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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祖国 | 从量词使用看《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
编者按
标题
《从量词使用看〈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
作者
刘祖国，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
《赤松子章历》是早期天师道重要经典之一，论文对今本《赤松子章历》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多为中古时期的用法，也有一些是唐代才出现的，可见今本《赤松子章历》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后人增补的内容。书中出现了“贴”“对”“事”“铤”“管”“笏”六个唐代新兴的量词，特别是频繁使用“笏”“管”，由此可以判定今本《赤松子章历》的最后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唐代。论文从量词角度所进行的语言学分析，或可为《赤松子章历》的时代判定提供新的辅助证据。
关键词
《赤松子章历》 量词 成书年代
刊物
刘祖国：《从量词使用看〈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宗教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48—52页。
从量词使用看《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
作者 | 刘祖国
《赤松子章历》是早期天师道重要经典之一，主要内容是天师道上章科仪，备列上章时必须知道的各种事项，如章信、章辞、上章之宜忌、章奏模式等。全书凡六卷，卷一总说章历由来，卷二载书符式、书章法、封章法、断章法等，及上章时请官、存思、避忌、禁戒等规定。卷三至卷六具载各种章奏六十六通，载各种章名及格式，通过上章仪式，解决人生中的各种问题，消灾度厄，这些文字模式可供法师直接抄写使用。全书文辞质朴，包含不少新兴语言成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海外学者，大渊忍尔先生认为《赤松子章历》盖唐末以前编著[5]，小林正美先生认为是唐朝初年[6]。倪克生（P. Nickerson）先生认为其编定要迟到唐朝末年[7]。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先生认为《赤松子章历》的现存文本不能早于唐朝末年，因为它提到了孝道仙王[8]。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先生认为《赤松子章历》受到唐代特有的信仰和实践的影响，如城隍信仰和孝道或为先亡烧衣物钱财等[9]。北京大学王宗昱先生对《赤松子章历》的成书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把成书年代的下限定在北宋初期[10]。
对文献真伪及作者时代的鉴别，先秦时期已经萌芽。概括而言，文献鉴别的方法大概有文献学方法、历史学方法、文化学方法、语言学方法四种。众所周知，语言具有社会性，亦有时代性，个人的思想活动、遣词造句必须以其所处时代的语言为基础，不管造假者水平多么高超，都会在语言表达上露出破绽。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年代考》（《列子集释》附录三，中华书局1979年）都是早期的成功之作。近年来，随着汉语史学科的不断深入，利用语言学手段进行文献作者或年代的鉴别逐渐受到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方一新、高列过《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卢巧琴《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熊娟《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鉴于《赤松子章历》成书时代上的分歧，我们尝试利用语言学的方法，从量词角度入手对此进行考察。
