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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最后的代书先生:侨信里的时代命运

余波 GQ报道 2021-09-06

清朝末年起,祖籍在福建南部泉州、厦门、漳州的华人华侨,惯于通过书信与国内亲人联络。上世纪90年代起,现代通讯工具逐渐普及,侨信没落。

72岁的姜明典是福建石狮最后一个侨信代书先生。他执笔的两万多封侨信远渡重洋,记录了一个个被时代淹没的个体命运:海边渔村的男人们下南洋谋生,女人们则被留在村庄里,她们的人生轨迹,只能在姜明典的笔下留下寥寥数笔;宗族血亲以一种牢固、隐秘的方式维系着闽南人异国谋生的集体行动,这种方式跨越时间、空间,存续至今。

这不仅有宏大叙事中的家国情怀,也有时代、宗族社会造就的残酷一面。



···············


海边的代书先生

姜明典一直说,写侨信的时代早就结束了。7月底的一个上午,他送走客人,两指夹着底稿在阳光下晃几下,“现在我给人写遗嘱。”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石狮市就在海边,但白天没有一丝风。热浪以肉眼可见的形状从水泥路面升起,空气滞重,像给人盖上一层被子。

 

姜明典的代写书信小摊摆在联谊商厦的停车场入口,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小摊有两张桌子,一张挂着“代写侨信”的牌子,另一张上堆满旧报纸和写过的书信底稿。小摊位于闹市区,和土笋冻摊子、菜摊和等着拉客的摩托车们挤在一起,前面是常年交通拥堵的人民路。

 

长达一公里的人民路一直被视为石狮当代史的缩影。供销社大楼、国有银行宿舍旧址仍在,南洋风格的骑楼分布在街道两侧。


石狮市原为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县一个乡镇,1987年改设为县级市。由于祖籍在石狮的海外华侨华人众多,这里堪称处处是侨乡,家家皆侨眷。从清朝末年开始,闽南人下南洋谋生,汇款给国内亲眷兴办产业的习俗持续至今。人民路上的华侨戏院曾经是闽南地区第一座剧院,也由爱国华侨投资修建。

 

夏天是姜明典的生意最差的时候。太阳落山之前,没多少人愿意出门。代写侨信的业务没落之后,他常接一些代写遗嘱的单子,有时候也为农村顾客写一些反映环保、违法征迁问题的举报信,或者替不愿意花钱请律师的人写点法律文书。


姜明典(右)和客人

但侨信业务并未完全断绝。7月26日上午,石狮市华山村来人,请姜明典写信给菲律宾的表叔,感谢他为普渡日祭祖寄来的3000元现金。

 

普渡是闽南语分布地区最隆重的民间传统节日,重要性高于春节。普渡原为佛教用语,意为佛祖广施法力普度众生。在闽南,这一佛教仪式逐渐演化为祭祀祖先和历朝历代无名英雄的集体活动。

 

闽南人重传统、重宗族,祭祖、修宗祠等传统活动,是姜明典笔下经常出现的内容。村里修宗祠,希望海外族人捐助,姜明典写下,“伏望先生出面召集二房西轩厅所有旅菲族人,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共襄祖厅重建之大计,维维吾祖,恩德浩瀚。”

 

一个村庄的吴氏兄弟家里翻新祖屋,向菲律宾的叔伯求助,姜明典下笔含蓄,对捐助一事只字不提,只说“昔江沂吴公自菲归宁(家乡),执意建业,先父力与心违,唯父命难违,克尽衣食。今破损坍塌,吾兄弟合作修复之,悠悠寸心,若表追源报祖之志。”


这两封信件都写于今年4月。写信人找到姜明典,特意强调要用文言文,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海外族老的敬重。族内公共事务特有的仪式感跨越时间和空间,存续至今。

 

刚接触这个行业时,姜明典恶补过半年的古文,工具书《秋水轩尺牍》常备手边。《秋水轩尺牍》是清代三大经典尺牍之一,作者是屡试不第、潦倒半生的落魄文人许葭村,堪称姜明典的知音。

 

他们同样学业无成,同样卖文为生。刚执此营生时,姜明典走二十多里地下乡写信,只有一个初中时代的旧书包,单肩式,军绿色,装着纸和笔,还有一把大米,在村里和人换红薯吃。姜明典从这本尺牍中得到来自一百多年以前的慰藉: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月耳。



“不要乱写”

作为泉州地区最后一个还在营业的代书先生,姜明典的职业年限会直接决定这一行业存续的时间长度。他身体尚可,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准备写到提不动笔的那天。而向前追溯,54年前的1967年,他是接父亲姜意涛的班,当上代书先生的。

 

