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乐、高叶青 | 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
编者按
感谢刘康乐博士和高叶青博士的授权，允许本号推送《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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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乐、高叶青：《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91页。
标题
《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
作者
刘康乐，男，1979年生，安徽泗县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长安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道教历史等。
高叶青，女，1978年生，陕西泾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道教文献、道教历史等。
摘要
陕西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拓本，记录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全真教七真派字谱。全真派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永乐元年（1403）在终南山楼观开始传承的“楼观本山派”是明代最早使用统一派字谱命名的全真派。金石文献等印证了明代全真派字使用的广泛性，而随着明中后期宗教政策的放宽，全真派字不断衍化出众多的庶派和支派，都反映出当时全真教地位的变化和发展的盛况。
关键词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明代，全真教，七真宗派，字谱
刊物
刘康乐、高叶青：《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91页。
嘉靖三十二年《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新发现
作者 | 刘康乐 高叶青
全真派字是近年来明代全真教研究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1]。明代是全真教派字形成的重要时期，学者们在不同地区发现了明代全真教广泛使用派字的记载，尤其是金石文献提供了明代全真道士按照派字命名的证据。根据各地零散发现的材料，学者们发现明代全真道士命名按照某种通则进行，并发现这些命名规则可与目前流传的几种《诸真宗派总簿》版本所载的派字谱高度吻合，从而推定明代早期全真派字谱存在的可能性。
笔者新发现陕西终南山楼观宗圣宫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所立的《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拓本，碑阴部分披露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完整七真派字谱各二十字。笔者根据此碑所载的七真派字，结合田野发现的道教金石新材料和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明代全真派字谱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中的七真派字
陕西盩厔终南楼观宗圣宫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立的《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碑阴记载明代七真派字各二十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完整七真派字谱，对于明代诸真宗派谱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碑文未见收录在各类金石文集中，亦未见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今谨详细介绍拓片的情况，并对碑文的内容加以释读和考证。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碑今已不见于楼观，国家图书馆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各存拓一份。国家图书馆藏拓在国图网站“碑帖菁华”可检索阅览，馆藏编号为“各地2586”，书目和尺寸为：“2张142×63＋27×22（额），129×67＋26×21（阴额）cm”[2]；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存拓书目、尺寸与国图所藏完全相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曾于1951年接收了一批于右任的旧藏金石拓片1960种，《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为其中之一，今馆藏序号为2615号[3]（见附图）。从现存拓片来看，碑面颇有磨泐，但文字整体可识读。碑阳额题双行楷书“天下第一名山”，正文楷书18行，满行38字，兹将释文标点如下：
