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何事决心必须搞掉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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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
文章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作者：顾保孜 钱嗣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这本《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毛泽东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嘊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开会时正值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到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竟然高调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
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这个寿宴，邀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与几位会议代表出席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都在受邀名单。另外，还有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打扮，他们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周恩来先带着陈永贵等人去拜访刘少奇。刘少奇当时正在另一房间里埋头阅读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陈永贵一行走到国家主席在前，刘少奇一时竟没有抬起头看他们。
刘少奇埋头阅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后来回忆：“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儿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这回陈永贵听懂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当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点点头，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桌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谁也不敢大口吃东西，尽管桌上摆放的都是可口的饭菜。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于是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这回听懂了，赶紧频频点头说：“习惯习惯……”
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一晚他的话显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有些话大家至今记忆犹新。“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大家听罢都很紧张，心里直打鼓：“老寿星”今晚这是怎么了？
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蒙在鼓里，也不可能想象敬爱的毛主席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在座的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都知道毛泽东讲话有所指向，绝不是空穴来风。缘以何故，只是不讲出来罢了。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敲动碗碟的声响外，感觉不到很多喜庆热烈的气氛。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宴会，然而，它蕴含的政治意义却是深远的。一年多后，即1966年的夏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过完七十一岁生日后，又发生的两件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给他不满的情绪火上浇油。
第一件事情，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跟李雪峰讲，由李雪峰出面召集会议，请王光美宣讲《桃园经验》。与会者大多去听了，江青则在会场屏风后面走来走去，一脸不屑。她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也不满意。
第二件事情，原定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次结束会议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当天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当毛泽东知道会议开完了，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火气很大地说：“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不得不告诉毛泽东：“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嘍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悄声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她又是指谁呢？陶铸夫妇不敢插言，但心里颤颤的，舞台上表演的什么，全都不记得，满心都是困惑。
三天后，12月31日，中办通知各地停止下发、自行销毁《十七条》。
第二天正逢1965年元旦。刘少奇和王光美照例出席了中央办公厅的迎新晚会，但他们心情沉重，仅是来应酬一下，已没有心情像往常一样结伴下场跳舞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闹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安子文请出开国元勋们从中调解。陶铸、安子文也到刘少奇住宅给他提意见。刘少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顾全大局，主动向朱德、贺龙、陈毅、林彪等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意见。
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真诚地向毛泽东做了检讨，表示：“我对主席不够尊重。”
毛泽东不以为然，回敬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的确，毛泽东心里已经将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定了性，那已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元旦一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员们又都被毛泽东召了回来。他要主持后阶段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主持会议的第一天，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与领导人。最终，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连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不等代表们掌声结束，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场里没有了掌声，响彻大厅里的是毛泽东严肃的声音。
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主题就是一个：社教员讲“四清”，要有阶级立场，要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新生资产阶级？大家四下张望，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到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反问他：“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毛泽东这么一讲，刘少奇就不敢再提什么了。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文件去掉了原来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里的“扎根串联”的刘式语言，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
这一新观点不幸地成为“文革”中的主流观点，被毛泽东点名的张霖之，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打倒，最终被迫害致死。
正如古人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滚雪球”似的发展过程。或许到了此刻，毛泽东才真正横下心——绝不做任何让步。他坚持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复辟。
从“四清”运动下发的四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加深的过程。
第一份文件。
1963年5月20日下发的《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心内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处于一个战壕中，目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份文件。
1963年11月14日下发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做了纠偏，强调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这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有了分歧——毛泽东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白了，就是清理当官的。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不清”问题，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纳等人。刘少奇认为的“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的表现。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矛盾交叉”实际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资派被“小人物”掩盖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刘少奇主持起草《后十条修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份文件是对《后十条》的修正。9月18日，《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同时下发全国。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将下发的十多天里，再次发生两件令毛泽东不快的事情，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
毛泽东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当华北局几位大员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后，他立即下令“文件缓发”，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这两份文件。毛泽东没有料到，刘少奇不顾他的情绪，在会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就连几位深得毛泽东重用的爱将——那些拥护大跃进的前锋们，如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人，都纷纷支持刘少奇的主张。结果有意见的华北大员们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即使如此，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嘐
第四份文件。
毛泽东将各位高层领导召回来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次，毛泽东不是来听讲，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后，最后将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终于公开化，这两份文件日后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见证。
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与发动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在毛泽东连续的“进攻”下，虽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和检讨，但都没有改变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他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原谅。
跟随毛泽东去南巡，长焦镜头似乎透视了伟人的内心波澜。毛泽东终又踏上了井冈山，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二十三条》后，毛泽东下决心拿掉刘少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何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没有再与刘少奇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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