解放前,姜意涛从永宁镇外高村坐木船东渡台湾,到1948年已经是台南一所中学的校长,并和当地一位姑娘恋爱。这一消息辗转传回晋江县老家后,引起了整个家族的反对。


外高村码头,姜意涛在此乘船入海

 

姜家一门众兄弟皆为文盲,举全家之力供养最小的弟弟姜意涛读书,如果姜意涛在台湾成亲,迎娶外乡人,姜家最重要的一条血脉将在家乡永无留存。宗亲社会中,一个人的生老病死、红白两事都是宗族的公共事务,人首先是家族的资产。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男人,承载着整个家庭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

 

于是,在老母亲的首肯之下,姜家众兄弟想尽办法让姜意涛回到大陆,不久就命他迎娶一位同乡女子。随后,长子姜明典出生。

 

1956年,曾在台湾任教的姜意涛被开除教职自谋生路,下乡做起代书先生,为不识字的侨眷读信、写信。他做得尽职尽责,姜明典曾翻到过父亲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父亲写过的每一封信的日期、客人姓名、收信人住址和信件的大致内容。

 

十年后,尖子生姜明典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劝退。高中就在他家旁边,上下课打铃,铃锤就锤在他的心上,少年时代的梦想被敲得支离破碎。他别无他法,只有接了父亲的班。

 

第一次去乡下写信之前,父亲给他交代了临近乡村老主顾的住址,又特意嘱咐,不要打听客人的家事,进独居的女人家里要有村人陪同,否则丢了东西或者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很难说清楚。不要乱写,没人挨饿,只是生病了,要钱治病。记住,不要惹麻烦。


“不要乱写”是父亲反复告诫的,病灾是暗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给海外族人写信,不能说国内生活的真实情况,只能说生病了,要钱治病。时间久了,海外的亲人能看出一些端倪,寄回来少量现金和大量的米面粮油,由水客或回国探亲的同乡送到家里。

 

在乡间游历十年后,1977年,姜明典在石狮城区新华路礼拜堂有了一个固定摊位。当时,他是全城三四十个代书先生中最年轻的一个。母亲教过他英文,他又自学了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寻亲热潮中,在外语优势的加持下,他度过人生最好的时光。

 

那是他眼中代书行业的黄金年代。来写信、翻译的人排着长队等他。地方邮政局也要请他帮忙翻译信件信息——在长期的海内外通信中,英语已经吸收了闽南语的部分发音特征,而大陆的标准英语教材中又尚未收录这些变化。比如,蔡姓在闽南是一大姓,按照民间书写习惯,英译不是“Cai”,而是其闽南语发音“Cua”。地方邮政常译不出人名和地址。

 

每天都有人找他写信,收入尚可,又受人尊敬,原来只是当做糊口之计的工作,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好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要乱写”的告诫逐渐失效,每一个侨眷都可以告诉海外的亲人家中的真实情况。不过,挨饿、病灾的事情也逐渐绝迹了。这时,侨信更多的内容是,族人们商议如何重振家风,集资大兴土木,修复宗祠——在闽南,这被叫做“起大厝”。



究竟哪个更不幸?

代书54年,姜明典为石狮、晋江两地的侨眷写了两万多封家书。从这些用主要用钢笔和宣纸写下的书信中,他看到了闽南传统宗亲社会图景中的残酷一面。

 

一位客人叫蔡天助,如今82岁,他的父亲是石狮市祥芝镇古浮村人,成婚不久即远赴新加坡,将发妻留在国内,终生再未回国。


蔡天助


父亲在新加坡又娶了妻子陈玉英,生下蔡天助。这是当时的一种常态,闽南人称之为两头婚,男人在海外再娶,仍要定期给国内汇款供养发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蔡天助的父亲误触日军水雷,不治身亡。父亲与发妻无子嗣,按宗法,独子蔡天助是父亲的唯一继承人。

 

蔡氏族人和陈玉英商量,把蔡天助送回石狮老家,由她在新加坡再嫁。给人做洗衣帮工抚养儿子的陈玉英拒绝了,儿子是她在战乱中生活下去的希望。双方对簿公堂,争夺蔡天助的抚养权。毫无意外,族人输掉官司。

 

然而,叔伯、堂兄弟却以极不光彩的方式夺回蔡天助:他们结队搜索陈玉英,在一个码头上生生把蔡天助抢走,当即由一位族人带上回国的轮船。

 

如今为人不齿的手段,当时却被家乡族亲视为事关颜面的重大胜利:蔡天助不回国,意味着爸爸绝户。跟着陈玉英,她再嫁,蔡天助要改姓,对爸爸的兄弟、堂兄弟而言,这是奇耻大辱。至于陈玉英的感受,从来都不是族人需要考虑的。


