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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究竟是腐败帮凶还是法治天使?——田文昌自解谜题(上)

2017-11-12 法律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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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昌”三字,在中国法律界可谓家喻户晓。他是国内从教授转任专职律师第一人,也是继张思之之后,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律师之一。任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20年,他至今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仍有三个:律师、学者、教授。

他所代理过的许多案件,都在中国法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辩护词更成为新律师学习的典范。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误机索赔案、沈阳刘涌黑社会组织案、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案等等,不仅法律人,公众也都耳熟能详。

这些案件,既让田文昌名满天下,也令他毁誉参半。有人称他是天使,正义的化身;有人指他是魔鬼,腐败的帮凶……但他对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不遗余力,毁者誉者,都一致赞同。

对守护法治精神和律师职业道德,他孜孜以求不曾言弃;为刑诉法、律师法等立法事项,他与立法者争得面红耳赤死磕到底;对目前大学教育与司法实务严重脱节的现实,他忧心忡忡心绪难平,甚至要自己办一所真正的法学院……

真实的田文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成长为一名大律师的?对中国法治环境和律师建设,他有着怎样的看法?在田文昌的办公室,我们面对面,请他自解谜面。



由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赠送的“正义之师”牌匾高悬座椅后方、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柜典雅庄重——这就是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大律师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远洋光华国际大厦,一座兼具时尚和现代化的崭新建筑,C座22、23两层都是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区。

上午10点10分,气宇轩昂、面色红润的田文昌如约准时走进办公室,沉稳、谦和地向在座的每个人打招呼,并逐一握手。笑容和蔼,丝毫没有想像中大律师的肃穆与拒人千里之外。

寒暄过后,除了我们之前发给他的采访提纲外,他还拿出了另外两页稿纸——上面记录着用四字排比句凝练出的人生经历,从少年到如今。

带着这份自己总结的“人生经历”,田文昌为我们娓娓道来,他所经历的那些艰辛坎坷和人生的五味杂陈。

1

困顿中得悟

——“我体会到鲁迅文章所描写的那些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人,最能体会人间的事态炎凉。"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滋养万物,孕育自然与沧桑,历史与传奇。

田文昌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自读小学一年级起迁居至辽宁省抚顺市,幼年的他堪称音乐天才:小学三年级就能识谱,五年级就开办小提琴培训班教同龄的孩子。

那时候,他遇见了终生难忘的第一位人生导师——音乐教师李春田。李老师不仅是将他带入音乐殿堂的启蒙老师,也是影响他一生发展的人生导师。

其他方面他也同样优秀,从一年级开始,田文昌就是班长、优秀学生,后来中队长、大队长,又是文艺队的队长,小医院的院长,区大队委员会的委员,年年全市三好学生……“老师校长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似的,有时校长出去开会,也会进教室把我拉着就走。整个小学都知道,我简直红得发紫。”学校里有一个音乐教室,两把钥匙一把在李老师手里,另一把就在田文昌手里,他的作业经常是趴在钢琴台上完成的。

年轻时拉手风琴

与众不同的待遇也让小小年纪的田文昌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那时候,我自以为是,骄横跋扈、优柔寡断,走上层路线、打小报告、脱离群众,整个就是这么一个人……”

人无千般好,花无百日红。1957年,整个世界颠倒了。田文昌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那年,他十岁,约读小学4年级。由于父亲远在新疆工作,前两年还影响不大,后来消息传开,情况就不同了。

可以说一下子从天上摔到地下,当年骄傲的目中无人的小公鸡,突然成了落汤鸡。很多时候,田文昌成了被人看笑话的对象。“没人托着我,因为我脱离群众啊,自命不凡啊,我瞧不起人家,人家想你掉下来活该。”

这一摔,倒把小小的他摔醒了。“我体会到鲁迅文章所描写的那些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人,最能体会人间的事态炎凉。原来父亲一个月200多元工资,家庭生活无忧,为了照顾他们兄弟,母亲把教师工作辞掉了。这下父亲丢掉工作,全家收入无着,陷入极度困顿,吃穿都成了问题。”

那些年,做工程师的父亲和做教师的母亲,靠摆小摊卖冰棍卖茶水卖糖块,供田文昌四兄弟上学读书。

突生变故的家庭,炎凉的世态,让他像变了个人,经常以泪洗面,也让他开始了解底层社会,变成一个有独立思考的、性格倔强的孩子。

“在挫折和反思中,我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自我否定的同时,对于一些过去我瞧不起的所谓‘坏学生’,我开始另眼相看,发现他们具备许多令我羡慕的优点。”