目前学界对《赤松子章历》的研究非常薄弱，专门以此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除王宗昱、傅飞岚的两篇鸿文外，仅余周艳萍《〈赤松子章历〉择日避忌研究》（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郑志明《〈赤松子章历〉与生死的仪式治疗》（《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S1期）、程乐松《〈元辰章醮立成历〉所见的正一章仪》（《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前人校勘成果，仅有《中华道藏》尹志华点校本，周艳萍《〈赤松子章历〉择日避忌研究》附录有卷一、卷二择日避忌的部分相关内容，并将上章吉日、醮章吉日与六甲章符日加以对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赤松子章历》卷一罗列各种章信135种，各有章名、信物。信物的品目、数量，因章而异，分为三等。卷二载书符式、书章法、封章法、断章法等，卷三至卷六具载各种章奏六十六通，载各种章名及格式，这些名目繁多的上章仪式，都对信物的种类及数量有严格要求，所以书中的数量结构出现频繁，形形色色的量词为我们判定成书年代提供了方便[11]。
本文要对《赤松子章历》中的量词进行描写和研究，自然会涉及到量词的分类问题。量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界至今尚未统一意见，我们主要借鉴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一书的分类框架，即首先依据量词所计量的对象性质划分为名量词、动量词两大类。鉴于《赤松子章历》中动量词数量太少，本文主要以名量词为描写对象。然后再从子类上进行进一步的划分，刘著把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他主要参考的是当时的汉语语法教材，现在我们采用最新的名称，将名量词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量词三类[12]，因为动量词的内部成员数量较少，仅有2个[13]，所以不再划分小类。
《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名量词34个，其中个体量词19个，集合量词3个，度量量词12个，列表如下：
《赤松子章历》中名量词使用情况统计表
类别 | 成员 | 合计 | 百分比 | ||
个体量词 | 泛用的个体量词 | 枚 | 19 | 55.9% | |
次泛用的个体量词 | 口、领、幅、张、条、铤、贴、事、笏、种、所、通、阶 | ||||
专用的个体量词 | 管、文、躯、身、形 | ||||
集合量词 | 定数集合量词 | 双、对 | 3 | 8.8% | |
不定数集合量词 | 副 | ||||
度量量词 | 度制量词 | 分1、寸、尺、丈、疋 | 12 | 35.3% | |
量制量词 | 升、斗、石 | ||||
衡制量词 | 分2、铢、两、斤 |
《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量词36个，其中仅卷一就出现30个，这是因为卷一的主要内容是对上章仪式所需信物的种类及数量的列举，在列举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量词，所以词量丰富。后五卷大部分是对不同类型章本的介绍，因而量词用例较少，且大多是对卷一中量词的重复使用，卷一中未出现的量词仅有“铤”“所”“躯”“对”“遍”“周”6个。
书中大部分量词是对先秦、两汉量词的继承，这些量词在《赤松子章历中》多沿用前代用法，有些也发展出了新的用法，尤其是个体量词。例如“口”在此时期的词义就得到了进一步虚化，之前只能称量人，发展到南北朝便开始泛化[14]，可以称量“动物”“有刃的器物”，甚至可以宽泛的使用于刀剑类的器物，《赤松子章历》中47例“口”全部称量刀、书刀。量词“张”“领”“幅”在《赤松子章历》中均产生了新的搭配。“张”在两汉时只可称量可张开的“弓”“琴”等，六朝时可称量“纸”“伞”等有平面的事物，《赤松子章历》中出现了52例“张”量“纸”的用例，另有2例称量“斧”和“伞”。“领”最初用来称量有领的“衣服”，后推广到称量无领的“被”，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可称量“毯”“席”等，《赤松子章历》中出现了44例“领”量“席”的用法。“幅”在先秦时是用来称量布帛的度量量词，南北朝时发展出了称量纸等面形事物的个体量词用法，《赤松子章历》中出现11例“幅”称量“纸”的用例。
