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追思肖衍庆：有的人他死了，但精神还活着！
《红色参考》编者按：肖衍庆同志是2017年10月6日去世的。遗憾的是，由于有关方面刻意封闭，使得我们得知消息时，已经是十天之后了。而这个时候，老人早已被火化安葬，他最牵挂也最希望看到同志们，竟连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最后送别他都不能。
今天是10月26日，按老传统是老人过“三七”的日子。《红色参考》执行主编陈洪涛专程去肖老师墓地看望老人，为他献上一束鲜花，寄托同志和战友的哀思。
《红色参考》主编张耀祖与肖老师相交多年，肖老师晚年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毛泽东的珠峰》，当年就是由魏巍建议张耀祖帮他编校出版的。2012年5月，也是肖老师和张耀祖在《红色参考》编辑部举办的左翼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的倡议，呼吁左翼同志要诠释、学习并继承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以区别被主流阉割过的“毛泽东思想”。
本文系张耀祖对肖衍庆同志的追思。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回顾了他对肖老师的认识，更强调了肖老师说过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改造‘名’和‘利’。只有改造了这两个方面，你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不改变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希望肖衍庆同志坚持一生的自我改造能给我们以启发，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左翼同志能像肖老师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做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战士，“活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
愿肖老师安息！您的心愿会有我们完成！
有的人他死了，但精神还活着
肖衍庆老师十月六号就病逝了，左派圈子十天后才得到消息。据说是因为今年十月的重大政治活动，没能给左派吊唁自己同志的机会。
我和肖老师很熟悉。尽管他长我三十岁（他享年81岁），但我们却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曾一起并肩战斗。他老当益壮，比年轻人更为勇敢勤勉。跟许多革命老干部一样，他是抵制邓时代糖衣炮弹的勇士，是不畏孤独的革命火种的守护者和播撒者，是引领年轻人前进的识途的老马。他们的离世对革命队伍是一种损失，令人惋惜。
肖衍庆同志和革命老人李成瑞在一起
我们是在2001年秋天相识的。我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魏巍交给我一份书稿，要我进行编校整理，这本书就是肖老师的《毛泽东的珠峰》。这是我当时见到的第一本系统论述文化大革命及其继续革命理论的专著（当时魏老只是让我做编校工作，并不打算也不奢望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即便是今天也只能做地下印刷）。我当时对这一领域并不熟悉，对书中一些人物事件不能准确把握，因此就需要随时与作者沟通。人民出版社在朝阳门内，距离他家方庄小区不远，来去很方便，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上世纪末，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工人下岗失业、哀嚎遍野的同时，在思想理论领域甚嚣尘上的，是告别革命、歪曲历史，是丑化毛泽东、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是污蔑按劳分配制度、向计划经济泼脏水。魏巍2000年元月发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犹如向同志们吹响的战斗号角，唤醒沉睡的人们，鼓励理论战线的同志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当时革命阵营只有两三份公开发行但订户有限、内容受到严格审查的杂志，在网络尚不发达，地下印刷受到刑事威胁的情况下，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即便如此，即便这仅仅是一场阻击战，但在魏巍、邓力群等革命老干部率领下，同志们斗争目标明确，斗志昂扬。他们不再是文弱书生，而是持笔的猛士；他们不是在打笔墨官司，而是在用自己手中的笔同强大的政权抗衡。肖衍庆就是这样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
今天的青年大概不了解，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当年，资本扩张势力之强大，不仅国企工人无力抵挡，被无情地抛向街头，而且有非议阻挡者甚至因为一篇声讨文章、一次借纪念毛主席活动表达不满便会被判刑入狱（郑州四君子事件）。即便是像魏巍这样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曾因为上书反对资本家入党而被软禁在医院数月。但这并不意味着而今人民的抗议得到了宽容，言论更加地自由了。而是因为私有化业已完成，公共财富早就瓜分完毕，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已成散兵游勇，他们的统治地位及其财富不再受到直接威胁罢了。试想，在那个革命老干部具有广泛号召力，国企工人阶级又群情激愤的时期，他们该是多么地惧怕民意滔滔！这正如一个在公共场合持刀行窃的小偷被当场揭穿一样，他必然会狗急跳墙，变得穷凶极恶，拔刀刺向任何敢于发出呼号的人。（而今在他们看来，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讲理他不睬你，你据理力争他抓你。单纯的批判和揭露已经无济于事，各自为战的群众斗争可以各个击破，网络宣泄天也塌不下来。）
2008年魏巍去世，不但左派队伍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旗手，代替魏巍执掌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肖衍庆也被他人篡夺了会长之权。但他没有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又开始单枪匹马地战斗了。70多岁的他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网络，每半个月编辑一份《内参选编》，自费复印，亲手邮寄，为那些不便使用网络的老同志定期送去精神食粮（逢年底又以《特色中国》结集出书，分送给更多的人）。后来在编写《当代十大家族》一书时触怒了具体的利益集团，从而引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电脑被没收，书稿被 34 38197 34 13305 0 0 7015 0 0:00:05 0:00:01 0:00:04 7013毁，安全受威胁，退休金被扣发。
