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张爱玲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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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文学富矿
“嘟——”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我给老先生再次拨去电话，这次铃声只响了一次，他就把电话接起来了。
香港地区的疫情比上一次电话时进一步升级，老先生在家中禁足了多日，电话里，话说到一半，他总时不时到书架前踱步，“我在找一本......”电话那头的声音迟滞下来，漫长的沉默后，“找到了！”定是他又摸出一本什么资料，补足一截断掉的记忆。
20多年前，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母亲邝文美的电话，母亲谈到家中好友张爱玲的去世，“真的不知道张爱玲的事（遗产）将来应该怎么办。”
当房东发现异样打开房门时，人看上去已经走了几天了。张爱玲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一盏保暖大灯照得屋内亮堂堂——这是她独居后的习惯，平时灯与电视机连日开着，维持一丝热闹。整间小屋近乎令人失望地缺乏秘密：家具物品一切至简，连书都没有几本。
很多年后，宋以朗有一天翻阅母亲的日记，看见她在20多年前的那一天写下，“1995年9月9日.......惊闻爱玲噩耗，四十余年旧事涌上心头……整天电话不绝，烦愁到极点……”她在日记里罗列了来电名单，“都想拿资料。”
被堵截的不止邝文美一家，他后来得知，当时全世界的华文报纸都在做追踪报道。在洛杉矶，张爱玲治丧小组被媒体围追堵截，在上海，记者轮流地敲响张爱玲97岁的姑父的家门。
自年少在上海“出名趁早”后，名人的光环和重压伴随着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匆匆离开上海，乘船南下，期望在香港地区开展新生活。为了谋生，她在报上应聘翻译工作，结识了同样从上海来港、在译书部做事的宋淇，并将宋氏夫妇引以为后半生最好的两个朋友。
这段友谊的结果，是一份特殊的礼物：逝世前，张爱玲立下遗嘱，要将“我所有的一切”赠予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当时宋氏夫妇的儿子、46岁的宋以朗并未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正在纽约做一份媒体调查顾问的工作，自己买了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只求听不见邻居的电话声，不要被他人打扰。
宋淇在张爱玲去世一年后也便走了。到2003年，邝文美中风，为了不再错过对母亲的陪伴，宋以朗从生活了32年的美国搬回中国香港，远程处理手上的工作。直至那时，他才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宋家对张爱玲的手稿、作品及遗物负有的责任。
家里多了几只破旧的牛皮纸箱，那就是张爱玲留下的全部遗物。母亲在病榻上那几年，事情还不算多，偶尔有人找上门要电影版权，比如李安，宋以朗就在母亲的首肯下代她盖个章。
4年后，母亲辞世，由于远在美国的姐姐宋元琳已有家庭，孑然一身的宋以朗便担起了打理张爱玲遗产的责任。彼时，他还未意识到这份“礼物”会在将来生出多少麻烦——多少围绕着传奇作家及其商业价值的无穷论争与纠纷。
2003年，宋以朗到北京公干，在王府井书城看到整整一面墙的张爱玲作品集，超过30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的是正版。他这才了解到内地版权的长期失序状态，宋淇去世得早，邝文美又病重，这件事总没人管。他想，自己有责任替父母做点儿什么。
张爱玲生前，皇冠出版社就代理她的版权，去世后，宋氏夫妇跟皇冠补签了全球代理协议。2005年，由皇冠出版社出面，第一场维权官司打响，宋以朗跟着在官司上奔波好几年，才不见盗版泛滥。
然而，纸面上的盗版处理好了，过几年他又在苹果商店上看见盗版电子书，投诉倒一家，又来一家，他只好每天早上起床先上app巡视一圈，气恼不已。
90年代内地市场经济大潮以来，出版业蓬勃发展，张爱玲的传记以每年几部的速度在市场上批量出现。宋以朗后来读到了一百多本，发现每本都出错不少——这主要缘于张爱玲留下的生平资料之阙如——然与此同时，作者们的创作热情被激发了。
谣言假说就这样到处散开。
一位张传作者淳子曾到中国香港造访宋以朗，她记得，访问结束，人还未起身，老人幽幽地提起《色·戒》。她顿时反应过来，自己几年前出过的一本散文集里提到，《色·戒》王佳芝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中统特务郑苹如。
老先生回屋取来一叠张爱玲的信件，坐下来给她一页一页讲，以证实王佳芝的原型并非郑苹如，而是自己父亲的几个同学，临了，还为淳子复印了一些信件拿走。
淳子为此举感动不已，回去后，她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在演讲写作中亦未改口。她也做过调研，相信自己能提供扎实凭据。
我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淳子。这间咖啡馆楼上就是常德公寓——张爱玲最有名的一处故居。在这间牙黄灰色外墙的建筑里，24岁的张爱玲写出了代表作《传奇》。
