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靝沅：明代官员们被贬后，热切寻求一种为深耕官场的士大夫们所反对的快乐 | 纯粹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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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

作者：[新加坡]陈靝沅 著 周睿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京城：早期岁月

王九思来自鄠县，康海生于武功县，他们是陕西同乡［1］。尽管两地相距不远，但二位的首度会面还是在京城，时间大概是1501年［2］，彼时康海二十六岁（虚岁二十七），王九思三十三岁。

王九思1496年进士及第，随即见习翰林院授庶吉士，三年后升至检讨［3］，此后一直供职于翰林院。1508年，臭名昭著的阉党头目刘瑾（1451—1510）提议，翰林院所有官员（状元康海不在此列）都须分至别的部门另任他职，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历练。于是，在吏部担任数职之后的王九思被授官文选郎中［4］。

康海于1500年入京［5］，在两年后的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被授予为一甲所设的翰林院修撰之衔，方便其以文学职能在中央官僚体系内爬升。康、王的职衔彰显出二者均已跻身于明代官僚体系的精英内层［6］。康海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交往情形如是说：

弘治时，上兴化重文，士大夫翕然从之，视昔加盛焉。是时，仲默（何景明）为中书舍人，而予以次第为翰林修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 ［7］

康海不无深情地将弘治末期视为光辉岁月，是时，他与王九思及其同侪等文人士大夫不仅对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及职能满怀热忱和乐观情绪，而且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身处明代文学的黄金时期［8］。

王九思画像

王九思与康海在京城同属一个后世皆知的文学圈子——“前七子”，其余五子是：李梦阳（1473—1529）、何景明（1483—1521）、王廷相（1474—1544）、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9］。是时，他们同属京城里的新晋进士派，年岁大都未及而立。这群文人结文社、倡文风，主张有别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台阁体”的文学风格：

是时李西涯（东阳）为中台［10］，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康海）独不之效，乃与鄠杜王敬夫（九思）、北郡李献吉（梦阳）［11］、信阳何仲默（景明）、吴下徐昌穀（祯卿）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12］

这些活动后来渐渐汇成声誉甚隆的“复古运动”［13］。王与康在此中各自扮演角色不同，在圈子里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王九思先是追随李东阳［14］，但之后他尽弃前学，改变自己的文学立场，转投康海与李梦阳的复古派门下，正如钱谦益（1582—1644）总结道：

康、李辈出，唱导古学，相与訾謷馆阁之体［15］，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贰于长沙（李东阳）矣。［16］

康海画像

与王九思不同，康海在“前七子”圈里承担了领袖的作用，他跟李梦阳常被视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起人，前者长于文，后者精于诗（“李倡其诗，康振其文”）［17］。王九思曾坦言他和何景明等其他几子的诗文都受益于康、李的斧正：

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唯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18］

 王九思与康海前十年的交情恰好跟他们参与当时文坛主流的复古运动相交叠［19］。跟当时文人风气无二，王、康二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文学创作是诗和文，而他们的曲创作则少有所闻：王九思此时是否写曲我们不得而知，但康海偶一为之却有迹可循——康氏家族确实承继了许多皇室赐赏的剧本，而这可能是康海对曲的兴之所起：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20］。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21］

林懋（Tilemann Grimm）推测康海的音乐兴趣或是源自其部分胡夷血统［22］。这里有意思的倒不是永远无法证实的康海血缘问题本身，而是林懋在试图解释康海对音乐和曲的兴致上的过度推测。对林懋等很多学者而言，这样的兴致对文人来说显然意味着离经叛道。据康海日后自己的话来推断，他早年对曲的兴趣可能得益于他在京城时所见的传奇集：“予曩游京师［23］，会见馆阁诸书，有元人传奇几千百种，而所躬自阅涉者，才二三十［24］。”［25］他可能也在此时渐熟习于琵琶弹技［26］。尽管对曲略感兴趣，康海在京城的早期岁月里却并未打算以写曲为重（虽然他此后阴差阳错成了主要曲家），是时，他是万众瞩目的新科状元，正站在平步青云的仕途起跑线上，满怀信心地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

十六世纪的头十年，王九思和康海所代表的青年才俊、帝国精英对他们的官宦生涯和政治前途极为乐观，同时也热切投身于文学革新。白润德曾论断，“七子”的概念甚至可能是康海和王九思为了尝试“稳固自身历史地位和强调圈子根植于北方故地”［27］而追认生造来的。毫无疑问，王九思和康海以“七子”之一的身份被人牢记，然而，这不过是他们在京城早期岁月的标签，而不能涵盖他们之后漫长而丰富的文学生涯，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抱负与认识不可能在1510年的官僚身份突然终结之后还能一如既往、一成不变。自被罢黜免职、离开京城之后，王九思和康海很快以他们的文学写作赢得了别样名望和全新地位——这次不是靠诗或文，而是曲。

武功县志上，王九思和康海以“七子”之一的身份被人牢记

1510年：黜官

1510年刘瑾垮台，被目为瑾党“羽翼”的王九思和康海亦受株连［28］，而他们所倡导的复古派文学运动也让他们深陷与内阁大学士、茶陵派领袖（以其祖籍茶陵而得名）李东阳的敌对中。王世懋（1536—1588）曾在康海全集的序言中点评道：

先生（康海）当长沙（李东阳）柄文时，天下文孊弱矣。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学士风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废。［29］

康海的耿介性格与直言个性注定他不可能长久担任朝中要职。例如，康海拒绝“旧时翰林之葬其亲者，志状碑传，必出馆阁大臣手”的“旧例”，“而以二三知友各为之文”，有劝止之者，则应曰：“文在可传，不必官爵之高贵者。”［30］对官场规则的叛离以及对李东阳和其他大学士的公然蔑视，是公认的导致康海被黜的多方面原因之一［31］。

李东阳《明会典》书影 记载了明代的教坊司和钟鼓司的职掌

无独有偶，王九思从李东阳文学阵营的倒戈也导致了他宦海折戟。刘瑾被诛之后，李东阳重掌权柄，他将刘瑾在1508年安排任命的所有翰林院官员全部另任他职，唯独不许王九思回朝。据称，此举是因为王九思任职文选郎中期间没有特别关照李东阳之子，王、李之间的嫌隙日益扩大［32］。王九思被控列名瑾党［33］，左迁寿州（今属安徽）同知，在这里，他佐理州政“俱有赞画之功”而被敬为上官［34］。一年之后，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的惨淡仕途，朝中反对派以“刘瑾余党去之未尽”为由迫令王九思去官。1512年，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而在与此地相去未远的武功县，同样遭黜的康海也归家隐居。此后，两位友人再度相聚并愈发亲近。