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
文林郎知盩厔县事承天近江黄嘉乐撰
迪功郎县丞曲阜南山刘福寿篆
将仕郎主簿蓬溪玉峰赵汉书丹
典吏□□良溪周世威同立
自吾先圣先师有配享之典，而宗佛老之教者亦如之，盖作之者圣圣不同而归功于作者一也，述之者明明不同而归功于述者一也。宗老氏者有五祖七真徽示，先后虽不同时，正配虽不同作，而有功于老氏、行教于将来者，不能不崇报祀之典。其入主出奴，虽不敢保其说之真错，而与人为善，亦若子类也。吾承乏以来已越七载，而骏奔诸公后凡十余，度无从事，骏奔必□戒约，庙貌必整以肃，墙垣必厚以岩，金碧必辉以煌，初似不乐为，久则习而安之矣，所以游观诸公每每忘倦，而天下第一福地未必不于五福山有望也。五祖七真非创于今也，始于汉，唐宋重建，于我明而嘉靖癸丑又从而修葺之。好事起于谁？利泽之良民王科，而作善源未必无小补也。其勒以金石，住持庞宗文、徒沈明玉、于明朝等强于予，予取其新，不计其将来，因述其吾道配享之源及二家尊崇之似，以辩真伪、以光先后云。
大明嘉靖岁次癸丑仲冬月吉日
宗圣宫发心道士：景明太、侯明绪、沈明玉、陈明望、庞明之、于明朝、高明论，徒沈道清、沈道心、于道池、高道重、冯道乡、□道振等立石
本县石匠：惠大余、惠大用，子惠登山、惠登水
鄠县画士：冯琴；瓦匠：刘铎；铁匠：高汉
碑阴额题双行楷书“大宗之碑”，正文上下共分三段，第一段为七真祖师的牌位，牌位上列祖师道号，各牌位下方对应七真派字各二十字；第二段、第三段为重建五祖七真殿的盩厔县、咸阳县、兴平县、乾州的善信及宗圣宫、玉华观、玄微观、遇仙观、通仙观、咸阳北极宫、兴平集仙观、敕赐重阳宫的道士名录。其中最有价值是第一段所刻的七真派字，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七真派字谱。兹将碑阴的七真派字录文如下：
长春丘祖师：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来赴本，仁义礼知信；
长生刘祖师：私道明仁德，全真性复常，景高和礼仪，微信守征良；
长真谭祖师：道本崇真理，玄微志妙仙，立致云霄上，功成必有名；
丹阳马祖师：一自元求谥，志冲寿岱仙，丹中挥德义，了然定朝元；
大古郝祖师：志一无上道，崇教演全真，冲和德正本，仁义礼通玄；
玉阳王祖师：清静无为道，志诚有信名，金玉工智巧，通此家地仙；
清净孙祖师：全真通礼玄，大道无德为，真性如运炼，立智了功夫。
王浮生主编的《古楼观志》在另一通明嘉靖三十二年（1566）二月所立的《重建五祖七真殿宇碑记》末附文称“又有一碑，字迹模糊，其文大约修七真殿之功德，碑阴有七真派字。”[4]可知此碑在1982年王浮生考察前尚在宗圣宫遗址，王浮生以其字迹模糊而不收录碑文，后此碑不知所踪。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此拓来自民国书法家于右任所藏，其撰文、书丹、篆额等人于县志中皆有记载，而宗圣宫道士庞宗文、景明太及善信王科等人的姓名，也可在宗圣宫现存的同年二月所立的《重建五祖七真殿宇碑记》中找到记载[5]，因此碑文的真实性应该并无疑问。撰文者盩厔知县黄嘉乐，“湖广钟祥举人，（嘉靖）二十五年任，贪贿鬻狱。”[6]书丹者刘福寿，“曲阜人，有能名。”[7]篆额者赵汉，“蓬溪人，以考察去。”[8]同立人典史周世威，“相城人，以赃去。”[9]似乎这一任盩厔县几位官员的名声和下场并不好，书法也写的很一般。无论其他，这通立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的《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确实是当时宗圣宫道士与盩厔县官员所立，碑阴所载的七真派字诗是目前发现最早完整的七真派字谱。
二、明代全真派字谱的起源与版本流传
全真教派字起源于何时，这是道教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对全真派字谱记载的传世文献出现的时间都很晚，较早记载龙门派字的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杨道宾所作的《李赤肚传》，其中有“盖长春道派二十字：道德通玄浄，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10]明崇祯十二年（1639）伍守阳在《天仙正理直论增注》也称：“邱真人门下宗派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此二十字为派者，乃真人在燕京东龙门山掌教时所立之派，后人称为龙门派者便是。”[11]这些明代中晚期的文献都认为龙门派字谱源自丘处机，来自于当时道教内部的神圣叙事，清代的文献延续了这种说法。清初刘献廷据“孙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敎永贞明。”