公寓外墙上，曾挂过一块张爱玲故居的标牌，刚刚挂好，就被学者揪出牌上关于张爱玲的好几处信息失实，几番改动又重挂，后又悄悄摘去了。
公寓内是禁止访客进入的，围绕公寓的空间则充斥着可购买带走的“张爱玲”。楼下的咖啡馆里，最显眼的位置，除了摆放有张爱玲的正版小说、写着“出名要趁早”的挂耳咖啡，就是淳子写的张传了。从咖啡馆相邻的一道窄梯拾级而上，有一家画廊，售卖绘有张爱玲小像和金句的扇面。二楼的另一侧，两间张爱玲故居复刻公寓正作为民宿出租。
“张爱玲是传奇，她的‘身手’有很多，随便谁舀一瓢都能喝饱。”淳子说。
今年是淳子写作张爱玲的第20年，她正准备出版自己关于张爱玲的第十二部作品，写张爱玲写出了名后，各项高报酬活动邀约也不断。朋友夸她很是“有远见”，她答，“不是我有勇气，是张爱玲老是从坟墓里钻出来，说一点什么，又把我拉回去。”
“但更重要的是”，这位穿旗袍款束身裙的作家低声提醒我，“我跟张爱玲的灵魂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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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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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小团圆》在北大的首发式上，宋以朗举起话筒，讲开场白，“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今天不用怕，因为我用（的是）张爱玲跟我爸爸妈妈的话，韩老师（工作人员）会帮我读出他们要说的话。”
他接下来要说的，都是作家“自己的话”。
他讲起初读《小团圆》手稿时的复杂心情。他说，这厚厚一沓稿纸上少有修改痕迹，看起来不像初次写作的草稿，应该是作家专门誊抄过一遍，所以这600多页的手稿看起来非常清晰完整。
“当你看到这样一部手稿，它是一个作家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誊写出来，而且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极为工整时，我就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毁掉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人用全部的心力去写就的作品。”在另一个记者会上，他说。
小说出版无着后，年近50的张爱玲干脆投身做研究。先是做《红楼梦》研究，之后开始翻译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翻成英文，又翻成白话文。时间簌簌。
1977年，年近60岁的张爱玲完成厚厚一叠《红楼梦魇》，交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她所做的方向，是钱锺书所嘲弄过的那种宛如“闻乐之鸟兽”的版本考据——曹雪芹一生将《红楼梦》修改过多次，市面上版本各异，写作先后顺序不明，张爱玲就把这些不同刻本都拿过来作比较。
后来，有评论家惋惜张爱玲钻研细枝琐屑浪费了10年宝贵的创作时间，而刚刚成书的作家只津津有味地在纸上写，“《红楼梦》一大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从（曹雪芹）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
在考据中，她看见曹雪芹用尽全部创作时间，不断地重复处理着自己的生命经验，以此一步步跃入人的更深处，这样的激情深深触动了她。
“红楼何以研究不倦？如人生之无底无边。”张爱玲在日记中写。
作家自35岁移居美国，感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便把精力放在30年以前的人生里，同样地一遍遍重来，一写再写，寻求出路。
半个世纪之后，宋家的儿子拿着放大镜在作家留下的繁杂手稿与笔记簿中比对着。他发现，在出版不利的时间里，她反复将一些素材重新改写，她说，自己要在“一再改写中始悟”。
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
——1955
祖父母却不会丟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不反对，也不生气，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965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地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976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1993
在2010年写下的《我看〈看张〉》一文中，宋以朗提醒人们注意这几句的渐次关系。“第一例，作者是抽离、冷静的，语调像验尸报告.....到第三例，作者更进一步表白......第四例则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间那最重要和最动人的关系。”
正是这些“藏着重大启示的细节”，带给宋以朗“无穷乐趣”。
