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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 | 掌上人生:明星化妆师的欲望与恐惧

于蒙 GQ报道 2019-11-25

化妆师是名利场中隐形的高收入者,日薪可达数万。他们的身价与明星深度绑定,随对方咖位变化,也和明星保持着极近的工作距离,近得连呼吸都要控制。
而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人身依赖,也让化妆师的工作和心态随时处于动荡之中。他们对镜工作,自身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尚话语权的更迭以及泡沫般快速发展的娱乐圈。


···············



“咬牙切齿的”

魏扬向右前方探身,凑近明星的脸。这是一张值得上保险的脸,肌肤白皙,大眼睛薄嘴唇,有亚洲人少有的立体轮廓。魏扬与之物理距离只有几十厘米。他的一次性口罩被拉到鼻子以下,露出鼻孔。他有鼻炎,口罩会阻碍呼吸,他控制自己缓慢地呼气,防止面前的明星察觉气流。除了偶尔回身拿化妆工具,他将保持这个姿势1~2个小时。

 

镜子中的另一张脸——魏扬,从业11年的资深化妆师,他有令同行羡慕的精致五官,曾有摄影师说他完全可以去做明星。但化妆过程中他无法顾及形象,曾有位明星感觉到异常,说,你在用力,他才发现自己腮帮子紧绷,“咬牙切齿的”。

 

除了控制呼吸用力,“咬牙切齿”也因为他时刻精神紧绷。化妆师与明星签的合作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口头邀约,没有书面合同,最坏的情况是——“我现在合作的明星,他们可能统一明天不找我,我可能第三天就失业了。”

 

魏扬化过的明星超过一百位,大部分合作都是悄无声息地结束。刚入行时,他为一位女明星化妆,那时后者正遭受网络暴力,甚至被骂“滚出娱乐圈”。他们合作了一年,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星团队不再联系他,大约几个月没接到邀请,他就知道这合作结束了。

 

这情况他后来又遇到过一次,那时他是某一线男明星的化妆师,已经合作了两三年。突然他发现男明星连续拍了五六条广告,没一次让他去化妆。对化妆师来说,化广告妆容的收入几乎是杂志和活动妆的两倍。他质问经纪人,“为什么广告不让我化?”这种质问显然僭越了某种界限,经纪人很冷淡,“你觉得这活儿没钱,那以后其他活儿我们也就不找你了。”

 

他曾与男明星合作度过了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有时一天三场活动,一个月里几乎天天见面。在欧洲,男明星和团队在工作结束后为魏扬庆祝生日,他捧着蛋糕吹蜡烛,大家为他唱生日歌。一次男明星在酒店门口被冲上来合影的粉丝绊住,男明星想脱身,有人突然抓住他的领子。魏扬看见,快步冲上去把粉丝推开,大声呵斥,为男明星解了围。

 

这种工作中产生的情谊并不会自动延续工作。合作突然结束,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生活中了。没人告诉他为什么。

 

魏扬今年29岁,现在为几位一线明星化妆,一天的酬劳是5位数。现在,他又到了和另一位明星“分手”的时候了。他只能猜测,女明星团队想在新的一年为她匹配更大牌的化妆师。明星选择化妆师时往往向上看齐,以此证明自己的地位。几年前魏扬还是那位男明星的化妆师。男明星当时更知名,女明星团队选择了魏扬,意味着女明星也和男明星一样红了。

 

在化妆师中间,“爆红的明星一定会换化妆师”甚至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会觉得被换掉的化妆师遭遇了不公。但有一个特例,朱一龙有一位自始至终使用的化妆师,即便他2018年在《镇魂》播出后突然跻身顶级流量,也没换人。朱一龙的化妆师并未详谈这背后发生的事情,只说朱一龙是特别容易合作的一个人,就是性格特别好。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押对宝的故事在化妆师中间广为流传。

 

