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鸣：“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与卢荻老师商榷“国家与阶级”的关系
燧鸣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共产党宣言》
近日见到卢荻老师授权发布在红色参考编辑部公众号上的文章《卢荻：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非常敬佩卢荻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浓烈的爱国情怀与对世界社会主义前途的使命感。
首先在此本人向卢荻老师道歉。由于去年本人仅根据“三声书屋”讲座时匆忙与粗略的录音记录扭曲了卢荻老师的原文与部分观点，之后所做的摘要与评论中存在错漏，并且有先入为主和过度引申的问题，对由此导致的误读及带来的影响与困惑深表歉意。我个人承担文责，与红色中国网无关。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3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1739。
近日读到卢荻老师最新的文章，个人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卢荻老师商讨，还请卢荻老师与各位网友批评与指正。如果本文中讨论的内容不慎存在对卢荻老师观点的误读与歪曲，本人预先表示歉意，因为个人学识水平与能力有限，所以文章中很多解释与说法可能不入各位大家之眼，我个人承担相关文责。
下面涉及对卢荻老师一些观点的具体思考，卢荻老师原文用“蓝色字体”标出。
一
卢荻老师提出，
在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类，他们的主流倾向却是要对上述两个问题做肯定回答。联系到他们以及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偏爱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对劳动者“超剥削”的模式）来概括整体中国经济，偏爱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关理论或现实研究，以此作为凭藉来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构造，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着一股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思潮，甚至可说是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卢荻老师认为今天中国左翼中不少青年人对于中国社会（国家）的性质分析有偏差，并且（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误导（蛊惑），而且提出了自己对现实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
一方面我赞同卢荻老师提出的，确实有必要批判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膜拜和将西方模式与西方理论奉为圭臬的错误，而且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各种惨痛教训下放弃了“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走出了一条结合中国当时国情与世界大势的道路，动员亿万劳动人民实现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实现独立与强盛的孤立事件（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一个民族国家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与强盛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彻底割裂的产物，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全球阶级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如果从历史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化启蒙与中国革命本身就是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为其杰出代表）传播与影响的结果（当然这种影响需要与现实的条件相结合），而且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也是整个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所以，简单而粗浅地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外因），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离开中国具体情况（内因），中国革命也不可能成功，在个人看来这也许可以理解某种辩证的对立统一。
其次，简单地将David Harvey或者Alex Collinicos等人归为“西方中心主义”恐怕不是特别妥当，譬如David Harvey所写的《新帝国主义》一书和剥夺性积累等观点本身就是反对今天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与阶级性质分析就称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结论是否过于草率？
而且，即使在中国以外世界的著名左翼学者中，诸如乔万尼·阿瑞吉或者萨米尔·阿明（他们当然主张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等人对于今天的“北京模式或中国道路”富有信心或者说寄予某种期待，在西方和中国的左翼圈中也有相当的人接受他们思想的影；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他们的分析一定是为“中国中心主义”服务的。
所以，简单地将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对现实的真诚思考与实践探索（暂且不论是否正确）就简单地归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否有草率之处？
二
卢荻老师提出，
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个人的理解，卢荻老师使用“屈从VS抵抗”的解释路径用来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卢荻老师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卢荻老师的回答显然是“不是”）。只有先解决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进一步探讨“中国是否可能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后一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无从说起了。但是，无论第二个问题是否成立，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仍然是有必要的。就个人而言，我不着眼于也不急于讨论或界定“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这一问题本身，或者说我暂时没有能力也无法对此作出明确的结论。
其实卢荻老师的观点不仅是去年在内地、香港与台湾等一系列讲座的主要观点（包括观察者网发布的文章），也是去年年初卢荻老师在中文左翼圈中（以破土网为主平台）与潘毅、李民骐、卢映西、刘世鼎等老师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
针对卢荻老师提出的“屈从”VS“抵抗”的两分法，我也冒昧地提出一个两分的标准“共谋”VS“竞争”与卢荻老师探讨，当然这一划分方法与卢荻老师出发点显然有所不同。因为，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屈从与抵抗”是有特定的语境，也就是说“只有作为受害者”（被动的客体）本身才谈得上面临屈从与抵抗的选择。
从逻辑出发，一个对象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受益者，无法两者同时都是；也许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主体与一个客体之间（单维），这一对假设关系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总是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客观对象，面对不同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在有多方参与的体系中，除了一对一的“屈从与抵抗”，显然也存在着一对几、几对一或者几对几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用“屈从与抵抗”就能概括呢？
而且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一个对象对于另一对象是“客体”，但对于第三者、第四者则完全可能是主体，而且曾经的“客体”可以变成“主体”，而“主体”也可能变成“主体”，所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时空和对象不同而转换的。在不同的几组对象之间，作为客体的一方面（无论是单个还是数个）对主体一方确实存在“屈从VS抵抗”，但无论在主体与客体内部（数个对象之间）则不一定是“屈从VS抵抗”，也存在着“共谋VS竞争”的可能性。而且，即使是在一个对象内部也可能存在可以进一步细分的一对或数个“主体”与“客体”（或者说受益者与受损者）。