他想起小时候在家里读过的一首艾略特的英文诗，“我们的探索不会中止， 我们一切探索的尽头，是为了抵达我们原来的起点，而初次认识这地方。”
后来，他在张爱玲40来岁时写下的笔记里也发现了这首诗的抄录，当时61岁的宋以朗心有所感，写道：“当初站在起点的时候，你不懂那意义；要你到了终点，你才会明白那原来的意义，那终点也因此已更新了。”
总有记者问宋以朗，你觉得《小团圆》/《少帅》写得好不好？宋以朗一句“我不懂”顶了回去。对统计学者来说，只要还会有更多资料出现，一个人、一件事就无法被“下定论”。
学界后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看张爱玲，一部她20多岁写的《传奇》足够，其后的作品可以不必再读。宋以朗反感像这样用理论框住一个人，“一代学子就这样被灌输了‘大好’与‘大坏’的价值观。”
在他看来，作品是“好”还是“不好”，没那么重要，她为什么要写很重要，因为那是她的生命。
随着张爱玲的遗作的陆续出版，关于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的研究一点点儿增多，当初发动“拒买”“拒评”的张小虹，3年前终于买了一本《小团圆》回家，开始做文本研究。她尤其着迷于张爱玲晚年的改写动作。
有时在张爱玲研讨会上遇到宋以朗，她讪讪地想，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开口说句话，“他是一个大好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大好人，不晓得两个大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和解。”她眼见着宋以朗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承担的一切——“大概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认真的文学遗产执行人”。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王德威曾在2004年在书中下过断语，“严格来说，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几次采访中，他强调应从她的后期作品中看到其重复书写的美学价值，将她放进一个更广阔的时间中，看到她对年轻时“华丽苍凉”“出名趁早”的反动，对历史、对自身的不断地“否定地辩证”。
作家的后半生在其故去几十年后才被正式掀开。王德威形容，这一切是宋以朗在“招魂”。
❺ 突如其来的礼物
2006年，整理张爱玲的遗物箱时，在一只黑色垃圾袋里，宋以朗还发现了3只用订书机封好了口的牛皮纸信封。
拆开一看，里面各装着一只小钱包和写好的贺卡，似是未寄出的赠礼。作家粗心，地址没填，收件人名字也未写全，有的还用的英文代号，其中一封写着致“晓云”，晓云是谁？这名字从未在哪个资料上见过，宋以朗毫无头绪。几年里，这些小钱包与贺卡还曾与笔、手稿等其他遗物一起被运到中国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去做展览，经手过、看过的人不少，没人解答得了这问题。
2009年春节前，宋宅迎来了新的客人，来自上海的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谈话间聊到上海，宋以朗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转身取出箱子里的牛皮纸包。
本来只是碰碰运气，没想到陈子善眼睛一亮，他看着手里贺卡上的“晓云小姐”，“我认识。”
今年7月，我在上海见到了65岁的刘晓云。刘晓云退休前做过记者、机关干部，算是文学圈外人，与张爱玲本人无甚交集。寻找她的过程颇费了些周折，许多过去的同事朋友都因久不联系丢失了她的号码。没想到，见到我后，她很高兴，已经很久没有人听她讲这份礼物的故事了。
穿过被杂物填埋的过道，我们在这栋新式里弄房的二楼前厅坐下，这是她唯一的起居空间。父亲去世，母亲在别处卧病，姊妹们嫁人搬走后，她一人住在这里，生活里慢慢没有了访客。拆开那封牛皮纸信封，她给我看随礼附上的贺卡，信里的人祝她“前程似锦”。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晓云因工作认识了一对90多岁的与儿女分开居住的老夫妇。便时常去探访照料。要说照料，她说，也没帮上太多忙，只做了一点誊抄和陪同咨询法律专家的工作。
起初，她并不知道那对老夫妇是谁。某天听同事讲起，那栋公寓里住着张爱玲的姑姑和姑父，她感觉“一个炮弹打过来”。她那时正借了本张爱玲的《传奇》在看，“传奇”不就在我枕头旁边吗？
刘晓云欣喜若狂地跑到老人家里，老人也高兴，姑父亮起一贯的大嗓门，卧病在床无法发声的姑姑则温柔地咧开嘴。姑姑和姑父是张爱玲晚年仅有的保持密切通信的亲人，姑父见这位小朋友喜欢张爱玲，就常在信中提及晓云对他们的照顾。
几年后，姑姑姑父相继故去，风华正茂的“小朋友”慢慢成了“老朋友”，没想到几十年后会收到一份友谊的结果。她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子善教授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急切，从拿到牛皮纸包开始，她“一天眼泪没干过”。“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还给我准备了.......”刘晓云振振有声，“所以你们不要说她凉薄啊、高傲啊......”