肖衍庆同志编著的《特色中国》系列书籍之一
（在两年前2015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讲到了这件事：“当领导宣布要扣我工资的时候，我说我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我晚年就只做一件事情：搞清楚毛主席晚年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把它搞清楚。我不做糊涂人嘛，就这个道理。我把我的认识献给人民，人民承认了我高兴，人民不承认我纠正嘛，就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报社的领导给我一个评价，说老肖没有说瞎话说假话，把我的工资退回来了。”）
这就是我十多年所接触的肖衍庆。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放下身段干革命的人。对同志他平易近人，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这种人他最彻底，最坚韧，最无私，最纯粹。
革命，对一些人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个体死了却还存在于活着的人生命中的一种形式；对另一些人则可能仅仅是特定条件下谋生谋权的手段。两种状态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野尤为明显。后一种人今天还大量地活着，而且远比革命者众多。他们曾经是一些面对共产主义的旗帜宣过誓，无不满腔热血鼓吹过革命的人，今天却告别了革命，过起了“宁做太平犬”而混吃等死的日子。这并不奇怪，我们这里无意去责备那种两面人的人生，犹如泰山不屑于责备鸿毛一样，但那些为革命信仰而死的人却是永远为革命者所颂扬的。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是写给这些人的，毛泽东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的话也是在讲给他们的。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使肖衍庆等同志革命至死不移的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不是世俗的名利，它只能是信仰的力量。法国左翼哲学家萨特的名言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胸怀革命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实现革命信仰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建立信仰的过程却是不容易的。变节、背叛、掉队、放弃几乎都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换句话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要抵制名利诱惑，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视工农大众利益至上的真正革命者，比起参与险象环生的革命活动要来得更为艰难。因为它的敌人是深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旧世界的幽灵。
我还在改造自己，我的个人经历跟肖老师也颇有些相像之处，加之我们都是普通人又很熟悉，所以他的改造过程就成了我的一面镜子。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改造自己的呢？
肖衍庆是山西运城的一位农家子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机关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日报社的同心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就追逐个人名利而言，一个农家子弟，在建国初期大学生凤毛麟角的时代能够考入北京大学，他的禀赋和勤奋为自己带来一个更好的个人前程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在2005年纪念一二·九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他讲了自我改造的三个阶段，句句都是实在话（见附文：《肖衍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说，自己进大学后首先想到的是，终于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当干部了，所努力的方向就是“扬名声，献父母”；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委机关工作后，他又产生了特权思想，对雷锋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屑一顾的；文革期间，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的话有抵触，想不通，等等（即毛主席所说的“旧学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1996年我进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信仰，但除了读些理论书籍，嘴上不离革命和无产阶级等词句外，想的最多的还是出人头地。教授博导不稀奇，它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外部条件，只需个人努力总是不难得到的。有一次我拜访寒春阳早，奇怪他们对陈永贵何以津津乐道，而我对这样一位只会写自己姓名的农民是不屑一顾的。不可理喻的是，这种对农民的瞧不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了！我自己可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啊！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看到报纸上陈永贵扎个白毛巾坐在主席台上的照片时，油然而生一种反感，竟然觉得他这个样子是在给农民丢人。电影《决裂》中那位从农村来的大学生嫌弃母亲送来的土布鞋的情景，在农村最多也只是像拿“韭菜麦苗不分”来逗笑取乐书呆子，哪里会觉得这是在对落后思想的一种教育呵。