“屈从VS抵抗”与“共谋VS竞争”虽然有时表面现象和行为看上去是一回事，但是其内在动机和利益是不同的。当我们讨论“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时，我们无法不先提出问题，也就是这些行为是发生在哪些主体与客体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去年年初卢荻老师与其他老师讨论时，有老师曾与卢荻老师商榷“谁的屈从，谁的抵抗”，今天我进一步提出，不能局限在“屈从与抵抗”的框架下，还要讨论，谁在屈从，谁在抵抗，谁在共谋，谁在竞争；哪些是屈从，哪些是抵抗；哪些是共谋，哪些是竞争？
而且即使能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害者”，也无法解释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衡量的尺度本身是不同的。
我在这里试图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关系，以及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个人看法，当然这些看法很不成熟。
而且，我个人认为只有尝试具体分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于所谓“屈从”VS“抵抗”、“共谋”VS“竞争”之间的问题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我特地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名词上做一区分是因为两者所依赖划分的标准并一样，前者是从阶级角度出发，后者是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
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存在按阶级尺度大致划分资产阶级、中产阶层、无产阶级三层的“金字塔架构”，同时也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按民族国家的“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三层大致划分的“金字塔架构”，同时在每一民族国家内部仍然存在着按阶级划分的“资产阶级、中产阶层、无产阶级”三层大致划分的“金字塔架构”。
虽然民族国家内部按阶级划分的“金字塔架构”是被民族国家的界限框定的，但决定其划分标准并不遵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按民族国家划分的“金字塔架构”，其阶级关系也不是民族国家架构的从属，其所划分的标准来自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阶级为尺度划分的“金字塔架构”。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阶级划分的“金字塔架构”与民族国家划分的“金字塔架构”之间是无法简单的重合。
具体地说，只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无论是对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还是外围国家而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包含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与无产阶级），决定这些阶级划分的是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而且这一阶级划分是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划分同谱的，而并非是受一个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决定的。而且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架构决定着这个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
解释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其实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为民族国家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VS抵抗”，而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特征，其阶级性质。所以，个人觉得不应该用“中国经济”（民族国家对外的经济体征）来解释其内部的国家阶级性质，以避免既误用了判断尺度，也误用了主体与客体。
卢荻老师认为（中国面对帝国主义，观察者网）：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国经济吗？或许，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贸易部门——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最终产品后再向世界市场出口。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加工贸易项下的出口一直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以净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为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的45%，而以此计算2009年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也只是仅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换言之，中国经济其实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加工贸易只不过是一个“飞地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分量很有限。
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主流，其实并不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总出口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占比不断提高、即便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等等，都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不是支撑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持续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是远为重要的因素。
这里卢荻老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某种二元结构，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与“非金融化的生产性的投资增长”两种。但是，无论是“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还是“生产性投资增长”本身都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并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按照个人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总要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分配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特征呢？
根据今天众多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统计（北京大学《中国民生报告2014》与Piketty团队2016年中国报告），中国社会中前1%的人口掌握着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社会财富，前10%的人口掌握着约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更不用说在社会服务、文化教育、住房与医疗上（在绝对发展的背景下）的相对差距的扩展。国有经济占社会整体经济比重日益下降到30%以下（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下降（大部分劳动人口参与到市场化就业中，国有企业就业人口20%以下）等现象。
我们姑且不论已经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但目前整个中国内部整体上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政权的阶级代表是否符合上述的社会主义特征呢？