“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人了。”说到这里，我面前的老妇人又哭了起来。
刘晓云的父母是老革命，对女儿极为疼爱。在这栋老屋的不同房间里，刘晓云领着我翻看她过去的高跟鞋、垫肩西装、镶珠宝的长礼服——只是走进每间房间都要小心侧身，防止碰倒过道两侧堆得极高的垃圾与杂物。屋内弥漫着难言的气味，蚊虫和老鼠出没。
父辈的风光没有延续到下一代。刘晓云换了很多单位，单位又一间间倒闭，退休后，她只领着很少的退休工资度日。想做点儿小投资，又不成功，平白欠出一大笔债。曾经的朋友和同事各自散失，现在没有人走进这个屋子，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与刘晓云见了几面，每次她都拉着我聊到深夜，像要把一辈子的事一次讲完。离开上海前，我们在一家馄饨店坐了下来，她忽然说，“你会是最后一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了。”
“为什么？”
她的手向前伸，身子探过来，正色道，“我希望将张爱玲的礼物拍卖。”我坐立难安，店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后厨的门打开了，油烟加足了火力一阵一阵往我们脸上扑，“那，我替您找个正规的拍卖公司？”
“拍卖公司也不是不行......就是.......”她激动地抓着我，“兴许我就找你们杂志社合作好不好？”
“反正我不信任那些拍卖公司，这些虚伪的商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不会懂张爱玲。”
“没有人懂张爱玲。”她眼神热切地看着我。
异乡的团圆
时间在加多利山是停滞的。宋家阳台上一年四季开满紫红色的杜鹃花——一种南洋一带常见的阳台盆栽，当年张爱玲还在时就已种下，待到宋以朗从父母手里接过来，料理到现在，已经长成粗壮盘踞的花树，枝丫高高昂起，不时地抽出新绿，伸出阳台外。
香港学者冯睎乾这几年是宋家的常客，在宋以朗的聘用下，他加入“考古”的行列，专职研究张爱玲遗稿和残稿，以此推动作家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出版最后一部遗作《少帅》时，为防止再次出现《小团圆》时的舆论崩塌，宋以朗特意找冯睎乾写了篇夹在书里的文学评论，给读者作导读。冯睎乾当件大事，考释加评论一写写了3年，文章比小说原著还长，只好单列一本。
许多个阳光朗照的下午，志趣相投者在宋家的客厅里展开谈话。冯睎乾说，“高明的作家都有变奏......张爱玲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后期的变奏，或根本不知道她在奏什么，就说她神话破灭。其实谁稀罕什么神话？只有不被了解的作家，才会沦为传奇。”
谈话间，宋以朗总是笑眯眯听着，不爱插言，时不时地，回身从书架上抽出什么资料，以作家自己的话，对应谈话中的某个角度。友人笑，这座有着幽密收藏的老宅能通灵。
屋子里到处都是过去的人的影子。客厅最大的一排靠墙书柜里依然留着父母的书藏，书房的墙壁上，一张母亲年轻时的黑白小像羞涩地抿唇笑着。
宋家总是有个多出来的房间，供四方往来的朋友或流亡才子长期留宿，就像过去的时代在重演——1949年来香港地区之前，还在上海的父亲和祖父就经常把房子借出，以扶持他们所欣赏的艺术家、作家。宋淇一家搬去香港地区后，还让傅雷住进上海的宋家大宅里，宋家的钢琴也成了傅雷儿子傅聪的第一架钢琴。
在一步一步复原张爱玲的过程中，宋以朗也一步一步拼凑着自己与这个疏离的家族的联系。
2007年，在寻找《色·戒》的信件时，他发现其中有7年怎么也找不到了。
