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柏然：保护自己不是把自己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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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说不”
2016年的一个深夜，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片场，饰演男一号的井柏然对经纪人说，“要是明天导演坚持那么拍，我要回去，请你给我订好机票。”
他与导演娄烨因为一处剧情的设定产生了分歧。在娄烨的设想中，井柏然所饰演的警察要和宋佳饰演的嫌疑人有一场激情戏。井柏然觉得，这不符合警察的逻辑。
拍这场戏的前一天晚上，在所有人收工赶着离开时，井柏然拽着导演开起小会。“我就把所有的为什么，我的理由全部跟他说了。”在听完娄烨对这场戏的诠释后，他依然无法认同。
那天回到房间，他纠结得睡不着，一口气给5个朋友打了电话，得到的答案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导演说的没问题啊。”只有同剧组的演员张颂文，站在井柏然这边，第二天，两人带着替代方案 A 和 B 去到片场，上演了一场“策反”。那场戏最终以井柏然设想的方式通过了。他感到意外，同时也感激。
“如果没有张颂文老师，”井柏然说，“我仍然会坚持，我可能真的会飞回来。”
这符合井柏然内在“十分倔”的个性，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是一次反常的破例。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如何演戏这件事上拥有独立的想法。
“以前导演说走到这里，好，走过来；导演说动一下，那就动一下。”井柏然挥舞起手臂，模仿从前他在片场的样子，“像木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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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8岁的井柏然参加了大型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并成为冠军。但随后入行，他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怀疑与否定。
签约华谊，井柏然开始逐渐认识苛刻的娱乐圈环境。跳舞没记住动作、舞台没表现好“，身边每个人都会和你说你不好，你不行”。他形容这种感觉像被“扔到海里”，几乎有些窒息。“其实你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你也知道自己不好。但是总希望可以有一个过程，而不是天天用这种声音把你逼到墙角里边，让你把衣服扒光，告诉你自己有多么不好。你总是觉得，可以给点儿希望吗？”
选秀积累的热度在3年内就被消耗殆尽了。那段时间，井柏然被埋在密密麻麻的通告里，不停地坐飞机、大巴，“每天睁眼就是在路上”，从大城市到小县城最后到遥远的山村，而台下的欢呼声越来越少。
“你心里知道，到头了。”井柏然说。更令人绝望的是一种被放弃的感觉。“他们不会批评你歌唱得差、戏演得差，因为你是个选秀出来的偶像嘛，他们对你就没有要求。”
有段时间，朋友将井柏然的唱片放在车里循环地听，并称赞他唱得好。井柏然不为所动。“你说能听吧，还行。但我从来没觉得说，我努把劲儿，就没周杰伦什么事了，下一个张学友就是我了。这不是属于我的（道路）。”
为了继续在演艺之路上走下去，井柏然选择转型做演员。经纪人曾无数次建议他：去演偶像剧吧，你这个年纪就该演偶像剧。看到同辈演员因偶像剧爆火，井柏然的内心不是没有触动，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种真正踏实的、凭借实力吃饭的状态，他厌倦了靠人气获得存在感的方式，并认为那是“守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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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到2018年，井柏然一共参演了18部电影，前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戏份不多的小角色。相比电影资源，偶像剧的男主对他来说更加唾手可得，但他“抵制住了诱惑”——“我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没有科班背景、没有专业训练，井柏然清楚自己的演技勉强，只能用态度补足。10年下来，他在圈内被认为是最能吃苦的青年男演员之一。拍摄电影《失孤》时，右腿贴在摩托车排气管上烫伤；《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取景广州，盛夏的街巷里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徘徊，井柏然因不断奔跑而呕吐，跑了吐，吐完了再跑。
《捉妖记》的投资人江志强、《盗墓笔记》的导演李仁港、《捉妖记2》的导演许诚毅，都曾在合作后将他推荐给其他的剧组，但这些也没能带给井柏然真正的自信。
“这种不安或许会存在于每一个演员的心底。”演员白百何说。在与井柏然合作完《捉妖记》3年后，白百何受邀参加电影《后来的我们》首映礼，为其中井柏然的表演感到惊讶：“在这个电影里我看到他不同层次的递进。”私底下，她逗趣地和井柏然开玩笑：“我以前是和替身在演戏吗？”