这次替代魏扬的就是与几位老牌明星合作多年的化妆师。魏扬能理解女明星团队,当时他们放弃别人选择自己,现在自然也能放弃自己选择更好的人。



“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的”
第一次采访,魏扬约我在一家人均消费472元的咖啡厅见面。要找到这家店颇费一番周折,先在商场5层的角落里找到前台,由服务人员引领进入专属电梯上到顶层,穿过花草环绕的廊道,再下一层楼梯,才到达咖啡厅内部。
 
从沙发座后面的落地窗可以远眺中国尊,座位旁挂着白色鸟笼,里面真有一只明黄色羽毛红色喙的鹦鹉在嘎嘎叫。采访过程中,旁边的空座位渐渐坐满人,精致的下午茶点装在三层塔里端上来。他们被允许在室内抽烟。
 
采访后半,魏扬谈起他那天上午刚卖了一辆奔驰,又新买了一辆奔驰。都是性能车,前者价值六十多万,后者一百多万。这是他近两年的新爱好,原来他喜欢买奢侈品、衣服和包,现在他不太在乎这些了,都在淘宝买。
 
这是他不曾想象的生活——2008年,18岁的魏扬没读大学,从东北老家来北京上化妆进修班,持续一个月,学费6000元。魏扬与三位同学合租在一间Loft公寓,为每个月400多块钱的房租发愁。据魏扬自己回忆,有一次他实在馋麦当劳,兜里只有不到20块钱,就在家门口的小店把手机卖掉,换了一台最便宜的老年机,用差价吃了麦当劳。
 
每位老师上课前都先把全班学生臭骂一顿——你们这帮学生,上课还不听讲,你们知道吗,你们毕业相当于失业,这圈很饱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的。
 
魏扬没想过如何“出来”,他只想能赚钱糊口。他零散地接年会、车展、文化节的化妆工作,每次赚一二百块钱。
 
为了赚钱他也去夜总会化妆。交几百块钱入场费,在夜总会的化妆间里获得一个摊位,二十多个化妆师坐在自己的摊位前,等夜总会里的女孩来化妆。每天一人最多化上两三个,30块钱一个妆,贴一副睫毛加收5块到10块。女孩说,你给我免费贴吧,魏扬说,不行,要收钱。一位组织化妆师的老大负责统计每人化妆的数目,一个星期结一次钱。
 
2007年,魏扬来北京之前,曾在沈阳哈佛美容美发学校学化妆。课程宣称“一千块钱包会”,教新娘妆、影楼妆,还有盘发。老师口中的榜样是一位班长,他毕业后到蒙娜丽莎影楼工作,一个月赚2000多块钱。
 
魏扬回家告诉爷爷——他幼时父母离异,爷爷抚养他长大——“化妆师以后毕业了,能去影楼化妆,一个月挣两千”。爷爷本不同意魏扬学化妆师,这个月收入数字说服了他。

 
他对于化妆师工作的憧憬,来自一场珠宝品牌走秀的后台。那是他第一次做化妆助理,工资一百块钱一天。现在他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场景了,仿佛模特都穿着睡衣,有的在盘头,有的在烫头,有的在化妆,大家手里都举着红酒,那种“高级”的感觉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场景。
 
那场活动的主化妆师都从北京来,他当时想,我一定也要去北京。工作过程中,有一位化妆师打开了魏扬的化妆箱——他在学校里按要求买了明艳牌的整套化妆品,一瓶粉底20块钱,还有一些欧莱雅、美宝莲。他特意拿上朋友送的一瓶迪奥的试用装粉底,那是他拥有的唯一一件大牌化妆品。那位化妆师很惊讶地说,哇,你这些化妆品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了。然后他发现了那瓶迪奥粉底,特意拿出来说,但是你还有一瓶这个。魏扬说不出话。
 
在北京,他所在的班里很多同学用全套的MAC、Bobbi Brown、植村秀化妆品,总价都要上万块钱,而他只买得起学校推荐的1800元一套的化妆品。他默默记下了那些品牌的名字,上网搜索它们属于哪些集团旗下,集团还有哪些彩妆护肤品牌,然后都背了下来。
 