《赤松子章历》中也出现了一些南北朝新兴量词，如“副”“文”。“副”作为南北朝新兴的量词，此前还不多见，《赤松子章历》中“副”共6例，用来称量成套的衣服和配套使用的笔墨。“文”也是南北朝时期的新兴量词，《赤松子章历》中“文”共出现46例。这些新兴用法具有中古汉语的典型特征，反映了中古时期的语言面貌。
金人、锡人这种有“躯体”的代形偶人，是道教上章仪式中的一种章信，以替死人受谪罚，从而分解灾厄，延年保命。作为上章仪式手册，必须有专门衡量代形偶人的量词。“身”在南北朝时一般情况下是只用于“佛像”的量词[15]，而《赤松子章历》中的3例都用来称量道教上章仪式中的代形偶人。与之相类，常用来指称宝台、塔、造像的“躯”，在本经中3例亦皆称量代形偶人。另有5例“形”也作此用法，则具有浓郁的道教文献语言特色，“形”作量词其他文献未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本《赤松子章历》恐已非原帙，在复杂的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为后人所改，有一些后出的语言成分，必须严加甄别。书中出现了六个近代汉语时期的量词，即“铤”“贴”“事”“笏”“管”“对”，它们的产生年代应为唐代以降，下面我们重点讨论这六个特殊的量词。
【铤】
《说文•木部》：“梃，一枚也。”王筠句读：“谓一枚曰一梃也。下文：‘材，木梃也’，《竹部》：‘竿，竹梃也’，但指其干，不兼枝叶而言。”段注：“凡条直者曰梃，梃之言挺也。”刘世儒先生指出，“梃”最常见的是用于甘蔗，偶然也有用来量“墨”的，“挺”量“墨”也是取其挺直义，只是后来发展才写作“铤”，但“挺”量“墨”，在南北朝并不多见（常见的是“丸”），这样偶见的用例又是出自后人窜改过的《搜神记》，它是否就是当时的量词，实在还成问题[16]。“铤”为“梃”之误。“梃”本义是植物的“干”，古代的墨也是条形的，因此可用“梃”来称量，取其如树干般直而挺之义。麻爱民先生认为，“挺”有“直”的意思，用为量词称量“直而长的条状物”。[17]洪艺芳先生指出：“‘挺’是‘梃’之俗字，而后世称量‘墨’，有作‘铤’，今又作‘锭’者，皆为‘梃’之讹误。”[18]“铤”在《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2例，均用来称量“墨”，例如：（1）状纸一百二十张，墨两铤，笔两管。（卷五页667）[19]（2）纸一百二十幅，笔两管，墨两铤。（卷六页672）通过检索语料库，我们发现除《赤松子章历》和《搜神记》外，“梃”量“墨”的用例在南北朝时期极为少见，这种用法是自唐代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的。在唐以后的发展中“梃”才写作“铤”，所以《赤松子章历》中出现的“铤”应为在流传过程中后人所增补。
【贴】
“贴”同“帖”，《说文•巾部》：“帖，帛书署也。”本义是写在丝织物上的标签，后其语义扩大，《广韵•帖韵》：“帖，券帖。”一些写有文字的文书、单据等也称为“帖”，此类物品一般为纸质，故由此引申，可以用“帖”来称纸的量。《赤松子章历》中有“贴”量“纸”的用例，表示一定量的纸张，但仅出现1例。例如:（3）纸五贴。（卷一页625）《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并未收录量词“贴”，我们对南北朝时期的语料进行检索也未发现“贴”作量词的用例。根据麻爱民[20]、张赪[21]二位先生的考证，“贴”作为量词的用法新兴于唐代，魏晋时还不见。李建平先生在《唐五代量词研究》中介绍量词“帖”时也指出“隋唐五代时期是该量词刚刚产生的时代”[22]。据洪艺芳先生的考证：“‘帖’作为量词，首出于吐鲁番文书，根据其最早之用例其所属文书年代约于公元六一八至六八四，亦即‘帖’的使用约始于初唐时期。”[23]综上，个体量词“帖”应为唐代新兴的量词，可称量“面形事物，如纸”[24]，但这种用法并不常见，且大多出现于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中。在唐代，“帖”的主要用法是称量药剂，因古代药方写于纸上，因此称药一剂为一帖。《赤松子章历》中的“贴”当为唐以后道徒所窜入。【事】