父亲的发妻对蔡天助算不上好,他住在父亲留下的两间石房里,继承了父亲的三亩耕地。他没有受过教育,少年时期种地,成家之后采海蛎。

 

1991年,生母陈玉英突然出现在蔡天助家里。分隔了整整四十五年,他认不出这个已经枯萎的老妇人,也听不懂她断断续续的潮州话。

 

妻子先反应过来,“阿母(妈妈),是阿母。”他难过得哭不出来。陈玉英说,天助,你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母亲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在哭。没有任何装修的石板房,有眼疾的儿媳,馋肉吃的孙子们,都像无声的控诉:天助被抢回来,可他过得并不好。

 

母亲离开时,蔡天助送母亲去潮州坐船。码头上,小儿子说,阿嬷(奶奶),你带我走。已经懂事的大儿子说,阿嬷,你快回来。

 

他被抢走后,陈玉英在新加坡再嫁,早已儿孙满堂,她不能带蔡天助的孩子走。她只能说,明年,明年我还会回来。


新加坡亲人写给蔡天助的信件


第二年,蔡天助没等来母亲。新加坡的三妹夫寄来一封信,里面是一张出殡现场的照片和报道陈玉英死讯的剪报:准备回国前不久,她在新加坡死于车祸。

 

蔡天助的老友阿芳来给他读剪报:“昨天中午,一名老太婆在东海岸信立路被一辆向下滑行的旅行车夹死。”他坐在塑料椅子上,斜对着石板房的大门,右手握住左手,左手又握住右手,哀伤从干涸的眼睛里溢出来,在潮红的眼眶里打着转。

 

他搭马车去石狮城区找姜明典给三妹夫回信,请他寄一张母亲的照片,他还没有母亲的遗像。

 

父亲的发妻早已再嫁,生了几个男孩。蔡天助和阿芳回忆这场悲剧,做过代课教师的阿芳发问,“你爸爸的两个老婆,究竟哪个更不幸?”



人们都说她疯了

代书人这行有规矩,客人咨询如何处理家事时,一概不答,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姜明典却有例外,遇到被丈夫抛弃在国内的女人,他会逾越行规,力劝她们想尽一切办法出国寻夫。他说,就算丈夫在海外另有家庭,你也要去,你的人生不能就这样毁了。

 

他帮她们翻译对方移民局的外文材料,打听她们的丈夫在海外的情况。如果男人们不愿接纳发妻,姜明典会指点那些苦命的女人,先去香港或澳门,找娘家族人,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一定要见到丈夫。

 

这是逾矩,是对长期默许两头婚的宗亲社会的冒犯。可姜明典不这样想,男人有一万个理由不回国,却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要求一个女人这样奉献一生。

 

当亲眼目睹一个女人是如何被折磨疯的,姜明典很容易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晋江市龙湖镇后溪村有一个长期客户,但姜明典只知道她姓蔡,在书信中被称为蔡氏,儿子叫郭国富。

 

郭家是后溪村首富,先祖早年赴菲律宾谋生,业有所成,在后溪村建起一座占地数千平方米的红砖古厝。院落四面围墙,皆有入口,门楣雕梁画栋,石雕砖字,即便不在乡间,也算豪宅。


后溪村郭家宅院一角


深宅大院中,只住着郭国富的老祖母。祖父成婚后远渡菲律宾,只在书信和汇款中与祖母相见。

 

郭国富的父亲在菲律宾迎娶蔡氏。上世纪70年代,父亲死于海难。丧夫的女人,不再是家族的资产,而是负担。蔡氏被郭家族人送回后溪村,和老祖母同住。

 

她生于南洋华人富商之家,受过良好的中式教育。后溪村的老人说,蔡氏刚被送到郭家时大概四十岁,容貌依旧动人,日常穿不同颜色的旗袍,纯正的大家闺秀。

 

郭国富定期给村里最小的叔叔寄钱,让他拿给蔡氏。没几年,老祖母去世,深宅大院中只剩蔡氏一人。她很少出门,出了门也很少和村邻交谈。慢慢地,大家都说,蔡氏疯了。


可姜明典确信,至少回国的前几年,蔡氏没有任何疯癫的迹象。那时,她见到姜明典,会把南洋读过的书拿给他看。他问是否要写信,她说丈夫已经不在了,写给儿子吧,让他来看看我。

 

然而人人都说她疯了,这是最好的解释。否则很难说得通,在以姓氏聚居的传统村庄,为什么有人会不愿意和村邻来往。没人在乎她刚丧夫,也没人在乎她生于南洋,这里才是异国他乡。于是,大家都说她疯了。


后来,蔡氏好像真的疯了。每次见到姜明典,她都提出要给已故的丈夫写信,她还记得在菲律宾的住址。我很想他,你告诉他,快点来把我接走吧,我不要再等了。

 

