：“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姬、孫芳華、阮惠香，此三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仙妃，故令知之。”劉夫人說：“周生，爾欲之乎？”周子良答：“凡蟲鳥非所敢希。”劉夫人說：“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這一段對話其實是關於“偶景”的隱晦表達，陶弘景則將其定性爲“申嘲謔欲希之辭”，意即不傷大雅的玩笑，然後進一步解釋：

夫以涵育兩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自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表昔記，於今差非嫌惑。但長幼貴賤，年月賖促，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域外，心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桑，諒別有旨矣。

陶弘景解釋的文句十分含混，大意說匹偶也算自然之常，既然經典（指《真誥》）早有記載，那也就有存在的理由[27]。對於道術超乎域外，心思凝於化表之人，他們隨緣應化，也不必拘泥於具體表現。

與偶景相關的是“火棗交梨”，九月五日的降辭提到此，陶弘景注釋說：“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按，《真誥》卷二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又云：“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荊棘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又云：“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此中的隱喻，陶弘景不應該不明白，卻故意以普通仙果爲說，恐怕也是爲了淡化偶景術的影響。

此外，天監十三年梁武帝購買許長史故宅爲陶弘景修建朱陽館，在修建、搬遷過程中，似乎也有一些違背梁武帝心意的舉動，於是借《周氏冥通記》加以解釋。據《華陽陶隱居內傳》引《登真隱訣》云：“甲午年（天監十三年），敕買故許長史宅宋長沙館，仍使潘淵文與材官師匠營起朱陽館。”《許長史舊館壇碑碑陰記》云：“十四年冬徙來此館。”與《周子良傳》說“其年十月，從移朱陽”相合。

但陶弘景心中顯然不願意，《華陽陶隱居內傳》云：“上使營朱陽館以居，先生三讓之，詔不從。自於館東建藥屋靜院，云躡玄洲之跡。”推讓未必出於謙虛，據《冥通記》七月十八日注釋說，其實是因爲“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陶弘景顧慮“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所以非常不情願。妥協的結果見於《許長史舊館壇碑》，“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故十月十八日注釋中，陶弘景將朱陽館稱爲“公館”，否認自己對此館舍的所有權[28]。

推讓過程中是否有不愉快發生，不得而知[29]，但正好發生在周子良通靈接真期間，《冥通記》中必須有所反映。七月十八日蓬萊都水監事化解後，有一段降辭云：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既未發，吾寧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陶乃答吾前語”，指的是周子良奉命轉告陶弘景已經停召蓬萊都水監之後，陶弘景所上的疏文[30]。茅定錄針對陶弘景的陳辭，口頭答復說：陶打算移居雷平山後，也未必比朱陽館更好，當然，若說避免刀兵水火之災，雷平山確實略勝一籌。但雷平山其實也不是可以隱居寂處之地，只是避害稍佳，並不比朱陽館有更多好處。至於陶問最終羽化之地，這完全出於他自己的心念，無法預知。但大致來看，句曲山最好，吳越名山雖多，沒有能超過此者，希望其長住茅山，不要動遠遊的念頭。這段降辭繞來繞去，但隱含的意思非常明白，陶弘景其實不願意聽梁武帝的安排住在朱陽館，打算在稍遠一點的雷平山築館舍，甚至打算離開茅山，所以茅定錄強烈勸阻。

這可能就是當時陶弘景與梁武帝衝突所在。現在陶弘景要挽回這一切，所以在《冥通記》中設計的場景是，儘管茅定錄如此勸誡，但周子良並沒有將這些教誨轉告，注釋說：

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覲之日爲申陳如此，即是相酬之告。周竟不以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於時至尊垂恩，爲置宋長沙道士二廨并左右空地，於此廨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即是許長史舊基，竊恐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追恨不得作方畐通辭，方畐通辭則亦應方畐酬答也。