[12]清嘉庆中（1796-1820）金盖山全真道士闵一得所撰《金盖心灯》记载龙门派字源于丘处机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在北京白云观为弟子赵道坚传戒：“祖乃亲传心印，付衣钵，受天仙戒，赠偈四句，以为龙门派，计二十字，即道德通元净、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之源流也。”又注曰：“《逸林全真录》载元世祖赐，开龙门派，钦定二十字。”[13]按赵道坚已于元太祖十六年（1221）羽化于西行途中，而丘处机也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羽化于燕京长春宫，断不可能有开派传字谱等事，这些明清文献记载的龙门派字是当时道士正在使用的派字，而称派字谱源自丘祖或者元世祖所赐都充满了宗教神圣叙事的虚构和想象。
那么全真派字谱具体起源于何时？学术界一直存在许多争论。早在清光绪年间，罗浮山全真道士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就对全真教龙门派在元代的传承表示怀疑，“考长春及诸真门人，无有以派名者，诸派之兴，其起于明代欤？”[14]当代学者王卡认为全真派字“大概始于明清之际”[15]，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全真派字约出现于明代中叶，张广保推测龙门派字谱的形成可以再提前一些，“初步定为明初期偏后，即宣宗之后”[16]，而张方据相关道教碑石的考察，发现“至少在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龙门派字谱开始流传。”[17]
当代学者对全真教派字谱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各地发现的金石材料，其中所记载的历代全真道士姓名来比照目前流传的派字谱，以此推导全真派字谱出现的时间上限，甚至有的学者还利用近人所编的资料所记载的龙门派字谱来证明早在元代已经形成了全真派字[18]，但是都难以令人信服。就道教的派字起源而言，在全真教诞生之前，南宋宁宗曾为九宫山道士张道清拟定40个字的派字谱，故称“御制派”[19]，元明两代此派依然传承不息，元代赵孟頫所撰的《九宫山重建钦天瑞庆宫记》也证实了御制派传承的真实性[20]。金元兴起的全真教，王重阳在立教之初，也曾尝试为弟子取名使用统一的字辈，如史处厚、严处常、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王处一皆以“处”字辈取名，但这种命名原则并没有延续下去。金元时期全真第二代以后的弟子，虽然在取名时多倾向于用“志”“道”“德”“守”“妙”等字，但没有按照一辈一字的规则来取名，因此不能认定这些习惯用字为派字。
追溯明代全真派字的起源，便要考察全真教在明代的地位及其发展变化。清修的全真教和禅宗在明初颇受压制，明太祖认为“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21]由此可见全真教在明初的地位不如正一，又因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窜入，合法的佛道教也经常受到牵连，朱元璋多次明令沙汰伪滥僧道，严查来历不明的游方僧道，令僧道造册以报有司，故此可以鉴别宗门和明确师承的派字谱应运而生。有的学者认为派字谱“有很多优势，既尊卑有序，派辈诗又往往秘而不宣，外人较难摹仿，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各种‘邪教’的混入。”[22]确实如此，禅宗和全真教在明初严苛的宗教政策下，为了保护教团不受侵害和保证教门正常传承，便巧妙地使用约定好的派字谱取名，以防止其他宗教或宗派人士的窜入，也保证了道统法脉的纯洁性，因此禅宗和全真教的派字大约都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下。
郭武教授认为，全真道士“借用了中国宗族社会之族谱的模式，并可能曾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子孙世系预锡嘉名’一事的影响。”[23]已有材料支持这样的推论。明永乐年间，江南清微派道士周思德住持北京天将庙，宣德中升为道录司高士，住持大德观、朝天宫，并开始传承周思德道派的派字谱，资料显示他的第二代弟子在成化以后又分化了几个支派，这些派字谱皆存《诸真宗派总簿》中，其中一个支派取名不仅中间字按照派字谱“思道应云正一”，而且同辈弟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还定以相同的偏旁[24]；另一例是山西介休后土庙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至清嘉庆十九年（1814）间的全真龙门派各代道士取名不仅辈字按照“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和教”的派字顺序，而且每一辈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还依次取“水木火土金”为偏旁。不管是大德观正一周思德道派还是后土庙全真龙门道派的派字命名规则，都与明太祖朱元璋赐子孙藩众命名的规则颇为相似[25]。洪武中，朱元璋担心子孙后代取名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26]巧合的是明代全真各派字谱也为二十字，并且山西介休后土庙甚至完全照搬了宗室的五行命名法，可以证明明代全真派字谱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明代宗室的派字。
