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 残疾之躯,老旧飞机,击落九六陆攻,抗日神剧都拍不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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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往事,最关情;八一四,西湖滨……志航队,飞将军!怒目裂,血沸腾,振臂高呼:鼓翼升、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我何壮兮一当十,敌何怯兮六比零!一战传捷,举世蜚声!”
1946年夏,终获抗战胜利的中国空军开始重整编制。除去改组机构外,总司令部还向军界和民间征集爱国航空诗词,由著名音乐人刘雪庵谱曲,作为正式军歌传唱。在最终中选的五首歌曲中,即有总司令部新闻处杨泓作词的《永生的八一四》,以1937年笕桥“八·一四”空战为主题;歌词中提及的“志航队”,便是此次大捷的主角空军第4大队,以高志航为大队长。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就宣布定8月14日为中国空军节,纪念抗战时期第一场空战胜利。但高志航本人未能看到这一天:他已经在1937年11月21日殉国于河南前线——那一天距今整整八十年。
单看军衔,高志航并非抗战时期唯一一位牺牲的空军上校;以战绩而论,他真正鏖战于长空的时间不过短短3个月,官方击落战绩3.5架,并未达到航空界公认的王牌(Flying Ace)标准(击落敌机5架以上)。然而每一位亲身经历过抗战烽火的中国飞行员,对高大队长皆怀抱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感激:他不仅是长官,更是兄长和导师。
“飞将军”高志航(1907-1937)
193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军政部下属的航空署改为由军委会直辖,并着手扩充人员和装备。这一进程与国府收服地方势力的努力相呼应,过去在东北、广东地方空军中效力的人员,多有来归。但高志航的情形却略有不同:他原本在东北军中已经官居少校,却不惜从头做起,以上尉的身份重新开始空中生涯。
1907年5月14日出生于通化县高丽墓子村的高志航,原名高铭久,是当地贫农高景文和李春英的第一个孩子。由于家中有6子2女,生活困顿,他直到9岁才入小学就读,13岁时由辽阳天主堂的法籍神父郭若望资助,考入奉天中法中学。1924年毕业时,恰逢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奉系忙于整军经武,有中学学历的高铭久遂以补充员的身份进入郭松龄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新设的一年制军官教育班,学习炮兵。不久,奉军赢得直奉战争,张作霖挟新胜之威,有意选拔一批23岁以下青年军官前往法国进修航空。高铭久因为在中学时代已经精通法语,虽然身高仅有1.67米、未达标准,仍得以跻身第二批28名赴法学生之一,于1925年4月进入巴黎近郊由莫拉纳—索尼埃(Morane-Saulnier)飞机制造公司开办的初级航空训练班。1926年考取初级飞行证后,他转赴马赛附近的伊斯特尔(Istres)基地,与法国陆军航空学校的学员一起学习高级驱逐机(战斗机)课程。待取得高级飞行证后,又以士官身份在法国陆航第21夜间轰炸机团进行3个月的实习,随后方告大成。也是在这一阶段,高铭久改名为“高志航”,以申明志在航空的志向。
1927年归国之际的高志航,由于“物以稀为贵”,很快获得东三省航空总办张学良的重用,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中队长兼东北航校教官,并授少校军衔。当时他年纪不过二十出头,春风得意,与奉军所雇的白俄飞行员过从甚密,并娶了一位白俄妻子。但在1929年驾驶高德隆C-59型教练机升空时,由于发动机故障停车,飞机在勉强迫降时翻覆,高志航的右小腿骨被压断。之后的接骨手术因为恢复不良,造成小腿弯曲,对继续飞行存在不良影响。高志航毅然决定将伤骨打断重接,因此落下两腿一长一短的后遗症,平时右脚须着厚底鞋,东北空军中人称“高瘸子”。但他不以为意,只为能重返飞行事业而欣慰不已。
