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芃丨向宗魯先生《史記講誼》的發現與整理

向宗魯先生《史記講誼》的發現與整理

蘇 芃

蘇芃，1981年生，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

中國國家圖書館（下或簡稱“國圖”）藏有佚名《史記校注》一部，[1]筆者經過查考，發現此書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向宗魯先生遺著。

向先生，原名永年，學名承周，字宗魯，以字行世。1895年生於四川省涪陵縣，祖籍重慶巴縣，受業于文伯魯（壽昌）、廖平（季平）諸先生，先後任教于重慶大學、四川大學，並長期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1941年11月去世，年僅46歲。先生博聞强識，刻苦篤學，自幼有“神童”之譽。[2]其著作等身，可惜傳世的僅有寥寥幾種，且多是殁後經弟子王利器、屈守元、楊明照等先生整理發表的，如《周易疏校後記》、《校讎學》、《月令章句疏證叙録》、《説苑校證》、《淮南鴻烈簡端記》等。

圖一：《史記講誼》第一部分書影

圖二：《史記講誼》第二部分書影

圖三：《史記講誼》第三部分書影

一、國圖藏佚名《史記校注》作者考證

判定國圖藏《史記校注》作者爲向宗魯先生，主要證據有以下四點：

第一，《史記校注》由大量札記組成，許多札記下都有“承周案”字樣的案語，與向先生名諱吻合，且《司馬穰苴列傳》“晏嬰乃薦田穰苴”條“承周案”旁批“向先生之名”。按覈《説苑校證》、《淮南鴻烈簡端記》二書[3]，其間亦多有“承周案”，可證當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史記校注》中有的版心處有“向授”字樣，與向先生姓氏吻合。（參見圖二）

第三，《史記校注》中有的版心處有“重慶大學印行”、“重大印行”字樣，而目前藏于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部，題有“巴縣向承周編授”的《八代文講義》（内題“選學叢録”）版心處亦有“重慶大學印行”的字樣，可作類比。[4]（參見圖二、圖五）

第四，根據向先生弟子回憶文章所述，先生曾于重慶大學、四川大學講授《史記》。

一九三一年回重慶，應重慶大學聘，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即以《史記》《文選》《淮南子》《管子》諸書爲教。（屈守元《精於校讎的學者向宗魯》）[5]

一九三二年秋，先生去四川大學，執教中國文學系。次年春，即返任重慶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先生禮聘巴渝諸老師宿儒，開專籍專課。以文伯魯先生主講《毛詩》，陳季皋先生主講《左傳》，龔春巖先生主講唐宋文，八代文及《史記》則先生躬任之。（何震華《憶恩師向宗魯》）[6]

先生多識前言，熟精史事。舉凡方輿典制，人物興亡，莫不畫地成圖，抵掌可述。馬班陳范，尤所究心。嘗爲生徒説《太史公書》，所造講疏，精當難移，按條採録，即可成編。（屈守元等《巴縣向宗魯先生學行述略》）[7]

在重大、川大任課時，以《史記》、《管子》、《淮南子》、《文選》爲教。簡端批校，朱墨燦然。（屈守元《説苑校證·序言》）[8]

綜合以上四點證據，可見國圖藏佚名《史記校注》當是向宗魯先生遺稿，且極有可能是在重慶大學任教時講授《史記》的講義。另外，該《史記校注》後附有《説文解字講誼》一卷。（參見圖四）

圖四：《說文解字講誼》書影

圖五：四川大學圖書館藏《八代文講義》書影

二、向宗魯《史記講誼》撰寫時間、性質、定名再判斷

根據屈守元、何震華等弟子回憶文章可知，向宗魯先生於1931年至1934年前後曾在重慶大學講授《史記》、“八代文”課程，國圖所藏版心寫有“重慶大學印行”、“重大印行”字樣的《史記校注》可能即此時的講義，與前文揭櫫川大所藏《八代文講義》爲同時之物。除了這點相關性外，《史記校注》性質爲“《史記》講義”尚有三點旁證：

第一，《史記校注》中有的版心處印有“中文系”、“中、史一年級”字樣。（參見圖二、圖三）“中、史一年級”疑爲“中文系、歷史系一年級”的省稱，大部分篇章的版心都有“向授”字樣，結合起來看，當是教學講義。