魏扬在沈阳有二十多位同学,北京的进修班有八十多人,大家同样在纸上练基本功,一条眉毛起码画50遍,直到画得和示例一模一样,魏扬从不是最好的那一个。然而魏扬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所谓“出来的”,现在与他同时活跃在娱乐圈的仍是当年那些泼冷水的老师们,他的同学们都逐渐失去了消息。
 
最近三四年,除非关系很好的编辑邀请,魏扬几乎不化杂志妆容了,因为“钱少”。时尚杂志10年前给出的酬劳是500元,现在涨到1000到2000元。这和北京的居民年平均工资收入涨幅在同一个数量级。而魏扬的收入跟合作明星绑定,对方身价涨,他也涨。最开始是2000元,等他逐渐化到更红的明星,开价也涨到5000、10000元。
 
一位时装编辑几年前刚入行时认识一位化妆师助理。她们差不多大,都在帮老师打杂。第二年她们再见,编辑发现化妆师已经全身名牌,办了2万块钱的美容卡。再过一年,很多她认识的化妆师都在北京买了房子。



黄金时代
2011年魏扬的日薪达到1000元,第一次攒到两万块钱。他去金融街购物中心的连卡佛逛街,走进巴黎世家买了一个经典款机车包,一万块钱。他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买,好像也没有很喜欢,没背几次就送了人。但当时这种冲动常常出现,有时他与人约在三里屯,等人的空隙也能花掉一两万买衣服。
 
他把工作当成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你在每一场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你的伯乐”,同时每一场工作又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所以“你要不停地绷着那根弦”。购物就像战斗后收集战利品,犒劳自己紧绷的神经。
 
伯乐总是可遇不可求的,魏扬的朋友李思也是化妆师,他很理解这种紧张和不安,“你再往上走的话,其实这也就看命了”,“你接下来缺的就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不可控的,而且机会也不会因为你做出了任何的改变,它来或者不来。”
 
魏扬很幸运,入行一年就遇到了一位伯乐,被推荐去时尚杂志化妆,他至今很感激有那次机会。他的同期化妆师们有的转行了,一位与他合租过的同学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店,做韩式半永久。他替同学感到可惜,“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做半永久的东西很土啊……但凡有办法,谁不想做时尚化妆师”。
 
魏扬第一次化的名人是张艺谋和孙红雷,拍杂志封面。拍摄前他和编辑开会,主动表决心要把妆化好,具体讲了妆发的想法。编辑说,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化干净就好了,发型就是干净利索,帅一点儿。
 
这比化美妆片容易多了,他接连化了七八个男明星或名人,“我觉得我已经化上一线大刊了,或者说我已经化上哪个明星了,我觉得很牛逼了。”
 
魏扬在杂志最“黄金”的时候进入行业,在短时间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他的活儿多得接不完,明星拍摄、美妆大片,他全都化。杂志给他日结工资,一个妆300元,后来涨到500元。最忙的时候他一个月工作30天,有时候还得“卡活儿”——每天有两三个工作,化得差不多就留下助理收尾和盯妆(在拍摄中随时补妆),自己跑去下一场。

 
短短几年间,魏扬从杂志化到明星,合作的摄影师、造型师、编辑都处在时尚圈的核心。一位摄影师的影棚化妆间装修得就像五星酒店,连洗手液都是爱马仕的。人们谈论最新的化妆品、奢侈品和潮牌。他开始觉得自己化一个妆赚500块钱太少,比身边的人差太远。他早就把在老家影楼工作月入两千多的那位班长抛诸脑后了。
 
那时魏扬一个月收入几万,除去吃饭和房租,全都买了衣服和化妆品。他非大牌化妆品不用,那些他背下来的品牌,每次到柜台他都要买全套,一次花一两万。他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所处的圈子。现在他回过头去看那时的自己,“之前是靠那些堆出来的”。
 