所謂“追恨不得作方畐通辭”，乃是對未獲得茅定錄的正式答復表示遺憾，并檢討自己當時處置失當，如果自己當時用正式文書啟請，茅定錄必有正式回復。潛台詞是，假若得到定錄君的意見，我也不至於拒絕至尊讓我移居朱陽館的命令啊。爲了取信，《周子良傳》也慎重其事地說：

又師經一過因辭訪移朱陽，及有所當事後，屢問：蒙答以不？每云：未報。遂不顯言。今料視，定已有答。

四、梁武帝捨道入佛背景下的《周氏冥通記》

陶弘景是茅山教團的領袖，在梁代舉國崇佛的大環境下，可以想見，他作爲道教代表人物，承受極大的壓力。梁初陶弘景尚堅持道教信仰，天監初他曾有《難沈鎮軍均圣論》，連作八項設問，質疑沈約的均圣之論：

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力，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爲內惕寡方，意在緣報，睹跡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否？[31]

排佛語氣之激烈，令沈約幾乎難以招架，只好說：“請息重辯。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可是到大同二年（536）陶弘景去世的時候，《南史》卷七十六記載他的遺令卻是：

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燃燈，旦常香火。

這種轉變何時發生，最早的確切文獻爲陶弘景自撰之《許長史舊館壇碑》，碑云：

十四年，別創鬱崗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32]。

“均明法教”其實正是陶弘景曾經堅決反對過的“均圣”主張，由此證明，《甄正論》卷下說陶弘景“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容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確有其事。天監十五年爲陶弘景上《周氏冥通記》的前一年，也就是說，陶弘景在十五年或稍早一點時間，開始接受佛教信仰。

陶弘景當時究竟面臨怎樣的壓力，導致信仰轉變，毫無線索可尋，結合《周氏冥通記》，我擬貢獻一點不太成熟的猜想。

梁武帝每做出重大決策，喜歡令臣下“表態”，可舉兩事爲證。據《弘明集》卷九、卷十，天監六年梁武帝引發關於范縝《神滅論》的“大討論”，親自作“敕答臣下《神滅論》”，由莊嚴寺法雲法師遍示朝臣，於是有“公王朝貴六十二人”答書法雲，對“神滅”問題表明立場，申討范縝，擁護神不滅的主張。又據《廣弘明集》卷二十二，梁武帝作《斷酒肉文》，先由法雲等高僧宣講，因爲佛教內部存在不同意見，於是敕令法超、僧辯、寶度三位上座律師表態。由此思考，當梁武帝捨道入佛，并敕令“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偽就真，捨邪入正”之時[33]，完全有可能要求具有道教大宗師身份的陶弘景表明立場。

我推測，天監十三年或稍早，梁武帝要求陶弘景就佛教問題表明態度，并以購買許長史故宅建立朱陽館作爲“獎勵”，陶弘景不願意接受，出於無奈，在天監十四年四月前後還生出解化避世的念頭。

按，陶弘景生出“自殺”的念頭並不奇怪，天監五年爲梁武帝煉丹失敗，他就表示過“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只是覺得這是獨濟小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跡”，故沒有付諸行動，事見《華陽陶隱居內傳》。這一次可能也與當年的情況一樣，最終因爲慮及茅山教團的安危，放棄自殺的舉動而被迫妥協。

陶弘景如何向梁武帝“表態”，沒有留下一點信息，但天監十五年在茅山修建菩提白塔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或許可以把陶弘景接納朱陽館作爲他“思想轉變”的標誌，由此正可以理解，周子良在朱陽館旁邊修築“四合舍”，雖然得到陶弘景的大力支持，卻最終建成“孤凶宅”——原因極有可能是茅山部分道士，出於對陶弘景“投降主義”的不滿，遷怒於周子良的緣故[34]。

循著這一思路再看《周氏冥通記》卷四中的幾次突兀事件，都可以獲得較爲圓滿的解釋。

事件之一，閏月二十三日降辭云：“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仙人干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也，豈復來於此邪？’”陶弘景注釋甚詳：