第二，《史記校注》中有多處批注記録。例如“司馬穰苴列傳第四”“晉伐阿甄”條下，“通典”二字旁有小字注“唐杜佑作”，“晏嬰乃薦田穰苴”條下，“梁曜北曰”旁有小字注“作《史記志疑》一書”；又如，“孫子吳起列傳第五”“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樑”條下，“錢竹汀曰”旁有小字注“名大昕，清人”，“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條下，“初學記”旁有小字注“類書，徐堅著”，等等，這類涉及古代典籍常識的旁注，顯然不會是“群經傳記，洽熟無遺”的向宗魯先生所記，當是學生或後人使用講義時的批注。（參見圖二）據此，亦可窺見該書性質爲教學講義無疑。

第三，《史記校注》後附有《説文解字講誼》（此處“講誼”之“誼”用古字）[9]，二者既然合爲一編，性質理當相同，亦可推知《史記校注》性質爲教學講義。

釐清《史記校注》撰寫時間、性質、用途後，反觀該書定名，“校注”之稱似乎欠妥，可參考合編的《説文解字講誼》，定名爲“《史記》講誼”。^[10]因此，國圖的著録應訂正爲：《史記講誼》三卷，民國向宗魯撰，附佚名《説文解字講誼》一卷，民國綫裝油印本，一冊。九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有圈點和眉批。

三、向宗魯《史記講誼》的内容特點及内部差異

向宗魯先生《史記講誼》爲綫裝油印本，包含《五帝本紀》、《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司馬穰苴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太史公自序》七篇，用三種紙張抄寫，據此可將這三部分析爲三卷：

卷一是《五帝本紀》、《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合計四十五頁（參見圖一）；

卷二是《司馬穰苴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合計四十五頁（參見圖二）；

卷三是《太史公自序》二十七頁（參見圖三）。

全書皆半頁九行，行二十八至三十字不等，間有雙行小注，行款較爲統一，然而三部分字體卻存在差異，是不同人謄抄的，可能並非向先生手書[11]。

從具體内容看，該講義主要是對七篇《史記》“本紀”“列傳”字句的訓解、考證與校勘，三部分内容全以札記的形式呈現，“承周案”的案語貫穿全書始終。其特點可概括爲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旁徵博引，具列歷代相關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梁曜北（玉繩）《史記志疑》、張孟彪（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錢竹汀（大昕）《廿二史考異》、王懷祖（念孫）《讀書雜誌》等，並繫連參照類書引文，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展開疏證。

其次，參考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卷三《太史公自序》裡，徵引了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如“阬趙長平軍”條下列有“日本楓山本‘阬’作‘拔’。見《會注》”；“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條，案語“《會注攷證》謂‘慶長本標記引劉伯莊云儉當作檢，謂拘檢人’，則唐人舊説已如是”。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在1932——1934年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陸續出版印行，這部分講義可能是在1934年之後寫成的。

再次，不少條目没有案語，全引前人説法，甚至直接抄撮幾百字前人考證成果，例如《五帝本紀》“㠯征不享”條作：

洪筠軒曰：“《索隱》‘一本或作“亭”， 亭訓直，以征諸侯之不直者。’頤煊案：《詩•韓奕》‘榦不庭方’毛《傳》：‘庭，直也。’《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韋昭注：‘庭，直也。’《左氏•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不亭’即‘不庭’，古字通用。”

經查覈，此段文字與洪頤煊《讀書叢録·史記》“不享”條[12]全同。這類情形在該講義中佔有不小的比例，又如《五帝本紀》“登熊湘”條全引成芙卿《史漢駢枝》八百多字，《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條，引梁玉繩《史記志疑》近千字、引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李慈銘《越縵堂雜志》、朱一新《無邪堂答問》[13]各兩三百字不等，而未下一句案語，都能反映出該書的性質不會是個人著述，而是教學講義。

此外，對於三部分之間的内部差異，值得作些説明。三卷講義之間互有參差，但無本質區別。參差之處如下：

首先，卷一、卷二裡對《史記》正文關聯的“三家注”（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亦有疏解，標有“坿注”，第三卷主要是對《太史公自序》正文的疏解，不涉及“三家注”。

其次，前兩卷引梁玉繩、張文虎、錢大昕、王念孫等人説法，皆稱字或號，卷三全部直接稱名。又，前兩卷徵引前賢舊説，只列作者，不具書名，卷三詳盡標注書名。比如，引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卷二多作“梁曜北曰”云云，卷三作“梁玉繩曰”云云，段末用雙行小注標“史記志疑”四字。卷三偶有標注引文起止，如“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條，案語引《史記索隱》與《尚書》孔疏，分别在引文之末標明“《索隱》語止此”、“《疏》語止此”。

