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安妮·韦查德：老舍小说《二马》的域外生成背景
老舍小说《二马》的域外生成背景
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 作
(威斯敏斯特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系)
林玮 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内容提要：《二马》是老舍在旅英期间经历东西方文化碰撞后创作的小说，东方与西方都是这部小说的主角。然而，由于域外史料的缺乏和自身视角的局限，以往对这部小说的研究都是从单一的东方视角出发的。任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安妮·韦查德博士在关注英国以华人和唐人街为题材的小说时发现，《二马》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书写的这一题材的小说。通过还原历史现场以及对比其他同题材小说，安妮·韦查德为我们展现了小说《二马》的域外生成背景，并在此背景下解读这部小说，分析了一些有重要意义却从未被发现的细节及隐喻。文中归集的文化史料以及从域外视角分析得出的观点，对进一步深化老舍早期文学创作及思想背景的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发掘东西方文学、文化差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老舍、《二马》、伦敦
道格拉斯·戈德林曾是漩涡画派一员,也是交际圈中颇为活跃的人。据他回忆，在战后的伦敦，各种思潮纷纷涌起。“男女同校主义者、莫里斯舞舞者、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经济学学者、吸毒者、报纸八卦专栏作者、剧作家、共产党员、罗马天主教信仰者、画家以及诗人都在无拘束地宣扬着各自的思想。”[1]在小说《二马》的开头，老舍便用快照般的方式捕捉到了伦敦角落中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故事发生在一个恼人的春日，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举着红旗的社会主义者和举着国旗的保守党为了全世界的坏消息而指责对方。救世军敲着八角鼓。“紧靠着救世军便是天主教讲道的，再过去还有多少圈：讲印度独立，讲快灭中国的……”[2]穿红色制服的禁卫军面带微笑，后背“挺得比图画板还直，”毫不费力便能吸引到漂亮的姑娘。年轻的马威在一旁旁观这一切，他消瘦、面色暗淡且郁郁寡欢，“脊梁也略弯着一点”。如果说直立行走是人类优于其他脊椎动物的特质，那么弯着脊梁则意味着舍弃了这种优越感。老舍描绘这个画面，是为了将英国人此时的激进、阳刚的姿态与他们欺辱中国的罪行进行对照。正是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人卑躬屈膝、不能挺直脊梁。“拿他和那些穿红军衣，夹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来，他真算是有点不幸了。”[3]
（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马》扉页）
21岁的马威形单影只，他徘徊至人群散去后才离开。“围着玉石牌楼红的绿的大汽车，一闪一闪的绕着圈儿跑，远远的从雾中看过去，好像一条活动的长虹。草地上没有人了，只是铁栏杆的旁边还有个黑影儿。”[4]随后场景便切换到了伦敦东区。这时夜色已深，马威出现在李子荣的住处向他请求留宿。老舍在这里对景物的描写暗示了李子荣的住处可能位于唐人街区域。在这里，夜里只有火车或是轮船的汽笛打破宁静。身为中国人的李子荣住在这里，由此可以推测出他的住处可能位于唐人街。第二天早上李子荣醒来时马威已不见了踪影，他打开窗帘望着窗外的泰晤士河——现在读者终于可以从种种迹象中确定李子荣的住所的确是位于唐人街的堤道附近了。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小说中对唐人街的描写都是以萨克斯·洛莫尔（Sax Romer）和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的描述为蓝本的。他们虚构的唐人街形象早已在读者心中根深蒂固。在他们的作品中，阴森的雾气如尸衣一般包裹着唐人街扭曲的街道，阳光也不能穿透这层雾气。油腻的泰晤士河河水也散发着不详的味道，中国人居住的房子闭塞而阴沉。以下是伯克的《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 Nights)和本涅特的《唐人街繁华梦》(Piccadilly)中唐人街的形象：
“这片阴暗闭塞的区域弥漫着诡异而危险的气息。这里的房子像是由某些令人恐惧的东西砌成的，它们在黑暗中仿佛是在低声窃语……煤油灯的暗淡灯光照亮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匿着可怕的东西。整条唐人街都弥漫着黄种人的‘迷雾’”。[5]
“在死气沉沉的夜幕中，熔铅般的河流缓慢地流过。船只恸哭的汽笛声和懒散的驳船没有方向地在水上飘荡。远处时不时地传来东方人的劳动号子声。”[6]
在英国作家笔下：“唐人街的人们都要靠日历计算日期，因为这里的景象一年四季都毫无变化。”[7]老舍描绘的唐人街则是另一番景致。从李子荣眼中看到的景色与以上对唐人街的描述截然不同。
在《跨距离的传播：中西诗学对话》(Diffusion of Distances)一书中，叶维廉(Wai-lim Yip)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学中风景描写的美学意识：“这一过程不需要心智的介入。”中国道家思想强调“坐忘”的重要性，“只有完全排除掉思维的干扰，才能如明镜止水一般呈现事物的具象。”[8]“李子荣呆呆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岸，才收了收神……”通过李子荣“忘我”的视角，老舍揭示出了英国小说描写唐人街东方时戴了“有色眼镜”的叙述视角和凭空杜撰的虚构手法。
