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 学术期刊的平台策略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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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期刊的平台策略》
作者
杨健民，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南学术》执行总编辑、研究员。
摘要
学术期刊是由具有“使命感”的作者所提供的厚重、深刻和优雅的论文构建起来的对人文学术产生独立精神价值的学术平台。对期刊平台所可能出现的学术论题进行“预设”，才有捕捉到学术问题的可能性，学术期刊就是对这些“预设”的集成。这个集成以问题导向为中心，以跨学科研究为基点，以专题策划为抓手，以个性和特色为追求，推进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综合类学术期刊要从“学科综合”的办刊模式向“问题综合”的“集成化”平台策略转变，不同的学术期刊平台，其“问题综合”的策略依其人文学术的独立价值、依据、重心而彰显个性。要以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来判断论文的思想力，服膺“内心的召唤”，帮助作者提升学术论文的“完成度”。
关键词
学术期刊 学术平台 问题预设 集成能力
刊物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学术期刊的平台策略
杨健民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南学术》执行总编辑、研究员
近年来关于学术期刊如何发展的论述已有很多，观点纷呈。但无论怎样变化，终究有一个策略性问题，这一直是我多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学术期刊的平台策略”。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位学术期刊主编乃至编辑来说，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一、平台的构筑和学术论题的“预设”
从学理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发展的根基在于学者，只有学者才是学术期刊的“衣食父母”，这是毋庸置疑的。什么是学者？费希特说：“学者是有使命的”。1794年5~6月间，费希特在耶拿大学连续做了五场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在这五篇演讲中，费希特提出了“大丈夫的思想方式”和“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同样是作为学者，同样具有学者的使命。没有使命感的学者不会有问题意识，也提不出富有使命担当的问题；而没有使命感的编辑，同样缺乏对学者的“思想方式”以及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的思想意识。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平台，是依靠论文而成立的。“成立”是学术期刊生存的基础，也是学术生产的基础。一篇论文之所以优秀，就因为它“成立”，“成立”可以直抵论文的学术层面和技术层面。一个好的学者，他都在写永远“成立”的学术论文。所以，“寻找”优秀的论文，寻找到那些能够“成立”并且实现学术期刊平台“成立”的论文，是主编和编辑的使命。所谓优秀的学术论文，按照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里说的，就是“质料”和“形式”。这两个观念取之于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借此重新评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人文价值。根据马克思这个观念，在我看来，优秀的学术论文的“成立”除了问题、创新和学理之外，还需要有三个要素：厚重、深刻和优雅。厚重指的是立论坚实；深刻指的是论述扎实，不虚张声势，不故弄玄虚；优雅指的是追求论文的“完成度”和尽可能的完美。这是学术期刊平台对一篇优秀论文的起码要求。
平台是出思想家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思想家。
任何年代都需要思想家，只有思想家能够构筑学术和思想高地。学术期刊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是思想家的诞生地。思想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具有“个人自主活动”的理念人，是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他们通过“对象化”的“劳动”，以独特的思想智慧去改变既有的思想和学术观念，从而对学术史、理念史和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数永远最少，但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永远最大。国外的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笛卡尔、牛顿、伏尔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达尔文、尼采、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国内的比如老子、孔子、孟子、王充、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龚自珍、魏源，比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李泽厚等。