之所以會産生這樣的差異，可能和講義針對不同的學生有關，卷三的版心有“中、史一年級”字樣，也許只是針對中文系、歷史系一年級學生的教學講義，所以對古人稱名而不稱字號，便於學生理解記憶，詳注引文出處也是因材施教的需要。這些内部差異從另一方面證明《史記校注》必是教學講義，因其爲講義，所以不求嚴謹統一，側重追求實用性價值。另一方面，從這三部分講義的謄寫訛誤來看，卷一《五帝本紀》篇尤多，後兩部分較少。前面揭橥的學生批注記録，在卷二出現較多。

四、向宗魯《史記講誼》的學術價值

向先生《史記講誼》在作爲佚名古籍的前提下，已將其編進《二十四史訂補》，更彰顯了其價值所在。筆者以爲，其學術價值歸納起來約有三端：

第一，對於研究《史記》的價值。

以《史記》研究而言，該書的價值可以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解讀《史記》的價值，例如：

《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條，向先生案語：“世衰謂末代君也。”

又如，“黄帝者”條，《史記》爲何以“黄帝”開篇，前賢多置聚訟，向先生認爲：

史公之書一以孔子爲依歸。《戴記》雖雜出漢儒，要多爲七十子後學比所記，故史公據以爲本。《本紀》首黄帝，《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皆此志也。《五帝紀》贊曰：“孔子所傳《宰予問帝德》及《帝繫姓》。”《吳太伯世家》傳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列傳》曰：“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則史公述作之旨，已自言之矣。

再如，“湻化鳥獸蟲蛾”條，向先生釋作：

《説文》：“蛾，羅也。（在蟲部）”又“蛾，蠶也，飛蟲也。或作䖸。（在䖵部）”二字義别，蛾即俗“蟻”字，郭注《尒疋》【《釋蟲》云：“蛾，羅。”】以爲蠶蛾，非也。《禮記》“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左傳•僖十五年傳》“蛾”《釋文》音“魚綺反”，云“本或作‘蟻’”。《晉語》“蜹蛾蠭蠆皆能害人”宋庠《補音》云：“蛾，音蟻。”以及《楚詞 •天問》之“蟲蛾”、揚子雲《長楊賦》之“蛾伏”、范書《黃甫嵩傳》之“蛾賊”、《漢仲秋下旬碑》之“蛾坿”，皆其本義。【説詳桂氏《説文義徵》。】古音我聲、義聲皆在歌部，故“蛾”俗變作“蟻”，以别於“䖸”耳。【《大代》“蟲蛾”作“昆蟲”。】。

諸如此類的詮釋雖非確證，然而言之有據，至少提供了一種解讀的新思路。

二是校勘《史記》價值。向宗魯先生精於校讎，曾在重慶大學、四川大學開設校勘學課程，並撰有《校讎學講義》。王利器、王叔岷等校勘學家皆從其問學。[14]《史記講誼》中存有大量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校勘成果。例如：

《孫子吳起列傳》“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條，援引《韓子•和氏篇》“損不急之枝官”、《戰國•秦策》、《史記•蔡澤傳》“損不急之官”，結合文義校正“捐”是“損”字之誤。

講義中還有對三家注的校勘，五十餘例“坿注”條目多有涉及，如《五帝本紀》“黃帝者”《正義》有“母曰附寶，之祁野”云云，向先生考校如下：

案：《初學記》九、《御覽》七十九引《詩含神霧》曰“大電繞北斗樞，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帝”，又見《河圖握拒》及《世紀》，而《文選•辨命論》注引《含神霧》“附實”作“符實”，未知孰是。《正義》“祁野”疑當以《詩緯》、《河圖》、《世紀》作“郊野”。

此條據類書、古注引緯書證明“祁野”是“郊野”之誤，較爲可信。值得指出的是，向先生善於從類書、政書等資料中鉤稽異文，又如《孫子吳起列傳》“即三令五申之”條：“《六弢·教戰篇》云：‘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今本作‘申之以三令’，從《通典》百四十九、《御覽》二百七十九改。”可見他博聞强識，對與傳世本不同的古書異文尤其敏銳。

第二，作爲教學講義的價值。

作爲一份教學講義，目前所見雖然可能未爲全帙[15]，但從現存的内容看，依然可以窺見向宗魯先生教學設計的一些細節。比如，選讀《史記》的篇次，五體中重點選擇“本紀”、“列傳”，《五帝本紀》和《太史公自序》一首一尾，都花了較多的篇幅講解，這些現象應與向宗魯先生的教學思想有關，對當代高等教育中的《史記》教學也具啓發性。