魏扬在化妆技巧上也开始“放飞”自我,有一次为了拍与“甜”有关的主题,魏扬把巧克力烤化了,黏在模特头上。把颜料涂满模特全身更是常事,模特一个星期都洗不掉。魏扬已经算手下留情的,有的化妆师甚至往模特头上撒面粉、抹凡士林,模特光洗干净头发就花了半个月。更多东西可能出现在模特脸上——珠片、颜料、毛线、衣料、纱、蕾丝、电极板、钢丝、塑料袋。
 
时尚行业热火朝天,杂志有拍不完的大片。一次最普通的拍摄是这样的:几十人的团队乘坐租用的房车,清晨到达郊外的庄园(有时也是长城、颐和园、太庙),化妆师、造型师首先为十几个模特做妆发造型,摄影师调光、摆道具,此时接近中午,工作人员轮流吃饭,等模特准备好了,再由摄影师指挥,为这一群人摆位置、重新调光、设置道具。从早忙到晚,最终呈现在杂志上的只是一张照片,占据2页。
 
拍摄前期的准备时间更长。先把妆发师请来开会讨论策划,借来的服装堆满两三个会议室,再把模特请来试妆,试妆照的拍摄也不能马虎,一定要用拍立得。
 
这样的拍摄费时费力费钱,但杂志不在乎。一组大片拍两天花七八万很正常,到国外拍摄,二三十万也没问题。有客户找来想赞助,编辑根本不考虑。
 
但这种话语权并未坚挺太久,几年后纸媒衰落,杂志的内容制作费用从每组片子七八万,降到两三万。然后“客户”出现了。大约2015年开始,杂志内页开始有品牌的植入,到2018年,客户的产品——主要是服装和手表——开始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杂志编辑的话语权也随之下降。一位时装编辑发现自己的工作中增加了“讨价还价”这项内容。此前内页拍摄的化妆酬劳一向是1000元,去年涨到2000元,到了今年,明星指定的化妆师开口就要7000、8000元。


服务行业的服务精神

2012年,魏扬得到与明星长期合作的机会。韩火火打来电话请他做化妆师,问费用多少钱。魏扬脱口而出,不用谈钱,不要钱。那时他还不知道,化妆师的开价等同于地位,“贵的就是好的”。韩火火说那一次给你两千块钱吧。魏扬立即答应了。

 
在纸媒的黄金时代,魏扬与媒体的关系是劳工雇用,媒体按工作量付钱。而与明星绑定后,明星的咖位决定了他的身价。纸媒的黄金时代过去,他拿到了另一个时代的“船票”。
 
明星选择与某位化妆师长期合作,看化妆技术,更看眼缘。第一印象尤为重要,他对一位女助理说,你的外在形象并不是很好,要剪短发、打底、穿好看些去工作。“你合不合适化妆,你是不是个好化妆师,大家都会看的”,“可能气场达不到那么自信,你跟明星沟通的时候,明星就会产生一些不太信任的感觉,就会觉得你化得不好。”
 
魏扬很清楚外貌是自己的优势。入行不久,他签约博主经纪公司,出镜录制美妆节目,后来和模特金大川一起拍摄杂志照片。“我的特色吗?长得帅,没有没有——肯定有一点儿,长得好看,技术过硬,有想法,人品好。”
 
化过明星之后他名气渐涨,其他明星找他时,他也有底气开价了。化妆品品牌但凡有新品,总会第一时间寄给他,有的品牌在口红外壳上刻他的名字,金光闪闪的魏扬两个字。他几乎不需要自己买化妆品了,还有许多用不完的,他时常送给家里亲戚。
 
但他在工作时化妆台上摆的产品却越来越少。化模特彩妆可能要摆“两米”,他把两手展开形容那阵仗,而化明星妆容只需要“一小块”。三种粉底、两盒眼影、同色系的三四支口红、眼线笔眉笔睫毛膏,再加上一些高光阴影和散粉,魏扬就能搞定大部分明星的妆容。
 