康、王二人都是在人生巅峰时突然被贬黜官，命运的剧变显然刺激了他们去寻求一种另类的文学之路来应对他们被贬出京、赋闲回乡的命运，这正好与他们此后郑重其事地投身于曲创作不谋而合。据康海所言，王九思“旧不为此体，自罢寿州后始为之”［35］。不同于诗文，曲的写作训练并不能从文人的正统教育中习得，它还对音乐的专业知识有特别要求。以下一些记载可管窥王九思如何写曲：

王渼陂欲填北词，求善歌者至家，闭门学唱三年，然后操笔。［36］

王敬夫将填词，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按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37］

显然，写曲这种技能须有特殊训练。少时即对曲颇为倾心的康海以擅弹琵琶而知名，他经常为宾客献艺弹奏，并宣称他在西凉乐方面的训练受教于一位奇人曲师［38］。

王九思和康海醉心曲作，他们撰写大量的散曲和剧曲令他们成为该时段最多产的曲家。王九思有三部散曲别集：《碧山乐府》［39］《碧山续稿》和《碧山新稿》［40］。此外，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他还撰有百阕次韵小令组曲，与李开先原作合刊出版，即《南曲次韵》。目前已知系于王九思名下的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数三十多部［41］。在剧曲创作上，他撰有《杜子美沽酒游春记》和《中山狼》两部杂剧［42］。

康海的散曲创作也相当可观，主要保存在两部作品集——《沜东乐府》，以及新近发现的续编《沜东乐府后录》中，总计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数一百多部［43］。他也是杂剧《王兰卿真［贞］烈传》的作者［44］。此外，《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也通常归于他的名下［45］。康海投身曲活动还包括他对曲作刊印的编辑与资助，这一点少有人注意，他不仅刊刻自己和王九思的曲作［46］，还出版了现存最早的北曲格律谱《太和正音谱》的简本［47］。

陈洪绶《西厢记》插图

康海和王九思被迫去官之后写成的许多散曲，是他们对罢黜免职的回应姿态和对仕途失意的再度反思。康海这首［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饮中闲咏》就是很好的一例：

数年前也放狂，这几日全无况。闲中件件思，暗里般般量。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48］，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傒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全了籍与康。［49］

李膺（110—169）和范滂（137—169）都因他们力反当权阉党的立场而获罪。康海有意将个人经历跟两位东汉人物相提并论，以印证自己跟刘瑾的关联纯属无辜。除了这两句，这首散曲通篇都在抑斥而非颂扬正直的行为表现，康海宣称，包括李膺、范滂（以及他自己）在内的这些谨小慎微的官员只会徒然遭致荒诞不经的命运，如此而来，他情愿选择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以“荒唐”的人生态度来明哲保身，一如阮籍（210—263）和嵇康（223—262）那样但求一醉。

同病相怜的王九思与康海在彼此相伴中暂得慰藉，终日以声乐自娱：“德涵于歌弹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为奏之，即老乐师毋不击节叹赏也。”［50］他们也都乐于同赏曲作，如王九思的散曲［落梅风］《怀对山子》：

苏学士，李谪仙，这人儿怎能多见。 浒西庄［51］杏花春尚浅，问青娥几时开宴。［52］

此曲以王九思对康海的赞颂开篇，将他比作名士李白（701—762）、苏轼（1037—1101），这不仅是对康海卓绝文学才华的肯定，也是对他失意仕途时不屈人格的褒扬。念及他的老友，想到康氏别业的杏花当绽放如许，王九思无比期待他们的再度会面，在曲中他明确地问及在别业何时再“开宴”。王九思散曲集《碧山乐府》首卷后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酬赠或次韵康海的“社交性”曲作，对其具体的讨论将在本书第三章展开。

康海散曲也有类似酬作，如［水仙子］《怀渼陂子》：

与君真是死生交，义气才情世怎学。南山结屋无人到［53］，那风流依旧好，载珠谗空［54］自哓哓。 李杜诗篇篇妙，钟王书字字高，无福难消。 ［55］

康海恭维王九思创作出一个“无人到”而得以远离谣言中伤、只有他们能够共享的世外桃源［56］。解职离朝之后，他们开始热切寻求一种为深耕官场的士大夫们所反对的快乐，这种对退隐生活感到满足自适的表现，成为他们的散曲和杂剧不断复现的主题（详见第二章）。

除了投赠和赓和之外，王九思和康海也各为对方的曲作撰序，例如，康海在1519年就为王九思的首部散曲集《碧山乐府》及杂剧《杜子美沽酒游春记》写序。从1510年前后开始，康、王的曲创作活动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达到顶峰，至少此时他们的作品已付梓刊行。康海于1524年刊刻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曲集（尽管序文写于1514年），他还在1529年至1530年之间刊印了自己的另外三部曲作以及王九思的《碧山乐府》［57］。在此时段，康海还把王九思的一首敷演友人之妾自杀的套数改编成了杂剧［58］。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刘婷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王九思和康海之间的引人关注的真挚友情一直从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延续到康海辞世的1541年。他们“携手合作”的曲创作令他们身处一个由散曲和剧曲所构建的共享世界，在这里他们不仅共同致力于相似题材的创作，而且也投身在曲作刊印和相互撰写序跋等活动中。他们丰富多产的曲创作实绩以及孜孜不辍的曲刊刻事业，使得他们的曲活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闲暇应酬，而应是二人有意识选择的另类之途。

曲：另类而恰当的文类

约在1529年，康海将自己的三部作品（未知其详）连同王九思的《碧山乐府》一并刊刻出版。这个时间点值得注意：就在前一年，翰林学士霍韬（1487—1540）力荐（尽管未能如愿）康海和王九思等名士来顶替自己所封礼部右侍郎之职［59］。

康海在与数位朋友的尺牍中提到此事时反复强调自己对重返魏阙毫无兴致，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60］。有趣的是，在其中一封书信里，康海提到了他近期的刊曲之事，明确地考虑到了此举的意义与他无意于再度从政之间的关联：