“他和我说过好几次，是《风中》这部戏救了他。”井柏然的助理晓航说。娄烨有自己独特的导演方式，从不告诉演员他想要什么。在一遍又一遍揣摩导演心思的同时，井柏然第一次完成了自己对角色的独立思考，并产生一种“对角色的占有感”。
“导演有导演的认识，我一定是尊重的，而且那一定是我不懂的。”谈起这场对峙，井柏然的神情依然严肃。“但今天是我演这个角色，我必须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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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照镜子的人
何炅第一次见到井柏然是在《快乐大本营》的录制现场，那是2008年，井柏然19岁。“ 新人上快本一般两种：一种是特别蔫儿，紧张；另一种是假嗨，想要表现自己特别玩儿得转。他都不是，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一样。”两人由此维持了十多年的友谊。
作为朋友，井柏然不是特别热络的一方，来往也淡。“但你绝不敢在他面前提喜欢什么东西，”何炅忍不住笑出声，“他第二天就给你搬到家里去。”
一次在井柏然的家中，何炅看上了他的茶几，“太好看了，我也要去买个一模一样的。”第二天，录制完《快乐大本营》回到家里，何炅惊了：那座茶几已经被运到自家的客厅。“他就先把他的茶几给我了，然后我就说这怎么行啊，然后就很开心地用到了现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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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柏然出道不久，没有大牌肯借衣服给他们。造型师阿宅与井柏然相识于微时。阿宅当时的老板、著名设计师周翔宇帮助了他们。在之后很多年里，井柏然一直记着这份恩情。
“他特别懂事，每次来看我都会带好吃的给我。”阿宅回忆。最令她感动的，是有段时间因为家里变故，阿宅辞了工作回到老家，正在心情低落时，她收到了来自井柏然的私信：“姐，你一定得回北京，钱不够和我说，我有。”
与对他人的慷慨不同，井柏然不轻易接受他人的馈赠。
一次，何炅想要回赠井柏然一个礼物，一个暗金色的啤酒起子。“我就想，也不贵，他（应该）不会拒绝。之后他来我们家吃饭，我就送给他，他特别高兴，说哎呀，我太喜欢这个了，然后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拿走（笑）。”
即使在演艺生涯的低潮期，井柏然也没有在何炅面前表达过失落或困惑。“他非常克制，可能觉得一跟我抱怨或者跟我说什么（困难），（就意味着）需要我帮他铺路或者什么的，他非常小心这一点。”
在井柏然的讲述中，他谨慎、独立的性格与童年的一些经历有关。井柏然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家。自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他声称“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但还是有“不少委屈”——“因为妈妈不在身边，谁心情不好都能给你点儿脸色看。”
他羡慕堂哥的床底下全是玩具，而他没有。不像其他孩子有各式的零食，他常吃的水果只有东北柿子和鸡蛋大小的苹果。为了提出买一根冰棍的请求，他需要帮奶奶烧水、扫地、搬煤……这些属于孩子的艰辛，井柏然很早就说服自己放下了。他更愿意强调爷爷奶奶的爱和无拘无束的自由。但一经追问，那些记忆深处的触动还是能够浮现出来。
因为父亲没有工作，奶奶靠接工厂的零活补贴家用，做一个搓澡巾赚两毛钱——在很小的时候，井柏然就在日记里写下，“一定要赚钱照顾爷爷奶奶”，并画上了重点符号。
每当需要学费或是零花钱时，井柏然都会感到为难：“我很怕张嘴，奶奶一个月几百块钱（收入），我不知道这个钱该谁来替我出。”一次，在从亲戚家回奶奶家的路上，他弄丢了用来买车票的一块钱，为此号啕大哭。
此刻，坐在对面的井柏然已经完成了许多曾经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生小目标：为奶奶和妈妈在老家买了房，也独自在北京安了家，享受着一个人的自由与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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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0年内并非什么都没发生。在成为新人的岁月里，井柏然曾遭到数不清的否定与质疑。
采访中，井柏然用淡然的语气将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一语带过。“一些事情在我心里发生过，它不是没有痕迹，但我每天都去照这个镜子，难免就会失望，我不想活在失望里。”他说，“有很多故事需要自己把它藏起来。”
而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都成为了他在内心默默感恩的对象。他提起电影《失孤》，拍摄时，剧组在农村取景，刘德华对他多有照顾。他因拍戏而烫伤腿时，刘德华曾心疼地对旁人说，“就凭这样的精神，这孩子不红谁红啊。”在此后的很多次采访中，井柏然一再地感谢刘德华对他的帮助。
现在，他试图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在录制综艺《演员的品格》时，一个女学员的表现糟糕，就在所有人都表达了批评性意见后，井柏然做了一个令主持人何炅惊讶的举动：“他非常暖心地对那个女生说，‘小妹妹，我来抱抱你吧。’”