魏扬自己的化妆标准是“适合”,他讲起一个化妆师间流传的笑话作为反例——新婚夫妻把结婚照挂在床头一个星期,影楼来道歉说照片拿错了,他们才发现里面的人不是自己。影楼的妆容特点是“都化满”和“流水线”——所有化妆步骤一个不少,对所有人的化法都一样。
 
而明星的化法则因人而异。魏扬化过一位气质型的女明星,他用暗影和高光来突出她的五官,但眼线是虚的,唇色要与整体融合。另一位女明星拥有欧洲人般的立体五官,因此必须要有实在的眼线和相对浓的色彩,否则她的妆容就会“被五官吃掉”,显得人没有精神。有时明星皮肤敏感,魏扬打底会用海绵;化妆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则用刷子;如果要让明星显得皮肤细腻,他会用手来打粉底。
 


他不认同最近全网流行的“换头级”化妆术。在一段视频里,著名化妆师毛戈平通过简单的改妆让模特整个头部看起来缩小一圈,气质大变。魏扬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化法,可以借鉴,而不是全方面模仿,“因为这个他就是为了要给你改变啊……他的眼睛化完之后直接就变了一个眼睛了。”
 
1995年,毛戈平为《武则天》里的刘晓庆化妆,刘晓庆从武则天的16岁演到80岁,毛戈平把她化得一会儿像少女般灵动,一会儿有垂暮的老态。魏扬很推崇毛戈平在电视时代的化妆术,但这些技术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时尚圈。他发现视频中有时出现美颜滤镜消失的瞬间,模特的脸立即变黑了。“你暗影打那么黑,你的脸肯定是会变形的呀,就会变瘦呀”,“平时生活中化这么浓的妆你出不去的”。
 
魏扬在我的追问下讲解了这些技术细节,他说化妆师之间从不讨论技术,都是“暗中较劲”。另一位化妆师同意这种说法,“你觉得妆容有标准吗?它没有标准,它怎么去讨论?”
 
只有最好的朋友,或者师徒间才会谈论某种化妆手法。魏扬带过一个女徒弟两年。他画眉毛只用眉笔,不用眉粉。女徒弟独立后坚持这种方式,却经常发挥失误。她发现其他化妆师先用眉粉画轮廓,再用眉笔勾勒,一试之下成功率果然高多了。她只与魏扬聊自己技术的不足,在别人面前不能露怯。她连去看其他化妆师化妆都要偷偷摸摸的。
 
化妆师们更主动谈到的是一种“服务精神”,毕竟这是一个“服务行业”——至少8位化妆师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工作,他们必须首先保证明星感到安全、舒适。即便是年纪和资历都足够老的化妆师,在为年轻明星服务时,也会一路小跑着去取一支口红,在天炎热的时候帮他们扇扇子、擦汗。
 
李思发现自己服务的那位女明星很了解自己的妆容,眉头怎么画,高光打在哪儿,她都知道,甚至喜欢自己上手画。他的工作慢慢变成了帮明星选颜色、搭衣服,顶多最后再修饰几笔。他不介意以这种让明星感到舒适的模式工作,“你说一个化妆师他的重要性,真的是说他化得有多好吗?有些时候不完全是这样,是他能够给明星带来的那种稳定的安全感的东西。”
 
魏扬的服务方式是做个“小神通”。他拿去化妆现场的行李箱有五六十斤重,里面除了化妆品和化妆工具,还有消除黑眼圈的按摩棒、冰敷仪器、排肿的仪器。这是他每次工作必带的工具。再往里翻找,箱子里还装着降温贴、驱蚊水、指甲油。无论明星、摄影师还是编辑有任何需要,他都能立即帮忙解决问题。
 
化妆间里的气味和声音也需要注意。为防出错,音乐最好播放明星手机里的歌单。有位化妆师特别注意化妆间里的气味,他会自带无火香熏,选择木质香气,比如松木或鼠尾草,介于闻得见和闻不见之间最好。绝对不要选玫瑰和樱花,攻击性太强,太突出了。
 
