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赵卫东、陈法永主编《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
编者按
感谢赵卫东教授分享新书资讯。
出版信息
书名：《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
主编：赵卫东 陈法永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字数：502千字
ISBN：978-7-5607-6735-2
主编简介
赵卫东
赵卫东，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儒家与道家道教哲学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丘处机与全真道》《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过程》《金元全真道教史论》《谭处端学案》《王志谨学案》（与王光福合著）、《山东道教碑刻集》（主编、）《丘处机集》（辑校）、《马钰集》（辑校）、《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与陈法永共同主编）等。
承担的主要项目有：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道教碑刻收集、整理与研究”，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真道宗派问题研究”，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真道学术史”， 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丘处机研究”。
主要社会兼职有：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丹道养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周易研究会秘书长，济南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全真道研究》《中国古典学》主编等。
陈法永
陈法永， 俗名陈全吉，字常泰，戒号抱元子，陕西省宝鸡市陇县人。1982年出家于陇县龙门洞道院，礼著名高功法师王嗣琳道长为师，学习全真韵学以及法事科仪知识，并受职于王嗣琳道长名下，为全真龙门暗派出字辈第三十八代高功。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道教协会副会长、西安市道教协会副会长、户县重阳宫住持、《三秦道教》副主编。与他人合作出版有《丘处机与龙门洞》《重阳宫与全真道》《重阳宫志》等著作。
目录
序
凡例
金大定二十三年耀州吕公先生记碑
金承安五年王重阳无梦令碑
金正大五年重修济渎庙记碑
蒙古定宗元年天坛尊师周仙灵异之碑
蒙古定宗三年通真子墓碣铭碑
蒙古海迷失后元年月山伏鲁子祠堂记碑
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
蒙古海迷失后二年紫微宫懿旨及结瓦殿记碑
蒙古宪宗元年累朝崇道恩命碑
蒙古宪宗二年有唐吕真人祠堂记碑
蒙古宪宗四年重阳成道宫记碑
蒙古宪宗五年无欲观妙真人李先生碑
蒙古宪宗六年孙真人福寿论碑
蒙古宪宗六年唐太宗赐真人颂碑
蒙古中统三年碧虚杨真人碑
蒙古中统五年济祠投龙简灵应记碑
蒙古中统五年特赐耀州五台山静明宫并加真人号记碑
蒙古至元元年清和妙道广化真人尹宗师碑
蒙古至元五年重修岱岳庙记碑
蒙古至元六年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碑
蒙古至元七年济渎投龙简记碑
元至元九年玄门掌教诚明真人道行碑
元至元十一年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碑
元至元十二年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
元至元十二年全阳周尊师道行碑
元至元十三年重阳祖师仙迹记碑
元至元十五年圆明真人高公道行碑
元至元十六年陇州龙门景福山玉宸宫记碑
元至元十六年栖云王真人开涝水记碑
元至元十七年崇道圣训王言碑
元至元十七年通微真人蒲察尊师传碑
元至元十八年创建清阳宫记碑
元至元十八年仙公山建栖真观记碑
元至元十八年真元会题名记碑
元至元二十年马宗师道行碑
元至元二十一年张山洞虚观记碑
元至元二十二年崇宁葆光大师卫公道行碑
元至元二十五年商挺、赵着等诗词碑
元至元二十五年綦公本行碑
元至元二十九年重修长春观碑
元大德十年李公道行碑
元大德十年王重阳诗歌碑
元大德年间刘海蟾诗碑
元大德三十一年全真开教秘语碑
元至大二年重修天坛记碑
元至大三年紫微宫圣旨碑
元延祐元年皇帝玺书碑
元延祐元年投龙简记碑
元延祐二年敕藏御服碑
元延祐二年创建三清殿记碑
元延祐三年投奠龙简记碑
元延祐四年褒封五祖七真制辞碑
元延祐五年白云五华宫记碑
元延祐五年宸命王文碑
元延祐五年终南山重阳万寿宫创建下院玉阳观记碑
元延祐六年创建崇真观记碑
元延祐七年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碑
元至治二年明德真人道行碑
元至治二年仙人万寿宫重建记碑
元泰定元年有唐纯阳吕真人祠堂记碑
元泰定三年重修护国西齐王庙记碑
元元统三年孙真人道行碑
元后至元二年祀太玄妙应真人记碑
元后至元二年龙公墓记碑
元至正四年五台山静明宫瑞槐记碑
元至正四年阳台宫重修玉皇殿记碑
元至正四年绎山炉丹峪重修长生观记碑
