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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瞳 | 从胡适到张爱玲,有谁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2018-01-16 秦瞳 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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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袁枚,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为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瞎说的,曹楝亭根本不是曹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象力的。

袁枚的随园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着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单独挑出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

二十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扛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捕风捉影,仔细看看,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红楼梦考证》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凭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砚斋的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八十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下二三十度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红楼梦甲戌本

“红楼梦甲戌本”后来被胡适带到美国,捐给了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05年的时候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做了一段时间的镇馆之宝,不展出、不借阅,但是07年的时候悄悄出版了影印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但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著桌子大喊: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鄂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打个小酒不用学孔乙己。

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鄂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高鄂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鄂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与《红楼梦辨》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周老到了后期,八十多岁了,自己家人生日都不大记得了,但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一心一意梦在红楼里了。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

1923年说这话到没什么,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这就要出问题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书名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已是“换了人间”。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批判俞平伯和他的研究,但不明就里,批得毫无章法,后来领袖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

所以说,此事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因此大换血,又扯出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目瞪口呆。

外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书斋外头,“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呢?这书,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编辑直哆嗦——还真有不怕死的啊!

周汝昌与《红楼梦新证》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着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硬不硬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果然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

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扯上鲁迅来自保,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扯大旗忒也牵强,眼看蒙混不过去,周汝昌连惊带吓,竟然住了院,而已想不到的是,这场迫在眉睫的祸事居然逐渐风收雨住,泯于无形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周汝昌及《红楼梦新证》的殊遇,乃是得益于领袖关怀,更深一层的内情,则要么是领袖慧眼,爱惜周氏其人其书之价值,而又或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没有必要再来一根导火索了。总之,历史就是这样面目不清。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到了晚年,更是一门心思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的对: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桔子,两码事。

张爱玲后来在美国用了十年的时间也写了《红楼梦魇》,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的样子,至少比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更像话。但她的长处在于描画,而不是研究,周老看了《红楼梦魇》之后,越洋跨海地给她点了个赞,礼貌性地夸她心细敏锐。

张爱玲与《红楼梦魇》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削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八十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

后来刘心武老师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挤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得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式,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着,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不过这样也好,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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