田文昌后来总结,这次家庭变故对他的成长其实不失为一件好事。“但话说回来,这种境遇的后果有两种可能,如果我意志薄弱就彻底完了。或许我就完全一蹶不振,彻底消沉,或许会变得很坏,干脆就成小流氓了。但我从挫折中走出来了,这是我的一个幸运。”

在田文昌提炼的“人生经历”上,这段岁月他是这么总结的:年少得志,自恃清高;家道中落,失宠得悟。

2

迷茫与徘徊

——这场“革命”与造反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实中没有人能够告诉他。

家庭的变故让田文昌顿感无助,但对音乐的热爱却并无丝毫减少。他仍然是那个老师喜爱的音乐天才,更加沉迷地苦练自己的小提琴,还是抚顺市新抚区红孩子歌舞团的团长,虽然因为右派子女成不了共青团员,但这对田文昌的音乐之路影响并不大。

命运往往捉弄人,在其后数年,田文昌执着追寻音乐之梦,然而,包括沈阳音乐学院附中曾到田文昌所在学校专门“特招”他一人在内,他四度与音乐学院附中擦肩而过,终被命运硬生生挡在艺术的大门之外。

年轻时拉小提琴的田文昌

正当田文昌沉浸在伤心、徘徊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之时,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席卷全国的滚滚洪流,很快冲击到田文昌所就读的抚顺一高中。

文革刚刚开始的1966年6月3日,高三学生张阿毛因为给党支部书记贴了一张大字报,被打成了“反革命”,全校对其批判斗争。抚顺一高中作为当时全市最高学府(当时抚顺没有大学),这件事成了抚顺市第一个反革命事件,被称为“6.3”事件。随后,连续进行批判斗争,要“肃清流毒”。

到6月20日上政治课时,政治老师提出批判张阿毛。内心不服的田文昌就跟政治老师辩论起来。这时候张阿毛已经给批倒批“臭”,田文昌却引火烧身,继之成了公开跳出来的“死硬派”的“反革命”。此次事件就成了“6·3反革命”事件之后的第二个“反革命”事件——“6·20”事件。而田文昌的班主任唐永胜为支持和保护自己的学生则被打成“反革命的黑后台”。唐永胜也是田文昌遇到的第二位人生导师。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冥冥中似乎有某种力量在左右着。两位“反革命”的主角,成了患难之交。张阿毛后来告诉田文昌,自己有一位堂兄是京城有名的大律师,名字叫张思之。

“整整50年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律师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很奇妙,张思之这个名字我一直没有忘记。没想到的是,几十年以后我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又做了律师,而且还跟张思之成了朋友,好像我们必然就应当是同道中人。”

后来,田文昌和张阿毛两人都被平反了,但学校已经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停课闹革命。书读不了啦,田文昌开始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在惊心动魄的战斗洗礼中,历经几次死里逃生……

一场场武斗,一次次迫害,在那种无政府状态的疯狂绞杀中,有人消沉也有人变坏,在狂热和迷茫中,田文昌开始反思:这场“革命”与造反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

现实中没有人能够告诉他。

田文昌开始自己寻找答案。他把自己深埋在大量书籍著作里,如饥似渴地读马列、毛泽东的著作,读哲学、经济、历史。同时,也研究一些被批倒批臭的“反面教材”。那时候,他从一个一心追求音乐的文艺少年,成了疯狂读书寻找人生答案的有志青年。

这段经历,田文昌以24字总结:“荡涤魂灵,提升自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命情怀,终生难舍”。

3

苦磨心智

——“我没有出路,只能干活,而且只干不说,我就想干给别人看,证明我自己。”

如果说埋头苦读让田文昌积累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那么上山下乡的艰难历程,则让他在实践中锻炼了意志,磨炼了心智。

1968年,与众多红卫兵小将一样,田文昌被赶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被分到锦州市北镇县青堆子公社的一个小村庄。

在这里,田文昌干过最苦最脏的活,受过最不公正的待遇。由于家庭的问题,再加上他自己也参加过造反派,所以是“准反革命”待遇。没人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田文昌抢着干;记工分,他主动选最低等。

“早上起来挨家挨户地帮人家端尿盆子屎盆子,挑大粪挑尿挑了一年。”有时屎尿难免溅一身,“贫下中农都嫌我臭,不让我进他家门。”