元至正八年洞阳显道忠贞真人井公道行碑
元至正九年重修东岳岱山庙碑
元至正十八年宸命碑
元重阳祖师之图碑
元玄门七真之像碑
后记
序 | 樊光春
由王重阳于金代创立的全真教，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与道教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多个教派相比，全真教的历史算是最短的，由创教之初的十余名成员，发展为与有近两千年历史的正一教相比肩且在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道教教派。“全真教”一名大约自元末以后渐为“全真道”的称呼所取代，而且从形式上与早于它而产生的金丹道紫阳派合流，分别称之为全真道南北二宗。
道教是一个被西方宗教概念难以理解的宗教实体，只有通晓它诞生成长的基本路径，方可窥见其真实面貌，从而对它的性质作出定义。通过梳理与道教史相关的原初文献——以道教经典为主的当事人的描述和历代官方以及学者等见证人的评价，可以发现“道教”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传续的宗教文化实体，其运作方式发生过一些微妙的、易于导致行外人误解的变化。从道教杂而多端的学术与技术杂糅中，我找出了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这就是在其基本教义基础上形成的三大社会功能，即：教化、服务和传承华夏文明。对于全真道来说，这三大功能中，“服务”一项或许比正一道稍逊一筹，而另两项则占上风。
比如说，全真道诞生于原有的天师道信仰和组织基础之上，完全是为保存和传承华夏文脉而应运而生的一个教团。众所周知，华夏文明有着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并且是人类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虽说不曾中断，但不代表不曾面临灭絶的困境，即使是现代亦未能避免。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一个被现代史学家称之为“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但这是一次惨烈的“融合”，一次几乎灭族的“融合”。代表愚昧、野蛮的游牧民族，使用蛮力暴击农耕文明区域的和平居民，几乎将中原农耕文明包括生存于这个文明体系中的族群吞噬。居安不思危的政府高官和王公贵族，耽于享乐，热衷内乱，听凭“五胡乱华”无所作为，偏安一隅，醉生梦死。虽有祖逖和桓温几度北伐，终不能获得朝廷的强力支持。乃至在群胡中孤军奋战的汉族政权冉魏也因得不到外援而覆灭。儒家知识精英，自然跟随皇族和门阀士族南渡，以苟且偷安为乐事。只有无力举家逃跑的下层知识分子，混迹难民之中，寻找自救的良方。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畏惧神明的天然宗教心理，通过宗教方式去感化野蛮，唤醒其向往文明的良知。华夏固有的道教和已经初步汉化的佛教在汉族文人的推动下，在北方有了大发展，直接促进了“夷族”的汉化。北魏太武帝任用信仰道教的汉族士人崔浩，大力推行汉化改革，至冯太后执政后，进一步强化此一基本国策，直至鲜卑本民族融入汉族之中。
当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之际，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然是游牧民族再度攻伐中原，中央政府又一次大举南逃，儒家精英照样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江南歌舞升平。在南宋的文人和军人中，尚有许多人力主北伐，可歌可泣，也只争取到划江而治。女真与乱华的食人羯族有些不同，他们一开始就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在其占领区实行宋朝的典章制度。在道教碑刻中，有一批金政府的公文，其行文格式和用语，同北宋文书毫无二致。与上次民族危亡时期相同的是，留在北方的草根士人，再次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重任，宗教再度成为兴灭继絶的平台。大道教（真大道）、太一教和全真道的相继出现，为苦难的汉族民众修建起一个个精神家园。在这些以道观为庇护所的公社里，华夏文化形态得以保留和延续，最终获得官方的认可，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女真族的汉化过程。
宋金对峙后期，北方又出现一个剽悍的游牧民族政权。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发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过渡。又用二十年的时间，攻占了亚欧两大陆的数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俨然成为一个洲际大帝国。正当它回眸东顾时，大汗想到了后事，偌大一个超级帝国，不知能经营多久，唯有本人长生不死，纔有希望达成。于是，派人派兵，带上足够的路费，不远万里到宋金轮治区域邀请全真道领袖丘处机讲授长生之道。而丘处机目睹战争造成的苦难，又获悉蒙古军队烧光杀光抢光的战术，毅然劝谏成吉思汗敬天爱民，不嗜杀人。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学到长生之术，却从丘处机身上领略到华夏文明的精髓，从此收敛其屠杀无度的战术，丘处机亦被后世褒赞为“一言止杀”。从蒙古入主中原到元朝始终，主政者都把学习华夏文明当作自己的首要功课。全真道一度享受准国教地位，后因与佛教争利失宠，元朝廷又组建了一个玄教来继任。