去岁自［洎］今夏，南海霍渭先（韬）既以贱名厕诸章疏，春首又以一书见谕，鄙人心事搜括略尽。……顾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冈则知也幸……丈夫生世固当以拯溺救焚为心，而仆则切恨世之士大夫贱恬退、尊势力，往往返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销亡宿志，以明士大夫之节耳。前岁邃庵翁（杨一清，1454—1530）亦以此为言，仆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61］。新刊四种，《碧山》乃渼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云霄中人耶？［62］

在对朝中文人士大夫的批评中，康海表达了要永绝仕进的意愿。信文中反复出现的“志”字，在康海和王九思的曲作话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章将做详论）。

康海刻印王九思的散曲集以及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对霍韬举荐的某种回应我们不得而知，此二事件在时间上可能纯属巧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海声称他与过去的“志”分道扬镳时，特别提到了刊行曲作及其他相似性质的作品之事，似可意味着他以沉溺曲作世界来证明自己不再热心仕宦。这些作品不仅预示着康海与自己的过往渐行渐远（“销亡宿志”），而且也表明他与“云霄中人”的彻底决裂。

康海的知己们也为他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方式辩护。曾经举荐康海代职的霍韬就很能理解康海耽于酒乐声色的世界，辩称“以为隐于此，非泥于此也”［63］。跟王九思和康海都很亲近的张治道（1487—1556，1514年进士）也发声支持康海，说批评康海“家居不离声妓，管弦丝竹，一饭必用”之人，其实没有看到康海“大节所关，凛不可犯”的一面［64］。康海很多朋友都试图为他的行为辩白，然而这些说项之辞本质上都只在被动地声称其写曲之举无伤大雅，而康海本人则站在更为激进的立场来为自己辩护：

俺也曾玉殿首传胪［65］，金闺［66］夸倚马［67］。到如今布袍浊酒野人家，畅好是雅、雅！［68］有时节唤几个拨阮的秦娃，弹筝的晋女，学一会游山的阮大［69］。

《张生石畔私窥莺莺烧夜香》明弘治金台岳氏刻本

曾是科举状元的康海不无骄傲地夸耀自己贬官去朝后流连秦楼楚馆、倚偎红巾翠袖的浮浪生活，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张扬行为显然极易招致批评和谴责。在回应他的某位朋友怨责他放荡堕落生活的一首诗中，康海表现出自己的信心和坚持：“宁知贱子甘疏荡？”［70］此处一锤定音：康海是自觉自愿地期望和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康海对所有批评置若罔闻，而强调自己全新生活的意义所在。在上引曲的第四句，他公然宣称混迹于歌儿舞女之间是一种“雅”致，而这在以往通常被公众定性为“俗”并斥之行为不当、大夫不为。在明代中期尚少人热议的“雅俗”之辨，到晚明成了广为流行的话题。检视康海此举，我们似可窥见与之前不同的文学信念和情感，在过去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写作，包括撰写曲作这样被摈弃在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之外的非正统文类，逐渐被赋予了真情实感。被朝廷贬黜之后，康海和王九思就把作曲当成了体现“纵情”“荒废”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标志。

康海和王九思的曲活动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不同，如何瑭（1474—1543）、王廷相、韩邦奇（1479—1555），后者往往侧重于曲的音乐理论方面的探索和研究［71］。在对明代中期礼乐复兴研究的专论中，康、王常与此三人一起被视为对这次复兴有所贡献担当的代表文人［72］。康海、王九思跟这三位颇有私交，就某种程度而言，在音乐上也趣味相投［73］，尽管他们的意图旨向大相径庭。“乐论家”（music theorists，何、王、韩）须与“曲家”（Qu writers，康、王）加以区分，前者将乐论视为治国修身的一种适当途径［74］，他们关于曲乐的理论文章盈箱累箧，却极少亲自撰写散曲，更从未涉足剧曲（至少据目前所知如此）。此外，同样关涉音乐，乐论家却远不如曲家那样饱受诟病。王九思和康海转向写曲的情况则更加错综复杂。对明代中叶的文人来说，赋闲之日沉湎管弦丝竹、写点应酬小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王九思和康海显然越界犯戒、过犹不及了。他们不仅谱写散曲、剧曲，而且还大张旗鼓、毫无遮掩，以康海自己的话说——“甘疏荡”。对曲作如此全身心投入（在异论者眼中是“耽溺”）很难被阐释为像乐论家那样试图复兴礼乐文明。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

作者：[法] 白乐日 著　  佘振华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康海和王九思积极投身于曲作，或可解读成他们对官僚文学文化所排斥的一种回应。他们利用自污的姿态以退为进，自我标榜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尚。他们也确实以这样的形象存在于后世的文化想象中，决定了他们会被如何记住。例如，康海与王九思都被列入明代续写的《世说新语》的“任诞”目下［75］，甚至还有人说，在康、王看来，就是因为散曲和剧曲创作如此下作，这种行为才会这么吸引他们。在他们被贬罢官之后，曲这种文类的某些特质确实吸引着他们，变得似乎“恰当”起来。

在作于1519年的一篇为王九思散曲集所撰写的序文中，康海首度坦言，王九思“其声虽托之近体（散曲），而其意则悠然与上下同流”，因此“读其曲想其意，比之声和之谱，可以道知其所怀矣” ［76］。康海随之对曲作详加卫护，或许不仅仅是为王九思的，也是为他自己的作品：

或曰山人以文章巨公为当世之所尊师，乃留情曲艺，顾文多雨云风月之咏，岂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邪［77］。若是而录之，殆非愚谬所能识也。予曰：不然。此，正所以见山人之胸次，非倖倖硁硁者能拟也。夫壮士不以细事亮节，圣人不以小道弃理。诗之本人情 该物，理皆是物也［78］。或人大悟而进曰：而今而后乃知豪杰之所存与细人异也。［79］

这段对曲的深刻辩白援引了儒家通过诗来实施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观点，这表露出这些曲家对曲作的反思呈现了一些新方向。他们选择的或是一条另类之路，但是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去表明这确是一条适合的途径，将曲作为一种恰当的文类。康海在序文中将王九思（也包括他自己）称为他人（比如投机者、顽冥派和卑劣小人）所无法理解其做法的“豪杰”，此外他还认为，敢于采用贴有污名和另类标签的曲这种文类，正是开阔无垠的胸襟和英雄主义精神内在品质的展现，一如王九思和他自己。