谈及这时的心理,田文昌说,“我没有出路,只能干活,而且只干不说,我就想干给别人看,证明我自己。

在这样的苦干下,他终于被肯定了。“我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实在和真诚。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不相信我是坏人,也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田文昌从一个被歧视的“准反革命”变成了青年点负责人。后来,还把他作为全县典型给推出来,被评为辽宁省第12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这是当时大家梦寐以求的荣耀和机会。

但是就在参会前夕,当他发现,自己的大会发言稿被领导改得面目全非、“一句真话也没有”时,田文昌的倔脾气又来了,他不愿意讲假话、空话。为此,他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服从安排,违心发言,可以立即入党升官;要么,被取消省积极分子资格。

他断然选择了放弃。这次放弃,让他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公社书记和社员的敬重。1971年,当有机会回城时,大家都支持他第一批抽调回城。

文革时期的田文昌(最后排中间者)

回城后,田文昌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因为工资低他还要补贴家用,所以在教书四年后,千方百计托人调到了建筑公司。1976年,恰逢全国上下“深挖洞、广积粮”,各城市都在挖防空洞。在建筑公司电工班工作的田文昌,也去挖防空洞,结果把腰扭伤了。这一扭不当紧,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两年,动弹不得。

也是这一年,甚嚣尘上的“四人帮”倒台。次年,恢复高考,已经中断十年、混乱十年的中国教育,开始慢慢回到正轨。各方面的生产、生活也开始逐步恢复。

眼睁睁看着以前的高中同学纷纷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拄着拐杖的田文昌,心中焦躁不已。

这一年,在他的生日前后,田文昌拄着双拐,蹒跚来到了一家小酒馆,要了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回顾人生,悲从中来,写下一首小诗:三十余年空怀志……




4

游学四方

——“三年寒暑假,我是晚上坐硬板火车,白天去拜师求学。访遍了全国的刑法学专家,几乎一个都没落。”

命运还是有点眷顾这个年轻人,由于积极治疗,1978年,田文昌竟然站了起来。但那时他已经31岁,高考已经超龄。迷惘之中,又是李春田老师给了他指导和勇气。20多年前曾把田文昌带入音乐境界的李老师,当时已调到抚顺市招生办公室,鼓励他可以以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并带他去查阅研究生的招生简章。




但是,考什么呢?理工科丢了那么多年肯定考不了,文科只有哲学、经济学和法学。前两者都要考高等数学,而法学他也不懂。退而求其次,法学肯定比高等数学要容易吧。而且,读马列著作的积累,也增强了他报考法学专业的信心,因为当时法理学专业考题中马列著作是主要内容。

1979年,田文昌选择了中国社科院的法理学专业,但等待他的是落榜的消息。

1980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的刑法学专业研究生。为了准备这场考试,他殚精竭虑,第一门外语考试时就晕倒在考场,后四门考试,是挂着葡萄糖水完成的。

对田文昌来说,当时考研最大的难关就是外语。这时候,当年与田文昌患难与共的唐永胜老师不仅在考前对他精心辅导,而且考试时还在教室外整整陪坐了三个小时,考试后又把他带回家里帮他计算考分。“可以说,正是在李春田和唐永胜两位老师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下,我才走上了法学之路。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后来读研和工作的几十年中,在我每一步的成长中都离不开两位老师的教诲和帮助。”田文昌说,能有今天的成就,他永远忘不了两位恩师。

也许是机会得来不易,也许是已过而立之年后的通达,也或许是胸怀家国的志向,就读西北政法这几年,田文昌倍加珍惜。他潜心学习,如饥似渴地扎进法学知识的海洋。这段时光,他自己的总结是“三年苦读,游学四方。遍访名师,博采众长”。

研究生毕业答辩时与导师合影

田文昌的硕士生导师周柏森、解士彬两位教授,是胸怀博大的老师,尽管他们自己也学识渊博,但仍唯恐局限了自己的学生。每年轮番给田文昌写推荐信,让他去拜访国内其他名师。

“三年寒暑假,我是晚上坐硬板火车,白天去拜师求学。访遍了全国的刑法学专家,几乎一个都没落。”田文昌说。三年时间,他走遍了北京、上海、重庆、长春、武汉的政法院系。先后多次拜访了高铭暄、马克昌等著名刑法学家,以及知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周柏森、解士彬两位导师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教会了田文昌如何做人。“西北政法是我人生事业的起点,如果没有这两位导师的倾心培养以及我游学中众多专家的不吝赐教,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解士彬教授年纪偏轻,对我更是偏爱有加。我的硕士论文定稿前,解老师居然在宿舍里陪我修改了整整一夜,论文稿纸几乎被全部改成了红色。幸运的是,毕业后我有机会与解老师在家乡抚顺合作代理了一个案件,这次我将我的三位人生导师——李春田、唐永胜和解士彬老师请到一起,摆了一次虽然简朴却有深意的‘谢师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田文昌回忆道。