自黄老道之后出现过很多教派，尤其是宋金时期出现多个有影响的教派之后，北方唯有全真道一枝独秀，且在元朝后期大举南进，同正一道各领道教的半壁江山。这其中有何奥秘呢？答案就在全真道的碑刻里面。
金兴定三年《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说：“谨按道家源于黄帝、老聃，至列御寇、庄周氏，廓而大之，乃与孔子之道并立，为教于天下而不废。……而世之昧者往往泥于糟粕，以为聃之书灭絶仁义礼乐，不可以训。驯至晋梁君子，清谈乱国，因以异端非圣诋之，过矣！窃尝论之，今所谓全真氏，虽为近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聃之藴，然则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澹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刘祖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也说：“孔老之教，并行乎中国，根源乎至道，……而二家之言，遂争长于天下。是不知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所以积行立功，建一切法，导迪人心，使之迁善远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于佐理帝王，一也。……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
这两篇碑文说了一通道教何以生存的大道理。大意是，源于黄老的道教，历来同儒家并立为华夏文明之精神支柱，致力于“导迪人心，使之迁善远罪，洋洋乎大同之域”。但由于魏晋士人清谈误国，道教受到牵连。加之道教“杂而多端”，许多人没有看清楚道教最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弘扬“道”理，被诸如斋醮符箓等类服务功能扰乱了视线，以为道教无非驱邪捉鬼、炼丹采药而已。所以，全真道横空出世，正本清源，复归老庄，以正视听。
以碑刻记事言情论理，以期流传久远，是华夏文明一大特色，道教碑刻多存，实在情理之中。而以现存道教碑刻的数量和质量而论，全真道碑刻首屈一指。我们今天研究全真道的历史，虽有不少纸质文书可资依凭，而碑刻的实时性和权威性往往更胜一筹。对于全真道历史上的一些疑问，如前述全真道何以应运而生，还有诸如王重阳法脉传续的“一弟一侄两个儿”、全真道早期组织网络的“十八朵金莲齐芳”，以及丘处机西行预选的随行十九弟子等，都可以从碑刻中找出答案。这或许就是赵卫东、陈法永两位先生精选整理《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的价值所在。
后记 | 赵卫东
本书是我和陕西户县重阳宫住持陈法永道长共同承担的香港青松观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项目原名“金元全真道碑刻拓片精品集”，在正式出版时改名为《金元全真道碑刻集萃》。全书共收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四省金元全真道碑刻70余通，每一通碑刻包括名称、介绍、碑文、拓片等内容。除特写之外，全书共附有拓片照片82幅，其中大部分由我们自己拓印而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陕西耀州药王山8通碑刻的拓片引自曹永斌编着《药王山碑刻》一书，河南16通碑刻拓片照片由《济源金石录》主编郝清嫩女士提供，山西8通拓片购自芮城永乐宫。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了刘兆鹤、王西平编着《重阳宫道教碑石》，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一书。在此，对以上三书的编者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收集碑刻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诸多朋友的帮助，如陕西省道教协会副秘长王理明、宝鸡市千阳县道教协会会长任兴昌、陇县龙门洞住持朱法有，山西运城市芮城县吕祖宫道长徐崇易，河南济源市原人大党组书记郝清嫩，山东省济南市道教协会会长李宗清、副会长兼秘书长兰元红等。另外，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协会咨议委员会现主席任法融为本书题写书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樊光春为本书作序，任勇智、陈旭、胡常春等帮助拍摄拓片照片，许东帮助联系出版社、刘嘉欣帮助处理拓片照片。在此也对以上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香港青松观对本项目的资助，感谢山东大学学科高峰计划——国学（儒学）建设经费对该书出版的支持，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劳作。
赵卫东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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