明代楼观宗圣宫及下院常住道士，自永乐元年（1403）道士侯圆方入住楼观宗圣宫和重阳宫，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师徒相继传承九代，辈字连起来是“圆袭继宗明道德（得）中和”[27]，这与目前流传的诸真派字谱都不能吻合，暂称之为“楼观本山派”。据《终南仙境志》，侯圆方为盩厔集贤乡人，幼年入道，拜全真道士马存善为师，洪武时入京为神乐观乐舞生，后于武当山拜提点真人王一中、任蟾宇为师，所授乃是清微灵宝之法[28]，似乎明代侯圆方在楼观所传的并非纯粹的全真派。虽然目前只能见到这九个字的派字，但“楼观本山派”命名的用字，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同辈道士均使用同一字为中间名，连贯的辈字能够体现道教的教义特征，具有其他诸真派字诗共同的特点，但比七真派字出现的时间更早，大约形成于明洪武年间。“楼观本山派”字谱未见在其他地区使用，嘉靖中宗圣宫本山全真道士所立《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碑阴七真派字之上的碑额曰“大宗之本”，颇值得玩味。楼观传为太上老君说经处，也是道教的发源地，笔者认为“大宗”是指七真诸派，而“大宗之本”当是楼观本山的自称，这与碑阳之额的“天下第一名山”正好相应，都指称终南楼观。
“楼观本山派”形成明代全真派最早的道教派字，而作为“大宗”的七真诸派又以龙门派字谱形成的更早，这与龙门派的影响和势力最为广泛有关，各处金石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各派字谱先是在某处有影响的道观形成，便在教内逐渐传播开来，为了鉴别法脉真伪，各大丛林之中也会保存一份以备查验挂单者。但派字谱属宗派秘密，全真教外之人很难知晓，这也是明代文献少有记载的原因之一，正如沈阳太清宫保存的清咸丰十一年（1861）重修的《宗派别》交待：“仙派宗枝代代接续，以及高真上圣宗派源流并录于左。凡有云游之道士，入丛林挂搭者，迎宾师当依宗派考问之，则庶平俗流之人不能混迹矣。夫宗派书重谱文，不可令俗士知之。”[29]清代《南无派宗谱》也在本宗的名派起诗后告诫门人曰：“南无派宗门祖传起字诗不可别派知之，恐有乱宗伪道，亦不准律门讹增添续。”[30]都表明了全真派字谱的秘传性，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俗流和伪道混迹其中。
在全真教诸派中，龙门派和华山派发展和传播的盛况，与佛教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曹洞宗比较类似，“世称龙门、临济半天下”[31]。在七真派字谱中，最早出现的也是龙门派，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明嘉靖三年（1524）王屋山《天坛修造白斋道人张公太素行实之碑》碑阴，列出全真龙门派的字谱二十个字，即《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微复本，合教永延明。”[32]这个派字谱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龙门派字谱，与后来流行的龙门派字谱基本吻合，可以明确至迟在明嘉靖三年（1524）以前龙门派字谱已经形成并流传使用了。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包括龙门派在内的七真派字谱的讨论也有了更为明确的依据。笔者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乔世宁所修的《五台山志》中发现了随山派字谱四十字：“思道明仁德，崇真素福常。景高和礼义，慈信守忠良。豫谦咸旅泰，尊有茂惟祥。贤元希圣普，万事吉永昌。”[33]这个版本的随山派字谱与《诸真宗派总簿》中的随山派字谱前四十字基本相同，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前随山派字谱也已经流传和使用。郭武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拓片，其中列出了全部七真宗派和高尚派的字谱各二十字[34]，表明龙门派、随山派之外的七真派字在明嘉靖中后期都已经形成和使用。笔者发现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立《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拓片所载的七真派字，又将完整七真派字谱出现的时间提早了13年，从而再次印证了明代嘉靖中期全真教内部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七真派字。