《二马》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小说的结尾，场景又切换回李子荣的房间。马威望着睡梦中的友人，心情灰暗地带着对伦敦的绝望不告而别。而小说的主干情节则是从“这段事情现在应从马威从李子荣那里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回一年”开始讲起的。这是为了告诉我们为何马威会对伦敦如此绝望，以至于“他早把世界忘了，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齐消失了”。这种以小说中的一段情节作为整部小说意义的象征的框架手法，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小说中。[9]除此之外，这种手法也曾出现在《黑暗之心》中。
与《黑暗之心》相似，《二马》的开头与结尾也都是以泰晤士河区域为背景。这一区域被称为大英帝国奋斗的中枢、伦敦码头。它也被伯克（Burke）称为“东方人在西方入口处的据点。”[10]不论是悲郁的内核还是对政治性的发掘，《二马》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康拉德的作品。老舍十分喜爱康拉德的作品，“尤其是那种表现人在寻求生命意义与秩序以及人性的极限时的荒谬感。”[11]“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德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12]正是马威对房东女儿玛力无望的爱慕使他步入了“虚无”的怪圈。在经历了她露骨地讽刺和不屑地对待后，马威的内心早已破败不堪。玛力颇具杀伤力的蔑视使马威内心凌乱而困惑，这种心境充斥了小说的开端和结尾。
（《二马》200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英译本）
老舍阅读过西方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作品。他的阅读范围广但又有所着重。他阅读过乔纳森·斯威夫特和威廉·萨克雷等讽刺作家的作品。他以讽刺的手法质疑中国人在英国遭受的羞辱背后的文化和道德符码，他的愤怒总是被富于怜悯心的幽默冲淡。在19世纪20年代，狄更斯的作品已不再时髦，但老舍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在《二马》中显露出的极富洞察力的社会观察便是受到了《匹克威克外传》中的闹剧风格和《雾都孤儿》中超然的滑稽讽刺的影响。狄更斯倾向在情节中运用巧合，《二马》受他的影响，在情节中也出现了相互联结的社会关系和有些失真的巧合。马威在新年的那天，在皇家植物园中与友人凯萨林的偶遇便是很好的例子。狄更斯“对写实传统的违背可能不会被现实主义者所喜爱”，但正如同样违背写实传统的现实主义者那样，对狄更斯而言，“情节只是为主题服务的工具”。[13]
老舍对人物形象的创造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核心。《二马》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是圆满而生动的。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种社会类型，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典型性主要与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有关。马氏父子在伦敦的住所是由他们之前的牧师伊牧师介绍的。这位牧师“自然乐意有中国教友到英国来，好叫英国人看看：传教的人们在中国不是光吃饭拿钱不作事。”[14]在这里，老舍用嘲弄的语气模仿了英国牧师对中国那些“无法挽救异教徒”的感慨。以此嘲讽英国人以拯救不信奉上帝的黑暗之地为由，不断地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和国土上的殖民行为。
为了给马氏父子寻觅住处，伊牧师前往布鲁斯伯理。这是因为“稍微大一点的旅馆就不租中国人，”“只有大英博物院后面一带的房子，和小旅馆，还可以租给中国人。”[15]在此处，作者的声音插入到叙事中，清楚而有力地道出了19世纪20年代伦敦中国人的境遇。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辛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小，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尴尬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的动物！”[16]
温都夫人在戈登胡同有一处可寄宿而且还未出租的住处，伊牧师便前来询问她可否把房间租给马氏父子。温都夫人对把房子出租给中国人的反应正如伊牧师预料那样：“你想我能叫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吗？”[17]温都夫人和她的同代人都是受19世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教育成长起来的。在1883年的一本儿童地理读物上曾这样写道：“在中国，你能吃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怪食物。真正的中国人会将老鼠、小猫和小狗都当作可烹饪的食物。”[18]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语句使得误解与不信任在温都夫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所以她才会有这种强烈的反应。伊牧师本想告诉她中国人并不吃老鼠。“继而一想，这么一说是分明给她小钉子碰，房子还能租到手吗？于是连忙改嘴：‘我自然嘱咐他们别吃老鼠！温都太太，我也不耽误你的工夫了；这么说吧：租给他们一个礼拜，看他们不好，叫他们搬家。房租呢，你说多少是多少。旅馆他们住不起，不三不四的人家呢，我又不肯叫两个中国人跟他们打交道。咱们都市真正的基督徒，咱们总得受点委屈，成全成全他们爷儿两个。'”[19]