王九思在他的第二本散曲集《碧山续稿》的自序（作于1533年）中也解释了曲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风情逸调，虽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谪仙少陵之诗亦往往有艳曲焉。或兴激而语谑，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顺乎情性而已，敢窃附于二子以逭子［予］罪。 ［80］

较之康海，王九思对自己散曲创作的辩解没有那么咄咄逼人，甚至还略带歉意。尽管如此，这里引人注意的是：他强调了曲在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寄意”并能“顺乎情性”的文类。

康海声称免官之后他已“销亡宿志”，而他跟王九思也从此不再立志重返主流文化圈，决意告别过去京城岁月中他们曾经享有的文化地位。随着罢职还乡，从文化和政治中心退场，他们在贬黜后以展现自我的满足感来笑对人生。这种勇敢的行为需要一种全新的载体和媒质——这种文类不应该像严肃的诗文，也不属于官僚世界。于是，他们找上了曲这样一种另类却恰当的文类来达成这样的目的。作为非正统的边缘文类的曲，成了那些在地理空间上和社会层级里均属外围的贬谪文人在黜官后用以传达别样之声、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吾乡”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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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1］  
康海的生平研究，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收于《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章培恒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講談社、1959、pp.109–159（中译本见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罗锦堂译，香港：龙门书店，1966，第89—135页）；刘致中：《康海》，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吕慧鹃、刘波、卢达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第625—637页；田守真：《康海事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62—68页；金宁芬：《康海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4。王九思生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见于李开先所撰《渼陂王检讨传》及《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分见于《李开先全集》，第763—768页、第800—802页。汪超宏的《明清曲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专辟两章详实地补充了二人生平和著作的若干材料（第10—127页）。英文文献对康、王的简介详见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vol.2，pp.1366–1367，pp.692–694（中译本见《明代名人传》，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李小林等编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此外，魏道格的博士论文［D. Wilkerson，“Shih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Ming Drama”（Ph.D. diss.，Yale University，1992）］也有专章分述。

［2］  
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第60页。

［3］  
任职时间参考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7页注2。

［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5页。

［5］  
韩结根：《康海年谱》，第57页。

［6］  
DMB， p.1366.

［7］  
康海：《何仲默集序》，载《对山集》，卷十三，第40页a—b，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430页。

［8］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载《对山集》，卷十，第11页a，同上书，第384页。

［9］  
同上。正如白润德［Daniel Bryant，“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 Victor H. Mai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20，esp. pp.404–406］指明，“这”七位的“聚合”是一种误读，应该说更像是“1496—1505 年间在京城围绕李梦阳身边并接受他盟主地位的文人小圈子的部分名单，理论上‘这’七子能够同时聚首京城的可能性不过只有数月”。关于七子及其互动的研究，参看Daniel Bryant，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Appendix Three.

［10］  
此处是对李东阳“内阁大学士”头衔的非官方指称。

［11］  
李梦阳原籍陕西庆阳（今属甘肃），随父官职调动而移居河南。

［12］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载《国朝献征录》，焦竑编，卷二十一，第46页a，收于《明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第110册，第27页。

［13］  
对此复古运动的深入研究参看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4页。

［15］  
“馆阁之体”指李东阳及其后学的写作风格。

［1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14页。

［17］  
张治道：《对山先生集序》，载《太微后集》，嘉靖本，台北：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微缩胶片，卷四，第69页a。对康海的散文创作思想的研究，参看熊礼汇：《康海散文复古论刍议》，《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6—31页；对康海散文的研究，参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99—110页。

［18］  
王九思：《渼陂集序》，载《渼陂集　渼陂续集》，收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334册，第2页。

［19］  
这段时期也被看作是复古运动的高潮，参看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68—76页。

［20］  
此说并无史料来源，或只是逸事。

［21］  
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载《李开先全集》，第533页。此段英译引自Stephen H West，“Text and Ideology: Ming Editors and Northern Drama，”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 Paul Jakov Smith（史乐民） and 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p.343（中译本见奚如谷：《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甄炜旎译，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六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10，第247—297页），略有修改。

［22］  
康海的某位先祖在十三世纪中叶可能在蒙古治下负责垦荒，康海对其父的白种肤色和祖父的高挺鼻梁的描述都成为林懋推测的证据（DMB，p.694）。

［23］  
大致时间在1502年至1503年或1505年至1508年。1503年秋，康海侍母回乡武功县，至1505年秋返回京城（见韩结根：《康海年谱》，第72—78页）；此后丁母忧，康海按制守丧三年，于1508年秋再度出京，1510年受黜后而未再归京。

［24］  
刊于万历年间的《四太史杂剧》收入此文的异文作“十二三”，意为元传奇的十分之二三。遗憾的是，这篇序文并未收录于康海文集中，故无从比较。

［25］  
见康海：《题紫阁山人子美游春传奇》序，嘉靖本，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亦参看稍晚的崇祯（1640年）本《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另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部也有一部清刊本），收于《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重印，第1431页。

［26］  
韩结根：《康海年谱》，第95页。

［27］  
Daniel Bryant（白润德），“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pp.404–405.

［28］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2979页。关于康海遭贬的其他原因的讨论，参看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pp.127–128；田守真：《康海事略》，第64—65页；金宁芬：《康海研究》，第45—59页。王九思遇贬分析参看杨忠：《王九思及其杂剧〈杜甫游春〉》,载《艺术研究荟录》第二辑，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1983，第235—252页；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页。研究刘瑾兴败与明廷的关系，参看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art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05–412［中译本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9］  
王世懋：《对山先生集叙》，载《康对山先生集》，万历本，第5页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68页。

［30］  
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1页；亦可参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26页。

［31］  
金宁芬认为这是康海黜官的主要原因（见金宁芬：《康海研究》，第54—59页）。

［32］  
李开先：《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载《李开先全集》，第801页。

［33］  
一方面，王九思作品中有证据表明王是反对刘瑾的行为和政策的，由此可以将他排除在瑾党死忠的名单之外，参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页；另一方面，王九思确未参加由刘健（1434—1527）和谢迁（1449—1531）发起的“倒瑾”未遂行动。此外，刘瑾最终伏诛之际，王九思正任文选郎中之职，如林懋所说，这意味着“王九思开始和当时把持朝政的大宦官刘瑾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这是因为吏部主管着朝廷官员的迁升和任免”（DMB， p.1366）。除此之外，考虑到王九思与刘瑾身为陕西同乡的背景，他在刘瑾事件中深受牵连也是可以理解的。