1987年，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其中有个探讨太平天国的重要章节。冯友兰提出了一个问题：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了会怎么样？这个问题过去许多人都没有仔细想过，大概都认为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那就是理想主义了。冯友兰却认为，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了，就把中国拖回中世纪。这个结论对于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冯友兰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启发，就是近代的许多人物都值得重新探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仍然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这些人看成改良主义者，认为改良主义没有出路，注定要失败。到了90年代初，李泽厚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讨论了严复。他认为不只是要给严复一个重新定位，还要从严复思想中引申出一个启蒙问题，他觉得启蒙思想对当时的中国一定具有推进作用。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引领学术问题和思想革命的，李泽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在于对人文学术产生独立的精神价值，即内在于自己的独立的价值重心，并且表现出完备的价值依据。他们把人类的良知和学术的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体现出两大思想特征：一个是原创，另一个是深度。原创性体现了他们提出思想史、理念史和学术史的重大理论问题，能够以自己的价值判断改变既有的思想和学术观念；深度则表明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整的学术理论体系，能够以人类的“良知”和学术的“使命”这两个概念，将不同向度上的现实关切收摄于一种终极眷注。比如歌德，他的一生体验了最辉煌的德国古典音乐、古典哲学、古典文学，然后以自己真的生活、真的人格、真的自由意志，去追问希腊哲学，去诠释“道”和“心智”——一种意味着个人精神生活和世界精神客体相通的价值眷注。再比如海德格尔，他的哲学读起来晦涩难懂，但他那两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和“向死而生”的名言，对于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以及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运用了黑格尔式的逻辑演绎，把“此在”的种种非理性体验都给“澄明”了，他绝对是一举成为思想家且少年得志的罕见典型。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成为这样的思想家。我们编辑学术刊物，在我们的学术平台上，只能去追求思想力，或者说只能去“预设”一种思想力。学术期刊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平台，具有使命感的编辑，一定明白这个平台依靠什么而构筑？它要预设什么？
什么是“预设”？“预设”就是对于平台的可能性空间的假定，质而言之，是对于平台所可能出现的学术论题的假设。从哲学意义上说，缺少“预设”，所有经验材料将处于不察、不稳和不睹的状态，就像我们不会对熟悉发问，是习惯阻碍了我们的发问和“预设”能力。“预设”就是一种先验，但绝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因为先验是对普遍有效的经验知识的预期的描述，是比经验知识要求更高的知识。假如没有这种先验知识，所有知识的描述就只能是虚无。胡适早就说过非常经典的八个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这方面，编辑需要清楚地意识到所面对着的学术论文的水平，以及这些论文对于学术期刊平台所可能产生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能力预设，是一种学术的先验的“感觉”。这种能力预设要求编辑能够从既有的题目中捕捉和发现到什么，得到启示，从而“预设”到某一个学术问题的其他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于主编乃至编辑的一种能力和执行力的考量。
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复旦大学贺东航教授的《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政治势能》，是作者对他的《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所提出的中国公共政策“高位推动”的一个学术表达，也是对发端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学理性回应。2011年，作者提出“高位推动”这个命题，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认为“高位推动”可以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陷入“碎片化”，并且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的贯彻和落实的问题。经过几年的思考，作者觉得用“政治势能”这个概念，将更加有效地揭示某些公共政策执行力为何突然得以在某个时段集中增强的原因及其机制。“政治势能”概念的表达，是中国特色制度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征，可以更好地展现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治逻辑，也更能体现出学术意义，这是一个具有“思想力”的学术表达。我想，政治势能作为中国特色制度赋予政策执行的内在特征，可以展现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治逻辑和行动逻辑；那么，它是否也能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逻辑和行动逻辑产生影响——这是我在脑子里产生的一种“预设”。当然，这种“预设”是否就能得到作者的认同，还需要跟作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于是，我约请贺东航为《东南学术》撰写一篇有关“政治势能”的文章，并为他拟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的题目。贺东航认为这个题目很好，并很快依约写好文章。此文刊发在《东南学术》2019年第6期头条。
学术平台的成立是依靠学术论文支撑的，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合乎学术逻辑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必须依靠主编或编辑对于学术“思想力”的“预设”。但不是所有文章都是可以如此“预设”的，在日常的工作中，编辑在既有的来稿中还能发现和挖掘更多的“题目”，这同样是一种“预设”。