5

教授“青天

——“全国各地的伸冤告状信纷至沓来,成麻袋地装。有的信封上甚至写着“中共中央政法大学田文昌教授”

1983年,学有所成的田文昌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在这里,不仅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他此后成为一名职业律师的道路。

为避免给学生讲空泛的理论,上第一堂课之前,田文昌就查阅了几十本案例书,将大量案例融入到课堂之中。他的课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在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一个是江平校长的,另一个就是田文昌的,后来还有贺卫方老师。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的孙国栋记得,那时没几个人能在礼堂里讲课,而田文昌是其中之一。


田文昌讲课时学生随地而坐

苦于给学生讲课时案例太少,缺乏切身体会。1985年前后,田文昌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下属的法大律所兼职代理一些案件。“当时办一个案子也就百八十块钱,有的甚至还要赔钱。”田文昌说,他选的那些案件都是别人啃不动的骨头,反正自己也不挑不捡。

1990年,为了投入更多的精力到教学和办案中,田文昌辞掉做了4年的法律系副主任。也是在那两年,田文昌先后办理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河北省企业家商禄与黑龙江省企业家朱佩金无罪辩护案、81名乘客诉西北航空公司集团误机索赔诉讼案。

当年商禄已经60多岁,因财力和精力都支撑不下去而打算放弃的时候,田文昌鼓励他一定要打下去:“你不打我帮你打。”凭着这股韧劲,田为商禄的无罪辩护终获成功。

当年轰动一时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案,被害人刘玉田的儿子刘金会来找田文昌,请求为他父亲申冤。“当时没有人敢接,我也是有所考虑。那个禹作敏势力太大了,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第一个典型。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不做心里接受不了,这种恶行必须得揭露出来。我知道这个案子的风险,一个是政治风险——否定改革。后来禹作敏发了很多材料,说我告他的目的不在于他,目的是否定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大帽子已经给我扣上了;再有一个就是家人的生命安全。”

一度,禹作敏出动40多辆车、一百多号人来抓刘金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抓回来,不能让他在北京告状。而刘当时就藏在田文昌家附近。”

“只要是他认准了的事,就要做到底,你担心也没有用。”回忆起此事,爱人对田文昌评价时,心疼又有着几许无奈。

还有后来的朱佩金案,1992年,黑龙江企业家朱佩金涉三项罪名多年冤狱案,田文昌为他无罪辩护成功,使这个按指控罪名可判死刑的人无罪释放。

这些案件使田文昌在律师界声名大振。巧合的是,几个案子几乎是接二连三宣判,央视等各大媒体接连采访报道,让田文昌这个名字很快家喻户晓,并被誉为“天使”“青天”。

无罪辩护成功的当事人朱佩金送来牌匾

时隔多年,田文昌犹记得,当时有媒体这样报道:田律师见到有人伸冤告状,听到后马上拍案而起,拿出自己的存折就去帮人家。

“那时候哪有存折啊,我是月光族,没有存折啊。”田文昌苦笑,媒体都把他捧得神乎其神了。

“正义”之名大振后,全国各地的伸冤告状信纷至沓来,成麻袋地装。有的信封上甚至写着“中共中央政法大学田文昌教授”。




6

律师的职责


——如果说公诉人诉一个就定一个有罪,那么法官就没有用了;如果说律师辩护一个就都是无罪的,那么公诉机关就没有用了。

因为需要代理的案件实在太多,又不想耽误教学,田文昌在犹豫了5年之后,与他的学生们洒泪而别。1995年他正式辞去教授公职,离开中国政法大学,创办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专职律师。



耿直的为人、做事的认真态度,以及近乎教科书式的专业精神和良好职业操守。让他在从教授转任律师之后,受到更大的欢迎。来找田文昌代理案件的当事人应接不暇。

各项荣誉也接踵而至。1996年,田文昌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又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接受专访。作为国内刑事诉讼领域最受尊敬的律师之一和中国刑事辩护的领军人物,2002年田文昌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被美国刑辩律师协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的中国律师。

与律师的职业属性天然相关,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因为为“坏人”代理,田文昌迅速被“变脸”,天使不再,“魔鬼”加身。

2003年4月,代理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受贿案。

2003年6月,代理福布斯富豪杨斌合同诈骗、伪造金融票证案。

2003年8月,代理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案(二审)。

……

尤其是代理刘涌案,田文昌被一些人称为“魔鬼”,还指其为“腐败帮凶”。

2013年,中国第十三个全国普法日,CCTV201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揭晓,田文昌当选。主办方给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颁奖台上,主持人撒贝宁采访了田文昌几个问题,简洁明了的回答,显示出一个职业律师的专业态度和执着追求。

撒贝宁:您为之辩护的那些委托人里,是宣告无罪的多还是定罪量刑的多?