风平浪静的日子仅仅持续了四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空军毁于一旦,高志航只身入关南下,投靠已经加入中央航空署第2队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正值上海“一·二八”抗战结束,第2队副队长石邦藩在空战中被日机打断左臂、无法再飞行,遂将飞行服和装具借给高志航。后者顺势试驾了石邦藩此前使用的容克斯K-47型战斗机,表现出色,遂被正式递补入第2队。同年9月,第2队全体飞行员移师杭州笕桥,接受中央航空学校新任总顾问、美国陆航退役少校裘伟德(John H. Jouett)的考核。裘氏认为,中国原有的航空人员飞行时间长期不足,养成了纪律散漫、缺乏协作等诸多恶习。他要求所有一线飞行员重新考核高级训练科目,仅留用最优秀的15%,其余人员转调地勤或行政岗位。高志航虽然在1933年初最终通过考核,却只获准以上尉飞行员资格留用;而倘若他愿意改投陆军,依照资历已经可以出任中校级官阶。另外,根据中央空军不得与外籍人士通婚的规定,他还不得不和白俄妻子嘉利亚解除婚约,两人从此再未相见。
尽管在中央空军中的开端不甚令人满意,但高志航毕竟拥有长达7年的空中经历,对正在扩充中的空军价值重大。结束考核后仅仅4个月,他就出任中央航校驱逐机班教官,接着在当年12月兼任航校暂编驱逐机队队长。1934年春,该部队临时改为作战单位,赴福建前线参与镇压“闽变”,随后正式编为空军第6队,以高志航为少校队长。1935年航空委员会派他前往意大利考察学习一年,归国后任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在南昌集训所有战斗机飞行员。1936年12月,他正式升任下辖3个中队、共29架战斗机的第4大队大队长。
在抗战前期的空军官佐中,高志航的赫赫名声,不仅来自他个人的优异技术以及“长短腿”的传奇事迹,更在于他几乎是第一代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共同的战术和精神导师。30年代正值航空技术发展的井喷期,中国自美国和意大利采购的柯蒂斯“霍克”、菲亚特CR.32等双翼战斗机,虽然具有结构可靠、盘旋性能较佳的优点,但已渐渐不敌新一代单翼机。而高志航在训练中强调的要点,乃是扬长避短,利用双翼机在格斗方面的优势,抢占优势高度、将敌机队形打乱,随后以一对一的“狗斗”结束战斗。对中队长一级的指挥官,他尤其会加以严格要求,敦促其在战斗中判明敌我形势、采取果断对策。身为东北人,高志航还以“九一八”事变的惨痛教训现身说法,勉励学员不做亡国奴。日后成为中国空军第一位双料王牌的刘粹刚、官方战绩排名第一的柳哲生、“四大金刚”中的李桂丹和乐以琴、官至空军中将的董明德等人,都是经他一手训练出来。
然而航校教育的效果,终究要由实战来检验。1937年夏,日本在华北和东南同时向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由于判断中国空军主力集中在华中和华南,日本海军同时调集了两支航空兵部队用于上海前线。其一是以基地航空兵为主体的第1、第2联合航空队,下辖131架飞机,分别驻扎在台北松山、朝鲜济州岛、大连周水子、九州大村等基地;其二是游弋于浙江舟山海面的“加贺”、“龙镶”、“凤翔”3艘航空母舰,下辖102架舰载机。而中国空军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各省虽然有218架可用飞机,但分散于10多个机场,兵力并不集中。高志航指挥的战斗机主力第4大队(下辖32架“霍克”III型战斗机),最初被派往华北战场做战术威慑,在8月初还滞留在河南周家口。8月13日上海战事开始后,该大队临时接到航委会命令,向东南转移。