他形容自己与明星相处的角色则用“暖宝宝”这个词。明星心情不好时,说话要轻、化妆手法更要轻柔,最好为明星准备一杯热饮。还有的化妆师会在妆前为明星做面部刮痧,除了立竿见影地提升面部轮廓,还很能解压。
 
化妆师总是给人一种“你很重要”的感受。一位杂志编辑记得那时在影棚,魏扬主动提出为她画眉毛,画完了顺手就把眉笔送给她。一次我在化妆间外等魏扬,他化完妆走出来,因没有照顾好我而道歉。之前他已经遣助理出来两回,第一回问我吃饭了没有,让我自己点些外卖,第二回直接举着手机说“你拿我的手机点”,并且再三确认我的包里有水,不会渴着。
 
这种贴心呵护显然是值得的,有位化妆师说,在拍摄期间,化妆师补妆的手从明星脸上拿走的那一刹那——有时化妆师的手还在镜头里,明星的表情在这一刻最放松自然。
 
这或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对明星来说,化妆意味着一种私密的放松。拍摄现场,化妆间的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挡住所有他们需要迎合的人——粉丝、媒体、客户。
 
明星往往戴着帽子低着头,素颜挂着黑眼圈,有时头发也没洗(而且会直接跟化妆师说“我没洗头”)。化妆间的桌上早就摆好了他们喜欢的食品和饮料,化妆台明亮整齐,包装精致的化妆品闪闪发光,提前等候在这里的人们都对他们微笑。
 
他们坐进那把专属椅子,如果扭动几下表示不舒服,有人会立刻起身去寻找另一把换来——把化妆间的门打开一条缝、挤出去、再关上。
 
我曾短暂地在化妆间里观看一位女明星化妆。化妆师向明星说明我的来意,然后开始打底,我站在一旁从镜子里看他的手法。女明星本来一直看手机里的综艺节目,突然余光瞟到了我,笑了笑。这时经纪人走进来,女明星看了经纪人一眼,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右边的一把椅子——我刚刚坐在那里。经纪人未发一言,转身把我请出了化妆间。
 
当时我以为那是特殊情况,后来我才意识到,得以在明星到达后还留在化妆间里,哪怕几分钟,已经算是“最高待遇”了。其他化妆师要么直接拒绝我旁观的请求,要么在明星来之前早早把我请出化妆间。
 
就连化妆师也要在化妆间里扮演“小透明”。有时模特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犹豫地脱衣服、换衣服的时候,你要装看不见。有一次,某女明星旁若无人地在化妆间与人打电话吵架,一边吵一边大声痛哭。化妆师孙倩就在离明星几十厘米的近旁,不能完全装听不见——一个永远不说话的人反而会被防范。她这时会说几句暖心的场面话,“别哭了,咱们要坚强点儿”,或者,“她/他怎么能这样呢”。
 
明星的情绪变化很微妙。化妆师孙倩曾与一位明星成为闺密,什么话都能聊。一次活动前,她提起明星做得不好的一件事,作为好友直言后者的不足。明星听完立即崩溃,转身去卫生间痛哭。距离活动开始还有3分钟,孙倩只能一边安慰,一边紧急帮明星补妆。
 
李思也有类似的经历。录制某综艺时他为一位个性极强的女明星化妆,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他在化妆间门口等了20多分钟,女明星一直没有准备好,进去后她依然很焦虑,不停走来走去,嘴里一直念叨:我特别怕换化妆师,每一次都要重新沟通。李思站在一旁听着,等她的情绪发泄完,问,那×姐咱们今天还化吗?女明星愣了一下,说,算了,不说了,我们要不赶紧化吧。
 
对明星来说,改变往往伴随着风险,他们的造型并不全由自己说了算。有段时间魏扬服务的女明星剪了齐刘海,他为她做了两个发型,女明星都很喜欢。照片发出来,粉丝在他的微博下留言“不要刘海”,“放弃刘海吧,告诉××她不适合”,“你不要听××的,快把刘海弄上去”。还有人专门发微博@魏扬,“如果刘海是××的欲望还请您压制住,不要让她做自己,私下可以留,但在明星荟萃的聚光灯下不行”。
 