田文昌:当然还是定罪量刑的多。

撒贝宁:也就是说经过您的辩护,需要受到法律惩罚、被定罪的还是占到多数?

田文昌:是的。

撒贝宁:那是否意味着就像人们说的,你是在为坏人辩护?

田文昌:如果说公诉人诉一个就定一个有罪,那么法官就没有用了;如果说律师辩护一个就都是无罪的,那么公诉机关就没有用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说我从来都认为,律师的辩护,是他维护委托人或被告人的应该被维护的那部分合法权益,这是他的职责。

说起田文昌律师,原辽宁抚顺市司法局副局长肖元华仍感激不已。1993年肖元华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下海经商办实体,为将来党政机关干部分流做准备。肖元华与司法局签订承包协议,条件是不动用国家人员,不利用手中权力,资金自筹。

1997年,检察院以肖元华涉嫌贪污为由,批捕起诉,肖元华的家人请田文昌担任辩护律师。开庭当天,本来能容纳500人的法庭,里里外外挤了不下千人。田文昌为肖元华进行了无罪辩护,整个开庭过程他的辩护发言九次被掌声所打断。最终,肖元华二审被判无罪。

最近,田文昌正准备录一段视频——为了祝福他曾经的当事人宋振岭的儿子结婚。这本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闲事,但田文昌说,无论怎么忙,这个祝福视频他都必须得录。

宋振岭出身于大兴安岭农民家庭。18岁时,为制止其弟弟玩火药枪时误击中自己尚未过门的媳妇,以过失杀人被判3年缓刑。缓刑期间,为保护弟弟,宋振岭把一个欺负他们的流氓头儿刺死,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时,宋振岭找到田文昌。田文昌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现场勘测,以防卫过当为宋辩护,最终由死刑改判无期。入狱时,宋的媳妇已经怀孕。媳妇苦苦拉扯儿子长大,在宋振岭快出狱时她却得癌症死了。出狱后宋振岭开了个歌厅,后来被人举报,又被判刑5年。

经历过这些磨难,宋振岭好像参悟了人生,他不仅在监狱里拿了两个大专文凭,还写了一部小说《一个死囚犯的春天》。

儿子还算争气,当了警察,两周前宋振岭给田文昌电话,说儿子要结婚了,想请救命恩人给做一个视频表示祝贺,而且他告诉田文昌,他自己也得了癌症。对这位当事人的命运与遭遇,田文昌唏嘘不已,“你说,这个视频我能不做吗?一定得做!”

7

学者律师

——“在正常情况下,我比较愿意办疑难案件,我还是摆脱不了学术情结,觉得有研究价值,或者确有冤情的。做案子做到位,就忘记了艰辛、忘记了风险、忘记了金钱。”

每年想找田文昌代理的案子有数百件,可一年之中他能做得最多的年份也只有几十件。按说挑着案子做的他,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田文昌只认一个理:有没有做的价值。

“在正常情况下,我比较愿意办疑难案件,我还是摆脱不了学术情结,觉得有研究价值,或者确有冤情的。做案子做到位,就忘记了艰辛、忘记了风险、忘记了金钱。”田文昌说。——这已超越了律师的想法,而是学者的思路。

办案之余,田文昌还坚持做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学术论文、专著、教材、译文等已有数百万字。近年出版的《律师与法治》《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中国大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田文昌专辑》《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等书,更成为好多刑事辩护律师入门必读之书。刚刚出版的论文选集《与法治同行》,则在他几十年来陆续发表的50篇学术论文中,集中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和为立法、司法改革建言中的不懈努力和丰硕成果。因法律实务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同时取得很高成就,田文昌被誉为“学者律师”。

田文昌的一些著作

现在,他仍兼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名誉院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每年他都会抽出大量时间到各大院校、学术组织授课、举办讲座;参加律师、法官、检察官培训,为提高司法执业人员素质尽己所能。