［3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5页；亦可参看《寿州志》，曾道唯辑，光绪（1890年）本，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影印，卷十六，第16页b。

［35］  
参看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正德（1519年）本，载王九思《碧山乐府》，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四五册，第 481页；亦收入《全明散曲》，第995页。王九思也提到他离开京城之后才开始写词，参看其《碧山乐府》自序，嘉靖（1551年）本，载《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317页。

［36］  
何良俊：《曲论》，收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9页。

［37］  
王世贞：《曲藻》，同上书，第39页。

［38］  
刘绘：《与全翰林九山书》，载《刘嵩阳先生集》，万历（1573年）本，台北：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微缩胶片，卷一六，第5页b。西凉（400—421），十六国之一，辖地在今甘肃西北部分地区。

［39］  
《乐府拾遗》在最早的版本里是以附录形式与《碧山乐府》合并刊行，现独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五册，第497—502页。

［40］  
关于王九思和康海曲作的版本细目参看本书附录。

［41］  
在《全明散曲》中，王九思的作品还包括其他一些从别的选集中辑录出来的曲子，但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不是王九思仍存争议。

［42］  
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第85—86页。王九思的《中山狼》与系名康海的另一部同题作品，是这一时期就戏剧文本系年和署名问题很值得探讨的个案，参看Tian Yuan Tan（陈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Asia Major，3rd ser.，20，pt.1（2007）: 105–131.

［43］  
《沜东乐府后录》向来被认为已亡佚，故之前对康海的研究及其散曲的辑录（包括《全明散曲》）都未对此加以讨论。笔者在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部发现此书（档案号：14987）。康海散曲因《沜东乐府后录》而得以补录一百八十五首小令和八十二部套数，参看陈靝沅：《康海散曲集的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读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沜东乐府后录〉二卷》，《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6 卷，2006年第 2 期，第75—91页。

［44］  
此剧又名《王兰卿服信明真［贞］传》。

［45］  
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第83—84页。关于此剧的更多讨论参看Tian Yuan Tan（陈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46］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

［47］  
康海：《〈太和正音谱〉序》，载《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蔡毅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第27—28页。据此序所言，简本删略的是曲家名录及其作品存目部分，惜今已不存。

［48］  
这里可能指涉的是康海亲刘瑾以疏救李梦阳之举导致他因“瑾党”身份被贬离职之事。

［49］  
这是同题两首组曲的第二首，见《全明散曲》，第1171页。鉴于《全明散曲》是最常见的版本，本书对散曲文本的引用多出自此书。与《全明散曲》有别的较早版本中的文本异文将在注释中标示。唯一的例外是，当涉及作品系年和文本物性时，引文则会以较早版本为准。

［50］  
王世贞：《曲藻》，收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39页。后世文献也有相似描述，文字略有不同，如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二，第12页a—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35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15页。

［51］  
康海别业之名。

［52］  
《全明散曲》，第871页。

［53］  
此句典出于陶渊明（约365—427）著名组诗《饮酒》第五首。

［54］  
康海在他的散曲中频用此典，参看《全明散曲》，第1124页、第1160页、第1161页、第1181页。这个典故关涉东汉将军马援（前14—后49）的一则谣言（“薏苡明珠”）：马援完成征南大计，得胜还朝而被小人进谗，说他偷运了一车明珠，事实上那只是马援打算移种到北方的南方大粒薏苡。尽管这首曲子是写给王九思的，但是康海或多或少联系到自己亦饱受谗言之苦，他也曾被控利用臭名昭著的阉党刘瑾的势力来补空地方政府被劫掠之后的损失。通过与马援的类比，康海明确地重申自己的清白。

［55］  
《全明散曲》，第1129页。

［56］  
这一点在第四章将有详论。

［57］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尽管《碧山乐府》有些版本（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重刻本）像是正德本的翻刻，此说基于康海序文写于1519年——然而《碧山乐府》收入最晚的散曲甚至写于1529年，故该集不可能早于是年刊行于世。

［58］  
参看第三章对这则轶事的详细讨论，并由此可见康、王互写同一主题的又一例证——两部杂剧同样署名《中山狼》，如果他们两人都确是作者的话。

［59］  
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第201页；金宁芬：《康海研究》，第214页。

［60］  
例如，康海：《与寇子淳》，载《康对山先生集》，卷二二，第7页b—第8页a，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255页。

［61］  
康海与杨一清于1526年在奉天（今陕西乾县）有过会面（见韩结根：《康海年谱》，第186—187页）。

［62］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4页b—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此外，该信的删略本《答蔡承之》则未提及他刊曲之事，互见于晚出的万历四十六卷本《康对山先生集》，卷二三，第14页b—第15页a，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271—272页。

［63］  
参看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2页。

［64］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载《国朝献征录》，焦竑编，卷二十一，第48页 a—b，收于《明代传记丛刊》，第110册，第28页。

［65］  
“传胪”是指科举考试以后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仪式。

［66］  
“金闺”指金马门，代指朝廷。

［67］  
此典事关桓温（312—373）的记室袁虎（即袁宏，328—376）。“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

［68］  
郑骞编的《曲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53年初版，1992年再版）认为“阮大”指晋朝的“阮孚”（第115页、注5），此处从郑注。而赵俊玠校注的《沜东乐府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则认为“阮大”指“阮籍” （第191页注3）。 

［69］  
康海：《书怀》，载《全明散曲》，第1193页。

［70］  
康海：《闻故人杨用之有书付乡县亲友，责望贱子，因成小诗自见》，载《康对山先生集》，卷九，第11页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160页。

［71］  
关于这三位文人士大夫可分别参看DMB， pp.518–520， pp.1431–1434， pp.488–491.

［72］  
例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四章，第247—288页。

［73］  
亦可参看本书第三、四章对散曲在社交场合互动交流的研究。

［74］  
关于明代曲论，参看Joseph S.C. Lam（林萃青），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Orthodoxy，Creativity，and Expressivenes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8），chap.5. 对王廷相关于音乐创作与政府关系之论的检讨，参看Chang Woei Ong（王昌伟），“The Principles Are Many: 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no.2 （2006）: 461–493，esp.486–491.