随着明代中后期宗教政策的逐步放宽，全真教的发展空间也得以逐步扩展，之前秘密相传的派字谱也逐渐公开化，见于前述明嘉靖中碑刻上的派字谱，也表明了当时派字谱已经能够公之于众了。但是通过比较明嘉靖年间先后发现于河南、山东和陕西的全真派字，能够发现不同版本的派字谱虽然大部分可以吻合，但仍存在着局部用字的差异，这种吻合和差异既表明各个七真派字版本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又因为误见、误闻等因素，造成了各地传抄中的误差。以龙门派字谱为例，明嘉靖三年（1524）河南王屋山《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所列的龙门派字为“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微复本，合教永延明。”[35]而嘉靖三十二年（1553）陕西宗圣宫《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所列的龙门派字为“道德通玄净，真常守太清，一阳来赴本，仁义礼知信。”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山东青州《金莲正宗仙源图讃》所列的龙门派字则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何教永元明。”[36]三个版本的前12个字基本相同（“净”与“静”在道教中常有混用），而《长春真人仙派传授图》和《金莲正宗仙源图讃》中后5个字中存在3个同音不同字的情形，而《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最后5个字与其他两个版本则完全不同，其内容则是后来华山派字谱中的最后5个字。对比明代两个版本七真派字谱，其他七真派字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同音或音近而字不同。由此可见，七真派字谱的早期传承方式，多半是口耳秘密相传，方言等因素造成的口音误差可能会一直在某个传承脉络得以延续若干代。但随着明嘉靖后期全真派字的逐步公开，这种版本的差异得到纠正和统一，清代先后出现的几个全真派字版本已经基本相同，甚至清代的民间宝卷也会记载全真派字，个版本存在的细微差异也多半源于抄写者的疏忽。
三、明代全真派字谱的使用和衍化
明代终南楼观的全真道士所使用的“楼观本山”字辈，既不属于七真派字中任何一派，也不属于后来《诸真宗派总簿》中的其他任何宗派，但同时期在楼观诸庙挂单的云水道士中，有明隆庆六年（1572）来自山西的龙门派“静”“真”辈两人[37]和万历二年（1574）华山派“教演全真”四代道士7人[38]。宗圣宫及其下院本山全真道士在二百多年的传承中，并未改用当时流传已广的七真派字，这可能是因为楼观宗圣宫为老子说经的圣地，本身已经具有重要的神圣性和影响力，“楼观本山派”完全可以自立为“宗圣”的老君嫡派，而不需要如其他全真道士那样通过换用辈字来攀附七真诸派。但自隆庆以来，此派传承已经中断，而宗圣宫也因地震和兵燹在明末逐渐衰败，道众四散，天启年间仅有老子说经台还见有零星道士的活动。
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楼观全真道士早在永乐元年（1403）就在使用本山派字，其他地区的全真道士在使用七真派字之前，也多有属于本宗自己的派字。明宣德元年（1426）北京隆阳宫道士荣常存来到陕西终南山化羊庙传教[39]，这可能是最早使用龙门字谱的记载了。这位荣常存不知其师承，但其所来的北京隆阳宫在宣德年间也有几位“常”字辈的全真道士住持，据明宣宗《隆阳宫痴呆子来鹤记》，他们所师承的全真道士陈风便却并没有使用龙门派字[40]。北京隆阳宫的“常”字辈全真道士，从宣德初年开始使用龙门字谱，但我们不能据此上溯他们至洪武或者永乐年间就开始使用龙门派字。龙门派字最早源于北京隆阳宫，从明宣宗所撰《隆阳宫痴呆子来鹤记》来看，陈风便作为宣宗特别崇奉的全真高士，龙门派字有可能是明宣宗按照皇室取名的规则，御赐陈风便派字谱二十字，作为他的法嗣道脉传承的依据。宣德六年（1431），明代道录司真人刘渊然的弟子辈蒋日和等人也开始使用派字“日”[41]，蒋日和、邵日云的弟子们一辈使用“道”[42]等字，便是此后流传的长春派字谱“日道大宏，玄宗显妙，真崇元和，永传正教，绍述仙踪”中的前两个字，可见宣德是道教派字谱形成的重要时期。
至明嘉靖年间河南、山东、陕西三地的全真派字相继刊刻碑石，表明全真派字谱在全真教传统传播区域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从各地发现的金石材料来看，嘉靖、万历以来明代全真派字谱用字趋于固定，随着明中期宗教政策的逐步放宽，早期由于秘密传授导致的版本差异，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下得以纠正和统一。
不管全真龙门派字谱最初诞生在哪里，但由于这个派字谱追溯到了全真掌教宗师丘处机祖师，因此更具有道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而得到教门广泛的认同，经由教内口耳相传而不断传播，许多不同传承的全真道士便乘机改换师承谱系，摇身一变成为全真龙门“正宗嫡传”，这是明代龙门派字谱得以迅速传播和广泛使用的重要因素，流行于大部分北方地区，湖北、江西和云南也有少量的传播[43]。至于从第几个字开始使用龙门派字，各地全真道士的做法并不相同，似乎比较随意地从某个字开始使用，而没有考虑从丘处机时代到当时的年代间隔。据笔者新近发现的明隆庆元年（1567）终南山万寿宫通仙观，钟铭记载“明弘治十八年重修殿宇两廊房舍、铸造鸣钟，住持蔺通仙、徒王玄玉。”另外钟款署名有本宫道士39人，其中“净”字辈1人，“真”字辈6人，“常”字辈13人，“守”字辈13人[44]，加上弘治年间的“通”字辈和“玄”字辈，终南山万寿宫通仙观从“通”字辈开始连续6代使用龙门派字，弘治十八年（1505）是目前发现全真龙门派使用“通”字辈的最早时间，其之前所师承的派字不详。当然也有道士甚至从比较靠前第二个字“德”字辈开始取名的，如山西介休后土庙全真道士在正德十四年（1519）从“德”字开始使用龙门字谱，其所师承的前两辈道士辈字却分别是“洞”和“福”[45]，这两个字应属于后土庙本宗原有的派字。