同样是在8月13日,日本海航也开始做战斗准备。由于整个东中国海被超强台风笼罩,不适合航母舰载机出动,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决定由驻台湾的鹿屋航空队执行第一波打击任务。该部队装备有被视为日本航空工业最新成果的九六式陆基攻击机,速度超过一般战斗机。因此在8月14日下午3时左右,日方决定由18架九六式陆攻(各带2枚250公斤炸弹)在不带护航战斗机的状态下主动出击,分别空袭距离上海最近的杭州笕桥和安徽广德机场。巧合的是,这两个机场恰恰是从周家口转场前来的第4大队的目的地——高志航亲率第21、23中队飞往笕桥,黄光汉的第22中队则在途中临时停靠广德加油。
当9架跨海前来的日机于傍晚6时抵达杭州上空时,高志航所率的19架“霍克”III已经迎候在空中,部分飞机还提前补充了燃料。由于日机系擦着台风区而来,在靠近笕桥时队形已经分散,因此恰好被占有数量优势的中国战斗机各个击破。高志航本人亲自从上方俯击一架九六式陆攻,与咬尾的谭文一起开火攻击敌机左翼,使其发动机起火、油箱发生爆炸,坠落于钱塘江畔。第21中队中队长李桂丹率两架僚机追赶另外一架九六式陆攻,将其击落于乔司机场附近。在燃油告罄之前,高志航还独立击伤了另一架日机的左发动机。袭击广德的另外9架日机则被第22中队的“霍克”III截住,被迫将炸弹丢进农田后脱逃,有2架被击伤、1架迫降损毁于基隆外海。中方有3架“霍克”III在迫降时受损,其中1架撞树报废,飞行员刘树藩殉国。
“八一四”空战的全过程历时不过20多分钟,第4大队共出动27架“霍克”III,依靠兵力优势击落日机2架、重伤报废1架(对外称击落敌机6架),并不能算压倒性胜利。由于九六式陆攻体型较大、结构坚固,“霍克”机熟稔的“狗斗”并不能轻松将其击落,也暴露了此前训练中的疏失。但它成功地证明,中国空军的一线飞行员在技术和斗志上并不弱于自诩为精锐“海鹫”的日本海航,并且首开空中破敌的记录,因此仍被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最终被定为空军节。高志航在这一役的战果被核定为0.5架(二人共同击落)。
8月15日,来袭的日机换成了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45架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依旧没有战斗机伴随。其中岩井庸男少佐率领的16架八九式舰攻原计划攻击广德,但因天气不佳错过了目标,临时决定飞向笕桥。这批笨重的旧式双翼机仅有一挺护尾机枪,再度成为高志航第4大队的猎物。第一批抵达笕桥上空的4架敌机遭到21架“霍克”III的正面拦截,悉数被击落;延宕抵达的另外12架敌机虽然成功稳定住了队形,没有被各个击破,但在“霍克”III的小编队交替射击下还是损失惨重。高志航和僚机王文骅分别击落一架敌机,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和僚机梁天成合作击落一架,受创的日机悻悻逃去。在激战中,高志航的右肘臂弯处被机枪子弹射伤,但他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后才秘密前往医院治疗,以免影响军心,真可谓关云长再世!
8月15日全天,日军在空战中损失八九式舰攻6架、九四式舰爆1架,另有2架八九式舰攻和1架九四式舰爆在中弹后坠入杭州湾,飞机损失接近1/4。第4大队无一机被击落。另外从九州飞来的木更津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也在南京上空损失4架。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自创建以来的最严重损失,也是30年代中期航空界盛行一时的“战斗机无用论”造成的恶果。压力之下,长谷川清决定将刚刚服役的新型单翼战斗机九六式舰战投入第一线,重点扫荡第4大队的“霍克”III。当高志航伤愈归来时,面对的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9月中旬,中国空军将第4、第5两个战斗机大队剩余的近50架“霍克”III集中于南京,全力保障首都安全。而日军针锋相对,在上海公大纱厂内修筑的野战机场上集中了72架战斗机和攻击机,企图毕其功于一役。9月19日,日方对南京实施第一次无差别轰炸,并采用新的大编队战术:九六式舰战隐蔽在云层之上,待“霍克”III以轰炸机为目标、开始向上爬升时,突然从云中闪出,迅速形成咬尾并开火射击。中方飞行员对这种新战术极不适应,一天内即损失12架“霍克”III和1架布雷达Ba-27,另有2架重伤迫降。