化妆师有时不得不承受明星形象改变的后果。有一次录制综艺节目,女明星因为妆太浓被另一位明星取笑,她撒娇说,都怪我的化妆师。还有一次在时装周,女明星心血来潮自己化了部分妆容,在化妆间里大家都觉得不错,谁知在秀场里妆面严重出油。照片发布后,粉丝在魏扬的微博下留言四百多条,大部分是挖苦,“你是废物吗?能化成这样,你赶紧出道吧,别做化妆师了,求你了”。
 
他当然不能说实情,但看那些评论实在气得受不了,只能回骂一句然后立即删掉、拉黑。他不再像几年前化模特时可以随意流露情绪。那次他根据编辑的要求把模特的眉毛染成白色,漂白剂接触皮肤很疼,外国模特开始烦躁、踢墙、不配合化妆,魏扬气得把刷子往旁边一扔,模特骂了一句,fuck you。
 
魏扬立即回骂一句fuck you,转身就要走。其他工作人员来调停,最终模特向魏扬道了歉。但现在他不会再得到工作对象的道歉,女明星知道了他被粉丝骂,开了个玩笑,说他是背锅的人。背锅于是也成了他的工作职责。
 
魏扬也曾经坚持过自己。他为某组合的年轻男明星化妆,团队要求画眼线和烟熏眼影。魏扬拒绝了,“青春靓丽的小男孩,你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挺好的”,他最终只画了淡淡的眼线。后来这个团队再没有找过魏扬化妆。
 
化妆师知晓许多秘密,但也不能离明星的生活太近。田洪禹是邓超的化妆师和发型师。他去上海,邓超总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他总是拒绝。密切参与进明星的圈子,或者说“social”,在我采访的十几位化妆师中很不被认可。大家都同意“有那样的”,但自己绝不是。同样需要划清界限的还有假装自己是名利场中人,一位化妆师说,“发朋友圈那个,天天发酒店、吃喝什么的,谁还不知道你干吗去了,你干活去了,显摆什么呀。”


“我可能化不到比她还要再好的”
如果重来一次,魏扬说他绝对不会选化妆师这个职业。“我们这行业就是被选择的行业,我不太喜欢被选择”,“我就是这样,你好就夸我,不好(的话)说就好了呀。(但)我想的可能不太现实。”他说他想做跳水运动员,只管一猛子扎进水里,什么都不用想。
 
最近一年他开始收藏小众香水,卧室床尾的边柜上,几十瓶香水整齐排列,统一右转45度面向窗外。魏扬每天出门前都要站在这里选上一会儿,有时根据心情,有时根据场合,有时就觉得某瓶香水的名字很好听,比如“冥府之路”。出门之前,他还得绕开满地的球鞋——大概有二十几双,鞋柜上面还堆满挂满了各种帽子。
 
魏扬喜欢被东西包围的感觉,家里的衣帽间塞得满满的,两个衣柜也放满了,两室一厅的另外一间卧室床上也堆满衣服。保洁阿姨打扫一遍他租住的130平米的房子需要8个小时。
 
“我喜欢把所有的一切踩在我的脚底下”,就像龙把所有喜欢的东西放进自己的洞里,然后躺在上面,“我觉得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

 
这个圈子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安全感。一位发型师从来不吃牛肉,有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钱来得有点儿邪门,吃牛肉会破运。更多的人选择信佛,有一段时间,一位编辑经常听见身边人讨论“某某跟我是同一个上师”。然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佛系”的化妆师,“因为大家都担心被替掉……就算最牛的化妆师,他也会担心被替掉的,我们都是被选择的”。
 
7年前,魏扬的爷爷得了癌症。爷爷拉着魏扬的手说,你别去北京了,在家待一年。魏扬那时正开始频繁拍杂志,一天接两三个工作。他不敢推掉任何一个工作邀约。“你的职业是被选择的,你长期总推工作,推来推去,可能就没人找你了”。入行12年,他从未休假超过3天,总是随时待命。经常出差回家行李箱都不必打开,因为第二天还要接着飞。
 