《说文•史部》：“事，职也。”本义为官职，由此引申，泛指事情、事物，作为量词用以称量事物，相当于“件”。“事”能否作量词一直存在争议，两汉及魏晋时期就出现了“事”称量名词的用例，如下例：（4）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论语•卫灵公》皇疏）刘世儒认为例（4）中这种用法并不是真正的量词用例，更准确的说它是表总括的名词同位语，因此他得出了“‘事’这个词始终没有发展成正规的量词”的结论[25]。但据我们的研究，在《赤松子章历》中“事”已成为真正的量词。“事”在《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4例，其用法略同于“件”。其中前三例用来称量衣物，第四例称量笔、墨，如：（5）着身衣三事。（卷一页625）（6）衣服三事。（卷一页625）（7）衣绵三事。（卷一页625）（8）笔墨各五事。（卷一页625）从以上四例来看，“事”用于名词后，构成“名词+数词+量词”的形式，用来称量衣物之类，表示“件”之义，已基本可以确定其量词属性，所以刘世儒先生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符合事实，可能是受当时所调查文献资料的限制而造成的。通过检索语料库发现，“事”作量词是从唐代开始大规模地出现用例，据敏春芳[26]、郑邵琳[27]、游黎[28]的考证，“事”是唐五代新兴的量词，可以称量衣服、器物等。综上，“事”在南北朝时期还未成熟，不能归入正规的量词系统，而它“在唐代时真正具备量词的资格，并在后代文献中继续沿用。”[29]通过对语料库的检索，我们发现“事”在唐五代不仅已发展成量词，并且适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
【笏】
《说文新附》：“笏，公及士所搢也。”本义是古代大臣上朝所执狭长手板，用作量词，多用来称量铸造成此形的金银，后来也可以称量“墨”等。《汉语大字典》“笏”字条义项3：“金银的计算单位。铸金银成笏形，一枚为一笏。后指成锭的东西。”[30]“笏”在《赤松子章历》中用例较多，共出现46例，全部出现在卷一中，且都是用来称量成块的“墨”，举例如下：（9）笔二管，墨二笏。（卷一页620）（10）命素一疋，墨一笏。（卷一页620）（11）墨一笏，纸二百张，书刀一口（卷一页620）《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并未收录量词“笏”，通过对语料库的检索发现，除《赤松子章历》外，“笏”在南北朝时期无其他用例，而“笏”量“墨”这种用法的大规模出现是在宋代之后。据李建平先生考证，“笏”作为量词唐代时已经出现，但在隋唐五代文献中还较为罕见，后世仍可见[31]。量词“笏”在南北朝是否已经产生仍待续究，但可以确定其成熟和大规模的使用应该是在唐代以后。鉴于《赤松子章历》中出现了大量“笏”量“墨”的用例，我们判断，这些“笏”应为流传过程中后人所添补。
【管】
《说文•竹部》：“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本义是竹制的乐器，因为笔杆为竹制，由此引申以“管”称量“笔”。在《赤松子章历》卷一中量词“管”使用频繁，共50例，后五卷中只有2个用例，都是用来称量“笔”，例如：（12）净席一领，笔二管，墨二笏。（卷一页620）（13）状纸一百二十张，墨两铤，笔两管。（卷五页667）（14）纸一百二十幅，笔两管，墨两铤。（卷六页672）关于量词“管”的产生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张赪认为“管”六朝已经产生，洪艺芳也指出：“以‘管’量笔，是承袭魏晋南北朝之用法而来。”[32]而刘世儒认为“这个量词在南北朝是否已经产生，实在还成问题。”[33]麻爱民将“管”的产生时代初步确定在隋唐时期[34]，李建平亦同意麻说。经检索，我们发现南北朝时期“管”量“笔”的个别用例，如《汉语大词典》“管”字条义项23：“《太平广记》卷一一九引北齐颜之推《还冤记•魏辉俊》：‘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锭，以随吾尸’。”[35]还有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岁输纸三十张，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救度之功。”同时我们发现“管”量“笔”的用法在隋唐时期已有一些用例，但李建平先生认为“隋唐五代文献中‘管’用作量词仍然罕见，而且其名词性也比较强。”[36]综上，最晚在隋唐时代，“管”作为量词已经产生，而其成熟与大规模应用要到唐代以后。《赤松子章历》中共出现52例量词“管”，数量相当可观，我们推断这些内容当为流传过程中后人所增益。