［75］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万历（1610年）本，台北：新兴书局影印，1985，卷六，第28页b、第32页a。关于明末清初对《世说新语》仿写、续写的讨论，参看Nanxiu Qian（钱南秀），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p.247–282.

［76］  
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载《全明散曲》，第995页。

［77］  
这里援引朱熹（1130—1200）对《论语》2.2的注释。朱熹详细阐释了孔子关于《诗经》作品“思无邪”的观点，并指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论语集注》，第7页，收于《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

［78］  
此处援引朱熹对《论语》13.5的注释（同上书，第95页）。

［79］  
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载《全明散曲》，第995页。

［80］  
王九思：《碧山续稿序》，载《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065页；亦可参见《全明散曲》，第996—997页。

延伸阅读

译后记

每一篇译后记都是千篇一律、长篇累牍的致谢，我当然也不能免俗，没有他们的帮助，无论如何，眼前的这本书也只能“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但我想先要检讨自己身为译者的问题。我本身天资愚钝又心浮气躁，博士毕业之后忙着在世界地图上画圈据点，飞了一百二十多家航司、近两百家机场，刷了一百二十处世界遗产，觉得对自己而言，生活在别处的体验远比在学术科研上的贡献更能彰显个性价值，仗着自己一点古典文学的老家底和一直没有丢光的外语能力沾沾自喜，无心向学，甘为废柴。虽然有过数次的境外学习工作经历，一直没有丢掉每天读书的习惯，但也从未想过自己动手来翻译一本学术专著，只是不时刻薄地在豆瓣上讥讽那些翻译过来的海外汉学专著有多少纰漏和笑话，仿佛自己“非不能也，是不为也”。2015年下半年，我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联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陈靝沅教授，恰好之前读过靝沅老师基于哈佛博士论文修订的英文专著，虽说囫囵吞枣，却也颇有收获，于是自告奋勇，打算利用在伦敦2016至2017学年的访学空闲，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传回国内学界。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绝世名伶”般身兼古典文学和外语水平的双板斧，一两个月内译完这本书，然后稍加修改，就能在国内顺利出版，哪知道这个坑挖得如此深阔，差点把自己活埋了，最后认清自己充其量只是“混口饭吃”的街头艺人水平，但总不能服软认。稿子前后修改了六遍，整个一年的英伦时光，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与这本书（的胚胎）朝夕相伴，看着自己前几稿跟垃圾一样，就深深感慨翻译学术专著之不易了，追求语义准确、语句通顺、语感本土化，还要一一核对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原文，越改越对自己严苛起来，这简直比自己写一本书还要费尽心力。我本身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唐诗与中古文学文化上，现在要来处理明代散曲剧曲的领域的专业术语，无论是时段还是文类以及研究动向，都非我所长，所以战战兢兢，无比惶恐，只能不断自我学习。我当然不是在为这个译本潜在的翻译问题找借口，如有错误，问题与责任都在我。我只是感谢有这样的一次弥足珍贵的锻炼机会，让我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学养积累，真正意义上践行了“文本细读”的学术训练，对我来说是一次历练，更是一次考验，我将终生难忘。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翻译？就如今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出版业界市场而言，像我这样单凭一己热忱、没有任何合约就进行独立翻译的情况，恐怕……好在豆瓣平台上诸多出版界的同仁不断抛出橄榄枝，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还会继续把域外汉学的优秀成果回传中文学界。

陈靝沅（Tian Yuan Tan），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邵逸夫汉学讲席教授

好了，马上开始颁奖盛典！首先隆重致谢本书作者陈靝沅教授。靝沅老师是我遇到过最和善最耐心最儒雅的老师，没有之一（我知道这样说很得罪前辈，那就得罪吧）。在伊维德教授指导下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之后，他一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2019年底起任职于牛津大学邵逸夫汉学讲席教授）。虽然当时身为系主任，忙于学术和行政工作，但他对我本人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照让我感到温暖。他没有嘲笑我的前几稿的粗劣，多次跟我约见讨论我译稿中拿捏不准的地方，对有些出处和译名务必要求“经眼”原始文献，对于我在翻译中发现的原著的一些细微笔误，他也反复推敲核实，在科研上一丝不苟的态度值得我学习终生。没有他的鼓励、推动和审读，这本译著是不能面世的。感谢天哥，希望不久之后就能有机会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再跟天哥学习和合作。

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给我提供了最好的资源和空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太小太旧太穷，跟名牌大学财大气粗根本不搭边，而且近年来也在走下坡路，但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老牌大本营，无数的前辈学者给了我太多精神上的召唤，庄士敦、艾略特、魏理、老舍、昂山素季、杜希德、鲁惟一、白之、韩南、葛瑞汉、刘殿爵、刘若愚、艾兰、贺麦晓、赵毅衡，个个鼎鼎大名，曾在这方寸之间共同呼吸。访学一年期间，我在中文系听课、座谈、讲座、参与交流，让自己像本地学生一样学习生活，感谢傅熊教授（Bernhard Fuehrer）和陆小宁教授（Xiaoning Lu）在研究法上对我的教导，感谢慕昱安（Alastair Ewan Macdonald）、白璐璐（Lucrezia Botti）带我重读中国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感谢参加阅读小组的每位博士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方方正正的古墓型的图书馆里占了老主楼的绝大部空间，昏暗、压抑、沉闷，却是我最喜欢的小黑屋，转角就与一大堆泛黄的线装古籍，在凹室（alcove）里翻书码字，有种奇妙的灰色快感。我常常光着脚在地毯上走动找书，听伦敦经常不期而至的冷雨敲窗的声音，闻着各色人种混合着香水和咖啡的体味，往往待到关门才走向皮卡迪利地铁线回家。不用担心是自己是“怪胎”（freak/geek/nerd），在这所国际学生占了一半多的学校大多数人都是奇奇怪怪的人。还担心什么呢，像是突然掉进了异次元空间，再不赶紧趁机多读自己喜欢的书，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时间一到，联结时空的黑洞又会把我打回庸庸碌碌的原形。