“这个时代竞争激烈，作为艺人来讲不太能够很简单地去面对所有的人和事，还是得有点儿戒备心。你要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点儿心灵的感受是不可能的。” 何炅发现，井柏然在录制这档综艺时投入了比工作更多的感情，“这个节目就像一面镜子，当那些和他一样有着单纯、炽热的心的弟弟妹妹们出现的时候，就被迫在他面前放了一面镜子。”
尽管井柏然是那种“不爱照镜子的人”，何炅说，“但他还是会有所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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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治愈的、美好的
井柏然30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来了。被问到18岁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好想记起来，18岁，多珍贵的生日，多珍贵的数字。”他皱着眉头，单手托着下巴，在一段吃力地思考后，仍然没能记起。
那一年，他成为选秀冠军，万众瞩目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恋情。因为经纪公司有明文规定，艺人不准恋爱。最后在公司的干预下，井柏然不得不与当时的女友分手。
“简单来说，就是在事业和爱情上（选择了事业）。”说这话时，井柏然一直用袖子捂着半张脸，他的眼神飘忽，露出一种自责。“这是我一段非常自私的感情史。”
后来在拍摄电影《后来的我们》时，井柏然感到自己弥补了某种遗憾。曾经的他无法为爱情付出所有，今天的他依然不能，但总算在林见清的角色里体验了一回，满足了“曾经对爱情的一份憧憬”。
井柏然觉得，这是成为演员的一种馈赠。拍完电影《失孤》，他为剧本里那种父子情所动容，对父子情有了新的感悟，“以前觉得他（父亲）很遥远，关系比较疏离，现在慢慢地从心中走近他，了解他了。”
角色不仅能打开心里的某种情感缺口，有时甚至是一种疗愈。《后来的我们》拍摄时，正值奶奶病危。在拍摄其中一场戏时，井柏然演崩了，痛哭到无法停止。那场戏讲述主角历经沧桑后回到家，但亲人已经不在了。那一刻，他感到强烈的共情。“我想到奶奶如果走了，我就真的是一个人了。”
小时候，曾有大人打趣逗他，如果奶奶有一天不在了，你会怎么办？井柏然答得很认真，“奶奶没了我就自杀”。他记得，姑姑当时就哭了。
在井柏然拍摄《后来的我们》最后一场杀青戏时，奶奶还是走了。那天，他从莫尔道嘎坐车回大连，再飞到沈阳，落地已是次日下午。来机场接他的亲人告诉他，老人已经去了。同行的助理告诉我，“他找了个角落蹲在那里哭”。
现在，井柏然认为没什么事再能刺痛他了。他在家里看得见的地方都摆上了奶奶的照片，感到很踏实。“奶奶用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他时常会梦到小时候的夏天，在老家的凉亭里，他躺在奶奶的腿上睡着了。那是他真正作为一个孩子的惬意，也是关于幸福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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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岁之前，有许多被井柏然称之为“记忆情绪”的东西。当他看见阳光，就会想到奶奶在晾晒衣服的画面，嗅到洗衣粉的味道；有时是一种声音，会让他想起幼时的自己躺在平房的床上，听着天气预报的前奏音乐醒过来……但近10年，他感到体内仿佛有一种恐怖的消化系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成人世界里的人情复杂，演艺圈尤甚。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井柏然对外界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这是某种形式的自我保护，“就是守住自己的那一束阳光就好了。你不要去期待更多的阳光，（假如）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么样的一个期待，总是会失望的吧？”
“会吧，你也会吧？”他问。得到肯定后，他补充道，“保护自己不是把自己裹起来，而是让自己尽量不去受伤而已。”
但他最近却感到一种“久违的美好”。新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即将上映了，井柏然发现《演员的品格》全员群里59个学生都在朋友圈转发他的动态。他在大悦城的广告海报被那些孩子们称为“品格角”，隔三岔五就有学员跑去打卡，他们拍下合影后发在群里，然后亲切地呼唤他为“学长”。尽管这档综艺已经录制结束1个月了。
“很纯真，很美好。”谈到这些学员时，井柏然的语气变得更柔软了一些，他讲了一些学员之间的故事，能够听出带有浓浓的向往与感慨。问他是否还能回到这种状态，他几乎是立刻回答，“可以啊。”
“因为我内心是相信的呀。”他顿了顿，似乎是思考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说道，“我内心对于这种情感是渴望的。”█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四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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