在龙门派字之外，以华山派字的使用较为广泛，目前最早记载使用华山派字是在明弘治五年（1492）河南许州天宝宫，至正德年间已连续传承了四代[46]，嘉靖以后各地使用华山派字的逐渐增多，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北京都有华山派字的使用[47]。华山派字谱的使用，也如龙门派字一样，一些全真道士自某个字开始使用华山派字，而他们之前也曾拥有自己的派字。如山西左权县紫微观从成化四年（1468）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四代师徒的辈字依次是“玉守海洞永”[48]，然而自嘉靖四十一（1562）后，紫微观“洞”字辈道士弟子们原用辈字“永”都改成了“崇”字辈[49]，其后传承的辈字依次为“教”“演”“全”“真”[50]，显然已经换成了龙门华山派的字谱。明代全真道士如此改换派字的例子很多[51]，他们通过接续华山派字以取得七真嫡传的正宗地位。
虽然七真派字和高尚派字在嘉靖年间都已经出现，但龙门、华山之外的其他诸真宗派，资料记载的较少，显示其他诸真宗派的影响力很弱。明嘉靖《五台山志》载有随山派字谱四十字，表明嘉靖中陕西耀州药王山已在传承随山派字，但未见使用随山派字的道士姓名。又据《崂山志》载，明嘉靖年间崂山神宫道士已有随山派“全”字辈[52]，又据《太清宫志》，万历十三年（1585）崂山太清宫又有“德”“真”“性”“复”“礼”“义”[53]等随山派字的使用，可见崂山是明代全真随山派主要传播地。难得一见的是，万历后期至明末，山西沁水、盂县等地也开始有道士使用随山派字。据山西沁水县万历四十年（1612）《重修老母庵山门过庭碑记》，本庵的四代道士辈字依次为“信”“守”“忠”“良”[54]，属于随山派第十七代至二十代。又据崇祯四年（1631）《迁移玄天上帝洞楼碑志》，山西盂县北庙全真道士有“全”“真”[55]师徒两辈，有可能属于随山派第六、七辈，或华山派第九、十辈。这些金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有助于构筑明代其他七真派字的使用地图。
四、结论
通过对终南山宗圣宫《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碑阴所刻的七真派字和明代全真派字版本及其使用的分析，结合新近发现的材料，厘清了明代全真派字谱的一些关键问题，笔者认为：
1、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所立《重建五祖七真殿碑记》碑阴的七真派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完整七真派字谱，将明代七真派字谱完整出现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13年。再次印证了《诸真宗派总簿》所载七真派字的真实性，也为道教学界提供了新的材料。
2、在陕西楼观刊刻的七真派字谱，与嘉靖四十五年（1566）所立在山东流传的全真派字谱大部分能够吻合，但又存在部分文字的差异，这表明明代的七真派字曾有一个共同的“祖本”，由于教内长期秘密传抄误闻导致的不一致，随着明中后期道教政策的逐步宽松而得以纠正和统一。
3、在完整的七真派字发现之前，明代早期的全真道士实际上已经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的派字。龙门、华山派字是明代使用最广泛的派字谱，明嘉靖、万历以来，随山派字在陕西耀州、山东崂山和山西沁水、盂县等地也有使用，此外随着全真宗派的壮大，不少全真支派和庶派的派字也在不断形成。
4、明宣德时期是道教全真派字谱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更早的派字可以推到永乐年间。自永乐元年（1403）至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二百多年中，终南山楼观宗圣宫道士所传承的“楼观本山派”使用不同于其他诸真派字的谱系共九个字，具有道教派字谱的共同特征，是目前所见明代最早的全真派字谱。
注释
