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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从中国自己的经验谈毛氏生产政体及其修正主义威胁问题

2017-07-27 老田 红色参考编辑部


毛氏生产政体及其修正主义威胁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

 

老田

 

 

这篇文章讨论资本主义话题,只是从内部的政治视角提出一个观察思路,论证很不充分。由于文章已经足够长了,关于中国内部变化与全球体系的关系和认识,以后再另行具文讨论。

 

就资本主义复辟而言,可以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演化状况,以及前人的争论和认识分歧出发,对照中国过去六十年制度演化的经验,来展开讨论。文革之所以发动,就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么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是否存在着以及如何识别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力要素呢?反过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又有些什么特点?如何在经验上加以确认和认识呢?

 

一、公有制社会内部的复辟力量如何识别

 

毛泽东在九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间认为:刘少奇等人所偏好的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力要素,以此去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最终肯定要走向全面复辟。在反面的解释中间,林毅夫等人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间,讨论毛时代的工厂体制,说缺乏对劳动者的激励和对企业的激励,实际上是把毛泽东的两个复辟动力因素,换一个概念进行重述。林毅夫等人的观察角度,当然是把中国的状况与外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进行对照之后,提炼出来的差异要素。


 

改革就是从重建两个激励的制度要素来着眼和入手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说要把国企改革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提升其活力和效益,为此需要强化并专业化管理水平。此后,对工人经过合同制的过渡,到了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任上,对国企员工进行买断工龄,恢复了雇佣化地位。当然,想要增强国企活力和效益的目标,是彻底失败了,最后通过MBO等方式,绝大多数国企恢复了私有制。包括农村的社队集体企业,也在同一个过程中间,被强制私有化了,抵制住私有化过程和政策的,诸如华西村和南街村等,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小撮另类。

 

在中共自身的认识框架中间,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再解释发挥着中心性的作用。在毛后时代,于光远等人重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政治概念,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间“建国纲领”性质的政策,特别是容许各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政策,说成是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内涵,彻底抽空这个原本是政治概念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自己的思想系列中间,新民主主义是典型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后果和实现状态的新民主主义是由底层民众夺取原本由上层阶级掌握的政治优势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种底层掌权的状况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地方,就在于旧统治阶级丧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分法来注解的话,新民主主义的后果是:建设了一个不符合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如果把上层建筑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重新一致起来,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了,去掉了不符合私有化经济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点是毛泽东充分意识到了的,这个认识体现在文革时期;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内含着不符合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方面,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未曾充分意识到的,这一点体现在四五十年代的认识中间。

 

二、如何更为具体地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更为具体地考察一下单位制的确立与瓦解过程,可能会更为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和逻辑。单位制在毛时代的普遍化,工人获得了成员资格,管理权不得侵犯基于成员资格而成立的就业机会和工资,这要算是单位制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可以更为普遍化地视为毛时代对雇佣劳动制的否定,就是以普遍化的成员资格及其上的管理权边界所铸就的。今天在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的集体经济村庄,内部管理状况、企业文化和市场处境各不相同,唯一一点共同的是:成员资格相关的分配权利和就业资格,这个仅存的特点,也许可以视为对雇佣劳动制否定的必备要素。

 

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两对概念出发,依据现实运作的经验去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美国麦克·布洛维提出了生产政体的概念(其专著《制造同意》和《生产的政治》),他认为生产场所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关系成立的领域,还存在着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借鉴布洛维的生产政体概念,可以把毛时代的单位制,命名为毛氏生产政体。在毛氏生产政体中间,内部国家的主要特点是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形成的毛氏公共领域,以此去共同应付管理事务。在内部意识形态中间,最主要的是工人和多数干部对于工厂管理目标的高度认同,以厂为家与毕生服务是共同存在的。

 

