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专访周天勇：尽快开征房产税，加速农村土地产权流转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
中新经纬客户端1月2日电(要雪梅 张芷菡)近日，财政部部长肖捷撰文指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在接受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专访时建议，“尽快开征房地产税，且将这部分税收划归地方政府。”他还建议，2018年尽快推出包括加速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等在内的一系列突破性改革。
建议尽快开征房地产税
“不可否认，过去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现在它过剩了。”周天勇说，根据2016年底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调查，城镇住宅已经达到356亿平方米，相当于3.56亿套房，而城镇户籍居民不超过1.8亿户，平均每户接近2套房。他进一步援引西南财经大学抽样调查的数据，“实际上，在城镇户籍居民中，66%的人只有一套房，21%的人有多套房，且这部分多套房城镇居民达到人均5.5套之多。”
“是时候开征房地产税了。”周天勇认为，房地产税不开征不行，各地方政府单纯的住房限购政策有三项主要缺陷，一是部分城市根据户籍制度采取限购政策，限制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二是无法满足部分需要多套房需求的居民；三是行政手段结束后，房价存在报复性上涨的可能。
除抑制“炒房”、稳定房价以外，房地产税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在不少国家房地产税占市县地方财政收入的60%左右。
但是，“在我国增值税税收收入75%划归中央财政，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分剩余的25%，地方政府难以形成稳定的税收来源。”部分县政府土地出让不出去，财政已经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周天勇建议，房地产税划归县区政府所有，房地产税税率也由地方政府确定。
有人说推行房地产税的阻力大，周天勇却不以为然，“很多人怕征收房产税，是怕房价依然很高，再征收房地产税。但是在房价得到控制的前提下，除去21%的有多套房的城镇居民外，剩余大部分居民应该是支持的。”
“但同时，国家应当在土地集体所有或者国有的前提下，土地使用财产权归居民或者法人所有。特别是征收房地产税，是财产税，不仅仅是地面建筑归居民所有，而且土地使用财产权，也宜无限期归居民所有。不能出现房屋建筑老旧塌了，居民还要购买一次土地再建的现象发生。”周天勇进一步说道，“房地产税的开征，国家一定要用土地使用财产产权，换取对居民的房地产税征税权，否则是不合理的。”
他建议，对于居住的住宅，超过豁免面积的，因为是消费性资产，应当按照五年当地人均收入能够购买一套适当面积的住宅合理房价收入比的价格，征收房产税。投资性住宅，不应当累进征税，即全部按照年住宅市价打折旧的1%以下征收。对于第二套和第三套住宅，在高位进入的，前多年折算房产税折顶土地出让金，其余部分在日后征税时逐年予以抵扣。“一定要废除土地出让地方财政，禁止行政寡头垄断卖地(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并倒卖)的行为，把这个闸门关死。”周天勇说。
2017年12月26日，在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重点实验室举办的“房地产税设计与不动产登记”学术报告会上，与会学者认为，从健全税制、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土地财政转型和房地产市场均衡协调发展等角度看，开征房地产税具有其现实必要性。
2018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2018年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还是较大的。”周天勇认为，明年中国面临着三大挑战。
一是美国的加息和缩表政策或将给中国形成一定压力。周天勇认为，“伴随着美国加息和缩表的落地，美元极有可能步入上升通道，人民币相应的贬值，进而资金外流的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加息是个问题。“如果中国央行不加息，国内资金外流的压力加大；如果中国央行加息，加大实体经济的成本，并可能会造成国内资金的流动性紧张。当然，也可以用降准的方式，宽裕资金的流动性。”
二是我国金融体系内还将面临持续的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具体而言，周天勇认为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国民经济整体债务的杠杆率仍然较高。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透露的数据显示，宏观上实体经济总杠杆率由今年一季度的237.5%提升到二季度的238.2%和三季度的239%。其次，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兑付、违约问题，比如大企业发行的债券、银行借款存在的违约风险；小型借贷机构可能发生的挤兑；中小型房地产公司可能发生的贷款违约；还有国有企业，特别是僵尸型国企，如果不能再续贷而产生的违约风险问题等。
三是如何权衡防范风险、稳定币值、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挑战。周天勇进一步解释说，过去GDP增长6%，M2就翻倍即增长12%。虽然11月M2增速回升到9.1%，但今年整体M2增速呈下降趋势，明年M2增速能否上升，上升多少，都是问题。而实体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没有货币供应量的一定增长是不行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勇认为，明年财政政策要着重于减税、减费、降低社保。他建议，普遍调低制造业增值税5个百分点，企业按不同工资和社保成本占总成本越高实施越多的累进增值税抵扣政策。还有，把基建财政支出扩大到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
另外还有加大环保力度——从2018年1月1日起开征环保税，以及去产能的继续推进等，对于经济增长来看，都是收敛性的政策、措施。因此，“需要扩张性的政策、改革和措施安排，对其加以对冲，否则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度可能较大。”周天勇说道。
突破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是‘高了压一压，低了抬一抬’，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突破性增长是不可能的。因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不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的能力，并且过度使用可能会带来消费品或者资产价格暴涨，进而存在人民币贬值、人均GDP水平垂直下跌的风险。”周天勇认为，经济政策只是短期调控，不可能成为潜在增长能力，而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要想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没有突破性的改革是很难完成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从历史经验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建立特区、引进“三来一补”企业，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GDP水平从1979年7.6%的增速上升至1984年的15.2%。到1990年回落至增速3.9%的低谷后，又通过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确立、允许外资来华办厂等重要改革措施将经济提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较高水平。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过制造业全面向全球开放等举措再带动经济发展，使GDP水平稳步推升至2007年14.2%的增速水平，之后经济增速又开始回落直到今天。
“任何一项改革都有边际效应，它对经济的推动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周天勇强调，只有通过突破性的大力度的改革才能将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扭转。
“我认为，未来两年必须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才能稳定经济、甚至拉动经济向上增长。”那么，什么是突破性的改革？周天勇认为，一是释放活力的改革，二是增量的改革。
他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加速农村土地产权流转，让社会和信贷资金能够进入这一领域，而不是把资金往外推。把农村目前的耕地、林地、宅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从目前的休眠性资产状态，变成有价值的资产，使其能够抵押、交易、出租、入股、继承等，从而使资金、技术、人口、劳动力、项目、土地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优化的配置，城乡双向流动，盘活资源，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再如对未利用土地的改造，对于可利用的沙漠、盐碱、工矿用地等，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将这些用地的使用权出让，并配以一些建设用地指标等。让它们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加上中国目前淡水平衡方面的空中增降水技术、工程调水等业已成熟，成本已经降低；改造未利用土地的各种技术也已经成熟，成本也趋低。“增量改革与增量发展，将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和领域，是中国未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最有希望和前途的方式。” (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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