[1]近年来明代全真派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赵卫东：《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三联出版社，2008年；樊光春：《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全真道主要宗派梳理》，《全真道研究》第1辑，齐鲁书社，2011年；吴亚魁：《江南全真道门所见之诸真宗派与传承谱系》，《全真道研究》第1辑，2011年；张广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全真道研究》第1辑，2011年；王岗：《明代江南士绅精英与茅山全真道的兴起》，《全真道研究》第1辑，2011年；章伟文、黄义华：《全真“华山派”传承谱系分析》，《中国道教》2010年第2期；张方：《房山隆阳宫与明代北方全真道》，《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张雪松：《全真道派辈字谱发隐》，《全真道研究》第4辑，2014年；赵卫东：《碑刻资料与全真道研究》，《海岱学刊》2015年第1期；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李大华：《论华南全真道教的宗派关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4期；张方：《明代全真龙门派的传承与分布》，《中国本土宗教研究》第1辑，2018年。
[2]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beitiejinghua/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616272&metaData.lId=620753&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503a050012
[3]杨莉、赵兰香编著：《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于右任旧藏金石拓片总目提要》，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583页。
[4]王浮生编：《古楼观志·碑碣》：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藏抄本，1982年，第32页。
[5]王忠信主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165页。
[6]（清）杨仪修，王开沃纂：《（乾隆）盩厔县志》卷六职官，清乾隆五十八年补刻本，第7页。
[7]（清）杨仪修，王开沃纂：《（乾隆）盩厔县志》卷六职官，清乾隆五十八年补刻本，第15页。
[8]（清）杨仪修，王开沃纂：《（乾隆）盩厔县志》卷六职官，清乾隆五十八年补刻本，第18页。
[9]（清）杨仪修，王开沃纂：《（乾隆）盩厔县志》卷六职官，清乾隆五十八年补刻本，第24页。
[10]（明）潘之恒编：《亘史钞外纪》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16页。
[11]（明）伍守阳撰：《天仙正理直论增注》，清光绪《重刊道藏辑要》毕集，第52页。
[12]（清）刘献廷撰：《广阳杂记》卷第三，中华书局，1957年，第130页。
[13]（清）闵一得撰：《金盖心灯》卷一，《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176页。
[14]（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书社，1992年，第119页。
[15]王卡：《诸真宗派源流校读记》对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进行了校读，订正了某些传抄错误，载于熊铁基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67页。
[16]张广保：《明代全真教的宗系分化与派字谱的形成》，《全真道研究》第1辑，2011年，第217页。
[17]张方：《碑刻所见介休后土庙龙门派传承》，《全真道研究》第3辑，2013年，第256页。
[18]赵建勇：《目前所知最早的元末明初龙门道派及其他——以云南地方史料为中心》，《中国道教》2012年第6期，第38-43页。
[19]（清）傅燮鼎重辑：《九宫山志》卷四，《中国道观志丛刊》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20]（元）赵孟頫撰：《松雪斋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元刊本，第144页。
[21]（明）朱元璋撰：《大明御制玄教斋醮仪范序》，《道藏》第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2]张雪松：《全真道派字谱发隐》，《全真道研究》第4辑，齐鲁书社，2014年，第128页。
[23]见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第91页。
[24]陈文龙、郑衡泌：《周思德道派与明代道录司》，《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第67-75页。
[25]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44页。
[2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中华书局，1974年，第2503-2504页。
[27]历代道士派字存于楼观碑石中，参见王忠信主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1-174页。