温都夫人边听着伊牧师的胡言，一边在钱财和尊严之间难以取舍。摸着她的京巴犬，她想道：“心里一个劲颠算：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她跟着又问了无数的问题，把她从小说，电影，戏剧和传教士造的谣言里所得来的中国事儿，兜着底儿问了个水落石出。”[20]
在马氏父子与温都夫人在火车站旁的咖啡店见面时，文化差异将要造成的误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进入咖啡馆之后，伊牧师“对马威开始夸奖酒馆的干净，然后夸奖英国的有秩序：‘到底是老英国呀！马威，看见没有，啊！’”这种不怀好意的言辞让马威倍感羞辱。英国人错误地将“污秽”当作是中国的代名词，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推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中国开始了公开的巡回演讲之旅。他强调，东方精神必须避开西方物质主义的影响。[21]除了很多其他的缺点，“我们的街道像公共厕所一样脏乱，我们的厨房也是同样的不整洁，这让我们在世界上丢了脸。”[22]但泰戈尔的思想与当时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合拍，演讲中将中国定位为落后和失败的言辞也使得激进的中国青年感到屈辱。
马氏父子与温都母女之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被老舍赋予了一定的历史意蕴。在马氏父子到来前，温都夫人为了迎接他们“把狄·昆西的《鸦片鬼自状》找出来念；为是中国客人到了的时候，好有话和他们说。”[23]狄·昆西（De Quincey）对排华浪潮的形成和兴起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在1840年，他在文章中大肆散布自己对中国病态地厌恶。不仅如此，他还宣扬侵略的合理性，认为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合理而公正的。在他写于鸦片战争前期的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中英关系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邪恶的东方敌人’是低级、卑劣的。”[24]“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得已要离开英国到中国去生活。中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一定会让我发疯的。”[25]他这样写道。
温都夫人小狗的名叫拿破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洗劫故宫和圆明园时发现了这种北京宫廷狮子狗。他们称这种狗为京巴狗并将它作为礼物呈献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小说中，温都夫人的宠物狗是中国耻辱遭遇的象征物，它的名字则是西方帝国企图占领东方计划的隐喻。英国主要的敌人拿破仑在1789年入侵埃及并占领了东方的领土后召集了大批东方语言专业的学者。这些学者在他的要求下编写了《有关埃及的描述》（The Description of Egypt）系列书籍——一套内容涵盖了埃及的文化、地理和历史的23本鸿篇巨制。这套书籍是欧洲人希望“理解”东方，以便占领和压榨东方的野心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国家侵占另一个国家集体财产”的成果。[26]
老马为他的英国房东准备了从北京带来的中国茶叶作为见面礼。温都太太十分欣喜地看着茶叶筒上嫦娥奔月的商标，心里默默想着：“这俩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27]老舍借此写出了英国人对中国元素的喜爱和痴迷。
第二天早上，马威下楼去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温都小姐的声音，“心里像雨点儿打在花瓣似的那么颤一下。”他坐在早餐桌旁，试图和总是用一个词敷衍他的温都小姐玛力对话。桌上放着沏好的中国茶。“温都太太咬了口面包，刚要端茶碗，温都姑娘忙着拉了她一把：‘招呼毒药！’她把这四个字说得那么诚恳、自然；好像马威并没有在那里；好像中国人的用毒药害人是千真万确，一点含糊没有的……她的话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没心得罪人，她就不懂什么叫得罪人。自然戏里有个中国人，他一定是用毒药害人的。电影，小说也是如此。”[28]
在《二马》中，温都母女对中国人的态度如此恶劣并不是因为她们心存恶意，而是被错误的信息误导的结果：“英国的普通学校里教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知道中国事的人只是到过中国做买卖的，传教的；这两种人对中国人自然没有好感，回国来说中国事儿，自然不会往好里说。”[29]
没过多久，温都母女便发现他们的中国房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怪异可怕，并且温都太太也开始喜欢上了他们。她和老马因为小狗拿破仑的缘故熟悉了起来，她还向他询问北京一年要开多少次“赛狗会”？哈巴狗最早是不是从北京来的？“马先生对于‘狗学’和‘科学’一样没有研究，只好敷衍她几句”[30]（这里老舍无疑是考虑了如何将英文翻译为带有讽刺性的汉语。）就在马威的一腔热情仍不被理睬时，老马和温都太太之间却已经开始互相理解了并在考虑结婚的事情了。但不幸的是舆论压力太过强大，温都太太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你知道，马先生，英国人是一个极骄傲的民族……最讨厌外国人动他们的妇女！马先生，种族的成见，你我打不破，更犯不上冒险的破坏！”[31]