卢荻老师认为2008年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是系统性的渗透，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能对中国实现系统性的渗透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导向”的，是什么力量和因素导致这种系统性“渗透”的出现？这是由于“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导致的，还是“中国”作为其中参与者的积极“共谋”。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今天的独有现象。早在19世纪时，德国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靠廉价劳动力出口质次价低的产品推动经济增长，此后还有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等。而今天，“富士康模式”也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中东欧国家（如波兰与斯洛伐克等）通过建立不遵守基本劳动法律的经济特权大量引近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富士康、三星、仁宝等跨国公司服务，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卢荻老师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但是这到底是非资本主义成分的抵抗，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参与者的竞争呢？今天我们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竭力引导“本土生产导向”，其中包括近期宣布的富士康将在美国建厂，那么我们是否也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并且或者是美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而并非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为重新掌握产业资本与实体生产”以巩固其衰落的霸权呢？
所以，对于一种表现形式是否“进步的抵抗”还是“体系内部的竞争”，恐怕还是要看这种生产模式是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有利于资本的发展，还是有利于整体无产阶级或者劳动人民的利益。
三
卢荻老师认为，
（中国）没有转嫁危机，因为中国对发展中世界是贸易逆差，因为中国相对于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条件是持续恶化。有剥削（马克思意义），但迄今只是局部现象，总体上远少于中国所提供的补贴。
确实今天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仍然掌握着全球经济霸权，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我们承认在与美国等核心国家之间的交往中，中国仍然是不平等交换的受损者，但是假定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仍在发展中的“中国”，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受害者）的角色是否符合事实呢？
根据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推算，虽然今天中国在世界体系的不平等交换中仍然处于净受损国的地位，但这主要是针对美国等少数发的核心国家而言；从2012年开始中国对东亚、南亚以及非洲这些外围经济体国家而言已经成为一个净“剥削者”。在十年之内，中国的对外不平等交换极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世界平均劳动，到那时中国在面对大多数半外围国家时都将是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也就是说，即使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中国是否作为整体体系的受益者正日益向“金字塔的中间和上层”过渡？是否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在与中国的交换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受损”，这一趋势是否日益明显？当然最终中国是否能攀升到核心位置，或者是否可能攀升到核心位置，我们现在无法随意推测。
但是，作为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中国的某些利益群体”有什么必要去抵抗或者推翻这一体系？最近，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的西方主流资产阶级媒体中可以看到，不仅存在过去对中国崛起的恶意，同样也越来越多出现希望中国成为“全球化与现行世界贸易秩序维护者”的呼声（例如《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
所以，中国所出现的众多制度变革与现象，到底是在现行制度下作为受益者的“某些利益群体”的“屈从”还是发自内心的“共谋”呢？中国在过去30余年如果说一开始仍然是保留地或游移不定融入这一资本主义体系，但在21世纪初以来的近20年是否还是如此？
如果说1970、19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危机”，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是面临现实环境与压力的“屈从”，为西方资本主义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市场以“修补空间”；那么面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在G20峰会上是英国等发达国家近乎哀求地要求有“deep pocket”（深口袋）的中国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体系施以援手。当时中国表示愿意提供5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并要求以IMF的债券作为担保，而且由此在五年后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照过去的说法“资本主义富国俱乐部”）中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第三大权重国家（虽然有美日的阻扰，但中国与日本在投票权重上极小），也是在当时有了某领导人所谓“救xxx就是救中国”的说法。
2015年，中国作为首倡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迄今已经成为有77个成员国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中国投入的资本金占到亚投行资本金的32.0243%（297亿美元），拥有的投票权重27.1586%（300746票）。根据官方说法，亚投行的目的是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根据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2017年7月份的说法，在我们战略目标和重点议题的指导之下，重点议题包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跨国的互联互通以及私人资本的撬动，我们目前已经批准了17个项目，价值28亿美元。很多的这些项目都会紧密地跟其他的多边发展银行进行合作，这将允许我们向他们学习，同时识别出有效的合作伙伴。（这些多边发展银行也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传统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金融机构）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加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否有助于维护与稳定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且同时也有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骑士”的话题也是不少中国官方学者与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参与者在现实的政经逻辑上已经接受了整套的话语体系，并且主动参与而从中受益，恐怕也无法简单地用“屈从”与“抵抗”这一组关系进行解释。
四
卢荻老师说，
必须有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一个个部分资本的集合，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有国家理论，因为，一个个官僚或官僚群体的集合，不等于国家；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导运作逻辑”的观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任何合集都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固然具体的个别的反资本的行动并不等于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但是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必然建立在众多个体的部分的反资本主义行动之上；如果不在当时当地反对具体的资本主义，又如何能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具体的、现实的、个别的阶级利益，整体的阶级利益又如何体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远在天边的“妖魔”，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空间的各个方面，并时时刻刻发生作用。