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於大雷忽逢一人，乘小小鹿頸船子，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於華監間過嗣真館道士彊文敬，因疏寄具還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聞彊說，自私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注釋敘述天監十四年冬，有顧道度江行遇彭姓奇人，托他帶書信給陶弘景。這件事顯然真實發生——陶弘景作爲當時代“著名”宗教人物，經常被各類人等瑣擾，恐怕也習以爲常。但這件事涉及人員既廣，又曾在京城傳播，可能鬧得沸沸揚揚，梁武帝或許也有耳聞[35]。我認爲，此條降辭與注釋，就是陶弘景專爲解釋此事而設計。

最根本的目的，乃是借洪先生之口宣佈三點意見：這位彭姓奇人乃是仙家，行爲正派；他前生確實認識陶弘景，但今生與陶沒有接觸；他不會到茅山來。可是洪先生怎麼會無緣無故說起彭姓奇人呢？所以降辭中洪先生第一句話就說“此所問泛舟者”，意思是說此因周子良之詢問而回答[36]。陶弘景爲了撇清，又在注釋中專門說自己“亦不以問周”，然後再推測，“周當是聞彊說，自私訪冥中”。意即周子良向洪先生打聽舟中人事件，屬於“個人行爲”，非出陶弘景授意。

事件之二，二月七日，夢見茅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某人彭公在此不？’堯得而插靜櫺，故人得見之。其人亟乘一刀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遊。命我囂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淫濁，真誠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詠此。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

事件之三，二月二十日，夢見司命君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北星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壞人真氣，可急詣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

后兩件事的記錄太過簡略，意思也不太分明，與前顧道度遇中嶽仙人干朴事結合在一起，大致可以猜測，梁武帝將捨道入佛，相關信仰者惶惶不安，準備往茅山集結，向陶弘景求助。陶弘景的態度十分堅決，一說“其若來，可不接之”，一告誡“勿信之”。

五、簡要的結論

天監十六年陶弘景借周子良解化事件，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杜撰《周氏冥通記》，並將其進呈給梁武帝，目的大約有以下數端：迎合梁武帝的信仰主張，如素食問題；解釋道教信仰中可能被梁武帝“誤解”的部分，如偶景術；爲自己以前的言論辯護，如入住朱陽館的糾紛。更重要者，則是希望梁武帝認可“降授”的真實性、合法性。畢竟降授是上清派立教根基，所以梁武帝敕書答覆“真言顯然，符驗前《誥》”，應該是最令陶弘景滿意的八個字。

作爲題外之論，我並不覺得目前的研究結論有損於陶弘景的形象[37]。在梁朝一邊倒的宗教政治環境下，茅山上清派能夠倖存下來，綿延至陳隋之際，經王遠知而振興；陶弘景之委曲求全，實有莫大的功勞。但陶弘景的佞佛舉動，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所有道眾的理解，不僅在《周氏冥通記》中可見茅山道士針對陶弘景的不滿情緒[38]，可能作於陶弘景身後不久的《桓真人升仙記》，更借神仙之口指責陶弘景“求真不一，潛神二門，好禪悅佛言菩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也代表陶弘景身前身後遭遇的“惡評”。

最後回到本文開篇懸置的假設，將陶弘景偽造《周氏冥通記》作爲“預置立場”，推演討論皆如上述。《周氏冥通記》情節錯綜，按照作偽假設，各種線索幾乎都能圓融彌縫，單純宗教體驗遺留下來的文本很難做到這一點，由此也增加作偽假說的可信度。