2018年，我在一家学术期刊读到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的论文《空间解释学论纲》。杨春时告诉我，他近年来对当代解释学和现象学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并且有了新的学术积累。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极好的消息。解释学作为一门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狭义的可以分为一般解释学、局部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等，而广义的解释学则可以延伸到对于众多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延伸到其他的学术概念，比如杨春时提出的空间解释学。在和杨春时交流时我们发现，除了空间解释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文化解释学。既然可以谈空间，文化就在空间里；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学科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必定需要有涉及文化主体的人文主义解释学理论，而且文化解释学肯定比空间解释学成熟，也更接地气，可以对解释学的文本解释条件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就是我向杨春时“预设”的一个学术命题。他接受了我的“预设”，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和研究，2019年初，他发来题为《文化解释学初论》的文章。我看了题目，觉得用“初论”可能显得一般化了些，就决定改用“引论”。他表示“引论”更为切题。这篇文章刊发在《东南学术》2019年第4期上，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21期全文转载。比起“空间解释学”，我觉得他对“文化解释学”的讨论更具有把握性和思想力。这个例子说明，“预设”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空间。任何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学术思考一定是不停歇的，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理念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只要去除笼罩在本体论存在和终极性价值之上的面纱，对于既有学术理念的“是”或者“否”作出深刻的思考和判断，那么他所表达的就是具有思想力的学术表达。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学术期刊的主编还是责任编辑，都应该加强学术“预设”能力的训练，大胆地合乎学术发展逻辑地向作者“预设”学术论题，这对于学术期刊平台思想力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二、平台的集成能力和主体意识
学术期刊平台是一个大的总的平台，每一个栏目（无论是否具有栏目标题）都是分平台，而每一位编辑也都是小平台。我们不能把这个大的平台窄化，即窄化为是一家地域性的刊物，而一定要有宏大的学术视野，站在国家学术发展的层面和高度上审视学术，审视学术发展的空间。不要轻易地把这个观念当作什么“霸气”，综合类学术期刊真正的“霸气”在于平台的集成能力——这是学术期刊的一种“内蕴力”。
西方有两个流行的哲学命题：“人是理性的动物”“知识就是力量”，把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就是：理性的知识力量只能外向性地改造世界，而智慧和理念的力量才能内驱性地成就人生——这是横在我们心中的生命状态和文化难题。每一家学术期刊都有人文学术的独立价值，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依据，有内在于自己的价值重心。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期刊，在人文致思的水平上依然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学术期刊编辑除了具有高度的学术智慧，还需要有人文性的学术情怀。“人心皆有诗”，留住心中的那一份诗意——这就是我们在学术期刊里留下的那一份神圣感和敬意。智慧和情怀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得我们真正将所养润的生命状态和脉息灌注于学术期刊的运思中，从而成就一名合格的主编或编辑。
黑格尔宣称，在哲学史的逻辑链条中，任何哲学的基本原则都推翻不了，被扬弃的仅仅是它们的绝对性。在黑格尔的哲学史空间里，从东方到西方，从一个哲学家到另一个哲学家，都是环环相扣的，其联系之紧密犹如逻辑学里的概念范畴之间的连接。在黑格尔看来，逻辑规定着历史的原则，也正是从逻辑的规定而来，历史才能成其为历史，才能把诸多哲学家联接成一个宏大的链状系统。这是黑格尔所规定的一个场域。如果把这个场域搬到学术期刊平台建设上，我觉得每一个学术平台都是一个场域，每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平台的场域甚至在理念史上都可能有了一席之地；但任何具有原创性水平的论文，任何具有原创性的深度智慧，无论怎样地有破绽或漏洞，无论怎样被人驳斥或批判，都不可能被一笔勾销，都可以在这个场域和逻辑链条里找到位置。学术不是理智的游戏，它是具有学术使命的学者借助运思所达到的心灵深处的蕴蓄。清代的戴震在世时名气不如提拔了他的纪晓岚，体系上的博大精深也远远赶不上比他更早期的王夫之，然而他直斥宋儒“以理杀人”，仅这四个字，就足以力压千钧，让人产生了颤栗之感，从而将他自己成功地送进了中国理念史。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猛烈打破了“天理”和“理”的神圣性、神秘性，后世学者所有围绕儒家所展开的那些批判，尤其是对“吃人礼教”的定位，几乎都绕不过它。这就是学术理念的“霸气”。今天我们只要稍稍梳理一下思想史的精神脉络，就会发现，戴震的这个原创性学术理念，具有相当的思想强势。
由此，我想到学术期刊编辑能不能发现到这样的智慧理念？摆在我们面前的稿子五花八门，但一旦进入学术期刊平台的深度层面，我们就会感到有时候还真是“巧妇难为‘有’米之炊”。“米”都在那里，怎么去“炊”它们呢？所有的学术问题也就那么些根本，那么些终极，你究竟要下怎样的功夫，才能在芸芸众“稿”里编出深意，辑出新意，编辑出真正合乎由“命”而“道”精神的具有充分学术价值的刊物，从而实现期刊平台真正的学术理念？
这就是学术期刊的使命。质言之，也是学术期刊平台的集成问题。
综合类学术期刊就是一个集成。刊物办得如何，首先要看主编对一本刊物的集成能力。综合类学术期刊已经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清晰的概念，它更像是期刊集成，是一个集合体。