講義注重吸收當時新近的研究成果，如前文所例舉，卷三裡徵引了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這部分裡還使用了1916年王國維先生發表的《太史公系年考略》。

講義常於細節處重點講解學術疑案，比如，《五帝本紀》考證《史記》的書名問題，《伯夷列傳》疏解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一事，《太史公自序》司馬談爲太史公等都著墨較多。

另一方面，難能可貴是講義中保留了一些疑似學生上課時的記録與感想，呈現出民國時期文科教育的教學細節。如《司馬穰苴列傳》“晉伐阿甄”條：

《通典》百四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六引作“晉伐阿鄄。”有注云：“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綰，今濮陽郡鄄城縣。”【張曰：“疑是《集解》文。”】案：鄄無“綰”音，“綰”乃“絹”之誤。《通典》作“絹”，不誤。《左•莊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注云：“今東郡甄城也。”《釋文》：“鄄，音絹。甄，音絹。”【一音眞，或音狷，又舉然反，或作“鄄”。】《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如鄄”《釋文》：“鄄，音絹。”《哀•十七年傳》“衛侯自鄄入”《釋文》：“鄄，音絹”，是也。《説文》：“鄄，衛地，今濟陰鄄城。”【《襄十四年》杜注亦云“鄄，衛地。”】鄄城，是“鄄”爲正字。疑《集解》本作“鄄”，《索隱》本作“甄”。

除了前文提到的《通典》旁注“唐杜佑作”這類常識外，“《通典》作‘絹’，不誤。”旁注“下判斷”，“《釋文》：‘鄄，音絹。甄，音絹。’”旁注“一證”，“《釋文》：‘鄄，音絹。’”旁注“二征[16]”，“《釋文》：‘鄄，音絹’，是也。”旁注“三征”，“《説文》：‘鄄，衛地，今濟陰鄄城。’”旁注“尋出根源”，這是對講義考證“綰”乃“絹”誤過程的解析，也許是上課隨堂記録下的老師講解内容。這條末尾處，還有一句批注：“説明鄄、甄兩寫之由。（考據文以實事求是爲主，此節凡收三证，得鄄本讀絹音之判斷，又以《説文》總之，鉄案不翻，足为古籍校讀之模範。）”這段話可能是學生上課聽講與閱讀講義的感想及評價。

總之，作爲民國時期著名學者講授《史記》的講義，該書對於研究民國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三，對於研究晚清民國學術史的價值。

關於向先生的著作，屈守元先生曾説：“《周易》、《左傳》、《史記》、《管子》以及其他批校諸書，全都失去。”[17]可見作爲及門弟子的屈先生是不知道《史記講誼》存世的。因此該講義的發現，對於研究向宗魯先生與晚清民國學術史，以及日後整理向先生文集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綜觀《史記講誼》全書，常見向先生從《説文》出發，釋讀文字，尤其是借助《説文》研求本字、俗字，這種做法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折射出時代的烙印。

又如，向先生引《韓非子》幾乎全稱《韓子》，引《淮南子》某篇不稱“某某訓”，而用“某某篇”[18]，這些細節都可反映向先生的學術素養與學術傾向。

再者，從向先生引書可以看出，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王國維《太史公系年考略》等晚近的研究成果，已經廣爲接受；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當時才印行不久，就已爲中國西南地區學者教學引用。這份講義提供的這些信息，對於晚清民國學術史的研究者而言，都將成爲第一手的珍貴資料。

回顧向宗魯先生《史記講誼》發現的過程，有兩點啓示值得重視：

一是考察佚名文獻的作者，尋求内證是一種有效的方法，要細讀文本，找出蛛絲馬跡的證據，儘量做到見微知著。

二是民國時期學者的大量遺著、佚著尚散存於世，有待不斷發現考證，如今發達的科技手段爲此項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應當充分利用。