为了回击来势汹汹的日机,9月26日,高志航亲自指挥21架“霍克”III提前升空,拦截从公大机场飞来的12架九六式舰爆和5架九六式舰战。在紫金山附近,他与日军第13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的座机进行了十多分钟的缠斗,终于在后方取得射击机会,将敌机当场击落,山下跳伞后被俘。另外刘粹刚也击落1架九六式舰爆,还有2架九六式舰战重伤迫降。但这也是中国空军的强弩之末:由于缺乏补充飞机的渠道,中国空军原有的346架飞机经过两个月的高强度作战消耗,已经仅存81架,主要制空机种“霍克”III更是只余10架尚可作战。而日军在9月下旬的一周内连续对南京发动11次大规模空袭,出动飞机289架次、投弹32.3吨后,终于彻底掌握了东南制空权。长谷川清满意地报称:“上海上空,再也看不到‘霍克’机的影子了。”
10月12日,在单机击落最后一架九六式舰战之后,高志航改任空军前敌总指挥部驱逐机队司令,奉命前往兰州接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从苏联购入的I-16型战斗机,并引导苏联援华航空队向南京转场,以增援东南战线。当时从兰州赴杭州最便捷的航线,是取道六盘山,在西安加油后转飞周家口,经二次加油后直抵南京,当天内即可到达。但第一次试飞六盘山航线时,6架I-16在风雪中全部迷航,人员虽无损失,飞机却悉数坠毁。南京航委会对此颇感心痛,严令全体飞机须分两日转场:第一天从兰州飞洛阳加油,当晚在周家口休整过夜,待次日天亮后再转向南京。在中方已无制空权的情况下,此举将令飞机在敌机活动区多耽搁一日,埋下了遇袭的隐患。此时中方尚不知晓,就在11月中旬,日方木更津航空队的17架九六式陆攻已经从朝鲜济州岛转场到了北平南苑机场;这种攻击半径超过1400公里的敌机,已经可以覆盖河南全境。
11月21日,高志航亲自率领13架I-16从兰州出发,于中午时分抵达周家口,在当地用餐。与此同时,在他们东面,木更津航空队的11架九六式陆攻(各带2枚250公斤炸弹或12枚60公斤炸弹)正长途奔袭而来,目标正是周家口。11点40分,当日机已经接近机场附近时,地面观察哨才发出警报。高志航承袭一贯的拼命三郎精神,下令冒险起飞迎战,但他的座机发动机恰好出现故障,无法迅速启动。当第4大队军械长冯干卿在为他摇动螺旋桨叶片时,日机的炸弹已经落下,高志航的座机被炸成两截,他本人从驾驶舱飞出后被压在主翼下方牺牲,时年30岁,冯干卿也同时殉国。中方损失10架I-16,有一架日机被强行起飞的中国飞机击落。
以击落偷袭的九六式陆攻始,以在九六式陆攻的偷袭下殉国终,飞将军高志航结束了他短暂的空中生涯。国民政府在汉口商务会大礼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并献花圈致哀,上书:“高志航英雄殉国,死之伟大,生之有威,永垂千古。”他的灵柩被运往内地,安葬于湖北宜昌。1941年4月10日,军委会明令追赠高志航为空军少将。而在他统率下成长起来的第4大队,在抗战开始后前5年竟有连续四任大队长牺牲或殉职(高志航、王天祥、李桂丹、郑少愚),毕竟无愧“志航队,飞将军”的赫赫之名。
仿佛冥冥中注定,就在高志航殉国29年之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他的故乡通化诞生。国共两支空军的历史,因为高志航而发生了某种奇异的交汇。2002年8月14日,在“八一四”空战6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通化高志航故居举行了高志航烈士纪念馆揭幕典礼。如同《永生的八一四》中所唱:“中华男儿万人敌,笕桥精神万古新。”飞将军高志航,从未离开。
封面:高志航驾驶的VI-1号“霍克”机击落九六式陆攻 陈应明 绘
值班主编 | 曲飞 值班编辑 | 小窗 主播 | 夏晴朗
这是第 16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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