综合类学术期刊是中国特色科研体制的产物，与专业性期刊相比，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劣势。目前综合类学术期刊已经走入“泛综合化”时代，表现为刊物在成果的推介形式上是文集式的，并且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同小异，刊物整体性地陷入了“同构”：编辑方针、编辑模式、编辑手段、栏目设置都雷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雷同。在目前的条件下，要改变这一局面显然是困难的。谁都不否认目前综合类社科期刊办得过多过滥，但要减少综合类学术期刊的数量，增加专业性学术期刊的数量，或者改为某一学科的专业期刊，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走入“泛综合化”的时代。这时，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主编、编辑就得考虑办刊思路和刊物定位问题，就得考虑学术期刊平台合理的存在。一句话，必须考虑这个平台的“集成”水平和能力。
这是目前综合类社科期刊的第一“经典性”难题。
然而，综合性也并不完全是制约综合类学术期刊发展的“瓶颈”，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有其优势。在综合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成为专业性学术期刊的情形下，我们不妨改变策略，做“小专业”，即在栏目“集成化”建设上下功夫，以栏目带动整个刊物。在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里，特色与个性肯定是综合类学术期刊的生命。一本学术期刊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是难以在期刊的森林中有任何“显示度”的。事实上，在综合性学术期刊中，还是有不少期刊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从而彰显了学术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栏目的集成化说到底还是以问题导向为中心，以跨学科研究为基点，以专题策划为抓手，以个性和特色为追求，推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就是要化劣势为优势，从“学科综合”的办刊模式向“问题综合”的“集成化”平台策略转变。
所谓“问题综合”，就是要求学术期刊编辑部要有中心意识，或者叫做主体意识，多方调动学术资源和作者资源，形成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就是学术和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能否在独特的“编辑思维”作用下发现真正的问题，能否组织和引导问题的讨论，推动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无疑是衡量综合类学术期刊是否作为和尽到应尽的责任的重要标尺。在刊物组稿和编辑方式上，设法摆脱过去的学科编排模式，打破学科“壁垒”，以“问题综合”为中心，把一些经过充分论证和研究的专题以集束式形式显示并形成影响，从而形成刊物自身的特色——其实，这个问题在这里不必赘言。目前，许多综合类学术期刊在学术取向和栏目建设方面，都考虑到“以问题为中心”的编辑模式，设置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栏目，在学术组织和学术引导上力求主动融入学术发展的主流，努力彰显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在一个更高的制高点上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值得肯定的。
“以问题为中心”的编辑模式，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挂在嘴边的“问题意识”。“问题”说穿了，就是“发问”“追问”和“拷问”。谁都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的确，一切学术研究都来源于问题，所有的理论创新皆源于发问本身。所以，所谓“问题”就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引起的学术困惑。有学者把“问题”分为三类：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在同类事物比较中的差异。然而，不管有多少种差异，事实上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从问题出发，理论创新也是从发问方式的变迁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追问的是：“问题”和“预设”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预设”一定是“问题”的前提。一本学术期刊的集成化策略，就在于对于“预设”和“问题”的双向把握上。一篇论文的问题与学术背景、学术前提的关系如何？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那些被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体现“预设”，回答“问题”？甚至引出来的相反的结论，在经过了考证之后，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如此种种，都是编辑要能够看出来的。
南帆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哲学与牛肉面》，讲述了两个教授整个下午专注地讨论康德提出的哲学问题。傍晚的时候，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面馆吃牛肉面。他们共同承认，牛肉面相当可口。在饭馆里，他们的有关面条的粗细、牛肉片质地以及花椒数量的分析很快就结束了。离开面馆之后，两个教授又开始接续康德的话题，什么物自体、启蒙或者二律背反这些深奥的概念，轻而易举地甩开了牛肉面的烹饪研究。从这里，南帆想到什么呢？他想知道的是，康德的话题和牛肉面烹饪研究，会不会在宇宙空间的某个交叉路口相遇？两种知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小径？这是南帆对于话题的一个“预设”，在这个预设中，究竟有多少个“问题”和可能性潜伏在那里呢？质言之，在南帆的思想框架里，“预设”和“问题”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南帆后来写道：“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的意外结合令人惊喜。据说纳米机器人可以清洗人体血管内部的污垢，纳米技术与医学的握手言欢打开了特殊的空间。另一些人居然将互联网、手机与自行车放在一起考虑，于是产生了共享单车。然而，大部分知识网络陷入互相割据的状态，物理实验室里的人丝毫不想关心史学正在讨论什么，法律专家与地质学家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习惯了，各行各业又有什么必要像邻居一样相互打招呼呢？”显然，南帆的叙述已经把“预设”成功地转化为“问题”。这只是南帆的一篇随笔，以小见大，可以肯定，他所具有的成熟的心智和学术功力，无疑足以支撑他的另一些宏大的学术见地。