感谢在翻译中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博士生梦珂（Ke Meng）说是帮导师天哥把关，帮我通读了全文所有我自己拿不准的翻译，一边无尽吐槽，一边认真斟酌。感谢汉学班的林溢朗（Ronald Lam）、李俊桐（Phyllis Li）、何宜真（Beth Harper）和于蓉（Rong Yu）这群超棒的学习伙伴给了我无穷的鼓励和关爱，没有他们，我在伦敦亚非学院的翻译一定枯燥到爆炸。感谢庄东霖（Tony Chuang）给我准备爱心便当还炼成了我的灵魂之侣。感谢赵永正（Francesco Papani）和小罗（Roman Kierst）在图书馆里长时间陪伴，比比看谁憋尿比较久的“较劲”能让我更专注在翻译本身而不走神。感谢依洵、小淦、虾撒、方小娇、小富婆、娜娜、乃滢、宜臻在伦敦对我的关照和支持，让我能在翻译之余能有人一起吃（蹭）饭说话不至于憋死。感谢我的同事刘叙武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戏曲学的他，不仅帮我把关了曲学术语，而且还经常跨时差帮我查找出处，并且细心校读全稿，虽然人是胖了点，但心地纯良。感谢岑天翔（Tyson Chan）在校稿最后阶段帮我去“国图”和傅斯年图书馆查对孤本善本文献的出处，真是个人甜心善的好少年。感谢学术小助手张望帮我分担工作、科研、学习、财务、生活方方面面的琐事。感谢家人对我生活和工作最无私的支持，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特别感谢周小鲜，幸好你在重庆我在伦敦，保证了你爹翻译工作的完成，你是他学术史上的最响地雷，轰！

最后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我翻译完成之后投稿各大出版社，被以诸如不是原创、市场狭窄、缺少编辑、没有计划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之门外的时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联系出版事宜，支撑我继续修改完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不仅为我指正了诸多翻译上的细微瑕疵，而且一一核对了文献出处，帮助我在学术翻译的野路子上走向正途，我将终身受益，在此真心致谢。哈佛博士论文和哈佛燕京学术专著尚且找不到地方翻译出版，其他可想而知。我不是不会去逢迎那些阿谀奉承的盛世颂歌和迎风招摇的畅销热点，只是不屑。

周睿

2017年8月 初记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2020年11月 补记于西南大学中心图书馆

陈靝沅（Tian Yuan Tan），新加坡人，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现任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系邵逸夫汉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宫廷文化表演及文人圈子、曲本文献及编纂、中国文学的跨文化阅读等，出版著作有《康海散曲集校笺》等。

周睿，重庆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任俄勒冈大学东亚系、台湾屏东大学中文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访问学者及客座教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本文节选自海外汉学译丛新书《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第一部第一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出品，2021年12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 海外汉学译丛

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

作者：[新加坡]陈靝沅 著 周睿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本书聚焦16世纪王九思、康海和李开先三位文官在远离官僚与政治舞台之后的退隐生涯，探求他们在悖理于当时文人士大夫正式写作文风的文艺创作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作“曲”这一边缘文类（包括剧曲和散曲）以寻求安慰和满足的具体情况。尽管是从这三位主要曲家入手讨论，然而他们并不以茕茕孑立、迁客骚人的姿态来独力构建自己的曲创作世界，在文学史上鲜有提及的其他许多文人也参与了他们的曲作唱和活动，因此，探索这三位曲家领袖各自的曲创作的“圈子”也正是本书揭示围绕这些文人所浮现出的曲创作的陕西和山东两大地域中心的过程，进而展现十六世纪中国北方的地方创作群的全景。本书借助“文学场域”的理论，将“曲家圈子”作为散曲和剧曲研究的基本主体，可以很好地让我们了解曲在文人之间是如何创作、传播以及使用的，而这在研究单个作家时是难能一见的。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

作者：[法] 白乐日 著　  佘振华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本书系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先生去世之后，1968年由戴密微等汉学家将其重要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专题性论著。按照作者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本书分为社会与官僚制度、汉朝末年的危机、经济史和现代时间四个部分。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至少在西方汉学领域，第一次有人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经济结构。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汉学界首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该著作是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刘婷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16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海上新航线远销欧洲，它们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命名便是明证。瓷器这一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瓷器在给欧洲以影响的同时，也从欧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方画法的润泽。

《中国瓷器考》的作者奥图·德·萨代尔是巴黎著名的收藏家，于1881年出版此书，书中对中国瓷器文化做了细致的考察，解释了诸多专业术语的意义，并详细阐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瓷器的种类，瓷器上图画的特定主题。最重要的是，作者还介绍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与演化过程。此外，书中收录的欧洲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是19世纪西方出版的第一册中国陶瓷收藏图录。

# 火焰上的辩词

吉狄马加  著

本书是中国杰出诗人吉狄马加的主要诗歌作品合集，也收录了作者在全球文化领域发表的致敬感言和文化宣言。作为作者的代表性文本，本书为其国际译介外推范本。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辑是诗歌，精选了作者近200首各个时期的优秀诗歌作品，充分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全貌，诗人多以故乡彝族的人、物、风俗等为主题，意蕴深刻，奔放自由，独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二辑是诗人在国际诗歌活动中的文学演讲与随笔精华，展现了中国当代具有强烈辨识度的诗人——吉狄马加所具有的诗歌高度、国际视野、精神意识和文化底蕴。

#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

扬之水  著

“定名与相知”，是作者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与上一编相同，二编里的十篇文章亦为各地博物馆观展所得，或家居用器，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七十余家博物馆，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定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繁华”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织于纸上。

# 文脉传承：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

中央文史研究馆  编著

本书以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项目为依托，汇集王蒙、刘梦溪、仲呈祥、郑欣淼、吴江、陈来、尼玛泽仁、龙瑞等中华文化艺术名家讲课及与学员互动实录。从诗词修习到书画研习再到戏曲品鉴，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主题鲜明，内容生动，不仅为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使广大读者对中华传统艺术精髓要义与美学精神有一个整体感受和体会，可以培养读者的兴趣与爱好，提升读者的审美修养与艺术品鉴能力。

# 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最新、最全、最严谨增订版本，由苇岸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冯秋子受苇岸家人委托，历经数年整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倾力呈献。新增苇岸遗著：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1封、译文2篇，共计45篇（首）；此外，延用的苇岸《后记》，附录的《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和《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对于记录苇岸生平和研究苇岸及其创作，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信息。