【对】
《说文•丵部》：“对，应无方也。”“对”的本义是“回答”，为动词。有问有答两相对应，因此“对”含有相配之义，由此引申为表双数的量词，一般是称量人为配成对的事物。“对”在《赤松子章历》中出现1例，如下：（15）其章具有仪注，若明日拜章，今夜具备浴室五所，如人之沐浴，具备如力，及先制小衣服三对，兼具银钱，献上先亡，以充洗洗。（卷五页668）通过对语料库的检索发现，除《赤松子章历》外，“对”在南北朝时期未见其他用例，李建平认为“对”作量词此前文献未见[37]，洪艺芳也指出：“其作为量词，前无所见，首出于唐代。”[38]据此，“对”应为唐代新兴量词。综合以上分析，“梃”是在唐以后的发展中才写作“铤”，书中的“铤”（2例）应出后人之手。“贴”（1例）的量词用法新兴于唐代，唐之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事”（4例）直到唐代才真正具备量词的资格，本书中表件、副之义，已是较为成熟的用法。“笏”（46例）作为量词在隋唐五代尚属罕见，到明清“笏”量“墨”才较为常见，书中“笏”都是称量成块的“墨”。“管”（52例）量“笔”的用法在隋唐五代仍然罕见，直到唐以后才大规模出现。“对”（1例）作量词从唐五代开始，一经产生就获得广泛应用。
从这六个晚出量词分布的来看，有四个都出现在卷一，即“贴”（1例）、“事”（4例）、“笏”（46例）、“管”（50例），尤其是高频使用“笏”和“管”，这说明《赤松子章历》卷一被后人增补改窜最为严重。
其次，就是卷五、卷六，里面出现了“铤”（2例，卷五、六各1例）、“管”（2例，卷五、六各1例）、“对”（1例，卷五），这两卷有少量后人改动的痕迹。
在宗教学领域，已有学者指出现在见到的《赤松子章历》中有唐朝甚至更晚增加的内容，现存的文本应视为一个增补的本子。北京大学王宗昱先生认为《赤松子章历》中的“城隍”显然是地狱的含义，据俞樾说此用法始见于《太平广记》[39]。又，《三五杂箓言功章》里说到很多的箓，它们反映了《赤松子章历》的成书年代，王先生认为《三五杂箓言功章》这篇材料是唐代张万福以后的文字[40]。《赤松子章历》第一卷有一段和北帝信仰有关系的文字，这段咒语很像《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文句上有很多相同点，在时间上应该同时，王先生认为这段书符咒语的年代大约在唐朝末年。《赤松子章历》第二卷的“存思”一节文字，与《上清天心正法》第六卷的文字非常相近。《上清天心正法》是北宋天心正法派的重要经典，成书年代在公元1011-1075年间，而《赤松子章历》的故事情节比上面这段话还要长一些。王教授根据这条材料把《赤松子章历》成书年代的下限定在北宋初期[41]。王先生认为这本书也许很早就有了，但是后来又不断有人增进了新的内容，我们目前见到的《赤松子章历》是一个汇编本，其条目的系统性是不严密的，它不是一本独立创作的书，而是资料汇编，是一个重新编辑的本子。王先生的研究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本文从量词角度所进行的语言学分析或许能为《赤松子章历》的时代判定提供新的辅助证据。
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赤松子章历》卷一中后人羼入的成分最多，卷二、四、五、六亦有一小部分后世道徒编辑增益的内容。利用《赤松子章历》研究中古道教文化，当需谨慎，首先要进行文献鉴别的工作，把那些后代出现的东西挑出来，不要让其影响我们的研究。
以上我们对今本《赤松子章历》的量词使用情况进行了简单分析，其中有不少中古时期的用法，也有一些是唐代才出现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今本《赤松子章历》在流传过程中有不少后人增补的内容，这些都体现了此书文献语言时代的复杂性。从书中出现了“贴”“对”“事”“铤”“管”“笏”这六个唐代新兴的量词来看，特别是大规模使用“笏”和“管”，我们可以判定，今本《赤松子章历》的最后成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唐代。
道教文献常托之神授，其编著者姓名和编著年代大多不详，在流传过程中又常受到后人的篡改。道教文献语言往往纷错杂糅，新旧兼备，时常会有后代羼入的成分[42]。《赤松子章历》也体现了这个特点，其文本的复杂性提醒我们必须对其文本语言的历史层次性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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