同样，学术期刊平台需要有如此高超的对于“预设”和“问题”的把握能力，才可能完成平台的集成化。平台的集成能力是刊物的“看家本领”，这里面的中心问题，就是平台集成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用黑格尔的比喻来说，就是“庙里的神”。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今天，我们的“至圣的神”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这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而是借用黑格尔的比喻，是一种“神圣”和“崇高”，是“主体意识”，是“主流意识形态”。
这实际上是对人文学术品格的一种认识，也是对于人文学术使命的认取。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老子说“为天下浑心”（《老子》四十九章），这都是对于所负学术使命的体认。我们的学术是贴近现实、贴近人生的学问，它是有生命的，涵盖着“境界”和“命运”这两个维度，而统领这两个维度的，必然要受到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至圣的神”的指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肯定是一种普照的光，是我国理论界乃至这个意识形态领域在认知上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核。无论出现怎样的学术悖论，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一定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所以，我们才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作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性维度。认识到这一点，在我们的学术期刊编辑过程中，才可能对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期刊平台主体意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庸俗化或面具化，从而堕入一般的工具理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可以说是一种游戏。游戏必须依据和遵循一定的规则。没有规则的游戏是无法进行的。学术期刊平台的集成化，也许也是一种游戏，但它必须遵循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它是学术期刊平台的政治生命和主体意识。
三、学术论文的“完成度”
自古以来，真正有价值的人文学术都是生命化的。尽管在它的发祥之初富于悲剧性，然而正是如此的悲剧命运，才有了那种浓重的忧患意识。西方学术发端于古希腊哲学，中国的人文学术拓辟于先秦诸子。无论是孔子、老子，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的生命气象造就了一种高卓而贴近人生的学术品格。孔子的“笃信好学”成为了中国历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成就之教，苏格拉底的“美”、“善”、“大”也提出了至为完美的学术心灵境界的追求。任何一位具有使命意识的学者，他们所笃守的人文学术对于世人“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的承诺，始终昭示着一种生命化的学术品格——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学术风致。具体到一篇论文上，它的完成度就有高低之分，完成度高，意味着论文水平也高，反之，就是还有精进的空间。学术期刊的编辑是平台的“操盘手”，要善于对作者论文的完成度有个明显的判断，用现在的时髦话语来说叫做“研判”。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在1988年、1994年和2001年分别写了三篇文章，用的是同一个句式。1988年的题目是《从两极到中介——现代哲学的革命》，讨论的是现代哲学如何区别于传统哲学，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性变革。他说这是一个较劲的题目，就是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较劲。他认为人们的思考开始从两极、对立走向了一种中介化的思考，我们才能够深刻地阐释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的转向，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语言转向。到了1994年，他的题目就变成《从体系到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涉及到的已经是体系性的问题了。而到了2001年，他的题目又变成《从层级到顺序——当代中国哲学的趋向》，这就涉及到后形而上学的问题。所谓的后形而上学，就是改变了一种层级性的、终极性的寻求，变成一种实践性的、顺序的选择和安排。这是作者对于当代哲学思考在时间上的一个完成度。
作为编辑，要能够从作者对学术问题的完成度上，去判断一篇论文的思想力，这种思想力包含着洞察力、概括力和思辨力。当然，作者的思考是在不断发展的，这里既有空间的展开，也有时间的延续和推进。比如对于孙正聿，编辑是不太可能从第一篇文章里就明确意识到作者还能有后面两篇文章的思考。这个例子提示我们，必须具有作者那样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的完成度思维。对于期刊平台来说，完成度同样是一种理论思维。恩格斯曾经说过什么叫哲学？