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祖：梦回俄国革命
《红色参考》执行主编陈洪涛荐语：这篇文章是张耀祖同志2015年应邀在国内某左翼团体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原载于《红色中国周刊》总第93期。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我们重发此文，原因有三：
一、作者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俄国革命——之所以说是“还原”，是因为他将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通常读到的，似乎已被固化而遥不可及的俄国革命搬到了活生生的现实舞台。历史上的各色演员都能在今天对号入座，实力雄厚的保皇党、立宪派，自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实际依附于资产阶级，控制了苏维埃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列宁所领导的一直属于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由胜利者记述的宏大革命在后人眼中总是多了几分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神圣和浪漫，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叹革命条件的不可复制和革命领袖的不可企及，在今天看来，“没有革命的人民”何尝不是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难题，同时也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免谈革命的最坚实的盾牌?但100年前的列宁没有因为这个与今天一模一样的门槛而被“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绊住脚步，那个时代最终改天换地的无产阶级其实也并不比今天的我们拥有更多历史赐予的资源和优势。
二、作者对俄国革命的回顾使我们再次明确了，暴力革命永远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选项，但往往不是第一选择。对于今天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同样如此，不管是“保党救国”还是“左右合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所有的“和平手段”尝试失败之前，即便是列宁也无法替他们包办革命。但资产阶级会用现实教育他们，逼迫他们追随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能等待他们来追随，而必须为自己认定的方向积极准备，同时只有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自己“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才能真正争取到这些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让他们不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去做反革命的参与者和帮凶，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为革命的力量。
三、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但并未展开论述。依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在未来资产阶级遭遇重大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首先开创“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并由此过渡形式而最终夺取中央政权，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期待张耀祖同志对此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同时更希望一切有志于探索未来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同志积极参与讨论。
梦回俄国革命
张耀祖
由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犹大们颠覆殆尽。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要来诅咒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遭受折磨的底层人民早已经诅咒它了;我们也不是来为社会主义举行葬礼的，那些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早已经在这个葬礼上发财致富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四万万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聚集在这里，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展起来，我们所要迎接的必将是它的浴火重生。
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吗?满是疑虑的人还很普遍，但信仰革命的人必定是充满信心的，因而是不会怀疑这一点的。
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0年后，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便诞生了!
有时候它比人们预计的还要快一些。
俄历1917年1月9日(公历是1月22日，比俄历推后13天)，是俄国1905年革命12周年纪念日，流亡国外的列宁在为瑞士青年工人作报告时最后讲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40余天后(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三八妇女节)，俄国二月革命正式爆发，八天后沙皇即被打倒!再八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
时年列宁47岁，于今日当属中年，在一百年前的封建俄国，这个年龄的人已是三世同堂的老年人了，有幸在有生之年于那场“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的确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料，这是列宁幸遇革命的“偶然性”;同时，他自17岁参加革命，历经30年的梦想与磨难，这是他选择革命的“必然性”。
事实上，正如新生命的孕育总是要历经慢慢长夜，经历无数次的妊娠反应，无数次的骚动，直到新生命降临的那一刻，还要经历一次巨烈的阵痛一样，革命也总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纪念十月革命胜利98周年，回顾并讨论三个问题：
一是俄国革命是如何被孕育的;二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有可能使国家政权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的主张，为什么最终还是通过暴力革命才得以实现;三是新革命遇到的老问题。
一、从“没有革命的人民”到孕育了革命的人民
俄国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斗争是从1905年开始的。
列宁在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强调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把1905年革命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换句话说，这次革命毕竟是从爬行到站立，不可避免地失败于敌强我弱，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它却由此孕育了十月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1905年革命为十月革命作了总演习，是十月革命的彩排，是日后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得出的最普遍的结论。
1905年的俄国革命刚一发生，并不是像事后人们看到的那样，堪称一件伟大的事件。它仅仅是由看似愚昧无知的工人请愿活动“意外”引起的，持续一年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又把这些平日里软弱可欺的人，教育和锤炼得坚不可摧，并使他们后来具备了改天换地的能力。这是什么力量或者魔法作用的结果?我们还要进一步关注，这些被资本家任意驱赶的奴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完成了苏维埃这一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俄国工人的伟大创举(即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列宁语)，并表现出了冲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制，而越发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这一事件我们关注的重点无疑是“苏维埃”!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如果说苏维埃是这场运动形成的革命种子，那么，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正是它的基因，由此才生长出十月革命的参天大树。
1905年，初次登上俄国政治舞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大部分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的俄国工人，何曾被人想到他们的怒吼会剧烈震撼了俄国的封建王朝。是的，没有人天生是绿林好汉!