[1]如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在“論陶弘景的煉丹術”（On TheAlchemy of T’ao Hung-ching）中，對《周氏冥通記》作煉丹術方面的闡釋。见Michel Strickman，“On The Alchemy of T’ao Hung-ching”，载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Chinese Relig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P. 123-192.讨论周子良和《周氏冥通记》的内容见159-162页。此外還有收入《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中譯本（麥谷邦夫、吉川忠夫編，劉雄峰譯《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齊魯書社，2010年）的幾篇研究文章，即吉川忠夫“夢的記錄——《周氏冥通記》”，T.C.拉塞爾“《周氏冥通記》中的神啟和故事”，許麗玲“《周氏冥通記》初探”等，則循“夢境”或“通靈”思路，各自表達。

[2]天監十五年（516）十月二十七日陶弘景（456-536）的弟子周子良（497-516）忽然去世，年僅二十，事後清理遺物，發現許多與真靈溝通的文字記錄；陶弘景將這些材料整理編次，詳細注釋，附上自己撰寫的周子良傳記，呈遞給梁武帝，並獲得梁武帝批答認可；所有材料合並在一起，即是四卷本的《周氏冥通記》。本文引用《周氏冥通記》文字，見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1988年，第5冊，第518至542頁；亦參考前揭《周氏冥通記研究（譯註篇）》日文原本（道氣社，2003年）和前揭中譯本（齊魯書社，2010年）。

[3]關於周子良死亡真相，前揭司馬虛論文明確認定為“自殺”；韓吉紹長篇論文“自殺求仙：道教尸解與六朝社會”（《文史》，2017年第1期第29-49頁）有更為詳細的闡論，我非常讚同。

[4]為了稱引方便，本文將《周氏冥通記》之《周子良傳》、陶弘景啟事與梁武帝詔答以外的部分稱作“冥通記”。

[5]《冥通記》僅出現兩次依稀與考驗有關的情節，都非常簡略。一次在六月十二日，華陽童試探周子良，同來諸仙，“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周子良表示：“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樂丞表示讚賞：“能察幽測冥者，周生是也。”七月九日王紫陽說：“當兩小試，或為虎狼，或為殊聲異形，以怖於人。”但完全沒有相關事件記錄。

[6]一些降辭與當時發生的真實事件密切關聯，所以即使經過陶弘景修改甚至杜撰，某些在茅山道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也無法完全遮掩。

[7]卷三七月九日陶弘景注釋提到，周子良姨母性格“過嚴，治於目下刻急”，也可算作為周子良開脫責任。

[8]所謂“小惡”，通常理解為“小小疾病”，“一點點不舒服”。檢《法書要錄》卷十云：“獻之白，兄静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世說新語·容止》云：“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恵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强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雲笈七籖》卷一百九謂杜昺自卜死期，“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氣潔”。此三句中“小惡”訓為“小小不適”皆能通，但前兩例之“小惡”更像嚴重疾病之委婉說法。而《冥通記》此處之“小惡”，似乎只能詮釋為重病惡疾，只有如此，姨母聞周子平敘述則“驚怪”，亟令其“走往”，并偕子良生母親自趕到，方能符合情理。再者，如果“小惡”僅僅是輕度不適，當周子平來說姨母“氣發”，需要周子良前去配藥，子良答：“我亦有點兒不舒服，等我吃了藥就來。如果沒有及時趕來，你且再來喚我。”則顯得輕佻和敷衍，不符合禮儀。但即便如此，這段場景如果是實錄的話，仍能看出周子良對姨母疾病的漫不經心。

[9]按，周子良建屋是真實發生事件，至於《冥通記》中的降辭和陶弘景注釋，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哪些是周子良所為，哪些是陶弘景事後杜撰，但合並在一起，仍可以勾勒出事件之大致框架。

[10]卷四陶弘景注釋云：“至於周欲別立屋，便虛心相許，自為看地，給錢一萬。”卷一注釋提到：“尋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還西館。”也證明陶弘景確實參與選擇地塊。

[11]就修造之事而言，以我們理解陶弘景當時在茅山的崇高地位，他鍾愛的弟子，在他的支持下修建屋舍，竟遭到山上其他道士的強烈反對，居然未能順利遂願，儘管未知整個事件的背景如何，至少可以得出兩點推論：這次修建是多麼的不得人心；周子良之“群眾關係”竟然如此之差。