最後圍繞該講義的發現與整理過程略作説明，由於參加中華書局《史記》修訂工作，《二十四史訂補》是我的常用書，而其中的《史記校注》因是佚名作者文獻，未有措意。直到2013年5月在認真閱讀全書後，找出了與向宗魯先生有關的綫索，完成《向宗魯遺稿〈史記講誼〉的新發現》一文，6月底在中國人民大學承辦的“典籍、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4屆年會”上宣讀，後投寄《文獻》雜志，發表於2015年第1期，篇題應編輯部要求改成了《向宗魯〈史記講義〉考述》。2013年秋季，我在南京師範大學爲古典文獻專業2010級本科生開設“古籍整理研究實踐”課程，嘗試把新發現的《史記講誼》當作課程作業，分發給同學們作爲古籍整理實踐練習，没想到卻低估了整理稿抄本的難度，作業很不理想，文字識讀就有大量錯誤，在此基礎之上，我重新校正一稿。2015年是向宗魯先生誕辰一百十二週年，四川大學羅鷺兄編纂《向宗魯先生紀念文集》將整理稿收入，然而遺留問題尚多。其後石立善兄聽聞此事，說他正擬編纂民國古典學研究大系叢書，可以重新董理，單行出版。於是我又查覈引文，再加校訂，並到國圖覆案原書，將影印本漫漶之處一一落實，希望能够將這部湮没七十年之久的書稿完整呈現給更多的讀者。因學力所限，整理稿舛訛之處實所難免，敬請有識之士不吝賜正。承蒙川大羅鷺兄慷慨惠寄向宗魯先生相關資料數種，研究生孫利政同學通讀了整理稿，是正多處，在此併致謝忱。

                                            2016年12月11日

附記：最近《史記講誼》整理本已由中西書局出版，以上是該書前言。12月18日是石立善兄離世一週年的日子，謹以此文表達緬懷之意。

  蘇芃

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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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影印收入徐蜀選編《二十四史訂補》，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2004年由更名後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再次出版。

[2]參見陳宛茵：《江城書香惠學人——記旅漢治學成名的向宗魯教授》，《武漢文史資料》2002年第8期。

[3]詳參向宗魯：《説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淮南鴻烈簡端記》，刊于《新國學》第二卷，巴蜀書社，2000年。

[4]“重慶大學印行”的《八代文講義》之所以目前藏於四川大學圖書館，是因爲1930年文伯魯先生參與籌辦重慶大學，向宗魯先生應聘爲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5年5月重慶大學經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批准爲省立大學，同年12月進行院系調整，將文學院調出，併入四川大學，向宗魯先生及弟子此時又轉入四川大學，因此重慶大學的講義才會存藏在了四川大學圖書館。

[5]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四川省文史館編《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9頁。

[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巴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巴縣文史資料》第十一輯，1994年12月，第72頁。

[7]該文由屈沛仁、王利器、王振燊、廖履中、屈爱艮（守元）、王利仁合撰、屈守元执笔，1941年11月。由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羅鷺先生提供。

[8]向宗魯：《説苑校證》，《序言》第9頁。

[9]《説文解字講誼》中未能找到與向宗魯先生有關的綫索，向先生相關資料中也無講授《説文》的記載，該書作者尚且存疑待質，疑或與向楚（仙樵）先生有關。

[10]下文爲了避免討論紛歧，有時仍稱“《史記校注》”，亦指本書。

[11]比對向先生致龐石帚手札，與講義三部分字體有别。

[12]洪頤煊：《讀書叢録》，《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13]據筆者考證，李慈銘、朱一新兩節引文或皆轉自王先謙《漢書補注》，並不見於《無邪堂答問》，朱一新《漢書管見》有近似表述。

[14]王叔岷先生在《我與斠讎學》中曾回憶：“我在四川大學中文系讀書時，當時有位傑出的向宗魯先生，他開講《校讎目録學》，剛在編寫講義。我得到一點初步的知識，但不重視這門學問。”參見氏著《斠讎學（補訂本）校讎别録》，中華書局，2007年，第2頁。

[15]《伍子胥列傳》“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承周案：““鴟夷子皮”非范蠡，説詳《越世家》。”可見向先生講義或有《趙世家》部分，而國圖藏的七篇中未見。

[16]征，原稿如此，用“徵”字簡化俗體。

[17]向宗魯：《説苑校證》，《序言》第10頁。

[18]宋代以前文獻中《韓非子》多作《韓子》或《韓非》，後世可能爲了與韓愈著作區分，漸稱《韓非子》。《淮南子》篇名的“訓”字，前輩學者研究或認爲本專指高誘注，稱引《淮南子》原文當言“某某篇”。

注：本文为《史记讲谊》整理前言（中西书局2020年），初稿曾以《向宗鲁〈史记讲义〉考述》为题发表于《文献》2015年第1期，此据作者增订稿。感谢苏芃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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