观察肖老师的改造过程，他在大学思考个人奋斗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反右派斗争，现实的斗争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根源”，从而努力参加劳动，下乡深翻地，下矿当矿工，在与工农直接接触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参加工作后出现特权思想时，又遇到了“五反”和“四清”（社教运动），看到了工农群众对官僚特权阶层的痛恨，克服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官当老爷思想。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下放劳动，客观上彻底地与工农打成了一片，自己也在努力地改造着自己。后来他总结道：
“这一年多的下放使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一定要改造‘名’和‘利’。只有改造了这两个方面，你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不改变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一个农民的孩子，为永远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挤进劳心者行列，这种倾向即便是在毛时代，也只能给予教育而不能进行责难。知识分子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表面上接受改造，实际上以各种方式抵制改造的现象当时也是普遍存在的。他完全无需费尽心力改造自己，但他却认真地这么做了，因为他是一个老实人。在他工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是有机会收获名利的，但是他却无视种种机会，甚至是在不断地抵制诱惑，“消灭”着自己的名利思想。在其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时期里，他按照毛时代知识分子要为工农服务的宗旨，总是奔跑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人民，自然远离着官场，更谈不上为个人名利奋斗了。在他工作的后半段时期里，尽管改革开放为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创造了极佳的名利场，但此时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成了一个革命者，把自己改造成了工农阶级的一员，并拿起笔来为劳动人民鼓与呼了（见其著作《双水峪》）。
总结肖老师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改造了自己，一在于他的工农立场，二在于他的人生目标就是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具体而言，首先，他有工农立场，不是鄙视工农而是同工农有着深厚的感情；其次，他的错误思想每次都在运动中得到了暴露，他又主动地在运动中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改造是一种自觉自愿行为；第三，他在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时，才真正懂得了、也从内心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最后，他真心实意听毛主席的教导，在自己无法辨别是非时，以毛主席的话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
我是高度认同肖老师的改造自新方式的。在这个过程中，正确路线的指导和革命前辈的引导也是特别关键的。我自己有幸得到了魏巍和寒春阳早的言传身教，他们时刻纠正我的错误思想，催促我下工厂进农村直接接触工农，少说空话多做实地调研，庆幸今天尚能不浮躁不浮夸。尽管我缺乏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会，改造程度只达到肖老师的十之五六，但我确信，要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必须将自己的命运同工农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同甘苦共患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联系呢？除了一般的道理外，你只有深入，才能认识到工农的力量和他们的伟大，才能从内心被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所蕴含的能量所折服。后来我阅读了一些介绍大寨的书籍，又去大寨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为自己当初轻视陈永贵们感到无比的羞愧。他们才是真正改天换地的英雄，而我自己只仅仅因为懂得应试的一些技巧，顺竿子上了大学又读研究生，比工农多读了一点书还只是一知半解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便目空一切起来了。回想起来，这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又可怜！
就名利而言，就一种倾向性而言，右派图利，左派图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渴望名利双收。
一个决定彻底革命的人，如果不决心改造自己，那就让他在名利的煎熬中去抓狂吧。
今天，肖衍庆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悄无声息，默默无闻，甚至他的同志们都没有机会同他做最后的告别，为他举行追悼会。
但是，他像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他活的有价值，死的有意义！
他是革命者，革命还有后来人，他的革命精神将永存！
张耀祖
2017年10月26日
【附文】
肖衍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说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和不革命的最终分界线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和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唯一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我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我和工农兵结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学阶段。我是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进了大学在那个年代意味着将来就是国家干部，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也就是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来自农村，所以进大学时是抱着这个思想的。但进大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北大食堂南墙上贴着两条标语，一条是歪歪扭扭的“自由万岁”，另一条写着“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很显然，头一条是右派先生写的。