# 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上中下）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日记从1986年1月1日记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疗止。1年为1辑，三册日记共14辑，总量近80万字，加上附录《苇岸书信选》《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等，全书总量90万字。他的日记多有对于大地道德信念、切身体验的自然与人文进程的叙述，及与作者交往的不同年代作家，他们的阅历、观念、创作状况和个人意趣，所处时代影响下的文艺现象，亲历半个中国的旅行见闻，阅读过的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著作。

# 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

骆一禾著；陈东东 编

骆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诗人、编辑和批评家。《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是由骆一禾的代表诗作、诗歌评论、书信等汇编集成。精选收录骆一禾代表性短诗59首、中型诗14首、“祭祀”系列诗9首、长诗《世界的血》，诗论及创作论6篇，诗歌评论5篇，书信7篇。从诗歌到文论，从评论到书信，全面立体呈现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风潮。

# 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

陈东东  编著

骆一禾是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著有短诗《修远》《为美而想》、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他不仅对中国诗歌的前景和诗人的任务提出了“修远”的命题，显示了诗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而沉潜的人格品质，而且其诗作具有沉静的生命体验与谦和的人性抒写之美。《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是由7篇诗歌、37篇文章、1篇录音整理稿组成的一部纪念骆一禾诗文集。其中既有对骆一禾生平的追忆，又有对其诗歌创作的探究，此外，行文之间还回顾、反思和总结了当代诗歌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 戏出年画（上下）

王树村 著

本书为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所著，收录了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山西、河南、陕西、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最为精美的戏出年画，全面展现了各地的绘画风格、曲目及表演特色。在体例上，本书以“说戏”“说图”“细部欣赏”三种文字层次，深入戏出年画的精髓，表现出中国民间文化博大的内涵。

# 曹雪芹的遗产：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计文君 著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珍贵的曹雪芹的遗产。

著名实力派女作家、文艺学博士、红学专家计文君，10年潜心研究之作。被著名作家李敬泽称为“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被著名作家李洱誉为“红学”研究最高成就。

# 曹雪芹的疆域：

《红楼梦》阅读接受史

计文君 著

《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作者计文君以《红楼梦》为研究主体，从文化物种获取生存度的角度，勾勒了《红楼梦》从诞生到今天的传奇“经历”。本书为《红楼梦》研究普及读物，既有学术研究著作的逻辑性阐述，亦有生动有趣的表达，对中学生接受《红楼梦》原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仁慈江湖

樊国宾 著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樊国宾用汪洋恣肆的文字、博大广袤的渊博学识、精深通达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神与灵魂的对话。

李敬泽、张宗子、朱又可、多马等联袂推荐。

# 夜晚灼烫：凝定的时间肖像

黑陶 著

作家张炜、散文家冯秋子联袂推荐，“新散文”代表作家、“诗人散文家”黑陶以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写作和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语言风格，拓展散文写作疆域，表达来自时光深处的记忆和“父性”江南的面孔。

# 彭程作品系列

彭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彭程作品系列”共包含三部，分别为《大地的泉眼》《心的方向》《阅读的季节》，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新散文代表作家彭程最新自选集。彭程的文字从容、宁静而诚挚，散文书写中的一股清流，写作风格凸显质朴的美学和深刻的内涵。

#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黄梵 著

作家、诗人黄梵潜心力作，揭秘创意写作，教你如何轻松学会写诗。王鼎钧、欧阳江河、灰娃联袂推荐！作家、诗人黄梵以文理兼顾的思维、四堂课的形式，总结其授课和创作经验，探究出适合汉语语境、自成体系的诗歌创意写作理论。

# 张爱玲传（修订版）

张均 著

张爱玲，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折射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文史学者陈子善、《百家讲坛》主讲人彭玉平诚意推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均在大量张爱玲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将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与文学生涯对称而陈，全景式探究其冷观人世喧闹、深谙生命哀伤、谨遵内心真实的完美主义追求。

# 独坐羊狮慕

安然  著

《独坐羊狮慕》是一部自然文学书稿。“羊狮慕大峡谷”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武功山境内，以拥有独特美丽的自然生态，素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美誉。作者自2014年底至2020年春，用长达6年的时间，远离尘世喧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大峡谷四季风光变化，以独家第一手资料，描述一个人和一个大峡谷的故事，书写瞬息万变的山间风景和内心变化，呈现了一个写意与工笔的自然王国和精神王国。

# 肖沃奇怪故事集

利奥波德·肖沃  著

《肖沃奇怪故事集》是爸爸肖沃讲给儿子鲁诺的故事。肖沃讲述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怪物、奇异生物与动物的国度，既表达了亲情、爱情、道德以及各种关系的建造，又在表达荒诞的同时表现了人类灵魂的瘀伤。他的作品寓言一样简短，诗意而平静，不露声色的批判，这是肖沃的典型风格。这些看似荒怪的故事，往往能比现实世界更能直达真实，引人深思。

#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上、下）

[苏联]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西蒙 译

影响著名作家张炜数十年创作、感人至深的自然主义“隐秘经典”，俄罗斯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通过实地考察，精心呈现100多年前乌苏里地区的特有风貌，处处可见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 问题之书（上下）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法国诗人、作家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首次中译本，一部“不属于任何类型，但却包罗万象”的跨文本作品。透过声光闪烁、意象与联想交织的诗化外壳，雅贝斯注入的是“寻根”式的思考和将自己献祭于被遮蔽的“无限”场域里进行“精神”再创造的“书写”求索的内核。纯粹译丛“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代表作。

# 相似之书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作品被列入西方正典，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雅贝斯著作“埃德蒙·雅贝斯文集”之一《相似之书》中文版首次面世。共分为三卷，分别是“相似之书”“暗示·荒漠”和“不可磨灭·不能察觉”。书中充满了雅贝斯式的哲学思索，从语言到文学，从宗教到传统，焦虑与困扰在作者灵魂的拷问中不断明晰、坚定。纯粹译丛之“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 界限之书

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

《界限之书》为埃德蒙·雅贝斯代表作之一，共分为四卷，分别为“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对话之书”“旅程”“分享之书”。作为一部介于诗歌、散文、格言警句与哲学随笔之间的跨文体实验作品，本书是雅贝斯的沉思之作，也可看作他的自言自语。在形式上，文本属于断简残编型，思维跳脱、风格特异；在内容上，着眼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索和探询，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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