我们毋庸否认过去三十年确实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的社会整体发展和民族国家实力的综合提升，其中包括人均GDP、人均寿命、教育与医疗等众多发展指标的普遍提高；作为左翼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将头埋入沙土中而不承认现实，拘泥于历史中仅依靠几句口号和前人的论断而“食古不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和了解实现这些“发展”的背后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次原因。
但是，同时我们都明白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具有特定阶级性质的，并不存在于超越阶级关系的代表全体人的“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认识這些所谓“普遍发展”中，“某些利益群体”（资本）与社会中“最广大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其中的阶级关系。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对抗资本的集体抗争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更是不争的事实。这很难用民族国家对外的“屈从还是抵抗”的策略选择解释的，更不是所谓一些“西方左翼”蓄意渲染或煽动所能导致。
如果说“社会主义导向”是现实存在的，但为什么近三四十年来，这种导致民族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与阶级沉淀日益明显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在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小的阶级金字塔”内部的鸿沟是在日益加深，还是缩小？这是因为所谓“某些利益群体”的对外“屈从”导致，还是系统性的转型所致？
当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明显的阶级利益冲突，这个民族国家对外的“屈从”与“抵抗”的视角，必然存在从内部哪个阶级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到底是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的角度出发？如果为了维持和巩固民族国家的“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位，必须要牺牲国内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抵抗”来解释。
而且当我们讨论所谓的“社会主义导向”，显然不能光根据某些人的片言只语，而必须回到具体的经济内容和切实的社会感受，避免“宏大但并不符合现实的诠释”。
而至于本地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就是由于民族国家的藩篱所导致的？今天在欧美发生的关于极右翼的崛起，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回潮本身不就似乎这种矛盾的体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阶级冲突的张力进入民族国家的内部被扭曲变形所导致的，从而导致矛盾张力以变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无法使内部矛盾冲突得以确切的反映，又如何能在整体上对抗“系统性资本主义”？
个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与此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也证明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如果“屈从”于资本的逻辑，无论进行怎样的主观努力（中国国民党政权何尝不希望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也无法对抗“系统性资本主义”，而只能作为其一部分成为其参与者。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作为参与者确实存在“体制内地位提升，并且战胜其他参与者”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某种“抵抗”，而更类似于“共谋”（也就是承认基本秩序）下的“竞争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核心问题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出发，寻找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新道路。
五
卢荻老师在行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是多种主体（劳动vs资本、生产vs投机），迄今屈从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是，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麽系统性抵抗的，可说没有。中国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而且这个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
强调一句，以上所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应该走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没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说，就我在现阶段的认识所限，这是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方向。
卢荻老师提到“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多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譬如劳动VS资本或者生产VS投机（当然可能卢荻老师还有其他所要列举的关系）。
“劳动VS资本”间的关系（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心关系（也是维持资本运作的根本原因——剩余价值的产生），我想这一点上我们与卢荻老师之间没有不同意见。
这一组关系既作用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也作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而“生产VS投机”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心矛盾（阶级矛盾），当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矛盾，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明显激烈，但这种“生产”与“投机”的矛盾并非核心的矛盾；通俗地讲不过是不同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分蛋糕”的问题。所以，个人看来“劳动VS资本”与“生产VS投机”并不是同级别讨论的问题。
卢老师接着强调“屈从的”利益群体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存在着“系统的抵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样的系统性抵抗可说是没有的。”
按照个人观点，卢荻老师提出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这一受害者的客体面临的“屈从VS抵抗”的选择。但是，“劳动VS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关系所能代替的，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民族国家内部进行阶级划分的重要关系。也就是说，在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屈从VS抵抗”的冲突是不能简单地代替“劳动VS资本”间的阶级冲突。
我们还是有必要问，无论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在民族国际内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是否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是否存在“不同资本”共谋对劳动的剥削？当然为了争取自己更大的份额，这些“资本”之间自然也会存在“竞争”、