老舍在《二马》中描写了西方对中国误解深处暗藏的种族主义思想，但他并不认为中国的所有劣势都是他国侵略造成的。中国的弱小是颓废的旧思想仍主导着国家的结果。“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做买卖他不懂……发财大道是做官；做买卖，拿着血汗挣钱，没出息！不高明！俗气！”[32]这也是老马不尊重李子荣的原因。李子荣被马威视为榜样，他的价值观和行为与老马截然不同。在他休息时，他还带着马威去参观战后新建的韦林新城。小说中，老舍对这座新城的灵感来自于英国战后的社会生态学。
（埃比尼择·霍华德）
乌托邦城市花园运动由埃比尼择·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发起。他提倡在有限空间内创建一个被农田环绕的城镇，并将这个城镇作为城市发展的蓝本。霍华德认为这样的城镇能够完美地将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小说中，老舍这样写道：“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全仗着科学。”[33]老舍很有可能阅读过《中国电讯报》于1925年10月29日发表的一篇来自G.W.西普韦的来信。G.W.西普韦是前费边社成员，并且是个中国通。在信中他提到莱奇沃斯花园城，并且提议“因为中国每一座城市都脏乱无比、令人厌恶，”所以“应当用义和团的赔偿金在中国建造一座模范式的花园城市。”[34]在小说中，马威和李子荣从巴内特出发步行了十公里左右到达韦林新城。小说中两地之间的距离与现实中的实际距离几乎一致，这让我们不禁猜测老舍或是独自或是在许地山的陪同下曾亲自走过这一段路。
李子荣认为青年应该放弃奢侈的爱情，应无私地将国家发展放在第一位，将个人需求放在其后。马威则沦陷于他不被回应的迷恋中忘记了自己的爱国责任。李子荣的模范形象是建立在他的自我否定之上的。他甚至会避开中国的餐馆，因为“不是我吃不起一顿，是怕一吃开了头儿，就非吃不可！”[35]他的思想观点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观主导的。面对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克制欲望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中国哲学也提倡通过审美静观超越物与我的界限，但很少有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让我们想到了马威从李子荣的住处溜走后，李子荣忘我地望着他窗外河流美景的场景。[36]
中国有李子荣这样的进步青年将爱情置于国家命运之后，英国的前卫青年也在重新评估他们的旧传统。老舍这样描写战后的英国：“有思想的人把世界上一切的旧道德，旧观念，重新估量一回……他们要把旧势力的拘束一手推翻，重新建设一个和平不战的人类。婚姻、家庭、道德、宗教、政治，在这种新思想下，全整个的翻了一个筋斗。”[37]
伊神父和伊夫人有两个孩子——保罗和凯萨林。他们的两个孩子代表了“战后时期两种不同的年轻人”。他们的童年在中国渡过。伊夫人“不许她的儿女和中国小孩儿们一块玩”，因为如果“小孩子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言语——如中国话，印度话等等。——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38]
凯萨林背着自己的母亲自学了一些中文。在认识马威后，她也渴望能学到更多中文。在伊牧师家做客时，马威看到保罗房间里摆着很多象征着中国耻辱的物品——“一根鸦片烟枪，一对新小鞋儿”，不禁涨红了脸。保罗的思想是：“战争，爱国，连婚姻与宗教的形式都要保存着。”凯瑟琳则是：“和平，自由；打破婚姻，宗教；不要狭窄的爱国；”她很安稳地与她的男友同居：“因为他与她相爱。为什么要买个戒指戴上？为什么要上教堂去摸摸《圣经》？为什么她一定要姓他的姓？……凯萨林对这些问题全微微一笑。”[39]凯萨林的思想是由读书得来的，她对旧思想含着笑怀疑；保罗狭隘的思想则是本能与天性造成的，“他时时处处叼着青烟袋断定”。凯萨林摆脱了旧思想的桎梏，体现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激进的新思想。老舍认为这大概也可以作为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译者注：本文译自安妮·韦查德著《老舍在伦敦》（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章，原名“招呼毒药”（《二马》，1929），译文改题为《老舍小说〈二马〉的域外生成背景》。作者另有《英格兰的黄祸 ：恐华现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England’s Yellow Peril：Sinophobia and the Great War）一书及《文学中多面的莱姆豪斯街 ：托马斯·伯克和唐人街“迷人的耻辱”》（Aspects of Literary Limehouse：Thomas Burke and the “Glamour Shame of Chinatown”）等论文。
[1]道格拉斯·戈德林（DouglasGoldring）：《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项普查与一些个人记忆》（The Nineteen-Twenties: AGeneral Survey and Some Personal Memories），Nicholson and Watson,1945, p.63.