家中的“迷宫”不大，却很深。每一间房、每一处能存放纸张的角落他都来回翻遍了。找着找着，他想起，60年代末，父亲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夫妻随后搬去职工宿舍居住，到80年代退休后又搬回宋宅。
几天后，他在一个父母从学校带回来的大纸箱里找到了信。后来他在文章中写自己那位病痛缠身的父亲的故事——待身体好些后，宋淇开始重新工作，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给校长做写作方面的特别助理，“我父亲又开始抖擞精神写作，相信是中文大学的工作不太忙......”
2011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晓勤找上门，想邀请宋以朗写写自己的父亲与祖父。宋以朗当下很犹豫，这样的内容会让读者觉得有意思吗？
4年后，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集结成书——《宋家客厅》。
宋淇过去对儿子谈过一些宋家往事，儿子并不全信，“怕他添油加醋。”所有文字落笔前，他都要从老宅里的书信、手稿和纸条中核对一遍，以验证或推翻父亲的记忆。后来，他看宋淇写张爱玲，也同样并不依赖与她交往的记忆，笔下所出皆追究事实依据，一篇短文考据功夫做了几个月。
对张爱玲这位父辈的友人，宋以朗并无特殊的崇敬感，不喜欢被人当成张学研究者。“我所做的事情只是在帮别人提供一下他们需要的材料。”
然而看到有人发表些错误信息，他又着急。
有一天，他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3封父亲寄出的信件底稿，发现父亲也做过一样的事。
信件里的宋淇正愤愤不平，为在报纸上看见的一篇写徐志摩的文章生气，认为那篇文章对亡者多有不当评价，遂寄信向该报总编以及作者忆及自己小时候见到徐志摩的情景，“幼时因双方家中时相往还，所以志摩先生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给我印象最鲜明生动的人。”接下来，耿直的儿子写满洋洋洒洒十大页纸，描摹出徐志摩的一生。
在家中见到徐志摩时，宋淇7 岁，徐志摩死时，宋淇也才12岁。宋以朗读毕有些迷惑，这篇长文里似乎并没有多少宋淇自己的亲身所见。
直到后来与友人比对资料，宋以朗才发现，父亲也是在故纸堆里翻出的一个徐志摩——儿时见到徐志摩的记忆并未对其文章有任何帮助，他所写的徐志摩，亦是从文献资料推敲而来。功夫所为，仅仅是出于要保护自己父亲友人名誉的责任感。
宋家几辈皆有文名渊源，宋淇是活跃在抗战时期上海和1949年后中国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其父宋春舫是清末民初的戏剧家。宋以朗一向自述与父辈兴趣迥异，没想到在晚年把路走了回去。
1968年，因香港地区发生暴动，19岁的宋以朗被父母匆忙送去澳洲。要上大学选科目时，父亲因其一生的坎坷，在电话里坚决反对他读文科，对他讲，想修英文的人都要学梵文。
“这话当然是骗我的。”话未落，老先生自己先笑得停不下来，“他想吓（退）我。”
儿子乖顺地选了物理，同时逆反地天天躲在大学图书馆里看英文小说，“按书名从A看到Z”。此后，他将大半辈子编排进理科教育里，阅读的兴趣却一直保留下来。如今，他共存了5间藏书室——在纽约的公寓里，装着两千多册占满卧室和客厅的图书，在加多利山的宋宅里，书则从客厅开始一步步填满了另两个房间。
后来，他看到父亲写他的祖父宋春舫，宋春舫在欧洲苦心搜集戏剧书刊，建成一座藏书馆，书籍编号编到七千多册，孜孜不倦。
宋以朗所看见的是两个家庭的故事。上海的两个大家之后，经历了大时代的变动流转，一个来到中国香港，一个去了美国，留在香港的人生了儿子，儿子漂流四海，一生感觉不到何谓故乡，到了晚年，他回到父母所居住的地方，在文字史料中将两个家庭的根源聚拢。