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左派改良主义者一再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只能缓慢推进。在这些清高的知识分子看来，人民还是些没有教养的“歪瓜裂枣”，如果能教会他们投票就已经实属不易了。乍看这个结论是符合俄国当时民情的，只不过再往后看，它就成了一个鼠目寸光的结论。诚然，1905年的那个星期天，工人们到冬宫广场是向沙皇请愿的，而不是要革命的，是要恳求沙皇降旨，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结果工人们的乞求和愚忠收获的却是沙皇政府射出的子弹。列宁讲道：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像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请愿的民众
革命发生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又是怎样的呢?列宁讲道：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可见，这是一场在加邦神父率领下(而不是由革命党领导下)，由工人们向沙皇的请愿活动所“意外”引发的革命。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工人还没有革命的主观意愿，之所以引发为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
仁慈的“小父亲”
俄国老百姓历来把沙皇视为仁慈的“小父亲”，“流血星期日”却无可挽回地打碎了它。俄国工人从此同沙皇政府势若水火，俗话说，结下了梁子。愤怒激发行动，一年来，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工兵农运动四处蔓延，直至向武装起义发展。与此同时，运动中产生的进步分子加入到了革命党的队伍，使得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抛在外围的革命政党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政党和领袖的存在又使工兵农运动的目标变得清晰可见。
列宁在报告中讲道：
“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五千万至一亿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标志着1905年革命达到了顶点，直到1906年1月1日，8000名武装的工人同沙皇政府军战斗了9天后被镇压，革命才渐入低潮(1905年秋沙皇为镇压国内革命，仓促签订了日俄停战协定，抽调回部队进行镇压的同时，从英法贷款4亿美元补充中央财政，支撑沙皇中央集权的两根支柱勉强竖立了起来。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最初是支持俄国民主革命的，后期由于恐惧工兵农的政治激进、反对社会主义转而支持沙皇镇压)。
那些把所谓列宁的“灌输论”奉为圭臬的自大的“救世主们”，应该注意体会列宁对一场真正的革命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后，所说出的下面这一段话：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二、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是革命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一种普遍的过渡形式
拥有武装暴力是拥有政权的最显著标志。
今天的一般民众普遍都不假思索地认为，民主是通过多党选票竞争、圆桌会议或和平的谈判而得到的。如果在议会里打架，那是要遭人耻笑的，因为民主是排斥暴力的，哪怕是打打架也罢。这种误解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有意淡化暴力，以避免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我国没有经过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文人提供的材料。其实，所谓民主革命，就是打碎王冠，消灭地主，把农民从土地雇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人身自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的劳动力商品，为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开辟道路。为此，习惯于坐享其成，坐地收租的地主贵族必然是要坚决镇压上述企图的。别无他路，新兴资产阶级只有联合随时随地可以武装起来的农民，采用暴力手段打碎他们共同的枷锁，才能解放自己。因此，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称它为政治革命)，几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暴力变革政治上层建筑而实现的。但这种革命不同于在所有制上变私有为公有的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它只要完成国家政权从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即便保留君主虚位)，建立共和制，革命即告成功。
今天，议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最高立法机关，但在早期资产阶级弱小的时候，它只是君主与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议事机构(俄国议会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在俄国称杜马)，本身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资产阶级在其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和发言权。随着资产者在人数和财力上的壮大，议会便成了他们同君主进行权力角逐的场所，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直至资产阶级以议会为支点掀起暴力革命。典型的如英国1640年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直接诱因都是中央财政枯竭的国王召开议会，再次把手伸进了资产者的钱袋子，导致矛盾激化，接着在议会中围绕王权与议会权力分配展开激烈斗争(此时通常是非暴力的)，最后引发了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内战，经过数次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资产阶级最终站稳了脚跟，确立了以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立宪民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这里，王权与议会两种政权形式此消彼长，可以看做是两个阶级政权并存的初始形式，谁胜谁负一般在于两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武力上较量的结果。
在存在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了以民族民主独立解放战争的形式反抗殖民统治，最后建立了共和制政府，典型代表就是1566年至1609年40余年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尼德兰革命和发端于1775年的反抗英帝国的美国独立战争。近现代亚非拉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独立解放运动，就是这种类型的民主革命。这里，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是两个并存的政权。
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普遍适用的形式，即便少数采用和平过渡的形式实现共和，也是在以暴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实现的(对抗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结果)。
我们熟悉的发生在中国的著名农民起义(先称王称霸)，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进行的北伐，中国共产党苏区的武装割据，首先都是要建立一个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地方革命政权，进而发展壮大，直至最终夺得国家政权。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并没有出现像英法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结果，即由资产阶级独掌国家政权的局面，而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且都在首都彼得格勒)：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即列宁所称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穿军服的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政权。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这种并存的局面不能够持续，其结果要么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解除苏维埃的武装，要么苏维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两种情况在实际中都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与发生在我国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推举旧臣黎元洪为都督一样类似的现象，掌握武装的“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过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首先发生的是二月民主革命，革命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掀起的。