[12]此句陶弘景的注釋也很有意思：“郎善姓徐，樂成縣人，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預先說明郎善已經離開，以方便梁武帝查證。

[13]研究者這一段對話的角色有不同意見。

[14]從本書故事發展來看，陶弘景其實成功地推卸了蓬萊都水監任命，但有意思的是，這一陶弘景為自己“封贈”且又成功“擺脫”的尊號，卻被後世廣泛認可，并成為陶的身份標配。如《太平廣記》卷十五“真白先生”條引《神仙感遇傳》云：“馬樞《得道傳》云：受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沖、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代乃直接將蓬萊都水監作為陶弘景的典故入詩，如歐陽炯《大遊仙詩》云：“赤城霞起武陵春，桐柏先生解守真。白石橋高曾縱步，朱陽館靜每存神。囊中隱訣多仙術，肘後方書濟俗人。自領蓬萊都水監，只憂滄海變成塵。”蓬萊都水監在宋代則直接出現在官方文件中，據《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下引宋宣和封誥，其中提到“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跡榮羅，濯精華闕”。此例甚多，不繁舉。

[15]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鑄印未成”，在六朝可能還吉凶寓意。如《南史》卷二十三載王瑩“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類似表現官印與官運關係的神異敘述還有一些；南北朝時代還有《相印經》，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引。這些或許能夠說明爲什麼周子良等人聽說此事，都陷入焦慮，因爲他們都理解作印未成的涵義。

[16]陶弘景自己夢見被召之事，究竟是真實有夢如此，還是陶弘景托言做夢，不得而知。但從後面的情節發展看，他將“夢境”告周子良之後，周子良轉告姨母、潘淵文的一系列動作，應該是真實事件。

[17]陶弘景在七月二日注釋中表示：“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

[18]陶弘景還對降辭“屢有”提出異議：“止聞此一過，而云‘屢有請’，是所未究。”

[19]陶弘景在注釋中說：“范幼沖為童初監，出《真誥》中，未知真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雖然使用疑問語氣，目的則在暗示童初監與都水監仙班品秩相當，既然陶弘景與范幼沖仙秩相等，故足堪替補為都水監。

[20]當時周子良乞求說：“可得申延數年不？”范帥一口拒絕：“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已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此耳。”

[21]所謂“附麗於主線的事件”，指為了增加主線索的可信度而添加的一些細節，如洪先生傳授伺二星、誦太素祝，夢中出遊，參見各路真靈等。

[22]根據《周子良傳》，周子良“斷不食脯肉，亦被怪”，屬於四件不得不說事之一，可見周子良向姨母等提出素食要求，應該是真實發生事件，但是否因此段降辭引發，則不得而知。

[23]按照前所揭示，周子良經范帥等訓誡，天監十四年六月十六日開始斷惡，此又說只是在當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期間“菜食”，此後直至死亡，似乎因為體弱，兼以姨母勸令，又復稍稍動葷。其前後牴牾如此，似別有原因——比如周子良事實上並未嚴格杜絕葷腥，陶弘景擔心梁武帝調查，故在注釋中預留餘地。

[24]研究者對《斷酒肉文》的頒布年代有不同意見，乃至有認為普通年間者。今按，《周氏冥通記》這一段素食論述，顯然是對《斷酒肉文》的回應，故此文不應該晚於《冥通記》。

[25]此條文獻由孫齊博士提示，特此說明。

[26]著名的《真誥》盜用《四十二章經》公案即是顯例。

[27]即所謂“既已久表昔記，於今差非嫌惑”。

[28]《禮記》“公館復，私館不復”句，孔穎達疏：“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

[29]梁武帝修建朱陽館的動議開始於天監十三年，次年四月陶弘景即夢見“宮府已整，唯作印未成”，將被召上仙。換一種表述，就是已經做好“棄世登仙”的準備。陶弘景這次夢見仙界召喚，所能見到的“刺激源”只有修建朱陽館一事，未必一定相關，姑懸此臆測，敬俟批評。