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孙正聿于2012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试图从不同角度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通常的理解和阐释中，都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资本论》被认定为“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哲学”，《资本论》是“运用”而不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如此的观念，长期以来或者离开《资本论》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把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思想限定为《资本论》如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后果是影响了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资本论》的思路不同，孙正聿试图探讨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研究，他提出了四个理论观念：（1）《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2）《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4）《资本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构建”了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孙正聿对于《资本论》哲学阐释的“完成度”。事实上，如同恩格斯说的哲学就是“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对于《资本论》的哲学阐释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孙正聿对于《资本论》的哲学阐释的学术“完成度”就表现在：在现代哲学意义上对《资本论》的阐释，是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还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和争取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支撑，使得孙正聿圆满地完成了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
孙正聿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可以说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一个深入探索。他认为，《资本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的考察与分析，深刻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这篇论文，从当代性上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作了一次深刻的阐释，达到了孙正聿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的“完成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黄宗智教授在谈到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我清楚地认识到学术研究也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也许是个人心里最关心的问题。”黄宗智的启蒙训练是侧重经验证据的历史学，那个时候是不太关注理论的。后来所发生的那些语言和学术张力的争论，促使他在写完博士论文并将其修改补充成为第一本专著起，开始系统地研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同时关心这两种理论，除了作为学术问题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感情因素：在他的心目中，父亲——作为一位早期（1911年）庚子赔款留学生、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的经济学博士，代表的是美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而他的母亲作为一位耕读世家的闺秀，却不懂英文，代表的是传统中国文化和农村。黄宗智的博士论文《儒家的自由主义者：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是在导师萧公权教授指导以及父亲的影响下撰写的，论文除了尽可能精确地梳理梁启超的思想之外，更是试图认同萧公权教授和父亲都十分推崇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包括经济和政治思想。论文试图在梁启超的思想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划上等号，并且发现人生和学术的最终价值。但是对他来说，无论是认识上还是感情上，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都远远没有解决他心里最关心的矛盾和问题。他认为博士论文和之后在其基础上写成的专著，在他内心所引发的其实只是对学术的一种负面反应：缺乏兴奋感。他因此一度陷入某种不在乎的心态，把博士论文的修改工程一直延宕到为了保留自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教学职位（终身权考核），这才迫不得已地“完成”了这本专著。其时，他的论文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完成度”，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找到学术问题的理想的突破口。
黄宗智所设想的是，找到最翔实的历史资料，通过研究来解答古典以及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哪一方面将更契合中国的实际，对理解中国实际更有帮助？为此，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浏览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最终发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大量中国农村调查资料，才是自己所需要的最翔实的材料，由此决定完全投入其中，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来解决内心的深层问题。当然，选择这样的题目和材料，已经脱离了从他父亲和导师那里承继的对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偏重。的确，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对于父母亲的感情因素，这两种倾向不断冲击而产生的张力，才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完成度”。这个给定了的实际，乃是中西方在理智和情感两个层面上并存的实际，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所给定的基本实际，无论简单拒绝哪一方面都不可能达到内心的平衡和稳定。