十二年前的俄历1905年1月9号“流血星期日”(公历22日)，是俄国工人同沙皇政府决裂的日子，这一天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俄国工人的头脑中了，只要有可能，俄国工人都会在这一天走上街头向沙皇示威(比如1916年当日彼得格勒就有10万工人罢工游行)。1917年这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工人在万人兵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牵头下走上街头示威，成为二月革命的前奏。
俄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罢工示威的群众增加到20万，运动不可逆转地成为政治性总罢工。
彼得格勒进行游行的工人和士兵
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脚，连忙诏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沙皇政府首先逮捕的是领导运动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人和其他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同时在屋顶和角楼架起了机关枪，向示威的群众射击。但是，沙皇的血腥镇压反而激起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俄历2月25日，罢工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工人攻占军火库，夺取枪支弹药，筑起街垒，与沙皇军警展开战斗。同时，革命党人和工人跑进军营，宣传和感召士兵，赢得数万名士兵公开站到革命的一边，并同武装起义的工人一道，占领了沙皇的巢穴冬宫和政府各部，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挽回败局，立即从前线调军队企图夺回首都，但沙皇军队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兵变。，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
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撑，于俄历3月2日被迫退位，欲传位其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企图保留王权，其弟不敢继位。这样，仅仅历时八天，统治俄国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就被二月革命冲垮了。俄国民主革命完成了。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有产阶级要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政权从沙皇手里拿过来，然后交给他们，就像美国或法国那样，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或者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在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工人和士兵就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俄历3月2日沙皇宣布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地主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极其微弱，没有也无法对苏维埃施加暴力。
两个政权同时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战俄军失利和工兵起义推翻沙皇从而武装了苏维埃才最终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当初革命一样，在王权和议会此消彼长时，依托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工农的议会)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俄国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农民。列宁认为，在农民同资产阶级实行了阶级合作的时候，武装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条件是不存在的，而只能借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条件，促进政权和平过渡到工农阶级手中，即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对工农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利的一种尝试。列宁解释道：“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
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经济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掌控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尽管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其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其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往往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领袖)。他们认为，俄国在经济上还不到社会革命的成熟阶段，俄国大众所受的教育还不足以接管政权。他们相信，俄罗斯必须经历欧美那样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最后才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建立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们断言，就俄国当时民主革命后的现状而言，如果同资产阶级形成对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表现在领袖方面，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而“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列宁语)。结果就是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小对比，小资产阶级最终要么依附于资产阶级，要么追随无产阶级，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哪个小资产阶级能够独掌政权的，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包括农民革命)。
我们再考察一下二月革命期间苏维埃是怎样建立的。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联合召开了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两党所委派。工人苏维埃代表成员中，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士兵(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当时农民占全俄人口的80%以上)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则占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历来较高);由于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纯粹的农民代表还不存在，且也不是推翻沙皇的主力军。最终苏维埃选举的结果是：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成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俄国当时经济排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列第五)，工人阶级比例较小;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市民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传统城市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小业主等，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
三是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监狱或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