在毛氏生产政体中间,其内部国家方面有三个传统在共同起作用,一是从三湾改编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基础上的毛氏公共领域,官兵一致和干群的积极互动,二是单位制内部稳定就业事实上造成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自发的礼俗社会重建,许多管理权的运用方式例如“家访”“谈心”是与礼俗社会传统一致的现象,三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调节或者韦伯所谓法理权威的介入,这个通过政策下达和干部人事任免来起作用。从毛氏生产政体内部的成功干部条件看,毛时代很多基层优秀管理者例如陈永贵和王进喜,都很接近传统儒家所竭力主张的德性政治领袖,而“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也肯定不是韦伯意义上的纯粹的法理型权威。(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称概念,是费孝通对滕尼斯新译为《共同体与社会》概念的中国化对译,见《乡土中国》)


        王进喜(右一)和陈永贵(左二)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而且,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间,存在着直接民主的极大空间,存在着法国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的巨大空间,由此员工的政治贫困化感受最小化了,认同于工厂及其管理目标,基础主要在此。在直接民主中间,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权的作用(解放前在军队内部称之为“整风”),也是中国独有的一份政治精神遗产,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革,都强调权力滥用之后留下的“负外部性记忆”的表达机会,1927年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农民眼里,地主绅士谁个劣、谁个不劣,全然没有错的,这是就地主和农民的长期互动中间——地主欺压农民的负外部性记忆——的信息透明后果而言的;在1967年秋天,毛泽东依然强调干部不民主骂人训人,文革群众运动一起来,干部就下不了台。

 

在毛氏生产政体中间,管理权的作用边界受到成员资格的硬性规定,效率或者员工努力水平的提升,不再依靠管理手段的强制或者激励作用,而是主要依赖于“自愿泰勒制”。泰勒本人也认为,泰勒制不是工时研究法不是职能工长制等等,核心是一场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的基础就是雇主和雇员的互信——生产水平上升将有利于所有人。而毛氏生产政体中间,确实建立了这样的互信或者认同,1950年年代开始大量总结和推广例如“郝建秀细纱工作法”等泰勒制经验,得到了工人们不那么抵触的接纳,这是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基础——在高度认同基础上的自愿泰勒制。

 

三、公有制企业所必须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瓦解过程

 

1979年邓小平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集中管理权于干部手上的改革方向,由此强化权力对于下级和员工的操控能力,认为可以据以逼迫工人多干活,认为由此就能够实现效益提升和生产力大发展。结果,第一步提升的不是效益和多干活,而且直接加剧了政治贫困化感受和认同的瓦解,李怀印等人在口述史研究基础上写成的论文《回首“主人翁”时代》对此有所揭示。由此,就提出第二步的改革方案,需要更加有效提升管理权和管理手段起作用的空间,为此就继续强化管理权并加强管理权的垄断性,同时逐步地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使管理权更好地起作用,只要是雇佣劳动制没有回复,就总是觉得改革还有潜力可挖,最后的结果是重建了雇佣劳动制和私有制:对照最初的改革想象力这已经是最大化管理权的垄断强度同时最小化被管理者对抗管理权的地位。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瓦解并取消毛氏公共领域的,强化了政治贫困化感受和认同的瓦解,就此走向了最后的目的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从经济基础内部过去六十年的演化状态看,最初阶段的“民主改革”其实质就是一场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重建政治和经济平等,据以确立毛氏公共领域,把三湾改编的精神遗产复制到各个不同的生产场域中间去。其中城市的私营工厂变革最为典型,经过“反封建把头”和“五反”的群众斗争之后,共产党支持下的“党政工团”进入私人企业,到了1952年夏天之后,已经夺取了工厂内部的“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李维汉1953年年初的考察报告),由此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四马分肥”——工人福利、政府税收、企业发展基金和资本家股息——时期,直至公私合营完成时。此后,实际上资本家不仅无法有效地管理企业,甚至部分地丧失了发言权,毛泽东有一次在内部讲话中间引用武汉的材料说:公方代表晚上去政府开会回厂,老板娘煮了碗面条,代表硬是不吃,搞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个状况就是私方抱怨的,说双方关系是相敬如宾、相对无言,没有实现很好的合作。有个以色列人写了本《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说49年之后的英法企业在中国的遭遇,政府与工人很亲密,但是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非常疏远,某外资总经理多次诉求下,政府“派了个只有学徒工水平”的官员去接见,诉求各项往往得不到支持,多数外资无不陷入亏损状态;硬撑到1954年,英国太古洋行下属的港口码头等产业早已经负债累累,不得不连同债务一起甩包袱,转给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了。