[30]此即注釋所言：“陶隱居既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覲之日為申陳如此。”這句注釋存在小漏洞，因為陶弘景並不知道周子良接真之事，故可以解釋為讓周子良請姨母在請時陳告。

[31]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32]《道藏》本《華陽陶隱居集》、《茅山志》，皆刪去“十五年，建菩提白塔，以均明法教”，今存拓本則有之，《陶弘景集校注》亦有此。

[33]見《廣弘明集》卷四之梁武帝“捨事李老道法詔”，《辩证论》卷八、《法苑珠林》卷五十四記載略同。

按，梁武帝捨道入佛的具體時間，是否即如詔書所言“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研究者有不同意見。但梁武帝在天監年間完全放棄道教信仰，此則無可爭議。我意梁武帝準備確立佛教為國家信仰，其實經過多次試探，比如讓沈約作《均圣論》，展開《神滅論》的大討論等，但最終如《南史·梁本紀》所載，天監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於無礙殿受佛戒”，徹底完成信仰轉變。

[34]如果以上推測接近事實真相的話，那麼周子良的死亡真相，會不會是因為受到陶弘景改變信仰的刺激，憤然解化（自殺）呢？《周氏冥通記》中留下的信息尚不足以判斷，只能懸疑。不過，從周子良很突兀地向陶弘景提出修建房舍獨立居住，以及忽然索取三百斛榖，似乎暗示兩人有一些衝突。關於三百斛榖，陶弘景注釋說：“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為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為師使，本是衣食弟子，不應以此為責。”承孫齊博士提示，所謂“平人六年食”，算下來正好是周子良拜師陶弘景的年限，這究竟是向陶弘景討回六年米穀，還是其他意思，因為陶弘景不願意顯說，確實不太清楚，但隱約透露師徒之間似乎有過不愉快。

[35]據孫齊博士提示，六朝屢有奇人異士江海寄書，以顯示神異的故事。如陶弘景撰《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說：“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呉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為仙公。”又如《高僧傳》卷十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故認為《冥通記》中設計寄書情節，也是為了彰顯陶之神異。我同意此見解，但需要注意者，神仙江海寄書，接受者否認拒絕，則是《冥通記》所獨有，故正文予以拈出，並與後兩例同樣具有拒絕情形的事件一起討論。至於彭先生寄書事本身，仍以真實發生的可能性較大，因為牽涉人物眾多，如果完全鑿空，梁武帝稍加調查即可揭破。事實真相則可能是某一妄人模擬傳說中寄書葛仙翁的情節，打算與陶聯繫，目的動機不詳，但從陶弘景堅決拒絕否認來看，正文所作推斷，應該可備一家之說。

[36]結合降辭，大致能猜出周子良應該是圍繞舟中人會不會來茅山提問，所以洪先生才會說出“豈復來於此邪”的話來。

[37]陶弘景“山中宰相”的形象，我在《陶弘景叢考》中已經辨析清楚，其實是後人根據陶弘景與梁武帝討論書法的一組信函構建起來的。見，王家葵著：陶弘景叢考，齊魯書社，2002年，第23-41頁。

[38]山中道士破壞周子良的建屋計劃，所針對對象應該就是陶弘景。

【作者按】

“《周氏冥通記》析疑”與“《周氏冥通記》文本解析”，初稿只是一篇文章，當時亦以“《周氏冥通記》文本解析”爲標題，在幾次工作坊和學術討論會上報告，最終以“《周氏冥通記》析疑”發表在《文史》2019（2）。收入《周氏冥通記校釋》（道教典籍選刊，中華書局）時析分爲兩篇，前一篇論證陶弘景與《冥通記》文本之形成；後一篇專門討論文本學有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