[28]（明）王三聘辑：《终南仙境志》卷一，明万历初刻、清乾隆补刻本，第25页。
[29][日]五十岚贤隆著；郭晓锋、王晶译：《道教丛林太清宫志》，齐鲁书社，2015年，第50页。
[30]（清）刘明瑞：《南无派宗谱》清抄本，《三洞拾遗》第17册，黄山书社，2005年，第598页。
[31]（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六，《藏外道书》第31册，第123页。
[32]碑见张方：《房山隆阳宫与明代北方全真道》，《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第71页和赵卫东：《河南济源全真道宗派传承考》，《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第5期，2013年，第107页。
[33]（明）乔世宁纂修：《耀州志》附《五台山志》，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第18页。
[34]见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第2期，第85页。
[35]碑见张方：《房山隆阳宫与明代北方全真道》，《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第71页和赵卫东：《河南济源全真道宗派传承考》，《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第5期，2013年，第107页。
[36]文见郭武：《〈金莲正宗仙源图讃〉碑文与明清全真道宗派“字谱”》，《世界宗教研究》2017第2期，第85页。
[37]《义记感格记》，王忠信主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7页。
[38]《重建三清殿记》，王忠信主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69-170页。
[39]《重修古迹东岳庙记》，吴敏霞主编：《户县碑刻》，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
[40]冯庆兰编纂：《房山县志》卷七，民国十七年京兆公立第一工厂铅印，第30-31页。
[41]《重建真庆观记》，陈垣著、陈智超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53页。
[42]《真庆观兴造记》，陈垣著、陈智超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57页。
[43]参见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69页。
[44]此钟现在西安城墙东门上，此前未见著录。
[45]参见张方：《碑刻所见介休后土庙龙门派传承》，《全真道研究》第3辑，2013年，第256页。
[46]参见张方：《许昌天宝宫与明代全真华山派》，《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1页。
[47]参见张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复兴——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7页。
[48]《成化四年重修紫微观记》《成化二十二年重修紫微观记》，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28、36页。
[49]《嘉靖四十一年重修紫微观记》，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第65页。
[50]《万历二十一年紫微观重修南殿记》，李玉明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第80页。
[51] 参见张方：《碑刻所见山西左权县紫微观派字传承》，《中国道教》2012年第4期，第47页。
[52]《万历十三年重修神清宫碑》，周至元编：《崂山志》卷六，齐鲁书社，1993年，第220页。
[53]《耿真人传》，周宗颐著，李伟刚校注：《太清宫志》卷一，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9-19页。
[54]车国梁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沁水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55]李晶明主编：《三级石刻大全·阳泉盂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56]赵卫东：《泰山三阳观及其与明万历宫廷之关系》，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三联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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