太古洋行在宁波外滩的北京码头全景。

 

在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已经很难按照他们的习惯去经营企业了,也很难重建自己的权威和领导权了。此后,是资本家比政府官员更为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生存所需的上层建筑条件不再存在了,所以,荣毅仁家族企业武汉总管理人李国伟写了一篇措辞恳切的申请书,强烈要求与政府搞公私合营。这一点布罗代尔的理解比较清晰,他说资本主义是一小撮人的特权,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1952年夏天之后的状况,恰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确立的新上层建筑,严重不符合私有化的经济基础的状况,这一点似乎资本家比毛泽东更为敏锐,直到1956年毛泽东还在讲地下工厂地上化的事情,不知道新民主主义对于私有化的根本性不适应。


 

因此,毛氏生产政体其实在私有制改造之前,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威力之下,在私人工厂里头就已经确立了,后来单位制的各项制度要素,都已经初备形态了。在改革之后,则是另外一个方面经验的检验,在公有制没有彻底消亡之前,毛氏公共领域的取消和认同的瓦解,这业已破坏了公营企业生存的基础,或者说公有制必须的治理结构被破坏殆尽了。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的破坏,使得公有制企业的生存条件不再存在,除非重建1953年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上层建筑条件,公有制企业是很难挽回的。因此,改革只要是走出了第一步:瓦解工人和干部对于企业的认同之后,就变成了不可逆的事项,除非进行革命性的转变,否则就只能够一条路走到黑了。

 

在1975年依据毛泽东的提议,并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论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间,预测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三步走战略:第一个是大大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第二步是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第三步正处于紧锣密鼓之中,普世价值的鼓吹和美国民主的高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宏观意识形态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外貌。这个预测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演化的检验,其内在逻辑在于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治挂帅的观察视角,能够吻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演化的规则,同时还吻合了公有制社会中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能够指望的权益扩张路径。




公有制社会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喜欢资本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能够促进其权力和利益的扩张,在社会上重建相对于大多数人的优势地位。那么,底层的反抗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如同布洛维在美国所看到的,战后的劳资协调和霸权政体,最小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愿,在车间里就形成高度的认同以及由此主导的“超额游戏”(可以视为认同支持下的劳动积极性),其政治后果是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间节节退让,丧失了曾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长期的后果是底层劳动者生产和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特朗普所称的对城市中心居民的大屠杀。

 

中国的状况也有相似性,文革初期就有强大的保守派组织和力量——这是对于干部群体和体制的拥护力量——这是对毛氏生产政体下的政治经济地位提升的合理反映,在文革晚期,邓小平1974-1975年的布局——右倾翻案风和整顿软懒散的班子,提出了当权派联手保守派把镇压造反派的政治事业进行到底的目标,对于复辟势力的批判力量的镇压,成为改革启动的一个潜在的政治前提。后来经过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两案审判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对于复辟势力的抵制和批判力量甚至是批判意识,都被彻底瓦解乃至于边缘化了。



 

四、毛氏生产政体的不稳定均衡

 

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积累体制思想,以及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视劳动力市场价格条件和企业生产目标的利润化改造,可以把有劳动力市场价格和利润实现为主要企业生产目标的体制,命名为积累体制。毛时代超越了这两者,就命名为生产政体,此种生产政体下的市场力量隐而不彰。

 