后一条时毛主席的语录。这两条标语给我的印象是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当时我就如饥似渴的看接漏右派的大字报，参加批判右派的会。我清楚记得当时一个右派在给妻子写的信中称赞自己的头是多么天才，这颗头只能放在自己的肩上，放在任何别人的肩上都不行。这种种教训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根源。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开始有所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劳动，后又下乡深翻地、下矿当矿工。在劳动中，一面用汗水洗刷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这是“破”；一面还要立。靠什么立?我当时有一个高中同班同乡的同学，他当时在沈阳工作，路过北京来看我，特意给我留了十块钱。我拿这十元钱到北大书店买了套三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买了后就一篇一篇读，当我读到《〈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时，读完这篇后脸发热。毛主席在文章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就相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妈呀，我一想，领袖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我呢？想“扬名声，献父母”，想做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我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就在后面下乡、下矿的劳动中自觉地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在井鑫煤矿劳动了一百天，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工人。我当时的交往对象叫李裕德，他比我大两岁，我写他。结果第一篇我没写好，矿工们说，你写的像你，不像我们的李裕德。哎呀，我很苦恼。学校放暑假时，我又跑到煤矿，和李裕德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中，他把他的情况和心里话给我讲了。他说，旧社会那个时候，矿工们都是为了活命，哪儿会想着能够娶老婆，更没想过有所积攒。解放后，我就干起头了，我非要好好做不行，来报答国家。我和他交往深之后，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写了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头版。他后来还参加了5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我看了个材料，上面说当年的先进工人现在大多数生活状况都非常惨。所以三年前，我和老伴专门去看了他。他已经瘫痪了，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肖衍庆啊，资本家入党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不通啊！”我说，“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咱们都想不通吧。”我写的《双水峪》中的李云山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曾经到北大来，我给他说“咱们换换位置，我去当几年矿工，你来学习几年，这样你的贡献会更大。”当时我确实有这个思想，就是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确实觉得怎么就不如他们呢。我当时的感觉也正像毛主席说的“工人农民比较干净”。所以当时从感情上开始有了变化。对这些人，我非常尊重。
到了1961年，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我当时带了几个研究生到昌平县黑山寨一个叫分水岭的小村庄搞政府支持，也是一百天的时间。那一年正是春夏都旱，春种种不上。我们和群众一起担水、点种。就是用山沟里的水，一瓢瓢舀出来，点种。晚上我们就把青年团的工作组织起来，编文艺节目、唱歌，读毛主席的书，讲讲革命故事，把群众的文化生活搞起来。到了深秋写了场谷雨，我高兴极了，和农民有了种共同的感情。当时我们已结束回校了。我又跑到这个村子，住了七天。那个群众啊，尽管生活还很困难，但是在我住的那几天里，群众们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给我讲这个村子的历史。这个村子解放前夕曾有过一场拉锯战，是和国民党组织的“还乡团”，当地又叫“壮丁队”的这么一伙儿力量打仗。当时有几个村民被打死了，这个时候的村支书就是从还乡团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回校之后，我利用暑假的时间给他们整理了一部村史。我写的《双水峪》中村史的那部分，就是借鉴了这个村子的历史。我和这个村子现在还有联系。
如果没有1958年我下厂、下矿劳动时看到的千百万革命群众那种冲天的干劲；没有1961年我看到的群众在困难面前不怨天、不忧人，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就不会形成我坚定的感情。这对我后来在两条路线中站稳立场非常重要。所以我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平反时，专案组的同志说，“老肖对三面红旗是坚定的。”
旧学校教育我的是“劳心者治人”。而毛泽东思想教育我“要学会尊重劳动人民”。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转变阶段，破除个人主义思想。