从孙正聿到黄宗智，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哲学、对于古典和自由主义问题研究的一个完美的“完成度”。他们有他们的学术规则和问题意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术空间。对于“问题”的“预设”，实现了他们的学术自由，捍卫了学术尊严，创造着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文学界，有评论家呼吁：别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因为“太像”就显得“匠气”太重，就会把小说原本的质感给破坏了，反而使得小说的合理性不稳固。学术论文就不然，它恰恰需要“匠心独运”，需要学术的“匠气”。“匠气”到家，论文的“完成度”才能真正做到厚重、深刻和优雅。“完成度”是对编辑学术水准的一种考量，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的“完成度”就体现在理论创造上。有学者指出：没有理论，你的研究将一无所有。从学理性意义上说，理论给出的是一般性的可以跨越时空的解释，但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框架，任何一个好的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只要一个理论能解释多数的事实，就是属于具有学理性的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并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框架。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时说：“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的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的术语革命”，这种术语革命将直接构成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和解释框架。《资本论》就是区别于原有的经济学概念内涵，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尽管，当时有人对《资本论》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它作为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和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的著作，一直矗立于世界学术理论之林。这就启示我们，当代学者学术骨子里的神圣感和敬意，就是把一部学术著作、一篇学术论文当作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从而体现出学术创造的完美的“完成度”。
追求学术论文解释原则和解释框架的完美的完成度，是学者的使命，是一位学者作为自在的人的使命。作为社会的人的使命最终是自由，这就是费希特始终在历史的意义和个体生存的意义维度上思考的学者的使命。启蒙哲学家赋予了世俗历史以神圣的道义，同时在世俗历史框架内建构个体生存的意义。费希特正是遵循着这个理路，去讨论学者的使命的。学术的历史是由学者创造的，它集中体现为至善实现和完美“完成度”的过程，人的自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担当，正如费希特所说的：“我是那伟大链条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个链条从第一个人的发展开始，到达对他的现实存在的充分意识，以至最后进入永恒状态；所有历来伟大、英明和高尚的人们，那些在世界史记述中我们看到其名字的人类恩人，那许许多多留下了功绩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他们都为我工作过，我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我在他们居住过的大地上，踏着他们传播天福的足迹。迈步向前——当我们对自己这样说时，就会提高对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力量的感受。”
这是学者“内心的召唤”。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冲入家门时仍然埋头于他的几何学研究，并且大呼：“别碰我的圆！”至死而不悔。胡塞尔在接到弗莱堡大学的禁令，无法再行使教师之职时，仍然继续其哲学思考，在禁令的背面写下自己的研究手稿。他们“冷静而自信，就好像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不能为世界上任何事物所干扰”（勒维特语）。由此可见，真正的学者的“内心的召唤”往往要比那些残酷的世事的外在压迫更强烈，也更具有学术的“职志”和“使命”。
学术期刊编辑也是学者，也需要“内心的召唤”。我们对于使命的担当，就是对于学术期刊平台“完成度”的一种提升，也是对于理论境界的一种提升。
四、余论：如何在学术期刊界生存
学术期刊界是个原始森林，没进入之前觉得有点恐怖，但又觉得有些好奇。前些年有一本很红的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其实是本吊胃口的书。如果成功真能复制的话，作者是注定不敢告诉你是怎样复制的。所以说，“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绝对是虚假的。每个人的成功都有每个人的运行规则，不可能是照搬照套出来的。落实到学术期刊，每一家期刊也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和路数，不可能完全生搬硬套，东施效颦显然是不可取的。学术期刊就是为创造和承传真知的学者提供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一定是具有个性的，只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平台和独立空间。