这样,从最基础的经济体系运作方面看,解放前的状况可以称之为蒋汪积累体制,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形成了毛氏生产政体(单位制),经过邓小平的强化管理权改革之后,终结了毛氏公共领域,瓦解了认同,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公有制成为一个“空壳”——丧失了公有制经营所必须的上层建筑条件,此后走向最后的私有化与雇佣化那个目的地,看来就有了内在必然性,最后是在朱镕基手上完成了邓朱积累体制。

 

从这里,蒋汪积累体制——毛氏生产政体——邓朱积累体制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就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的经验,对照反思西方一些基本的经济或在政治信条。

 

毛氏生产政体可以看做是一种基于干群心理契约的博弈均衡,其中最重要的契约条款是管理权行使不得侵犯成员资格,由此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和规条作用不显著。在企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毛氏公共领域之后,干群互动的均衡是不稳定状态,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虽然政策明确规定不容许在工人中间划右派,但湖北和武汉的当权派创新了这个政策,在工人和店员中间划了2000多名“坏分子”,此后,均衡发生了向着有利于干部方向的移动。在文革兴起之后,造反派对当权派的有组织批判,使得当权派空前感觉到需要工人的有组织支持,在感情上和实际中大大提升了与保守派的密切合作,同时,由于被管理对象的组织化,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更加注重说服教育而不是压服的方式来履行,这相当于博弈均衡向着有利于群众的方向移动。邓小平改革之后,对于造反派的严厉镇压相当于是以惯例法的形式,收回了群众监督干部的批评权,重建了干部集权和面对面专制,使得均衡破裂(各种认同瓦解),复制了经典的阶级对立而非博弈均衡。

 

在毛氏生产政体与正式的国家机器的相互关系和边界划定方面,也有一些现象,很值得深入思考。大体而言,毛时代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所谓最小国家——提供秩序与法律——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冲突的协调,主要是基层组织担负而不是国家机器,相当于是礼俗社会夺了法理社会的职责和权力。

 

毛氏生产政体的确立,单位制内部的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特点,基层干部群众自发进行的礼俗社会重建过程,使得毛时代的基层组织有着接管国家机器镇压职能的巨大潜力,形成了礼俗社会接管法理社会核心镇压职能的替代边界。1963年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是对政治上的敌对阶级镇压职能的接管经验——不把坏“四类分子”送进监狱或劳改农场而是就地监督劳动;1969年九大上毛泽东讲话中间说公检法改造刑事犯效果极差,甚至起反作用,应该放到群众中间去监督改造,结果很多省区把监狱砍掉、把刑事犯也放回家去,在基层组织内部参加劳动和改造,一些省份如河南对犯人改造状况进行过追踪调查,发现犯人重复犯罪率极低,确实好于监狱改造效果。(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毛主席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

 

马恩等人都展望未来社会国家机器的消亡,毛时代通过基层组织对镇压职能的接管,已经实现了镇压机器的最小化,而治安状况和秩序要远好于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毛氏生产政体的确立,给礼俗社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给先秦儒家所指望的德性政治领袖的领导权生成提供了条件。对照之后还可以发现,毛后时代的改变中间,单位制的瓦解和熟人社会的逐步消失,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性质的革命,确立陌生人社会和高风险和高流动性社会的各种特点,在这样的新变革中间,国家机器特别是镇压机器的规模扩张和镇压职能强化,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却下降了。这个可以视为法理社会对于礼俗社会的接管过程,大中城市的社会变革完成时间是在1990年代中晚期。

 

五、与苏联的区别和反修命题

 

对照苏联革命后的状况,毛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苏联革命是从中心城市开始的,对全国的控制和秩序是后来建立的,中国革命起于农村,必须在第一步就完成组织群众的工作,由此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种经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那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一切权利归农会”,就是非常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夺取了旧统治阶级手上的权力确立了底层民众的有组织的政治优势,然后老是的意识形态“权利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语)都瓦解了,与此相关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都一起动摇起来。