今年,魏扬熟识的一位女化妆师怀孕生子,休息了几个月。一直合作的明星团队得知怀孕消息后再也没发过工作邀请,有的礼貌一些,不再联络之前会多说一句“很期待你复出”。
 
魏扬很担心女化妆师复工后的境遇,他想起那时爷爷病重,他在老家辽宁阜新陪床,这座城市没有机场,到北京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8个小时的大巴,直到去年底才开通高铁。但他只要接到工作邀约就随时坐8个小时大巴回北京。一个月后,爷爷去世。
 
他想起过年回家,爷爷问他为哪些杂志化妆,他在纸上写杂志的名字,《智族GQ》、《悦己》、《嘉人》。阜新几乎没有卖杂志的报亭,爷爷就拿着纸条跑去商场里对着买,回家拿给邻居看,说,这是我孙子化的。
 
魏扬6岁时父母离婚,第二年父母分别成家,第三年母亲又生了孩子。父亲曾经希望他能做个司机或者去当兵,能养活自己就不错。现在魏扬工作优渥,满世界飞,父亲和他通电话,问,你最近要去哪儿?魏扬说要去巴黎。父亲说你再说一遍?魏扬重复。然后父亲转头对身边的朋友说,我儿子明天去巴黎了。
 
他的童年都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爷爷骑自行车接送他上学,带着他去公园遛弯,去澡堂洗澡。周末他们在阜新仅有的一家新华书店看书。每天晚上8点老人就要睡觉,魏扬也只能跟着一起睡。现在他熬夜时总会想起爷爷,如果他还在的话,肯定早就发脾气了。
 
爷爷耳背,魏扬对他说话必须大声喊——他刚来北京时,总有人说他嗓门大。爷孙俩就用文字交流。老人给要离开家去北京的魏扬写了一封信,让他爱国、爱党,不能偷、不能抢,地上有一根针都不能拿。
 
他后来常常后悔没能多陪爷爷,但如果重来一次,他知道自己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去年11月开始,曾遭受网络暴力的那位女明星团队重又开始频繁找他化妆。今年,另一位与他中断合作的女明星也回过头来邀请他。
 
重又获得认可,魏扬很开心。他不会问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就像他从不会问明星是什么肤质用什么粉底,更不会问编辑“光是脆的”到底什么意思。他现在明白了,作为化妆师,“问”就意味着不够专业。
 
4月,女明星发来短信之后不久,工作人员果然来找他合作。但合作并不顺利,他为女明星做丸子头,需要先烫卷。女明星不满意,说,你做什么发型都要先烫卷吗?这种情况在之前从未有过。
 
魏扬事后和好友李思聊起,后者劝他趁着还没有完全撕破脸,赶紧结束合作。他替魏扬感到不值,“你就兜兜转转这一个圈子,你只不过接触的人不一样,你干的事永远是一样,永远在寻找,永远在被抛弃,永远在寻找,永远在被抛弃。”
 
但魏扬下不了决心,“因为太重要了对我,这个人名伴随着我太重要了。我要走了,太丢脸了,除非我不干这行了。我可能化不到比她还要再好的。”
 
最近他爱上了抽盲盒,每次逛到都会买几个。这有点儿像买彩票,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盒子,里面有随机的玩偶,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会得到什么。魏扬第一次就抽到了“隐藏款”,店员告诉他回去转手卖掉,能赚6倍的钱。后来他又抽到过几次隐藏款,更多的时候会抽到自己不想要的。但无论运气好或不好他都能面对,因为起码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总还有下次机会。█

应采访对象要求,魏扬、李思、孙倩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2019年11月刊


看完明星化妆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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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于蒙

编辑:靳锦

插画:Yuuuyang

视觉:张楠

海报设计:张永

运营编辑: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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