其实,田文昌还有个愿望,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办成一所真正的律师学院。我们国家至今没有一个成熟的律师培训体系。从事过法学教育又有着丰富律师执业经验的田文昌,深感这是中国律师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年轻律师入行,起步阶段的技能培训很重要。”田文昌说,他对一些国家的律师培训体系印象颇深,“他们从律师的着装、如何跟当事人沟通、出庭时的语音语调、询问、辩论的技巧,甚至律师的职业规划,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而中国的大学教育是无法为学生提供这些知识和技能的。

这些年,作为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将更多的时间放到了立法、司法改革活动和律师行业建设之中。

2011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田文昌是参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起草前期讨论的几位律师代表之一。他据理力争,常常与司法部门就某个法条的修改和存废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范和保障律师办理刑事业务,争取律师权益,田文昌还带领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专家学者共同撰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重视和国内外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除此之外,田文昌还参与了大量法律法规修改工作:对《律师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拘留所条例》、《刑法修正案》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主持起草并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庭审规则建议稿》;参加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和建立刑事和解制度会议;参加废除“收审”制度和“劳教”制度的研讨等等。

在田文昌的经历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容。作为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曾先后27次参与中欧、中美、中英、中挪、中澳、中加人权对话及专家交流,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律师的风貌。外交部曾两次向司法部发函表彰其在对话中的突出表现。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希望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能有一个阶段性成果;作为一名律师,我希望能看到律师群体有一个高素质的职业形象展示在公众的面前;作为普通的公民,我更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的法治进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田文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述自己的心声。

后面的经历,田文昌在他的“人生经历”里用六组词句概括:“环境险恶,如履薄冰。锐意改革,蹒跚前行。苟利法治,不敢趋避。誉毁相随,无欲则刚。实现价值,痛并快乐。老骥伏枥,欲争朝夕。”

8

性善与性恶

——"在合理完善的管理机制下,坏人也可以变成好人,会把人性恶的一面抑制住,发挥的是善的一面,反之亦然。”

作为经受过“文革”历练和洗礼的大律师,田文昌对“文革”有着自己的反思与解读。

去年,在田文昌的发动、组织和参与下,原来的抚顺一高中老同学、下乡知青们,共同创作编写了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这本书,回忆、反思“文革”岁月,警醒世人。

在书的前言里,田文昌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冲动、狂热,也曾经冷静、反思;我们曾经陶醉、痴迷,也曾经迷惘、彷徨;我们曾经受宠、自信,也曾经失落、颓废;我们曾经自以为是、藐视一切,也曾经自惭形秽、被别人藐视。我们时而成为英雄,时而成为狗熊;时而是革命派,时而又是反革命派,时而又成为逍遥派。经历过多少回自以为是,也经历过多少回不知所措……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找回了自己,也找回了世界……”

“我这么做是在抢救历史,就是要告诫年轻人,千万要了解‘文革’,记住‘文革’,千万不能让‘文革’覆辙重蹈,悲剧重演。因为年轻人不了解,说教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用大量的事实,让他们看到,再现‘文革’的一些场景……”田文昌说。

“文革”的经历与反思,让田文昌修改了自己的认知:性善论的认识是错的,应该是性恶论。“人本身就有动物性,一旦有机会这种兽性就会爆发出来。文革中灭绝人性的残酷斗争,现在的刑讯逼供,有些人以折磨人为快感,这是一种兽性的爆发。”

田文昌认为,法治与人治的差别,跟性恶论性善论是有关系的。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以性恶为基础。田文昌举例,我们看过的文学作品中,在他们淘金的时候,几个哥们一起去找宝藏,一旦找到了宝藏发财了,马上就互相残杀。到后来,出现下一个宝藏目标了,大家还能重新勾结起来。但这个时候的勾结,就会互相提防。然后又会相互残杀,杀不成再勾结。

“这种历史,形成一种思维认知,那就是谁也别拿谁当好人,人性是恶的。但是还得干事啊,怎么办?定规矩定制度。”田文昌说,所以几百年资本主义形成了铁打的机制。比如,麦当劳、肯德基这些跨国公司可以长盛不衰。而我们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以性善为基础,只注重人和而忽略了制度设计。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的民营企业中,或者三亲六戚为主体,或者以江湖义气为基础,而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就会朋友翻脸、六亲不认,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这样的案子我办过很多,感触太深了!在合理完善的管理机制下,坏人也可以变成好人,会把人性恶的一面抑制住,发挥的是善的一面,反之亦然。

转自:我在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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