 

红军走上井冈山之前,由于缺乏由管理层强制的各种手段,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想象力革命——如何激发红军战士和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升支持水平,三湾改编的各种安排都是基于“强制力严重不足”的现实条件。邓小平关于强化管理权的各种想象力,其实是对三湾改编想象力的颠覆,在文革时期被批判为“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报章上还长期批判对工人的“管卡压罚”。在这个角度,革命时代的毛氏公共领域建设,是开启了直接民主的空间,毛氏生产政体继承了革命时期红军的官兵一致传统,这样才有了鞍钢宪法的各项原则,从1979年邓小平自称为“大政策”的《向前看》讲话之后,管理权专制的恢复成了改革的主要想象力方向,面对面专制逐步占据了上风,在1990年代末期实现了私有化和雇佣化的最高专制状态。

 

单位制的稳定雇佣状况,还有一个外部的消极条件:城市就业机会的绝对稀缺,要不然的话,员工选择的流动会导致这个熟人社会很难维系。苏联不仅没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变革过程,没有毛氏公共领域的确立,而且,苏联的工业发达同时劳动力就业机会多,也就不可能维系稳定就业的制度。从这里回顾,毛泽东提倡鞍钢宪法批评马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各条其实与三湾改编的精神实质一致,还受到自发重建的礼俗社会传统的支持。邓小平设计的强化管理权逼迫工人多干活的想象力,难于实现,除了不认同之外,还受到礼俗社会传统的抵制,结果,改革之后国企的效益每况愈下,到了1990年代中期盈利能力无限趋近于零了,1996-1997年连续两年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了全局性的亏损之后,朱镕基开始雇佣化工人同时私有化产权,由此,邓朱积累体制就完成了。

 

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评论苏东国家的土改是和平的恩赐土改,没有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说这是一种右倾观点。到了1964年毛泽东还说,有些地方是和平土改遗患很多,土改工作队很弱,没有引导群众斗争,只是勉强地完成了分田。在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过程中间,1943年毛泽东就强调这需要通过组织群众的斗争来实现,田地可以部分,但是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不能够放弃,这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建立起有效政权的原因,通过斗争和组织动员工作,确立起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和认同的干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过程,以及进行斗争的组织和舆论动员过程,看起来是确立毛氏公共领域的关键路径,把此前的私人领域改造为公共领域,在民众和干部心目中间确立政治经济平等的规条,最终据以实现管理权这一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改造。苏联之所以没有鞍钢宪法,是一种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果,借用诺斯的看法,之间存在着路径依赖的关系。

 

而邓小平让干部高度集权的改革方向,其实恰好是站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上,不是对文革的反动而是对“三湾改编”的反动,改革所否定的恰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现实中间出现的也是管理权的封建化趋势,而不是现代治理结构。不管是私人企业的家族化管理结构,还是股份制企业诸如万科那样的王石土围子,都不像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果,反而更像是封建化复辟。学术界的东方学氛围和努力方向,也算是较为明显的半殖民地化的成果。

 

在管理及其效率的想象力中间,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有着相当程度的普遍性。韦伯在讲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理性铁笼”的时候,谈到权力和金钱在市场和组织内部的普遍化运用过程,作为劳动者的人本身不免成为工具和对象,被囚于“理性铁笼之中”。毛泽东的想象力是在“强制力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不得不寻求自愿努力水平提升的路径,三湾改编的各项规则其实想象力的载体,这是对理性铁笼想象力的否定。建国前不得不接受的干群平等和公共领域规则,在建国后还是必要的吗?1958年毛泽东就说过建国后广大干部“熬了三年”恢复了等级制,这个时期作为执政党已经有了借助于强制力来重塑管理权运用方式的可能性了,由此也可以看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提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诸种说法的针对性所在了。

 