人老了，翻译家的儿子愈发依赖家里的旧纸头。他记得，母亲中风后，口不能言，语言能力要一点一点捡，有时候问她一件事，她就回，“不要问我，我怎么记得，你找书信，里面肯定有的。”也许从那时起，父母就藏在信件里了。
写作“宋家往事”初始，是记者陈晓勤在主导和催促，到后来，老先生主动提出了更多主题方向。一直到整本书结束两年后，有天见面，宋以朗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再把其他的方向做完啊？
同样的问题，我再问宋以朗，他大打太极，嗓门提高，说自己随时可以从这里抽身，跑回美国去。
前几年，因房子老化严重，宋以朗请来装修队做全屋整修，包括张爱玲住过的卧房——只不过它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改成厕所了。整修时，施工队将这间老旧发黄的厕所做了改造，将它变成一间窗明几净的现代厕所。
它成了一间访客最爱参观的厕所。媒体要拍照，宋以朗也很配合地坐在马桶盖上，伸直腿，肘撑案台，摆出像坐在起居室里的姿势。
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也提到过这个小儿子，“大概有点天才，人很怪，没什么朋友，思想很有深度。”这位很怪的孩子，并不认为自己奇怪，也不觉得张爱玲奇怪。每次看到有人提起张爱玲“晚景凄凉”，他就展示她去世时留下的不小存款，“简朴只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也喜欢一个人。”
他的快乐来自他智性的生活，读书、写博客，与友人谈文论事。每当访客离开，当这座热闹的宅子回归沉寂，他就将桌上摊开的稿纸收回纸箱，装进黑色垃圾袋里，两只把手一扭，捆扎好，替作家继续“防虫”。
我问他，关于张爱玲的下一次动作是什么？他回，没有下次了。一本《张爱玲交往书信》全集会在9月出版，这就是这间房子里最后的秘密了。
“等到出完书信全集，你还有什么要问我呢？其实没什么好问的。我只是希望以后没有事做。”他说。在这件麻烦摊子上，他曾经找到新鲜、兴奋之处，而今已经变得重复，且缺乏挑战。
张爱玲作品的收益去向他已经安排好，大学的奖学金、每年的张爱玲研讨会经费、学者研究经费支持等等，这套模式可以较容易地让后人延续下去。
他正在一点点将宝库向街上的人敞开，这就是他对这件礼物最后的处理方式了。能出的遗作已经出完，遗物箱里的东西也在越来越少——3份遗礼已经各自找到了主人，作家的假发、衣服、笔等一切让张迷激动不已的东西，他都寄给皇冠出版社保管了。传奇作家留下的没来得及穿的多对毛巾绒拖鞋，有一天他没事就扔掉了。等到宝库的大门完全向外敞开，这把孤寂又嘈杂的板凳上，就不再需要下一个忠诚的子民了。
只是搜索张爱玲成了固定习惯。疫情期间无法出门，他就在不同的网站上输入“张爱玲”，看看还有多少新书弹出来，“我就想看看都能搞成什么样”——电话那头的人吃吃地笑起来。
他兴许会写个自传，但什么时候动笔不一定——等到再过25年，作家死后50年期满，宋家也不会再拥有她的版权——这件礼物，就真正属于大众，再有纠纷也与他无关了。
本文刊载于《智族GQ》十月刊，略有改动
看完张爱玲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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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刘楚楚
编辑：靳锦
摄影：贾睿、张雷/供图：三联生活周刊
运营编辑：郭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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