[2]作者原文引自杜比·W (Dolby, W)翻译的英文版《二马》（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译文将引文还原为老舍《二马》原文，参考版本为老舍：《老舍全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文中《二马》原文，皆还原为此版本的原文。
[3]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3.
[4] 同上
[5] 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Nights：Tales of Chinatown），London: Grant Richards, 1916, p.91.
[6] 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Nights：Tales of Chinatown），London: Grant Richards, 1916, p.223.
[7] 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Nights：Tales of Chinatown），London: Grant Richards, 1916, p. 63.
[8]叶维廉（Yip, Wai-lim）：《距离的扩散：中西诗学的对话》（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3, p.108.
[9]顾明栋（Ming Dong Gu）：《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系统》（Chinese Theories of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Albany: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 2006, p.117.
[10] 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莱姆豪斯之夜：唐人街故事》（LimehouseNights：Tales of Chinatown）,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16, p.19.
[11] 《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转引自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CenturyChina: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2, p.330. 译文转引自该书的中文版《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第152页。
[12] 同上。
[13]詹姆斯·E·麦洛（James E Marlow）：《查尔斯·狄更斯：时间的运用》（ Charles Dickens: theuses of time），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0.
[14]老舍：《二马》，Dolby, 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8-9.
[15]老舍：《二马》，Dolby, 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
[16] 同上。
[17]老舍：《二马》，Dolby, 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0.
[18]《钱伯斯地理读本》（Chambers’s GeographicalReaders）, Standard 1 (1883), 64, 转引自伯纳德·波特（BernardPorter）：《心不在焉：帝国，帝国主义社会与英国文化》（The Absent-Minded: Empire,S Imperialists society,and Culturein Brita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5.
[19]老舍：《二马》，Dolby, 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1.
[20]同上。
[21]斯蒂芬·N（Hay, Stephen N）：《东亚与西方的亚洲思想:泰戈尔与他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批评者》（Asian Ideas of East and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7.
[22]斯宾塞·J·D(Spence,J. D)：《天安门：1895-1980的中国及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London: W. W. Norton andCO.,[1981] 1992, p.215.
[23]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23
[24] 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中国：一篇出自“天”的修订版文章，前言及补充》（China: A Revised Reprintof Articles from ‘Tian’, with Preface and Additions），Edinburgh: James Hogg,1857, p.104.
[25]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T. Confessions of anEnglish Opium Eat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22] 1996,p.73
[26]萨义德（Said, E.)：《东方学》（Orientalism）.，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 p.87.
[27]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23.
[28]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27-28.
[29]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63.
[30]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36.
[31]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73.
[32]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33.
[33]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79.
[34] China Express andTelegraph 29 October 1925.
[35]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21.
[36]诺克斯（Knox, I.）：《康德、黑格尔及其美学理论》（The Asthetic Theories ofKant, Hegal and Schopenhau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p.129.
[37]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75.
[38] 老舍：《二马》，Dolby, W.(trans.),“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 held in BritishLibrary, 1987, p.65.
[39] 老舍：《二马》，Dolby,W.(trans.), “Mr Ma and Son: Two Chinese in London”, Unpublished translationheld in British Library, 1987, p.176.
本文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未经本刊及作者、译者授权不得转载。如须引用，请以纸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