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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8月7日 上午 8:07 被检测为删除。

老田:史杰鹏首先是人品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2017-08-06 老田 红色参考编辑部 红色参考编辑部



史杰鹏首先是人品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老田

 



 

处分邓相超与史杰鹏一流人物,还不是因为政治倾向和观点,而是为了推广正派做人的规则,一个人正派人说话总是要有事实依据,下结论要符合逻辑,但是,邓相超和史杰鹏一类人物不是这样,他们是以造谣传谣来说话的。这样的状况,首先为人很不正派,为了避免舆论毒化,维护学风,处分的力度有些不够,因为他们的造谣传谣行为无限接近于触犯刑律,而仅仅只是做了行政处分。显然,过轻的处分力度无助于惩恶扬善,维护规则。


一贯以造谣传谣博取出位的前北师大副教授史杰鹏

 

史杰鹏等人自以为一标榜拥护民主或者政治美国化,就有了大义在手,就有了造谣传谣搞政治的特权。在这个特权思想消除之前,他们自认为为了大义,可以胡说和造谣。实际上,这个虚假的大义,导致了为人处世的不正派表现,而且,史杰鹏造谣传谣已久,对他的处分却迟迟未能作出,这说明,史杰鹏仗着作为的大义还真的是唬住了人,至少北师大很长时间不敢查处他,就表明了大义的实际威慑作用。

 

有一个成语叫做“逆取顺守”,意思是为了好的目标,对手段可以放宽一些。很多所谓的民主派自由派明显怀有这样的理念:为了快速推进民主可以不惜造谣传谣,甚至对别人滥加污蔑,对话总是以打棍子扣帽子为主要方式,目的是想要以此实现“大义绑架”去推广民主理念。应该说,这样的方式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人只能够起反作用。不管怎么说,民主理念都是很正面的概念,但现在有些网友只要一听到民主就起反感,这显然就是因为史杰鹏、贺卫方、邓相超等人的表现,这给很多正派人士留下了相当负面的感受,由此还牵累到民主概念的接受度。

 

在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用造谣传谣的方式搞政治,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那种大批判事业——写批判文章不需要查证事实和严谨地运用逻辑,而是轻飘飘地搞“坏话随便说”“帽子随便扣”,由此,极大地松动了初中语文课的逻辑要求——要在靠谱的事实和合乎逻辑要求的推理之后得出结论。

 

“帽子随便扣”和“坏话随便说”的大批判文章,在媒体和学界大人物手上泛滥开来之后,算是给予初中语文课老师的教学成果,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共产党党史和人物的评价方面,不需要事实和逻辑就能够任意开讲的状况,就流行开来了,袁腾飞的造谣污蔑模式早就为人所知,其实,他不过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兴盛起来的“深揭狠批”文本的一个载体而已。这是毁灭逻辑和事实的第一步,也已经使得足够使得相当多的、有政治抱负的人士,走出了拒绝理性和良知的第一步。

我们看到,无论是贺卫方、邓相超还是这一次受到处分的史杰鹏,都是如此这般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样板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首先看到的无耻和不正派,说话完全拒绝逻辑和事实,这些人在整个社会中间横行无忌,导致社会舆论氛围的恶性毒化,理性交流近乎停滞和不可能了。

 

因为这些人想要参与政治,也想要凭空获取介入力度,就想到了以“大义”绑架这个招法,总有些人认为自己有特权,或者因为拥护民主,就可以获得违背逻辑和事实的超额发言权,这种特权思想不去掉,国民平均的政治能力乃至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都只会下降。张维迎在毕业生典礼上进行毫无逻辑的胡说八道,还以大义勒索青年学生去支持推墙事业,这也是与史杰鹏类似的民主精神病症状,目前北大依然在拒绝对他进行治病救人。

 