姜明典把收信人改成郭国富,有时会在信末写上蔡氏的近况。大约2000年,蔡氏被村人发现死在郭家大宅中。没有人知道,她经历过怎样极致的孤独和漫长的等待。没人来接她。

 

郭氏族人为她办了简单的葬礼。连最年长的几位郭姓村民,也记不清把她葬在哪里了,“记那个干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姜明典回顾五十多年的代书生涯,找不出一个生活顺心如意的侨眷。她们多如蔡氏,一生的悲欢都隐没于乡野,无人诉说,也无人知晓。

 

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出国寻夫,可姜明典听说,也没多少结局圆满的。有些男人愿意接孩子去国外,却不提如何安置发妻。她们辗转港澳、南洋,找个同乡一起生活,把后半生交付异乡。



山河故人

1991年,姜明典把代书摊搬到人民路联谊商厦的停车场出口,并在此注册了工商营业执照。与他的小摊一楼之隔的是中国银行石狮人民路支行。几年后,那里调来一个年轻的副行长黄清海,是闽南侨批圈颇有名望的收藏家。

 

侨批是海外华人寄给国内乡眷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信”在闽南语中读作“批”,侨批因而得名。

 

黄清海是最早认识到侨批历史文献价值的人之一。他发现了旅菲华人黄开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侨批,信中记载了清军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率舰队在福州投降革命党的历史事件。

 

闽南人在海外不入籍,不习他国语言文字,只与华人通婚,子女皆入华文学校。在书信中,他们自称是家乡在福建的中国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的侨批信封上印着“欲救国亡,抵制仇货,万众一心,坚持到底”。他们嘱咐妻室,节衣缩食,捐资抗日。


他们是伟大的普通人。先辈们共赴国难的悲壮让黄清海动容,他以自己收藏的侨批为底稿,分门别类整理成书,出版过几本专著。

 

在民间倡议下,2020年,晋江市在侨乡梧林社区修复了一座侨批馆,用于展览,免费开放。刚开馆时,主办方以每天500元的价格请来姜明典,现场为游客写信。

 

游客多是文艺青年,并非侨眷。他们写信给未来的自己,姜明典按侨批的格式代笔,写完让他们带走。

 

按行业习惯,信末要由代书先生添上对海外亲人的祝福语。可写给自己的信,结尾该怎么写?他想了半天,在年轻人许给自己的一堆宏愿后面,加上“希望你能在青春时光就好好面对生活”。

 

时代变了,如今,闽南的年轻一代“下南洋”的情况越来越少,他们在国内读书、做生意,随着现代通讯工具逐渐普及,侨信没落,跟海外老一辈的通信,基本是为了修宗祠或庙宇。海外族人捐资助力,姓名刻于芳名碑。那些普通村落里的辉煌宗祠中,捐资者的姓名能刻满两三面石碑,通常半数是海外族人。

 

做了一辈子代书先生的姜明典性格有些冷漠。“卖文为生”,这是被问急了的姜明典唯一一句解释。这也是代书人这一行业的“职业病”,见惯了他人的命运起落,他们只把代书看做生意。在侨批研究者的学术著作中,代书先生被归为街边小贩一类。

 

他最大的爱好是爬山。7月27日早上五点半,姜明典骑摩托车到灵秀山。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的凉亭里可以看到海,那里恰好是外高村的方向,姜明典的父亲姜意涛当年乘船去台湾的码头就在那里。


姜明典在灵秀山晨跑


改革开放之后,父亲给台湾的旧友寄过很多次中药,每次都寄东归。旧式文人钟爱奇妙的隐喻,在古典诗词中,中原、江南人士还乡,多言东归。父亲希望台湾的朋友能东归故乡,来看看他。

 

父亲去世后,旅居菲律宾的堂姐回国吊丧,带回一个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当年,姜意涛在整个家族的意志下回国后,他在台湾的爱人并没有放弃。她辗转台湾、菲律宾多地寻找姜意涛的族人,她几乎就要成功了,因为她找到了姜意涛在菲律宾的伯父。可伯父装作不认识姜意涛,把她打发走了。

 

在灵秀山顶,讲起这段往事,姜明典尊称台湾女人为“爸爸的故人”。故人与山河,都被阻隔。

 

山下有一坐始建于隋朝的寺院,名为金相院。早上六点半,太阳升起来。姜明典下山,正赶上金相院迎来第一波香客。

 

寺院占地不大,五脏俱全,主殿、偏殿、钟楼、鼓楼一应皆有。鼓楼上,公放音响正在播送无名居士录制的歌曲《送别》。

 

曲调是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但结尾处的歌词略有改动,“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完代书先生姜明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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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余波  

编辑:王婧祎 

摄影:余波

运营编辑:郭璐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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