第二个阶段是1962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这是个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在老同志身边工作，从老领导那里学习革命的传统。但是当时我还有个问题，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随着在这样一个领导机关工作时间的增长，“为官”的思想就慢慢凸现出来了。这是有两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一件是62年国庆节，我从外面调查回来，在王府井受到警察的盘查，我把市委工作证掏出来给他，意思就是说“我在特殊机关工作，你还敢不放行？”我当时就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特权思想。另一件事情是，我一个北大留校的同学在王府井书店买了本《雷锋日记》。我们在大街上碰上了，我问他买的什么书，他说《雷锋日记》，我当时不屑一顾。后来看到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字，我才知道我错了。我真正对“特权思想”的认识和反思主要是在后面的“五反”、“四清”（社教运动）中。我们当时到的厂子是通县的一个仪器厂。当时这个厂子的领导班子是整个腐烂了。当真正把这个厂子的群众发动起来，控诉这些腐败分子，就是“斗走资派”时，那个群众像火山爆发一样，里三层、外三层把厂领导围住，简直要把他们打成肉饼。所以群众对走资派的愤恨，我是亲眼看到的。这个对我教育很深。那个时候我也在读《焦裕禄》。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后来学大庆的过程中，我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清洁卫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斗私批修。这是第二阶段，也就是怎样克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第三阶段是文革时期，那个时期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潮触及到了每个人的世界观。这个时候毛主席有段话：“旧学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个传到我们教研室时，有相当一批同志接受不了。有个清华来的女同志非常气愤，她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几年共产党员白当了。因为当时市委研究室集中的都是名牌学校的高材生，都是培养的革命接班人，头上的光环一个套一个，当然就对主席的话有意见。我当时虽未明着表态，但也未完全想通。后来我被错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下放察北劳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被打错了，当时我对自身有一个问题是认准了，对别人的批判是认同的。就是刚进北大校门时“这下终于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摆脱劳动人民嘛。所以下放期间和群众一起劳动时，我是全心全意投入进去。我当时横下心给自己定条要求，要半年时间赶上他们一个壮劳力。那个时间也积极地用自己以前学到的医术给群众们扎针、治病。当时是一心自觉地要去改变自己旧有的思想、观念，愿意改造，愿意接受再教育，培养劳动人民的立场。所以《双水域》中的下放干部杨立伦是概括了我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我结束下放，彻底平反时，我给爱人说，“这一年多的下放使我体会到，知识分子一定要改造‘名’和‘利’。只有改造了这两个方面，你才能够为人民服务。不改变这两方面，是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组织上不论对我们平反到何种程度，我们都不应对组织上有任何的怨言。”所以后来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时，我对此不屑一顾，从未动摇过。因为我是亲身感受和经历过的。
由于前面的经历，在后来多年的工作中，我知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太重要了！你说你要搞共产主义，要为人民服务，而你不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都是一句空话！在我思想转变之后，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我感觉就有方向盘了，工人、农民们的话和思想感情和我就是相通的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一个大的刊物组织了一场大的“潘晓来信”讨论，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提倡宣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样一种哲学。有人批判雷锋、丑化雷锋，否定“大公无私”。我反其道而行之，当时顺义县有个女青年，看了这个刊物上的讨论之后，就给编辑部来了封信，问“农村青年到底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我就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进行辩论。后来这个女青年又给她们村里的赤脚医生辩论，他们这个赤脚医生就坚决批判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后来改变了这个女青年对潘晓思想的盲目认同。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当我们自己的思想改造之后，我们帮助青年进行思想改造时，就能帮到点子上。不斗私批修，不改造自己的人，绝对学不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要改造人。
从以上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像我这样一个农民子弟，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不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今天也只能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远离实际，远离生活，远离人民，为有钱、有势的人去卖命。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坚持和贯彻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把共产党人的观点坚持到底。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唯心的，英雄和人民共同改造历史的观点同样是唯心的。抱着唯心的观点，是不可能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现代不同了，工人阶级由于下岗、买断而被分散了。农民也因分田、进城务工而散了。和工农结合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全社会又没有这样的风气，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认准了这条光明的道路，我们就会有办法到工人农民中间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后还是工人农民说了算。
李尔重老人说得好，“人民不会不说话。一旦人民说了话，中国就有救了！”
【编注：本文系肖衍庆同志2005年12月10日在北京左翼同志纪念“一二•九”七十周年活动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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