其实不仅在右翼中间很流行造谣和传谣,在左翼内部也有不少人要搞大义绑架,讨论问题不是从事实和逻辑出发,进行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以一种教师爷姿态,指责这个非马,那个不纯正左,似乎天底下就他一个人正确无比、纯左纯马。每遇到这样的人,就只能够承认他是高高人,这样的人无需读书和研究事实,无论遭遇到什么的话题或者问题,他都必定有现成的解决方法。有些人就这样在左翼网友中间,开始以执法长老的身份发言了,指责这个不是纯正马,那个违背了某某原理,老田也很愿意相信此种努力不是打码头的,但却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起事情如此单一集中。他们老是把眼光集中在微薄的左翼圈子内部,不用事实和逻辑去推广纯正马,还没有说服力,真不好给那些人的动机定性,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要干什么。

 

有些左翼网友也自以为是纯左纯马,动不动就要以大义勒索或者绑架别人,这都是很糟糕的行为。做一个正派人,说话要依据逻辑和事实,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也一样,没有这些不可能进行正常的讨论和交流,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了。当然,鉴于左翼在舆论场域中间的非主流地位,此种人等和此种流行病,相比较右派大力度以民主自由大义,在全国范围进行公开而广泛的绑架勒索而言,还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状况。


 

民主派违背理性基本要求方面也有着程度的差别,有些人自认为喜欢民主了,就当然地垄断天下真理,由此获得了臧否一切的高度;这个方面,精神变异也是有差异的,那种自认为“民主就垄断一切真理和正义”算是深度民主精神病的话,较低层次则是史杰鹏那种,说话基本上以造谣传谣为主,不再需要跟你讲逻辑和事实了,这就是一种低度民主精神病了。

 

很多人都熟悉,跟那些自称民主自由派的人士对话,很难进行理性交流,他们说话只有一股子情绪,根本没有事实和逻辑,这是一种典型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症状。正因为自认为喜欢民主了,也以民主派自居了,所以,连做正派人的最低标准都可以甩开不要了。说话要从逻辑和事实开始,才能够得出结论,这是初中生都学过了的,他们硬是要遗忘掉,还自以为是从事大业大义,中国舆论场中间这种流行病实在是太广泛了。

 

因为自居民主派,就获得了不正派做人的资格,甩开逻辑和事实讲话,还自认为是为了大义,因此可以通过造谣传谣的方式,求取搞政治的高效率,这就是史杰鹏所实践的低度民主精神病症状。学校与史杰鹏谈话之后,未能取得效果,很显然,也是因此未能针对精神病症状对症下药。

 

显然,针对史杰鹏这样的状况,需要找初中语文课和品德课老师,进行强制补课,要对他进行小学生思想品德和初中生逻辑知识的再教育。要教会更多的民主派,如何走出公知体和民主精神病,学会通过甄别事实、质疑逻辑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和交流,这样,对于他们热爱的民主推广事业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种民主精神病主要症状,业已发展成为公知体,公知体的意思就是:写文章或者发言,只要是垄断了民主自由的大义,就可以无视逻辑和事实的最低要求。

 

如何治疗很多高等民主精英身上,透过公知体而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病状况,是文化和舆论场域治理毒化气氛的关键,也是如何有效地把教授博士等民主高人的逻辑知识,提高到初中生水平的关键。

 

因此,处分史杰鹏的案例揭示出:


如何有效治理知识精英身上的民主精神病,让他们学会做一个正派人,学会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说话,乃是教管机构所面临的最迫切任务。这首先不是政治,而是病理学诊断和教育补课问题。

 

讳疾忌医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只有在结合了广泛流行的民主精神病之后,才成为理性进步的首要障碍,在治理邓相超和史杰鹏的精神症状过程中间,相当多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会跳出来力挺他们的造谣权,这肯定会使用治疗效果倒退,固化那种把民主精神病视为一种大义的认识,可以预料,史杰鹏即便是被如此这般地教育了一番,也很难改邪归正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


附录:微博注册名为“梁惠王”的前北师大副教授史杰鹏部分公开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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