1979年之后邓小平获得了充分的表达机会,他把反对强化管理权的努力和想象力,说成是一条无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死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说法,与这两种不同的想象力方式,有着很大关系,选择理性铁笼那样一种塑造社会的方式,就是现代性,毛泽东的想象力方式及其实践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了。革命时期逼不得已的三湾改编,及其管理遗产所确立的革命路线是反现代性,复辟是现代性回归,主流知识精英基本上与邓小平有着相同的政见。

 

六、如何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

 

芦荻老师提到西方左翼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更严重的倾向是:不管现实有了多少变革,很多左翼动不动就要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具体判断而不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更为重要的西方中心论残余。文革时期曾经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称为继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我个人倾向于把里程碑那种绝对肯定态度先行悬置起来,把“第三个问题域”激活,重新去访问那一段历史及其内在变革的逻辑,这是今天中国左翼思想建设迫切需要从事的事业——在自己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重新出发。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官封”三座大山,改革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恢复成绩。其实,还可以想多一点,西方国家告别传统社会,有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革命,还有生产力和技术方面的长期变革,以及长期社会运动所塑造的新政治因素。在中国只有那一场毛泽东和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横亘在过去与后来之间,从革命确立的“高墙”翻墙回去,应该会看到或者重建什么样的社会景观呢?

 

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现实出发,对于商品生产、价值创造、利润实现、产权及其相关的法权制度较为重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制度要素,这个可以称为第一问题域。毛泽东是从组织农民完成革命任务起步的,相比较而言政治挂帅的色彩更为鲜明,这是一个很有差别的新的问题域,按照前文这个算是第三问题域。苏联的状况,及其变修问题,多产生于第二问题域,毛时代与苏联的区别,批评修正主义的问题意识算是一个对照着苏联现实的“自我定义模式”,是在共同的公有制基础上,隔着一个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的公共领域差别。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成果——体现为干群平等的毛氏公共领域——是与苏联最主要的制度落差,在中共高层官员那里不受待见,因此其内在于经济基础内部的内部国家和意识形态成果,也是长期处于受威胁的不稳定状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林彪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这是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管理权使用方法方面的不同政见而得出的判断。

 

借助于西方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来对照理解,西方是公共领域的国家权力保护产权并支持管理权专制的私人领域。而毛时代基层实现了毛氏生产政体,但是官场高层对于生产政体中间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状况,持有一种不自觉的反对或者盲目的敌视态度,这就出现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这个忧虑被后来的改革进程所证实。这样的议题不会出现在马克思的第一问题域中间,所以,于光远等人在反驳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就把马克思的某些看法绝对化,杜润生李锐等人亦复如此,然后说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第一问题域的扭曲解读,去否定第三问题域的经验和问题意识,成为改开后学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

 

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和言说,不是对马克思的否定,而是一种在相同“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毛在延安整风时期强调的如何对待马列的态度)上的互补关系。中国左翼中间很多人喜欢以马克思的问题域,去否定毛泽东的问题域,或者简单攀附苏联的问题来比附讨论,结果无从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甚至不能够很有效地分析中国的变革,去有力地批判对多数人利益的背叛过程。个人对于西方左翼的理解不够充分,粗略的印象是那些人放弃了唤醒和组织底层民众的政治努力,底层民众缺乏对于资本主义的充分认识,以至于特朗普等人可以借着种族主义的语言去吸纳底层民众的政治支持而上台。

 

在这一点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以及对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空间修复策略”角色的揭示,将有助于西方国家底层劳动者认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及其与中国劳动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对照特朗普的政策宣示和言说,可以看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产品和资本的攻击,除了竞争性利益对抗之外,还是一种“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意识形态策略选择,而中国的维稳政权性质,则可以看做是一个“内部矛盾内部化”甚至是“外部矛盾内部化”(例如“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选择——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殖民地政权与帝国主义政权的政治区分——从分析问题的方法到政治策略的实际选择都是有区别的。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编注:感谢作者赐稿,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色参考》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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