四是召开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正在同沙皇的军警作战而不能参加会议;
五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地下秘密工作状态，缺乏开展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合法选举的经验，从会议通知到选举仅仅数小时里，布尔什维克无力应变。
当推翻沙皇成为既定事实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盘踞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协商。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大地主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保皇党首领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劳动派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苏维埃则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见1917年7月列宁《革命的教训》第五节】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因为继续推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多次发生政权危机，而它企图通过军事上的一次胜利来摆脱危机。于是在俄历1917年6月18日冒险向德奥帝国军队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尤其是士兵。7月3日，首都第一机枪团自发走上街头示威，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在示威有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紧急做出劝阻发动的决议，但没能奏效，起义还是发动了。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做出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决议，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有组织的运动。
乍一看来，布尔什维克突然变得“不革命”了。其实，自从二月革命推翻王权后，布尔什维克就一直主张，两个政权并存，在实际上由苏维埃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下，如果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在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牢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必须时刻注意到，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引自列宁《论口号》一文片段）这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并存期间，革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过渡的一个基本认识。
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50多万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参加了游行。当日下午，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临时政府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刺刀，和平过渡的通道已经被关闭，自此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条件下和平过渡的试验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呼唤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从此终止。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在等待敌人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怀抱中来的同时，积极组织新的苏维埃(由最底层参与选举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实际上，公历11月7号起义当天，成功召开了第二届全俄工兵苏代会)并准备武装起义，诉诸暴力革命，推翻临时政府。
七月事变后，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总结道：“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1848年残酷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一位法国将军——笔者注)，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七月事变实际上起到了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一边的作用(这不是谁的聪明和愚蠢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为保住政权，调整并缓和与苏维埃之间的矛盾，对临时政府进行了改组，大地主和资产阶级退居幕后，推举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同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上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内阁，却无力切实有效地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平即停战议和，士兵不愿再做帝国强盗们的炮灰;土地即分给农民土地，不再做雇农;面包即城市工人工作生活问题，工人要主导生产和分配)。
八月底，克伦斯基任命的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者声称是要清除二月革命的参与者，真实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宣布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称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俄历8月25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暂时保住了，但这一事件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其政治威信。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这次无论是叛乱还是内讧，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二月革命发生以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现在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了(参见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俄历8月31日，莫斯科苏维埃在俄历9月5日都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俄历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冬宫被占领，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
攻占冬宫
历史在叙述这一革命时刻时，着力表现了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毕竟“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语)。但真正的细节却是惊心动魄的。只要翻阅一下《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起义的相关文章，读者就会自然地感觉到这一点。俄国在此后四五年的反抗外国武装干涉以及俄国内战中，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政党便一个一个地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
2015年11月12日
(本文是在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原发言稿标题是：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
张耀祖，2000年从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曾在魏巍生前，为他做私人助理工作十年。2005年在魏老的支持下，从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室辞去公职，专事社会问题研究。曾先后创办了中国工人网、红色中国网、《红色参考》杂志和红色中国出版社，长期专注于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期间被北京大学特聘从事公共政治课教学。2016年曾与李民骐、许准、齐昊等三位留美经济学博士合著出版了国内大众政治经济学畅销书《资本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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