至于卢荻老师提及的“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当然卢荻老师强调了他并不认为应该）”；由于卢荻老师没有在文章中进一步明确说明，所以并不知道按照卢荻老师的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有哪些必须的特征，所以只能根据今天和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与其模式做一推测。
按照一般的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目前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不可能是其他。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列宁曾经说过，“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
因为以现实案例来看，今天也就是西北欧一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运作或者由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但是这些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他们都是承认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曾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经济成分与二次分配的调整，而且对外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核心国家或者至少是半外围国家，我想卢荻老师也不会否认其中很多都是曾经的或者现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换而言之，这些国家都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他们都要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国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来维持国内的福利体系（按照列宁的说法，收买本国“工人贵族”），否则其内部的阶级统治也维持不下去，而且即使在这些民族国家内部，资产阶级（资本）与无产阶级（劳动）间的阶级矛盾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矛盾。
假如按照卢荻老师的说法，中国“有幸”努力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并可能有朝一日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岂不也就是证明了中国会越来越多地从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那么这样一个未来中国的阶级性质到底是什么呢？（虽然个人也认同今天的中国还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更不用说，在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体系，如果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人口的庞然大国要发展成为稳定的“核心”或者“半外围”国家（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意味着需要由多少其他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来负担“被剥削的义务”，这在现实中可能吗？更不用说是否可能“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到那时地球上谁来承担这一“被剥削的义务”？
即使我们退一步，假设存在可能，这也仍然无法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危机。
今天欧美诸国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包括2009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危机，所谓“去福利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国内统治阶级对外获取的“超额剩余价值”逐渐减少，已经日益无力承担“福利开支”满足国家内部广大人民的需求所致。这已经在这些国家内部造成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而这恰恰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同民族国家间力量（通过不平等交换）此消彼长有密切关系。
与卢荻老师理解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为缺失对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陲”的视野，而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剥削广大外围国家”的现实，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对今天中国是否是可能的现实的道路？而假如这一道路在现实中可行的话，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国家性质、阶级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其内部秩序又将意味着什么？
抱歉，本文已经写的过于长了。也许对卢荻老师来说，列宁的某些分析方法可能已经“不太与时俱进”，不过我认为有些话语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阶级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时，始终不能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家阶级性质的讨论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所有左翼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将带来一系列现实影响。对于中国左翼来说，如何能在吸取前人胜利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基础上，能够不仅有利于亿万中国人民和全球数以十亿计的劳动人民共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消灭剥削压迫，任何真诚的探索应该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以上不成熟的想法，欢迎卢荻老师与网友的批评与指正。
补记
卢荻老师提及，
什麽叫“点了名字”？另外，我提及香港的是CWI和左翼21，我对它们只有鄙视，不认为它们是托派。
关于此前这一细节问题，我个人谈一些看法，与正文未必有太大关联。
根据网络上的公开资料，CWI（工人国际委员会）是今天国际托派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卢荻老师提到的Alex Callinicos所属的SWP（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最主要的两大托派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有数万成员。至于香港的“左翼21”固然受到一些在香港托派的观点影响，但是否属于托派确实我所不知。
据我所知，在今天的国际托派视野中，对于中国国家阶级性质的分析确实有不同的观点，譬如从“官僚控制的畸形工人国家”（美国斯巴达克斯联盟）到“正在形成中的帝国主义”（第四国际USFI），CWI（工人国际委员会）对中国定性为“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unique state capitalism），而且其内部仍然有部分人认为中国是“官僚控制的畸形工人国家”。不过纵然存在这些观点与判断的不同，但就从其理论体系和思想脉络而言，恐怕不是我们从外部能简单地判定他们是否属于“托派”。
而且，据我所知，西方不同的托派与托派思潮内部对于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的分析从1990年代以来就有大量的讨论与争论，这一争论的持续时间长达20余年，其实直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中。
此外，在中国之外的毛派群体中，无论是在西方的还是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对于今天中国的国家阶级性质也有激烈的讨论。例如，2014年www.red-path.net曾经发行过一个论文集《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思考与证据》（Is China an imperialist country?Consideration and Evidence），其主要理论依据来源于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和中国对苏修帝国主义的批判，而且作者多是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传统具有深厚感情的国际左翼分子。
以上后记，仅供卢荻老师和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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