为什么在学术期刊界生存，主编和编辑要有生存意识？我们深深感到当学术期刊编辑的种种压力，尤其是现在所面临的压力似乎更大。当编辑很好，然而当编辑也很难。在学术期刊界的生存只是表面上的生存，它不等于真正的生存。面对各类评价系统的种种压力，面对期刊生存的发展空间，有人说期刊主编是“活法单一，死法很多”。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确有过许多精神困惑。怎样去破解这种精神困惑呢？除了对于学术期刊平台使命的坚守之外，依然得依靠我们的“衣食父母”——作者。每一位作者都具有“个别的自我意识”，然而这个“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现实化，则体现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个人自主活动”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上。作者的个体自由是马克思最初的思想生长点，也是马克思所眷注的个人思想维度上的价值枢纽。虽然作者是奔着学术期刊平台而来，但是尊重作者的个体创造，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和个性，仍然是学术期刊主编或编辑所要秉持的任务：着意于作者的个人权利。在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考虑编辑的生存意识，首先就要属意作者的“每个人的自由”或“自由个性”。作者的“个人自主活动”，对于学术期刊的诉求其实就是：“这种情况……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质言之，维护作者的自由个性，就是维护学术生产和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
学术期刊编辑是个“修行”，光有热爱和热情是不够的，需要有由浅入深、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学术训练和思维训练。这个过程一定是艰辛的。黄克剑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当然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但这过程决不是“主流之见”所描绘的那样——马克思起先是黑格尔的信徒，后来受费尔巴哈影响成为费氏式的人本主义者，再后来与这种人本主义“决裂”而成熟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黄克剑看来，“犹如一棵树从种子萌芽到开花结果是它的由‘不成熟’趋于‘成熟’，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即使在他‘不成熟’时也已经有了指向‘成熟’的那种精神性状。”马克思从“不成熟”到“成熟”，由其思想生长点开始贯穿他的思想全过程的，就是他对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个性”何以可能的探索，这与他提出的“个人自主活动”是一理相通、一脉相承的，从这里我们才能进入马克思的思想王国。这是一位真正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具有的学术品格的“成熟”。相比之下，我们的确是渺小和微不足道了很多。
我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学术刊物当编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读到李泽厚先生的《孔子再评价》，读得懵里懵懂的。直到几年后我才慢慢把这篇论文读懂了，因为我毕竟经历了几年的学术期刊编辑训练，更多地了解到学术界的一些动向。那时才意识到，李泽厚这篇文章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立了以西方思想或价值观念评论中国传统思想的方式。确切地说，这种方式就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或发现西方思想或价值观念。不可否认，无论是当时过于喧嚣的启蒙或文化启蒙，还是后来有些“炙手”的“国学热”，都与此有关。
1987年，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北京找到了李泽厚，跟他面谈了两个多小时。那天一进门，我看到他的厅堂里悬挂的冯友兰书写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觉得好奇，于是就从为什么要颠覆张之洞先生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阐述谈起，话题渐渐展开了。一次时间并不长的见面，只是就那时的理论话题作了个访谈，没有涉及他的太多的治学经历或什么“传奇”，然而与这样的一位学术大家面对面，对于当时还年轻的我，的确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学术训练。李泽厚在中国学术界的精神价值，在于守住他的学术生命的重心，为中国当代哲学和实践美学提出了深刻的学术命意。这是属于他的学术审美之维。
不可否认，当今学术期刊的生存压力肯定比20世纪80~90年代要大得多。但不管是活法多还是死法多，都是学术的使命和人文致思座标在牵引着我们。东晋时期的葛洪说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由“生”而趋于“长生”，这或许就是我们的终极追求，也是我们今人接榫古人重“生”的一种心灵祈向。学术期刊平台就是我们的生存之地，它们是生生不息的。看管好我们的阵地平台，别无他路，也别无选择，只能让我们继续踏入“达本明性之道”。
那么，如何去求生存呢？我认为只有不重复、只有创新才是唯一的出路。什么是“不重复”？就是在学术观念和理念、在学术论证进路、在学术话题的起点和落脚点，以及在学术问题的取向上，都能够表现出属于你自己的“差异性”。马克思当年对蒲鲁东有很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批判蒲鲁东不断重复。马克思把蒲鲁东称为“学术暴发户”，说蒲鲁东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当我们把当代的个别“研究者”与蒲鲁东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些“研究者”竟然比蒲鲁东还要逊色。不管怎么说，蒲鲁东重复的是他自己，而当代这些“研究者”重复的却是另外的作者，他们无端地给学术期刊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死结”：谁都不能说它错，因为它所复制的东西原本就是正确的；谁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义或没有思想，因为它所复制的文本就是有意义和有思想的。也许，“不重复”和创新意识这个话题已经谈论得太多了，但是对于学术期刊平台的生存来说，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 刘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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